吴 枞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市 房山区 102400)

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有很多原因：首先是为了继承马克思的遗志，发展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次，回击资产阶级超历史和超阶级的国家观，对国家的起源给出科学的回答；再次，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关前两点写作缘由的论著颇丰，不再赘述。就最后一点，现有的关于《起源》指导工人运动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家理论”层面，极少关注到《起源》中关于女性的论述与指导工人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起源》讨论女性问题的真正意图。虽然凯瑟琳·麦金侬曾提出恩格斯有将女性纳入阶级关系和社会变革理论的意图[1](P31)，刘莉、王宏维在他们的论文中将“恩格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必须为‘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提供理论支持”作为《起源》的写作缘由之一[2](P11)，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就此展开论述，也未能给出明确的解释。

不可否认的是，恩格斯《起源》对女性的关注的确与工人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女性及女性运动应该从属于工人运动。1891年，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批评了当时维也纳的一些女工报纸“还处在沙克的强烈影响下，希望有一种特殊的妇女运动，而不希望妇女运动只是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进一步指出“所谓争取妇女权利的特殊的运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把戏”。[3](P519)这正是恩格斯关注女性的基本态度，他认为无产阶级女性应该加入工人运动，而不是“特殊的妇女运动”，也就是资产阶级女性运动。正是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恩格斯完成了《起源》的写作，并在第四版中对“家庭”这一章节做了较多补充，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女性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出女性问题的解决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同一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总的来看，《起源》讨论女性问题的背后是恩格斯对于指导工人运动的现实诉求：将无产阶级女性纳入革命运动。

一、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关注女性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女性受压迫，而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同时发生，附属于阶级压迫，在阶级社会就表现为阶级对立。由此，他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压迫纳入阶级对立的范畴，认为在资产阶级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4](P87)换言之，恩格斯始终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关注性别问题，对女性的关注实质上是对无产阶级关注的延伸。

(一)揭示女性群体的阶级差异性，关注无产阶级女性

恩格斯认为女性本身并没有任何阶级性可言，她们所属的阶级只能和她们的丈夫相同。因此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恩格斯按照现有的阶级划分标准，将女性划分为资产阶级女性和无产阶级女性，并分析了不同阶级间的差异性。首先，无产阶级女性受到资本的压迫，而资产阶级女性受到来自家庭的压迫，二者所要反抗的对象不同。其次，资产阶级女性所诉求的是两性之间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无产阶级女性所诉求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两者的基本诉求不同。由此，他认为两个女性群体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观点受到了女权/女性主义者的质疑，她们认为恩格斯仅从阶级着眼，忽视了女性作为群体的特殊社会体验，本斯顿甚至提出“女性是独立的阶级”，将性别作为划分阶级的新标准。[5](P33-34)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女权/女性主义者始终关注性别问题，寻求女性解放，而恩格斯则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寻求无产阶级的解放。本斯顿从女性的立场出发，看到了女性群体的共性，恩格斯则在阶级的范畴内关注女性，关注到了女性群体的差异性。同时，在强调阶级差异性的基础上，恩格斯更多地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在无产阶级女性群体。其实早在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已经开始关注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并意识到她们同工人之间的天然联系。《起源》延续了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女性群体的关注，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家庭、婚姻状况，热情地赞美了无产阶级女性。

(二)重点关注走出家庭的无产阶级女性——女工

无产阶级女性和女工的划分方式来自马克思，他在《1844经济学手稿》中已经提出一部分无产阶级女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加入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女工。恩格斯也十分关注无产阶级女性的状况，并认识到了她们加入社会生产的重要意义。他描述道：“只有现代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4](P87)进入社会公共生产是女性走向解放的第一步，而无产阶级女性走进工厂，成为女工正是这关键的一步，因此他非常支持女性走出家庭。为了吸引无产阶级女性走出家庭，他在《起源》中描绘了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劳动方式的画面：“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6](P75)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这难以实现，本斯顿早就提出：“在没有解决家务劳动的情况下，提倡妇女介入公共事业……只会是对解放的背离。”[5](P34)参照今天女性群体在工作与家庭的夹缝中挣扎求生的现状，亦可知恩格斯的这一畅想难以实现。

既然如此，恩格斯为何要指导无产阶级女性走出家庭呢？这是因为走出家庭加入社会化大生产是无产阶级女性加入工人运动的重要前提。只有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无产阶级女性才能成为女工，与男工有共同的敌人，有着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压迫、解放无产阶级这一共同的目标，也才有可能投身工人运动，成为工人运动的同盟军。换言之，恩格斯真正关注的从来不是女性本身，而是特定阶级、特定角色下作为同盟军的女工群体，所以他有意识地将《起源》所关注的女性范畴简化为无产阶级女性，并积极鼓励她们走出家庭，成为女工。

二、说明工人运动需要无产阶级女性，特别是女工

随着无产阶级女性不断走出家庭，女工的数量越来越多，成为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但囿于性别的差异，其力量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甚至是排斥，未能找到合适的参与斗争的途径。面对这一困境，恩格斯尝试说服工会和工党，更好地团结无产阶级女性，推进女工加入工人运动。

(一)无产阶级女性被歧视，女工的巨大潜力被忽视

恩格斯很早便察觉到了无产阶级女性的巨大潜力，早在1873年，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3](P13)同时，倍倍尔认为：“妇女职业在向一切职业的领域扩展中……女性职业者的人数在绝对地增加……但是加入工会加入无产阶级斗争的比例却不高。”[7](P228)因此，恩格斯认为需要团结的“尚未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应该就是广大无产阶级女性，特别是“女性职业者”，也就是女工们。另外，此时的女工受到的压迫剥削比男工更甚，工资较男工更低，可选择的工作范围更狭窄，也无法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政治权利。因此恩格斯认为女工群体拥有较强的革命性，是值得争取的革命力量。

但此时女工和无产阶级女性却遭到了工会和工党的排斥。这一时期的男性工人普遍坚持女工应该离开工厂回归家庭，工会也支持男性工人对女工们的排斥行为，拒绝女工加入工会，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法国尤为明显，这就导致女性在参与公共劳动的同时，其社会地位却没有发生改变。同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有反对无产阶级女性加入社会化生产的声音，反对者们认为女性作为低等的生物应该待在家中，由社会保障她们丈夫的工资足以供养家庭，因此女性不需要工作。这阻断了无产阶级女性走出家庭的道路，将潜在的革命力量扼杀于摇篮之中。工会和党内存在的这种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革命的发展，恩格斯迫切地想要改变这一现状，争取团结新的革命力量。

(二)团结无产阶级女性，接纳女工加入工人运动

1884年2月16日，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描述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热情。并表示没有时间对马克思的札记进行整理。然而在3月份的晚些时候，恩格斯立即开始写作《起源》，并在5月底完成了此书。对恩格斯写作计划的突变，莉丝·沃格尔敏锐地指出：“这个背景很有可能是政治性的。”[8](P74)的确，1878年至1890年期间，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被迫转移到地下，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为了争取更多的有生力量来挽救革命，恩格斯试图通过《起源》使工会和工党认识到，无产阶级女性群体是工人运动的后备军，女工更是工人运动的天然同盟军。1891年，恩格斯在与倍倍尔通信中写到：“引人注目的是，妇女们现在参加运动的热情非常之高……下一次革命中，妇女将起巨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因素，它所发挥的影响是预料不到的。”[3](P511)积极肯定了女工对工人运动的巨大作用和重要影响。另外，1892年1月，恩格斯先后两次写信给劳拉，希望她能给《女工报》写点什么，尝试进一步推动女工加入工人运动。

《起源》在工人阶级中迅速得到传播，卖出5000册的数量，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影响深刻，正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1895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传播》中的评价：《起源》“推进了革命工人运动中妇女就业问题上澄清思想的过程，并促使社会民主党争取把女工吸引到无产阶级斗争中来。”[9](P156)《起源》扫清了工会和工党的错误思想，有效地促进了无产阶级女性就业，并促使女工加入工人运动。

三、阻止无产阶级女性加入资产阶级女性运动

倍倍尔对资产阶级女性运动态度暧昧，而恩格斯则认为这一女性运动掩盖了女性之间巨大的阶级差异性，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对资产阶级女性运动持消极态度，反对无产阶级女性参与其中。

(一)否认女性拥有共同利益，排斥资产阶级女性运动

倍倍尔认为女性有超越阶级的共同利益，他指出：“改变现在国家政体和社会组织以及法律的制度……这是妇女全体共通的利害关系。”[7](P5)因此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可以为所有女性带来好处，包括无产阶级女性。恩格斯则认为倍倍尔忽视阶级差异性，仅从女性立场出发认为所有女性享有共同利益这一点是错误的，他试图以不同阶级女性间的差异性来证明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并不能给无产阶级女性带来利益。首先，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女性和资产阶级女性所要反抗的对象不同。而事实是，二者同样受到来自家庭的压迫，在消除家庭中男权方面享有共同的利益。其次，恩格斯认为二者的基本诉求不同。但此时资产阶级女性的诉求主要集中在政治法律领域内，无产阶级女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获益。190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女性会议得以召开正是得益于资产阶级女性的不断抗争,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可以为无产阶级女性带来利益，那恩格斯究竟为何仍然排斥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呢？

首先，资产阶级女性运动从本质上仍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这与恩格斯所坚持的女性解放必然推翻资本主义的基本立场相矛盾。因此，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女性运动采取了警惕和消极的态度，而对无产阶级女性投身工人运动表示关切和赞美。1877年，恩格斯写信给娜塔利亚，表彰了德国女性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其次，虽然女性解放要求处理好性别矛盾和阶级矛盾，但两种矛盾的先后主次问题仍有争议。资产阶级女性运动致力于解决性别问题，恩格斯则认为目前应该先集中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只要消灭资本主义，性别压迫也会自然消亡。总的来看，恩格斯排斥资产阶级女性运动，是因为它分散了无产阶级女性的力量，妨碍了她们加入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

(二)揭示加入资产阶级女性运动的消极后果

当时的资产阶级女性运动蓬勃发展，取得了一些初步胜利，加之倍倍尔未能阐明阶级矛盾和性别矛盾的主次关系问题，导致无产阶级女性在阶级斗争和两性斗争中摇摆不定，甚至有不少无产阶级女性投身资产阶级女性运动。1880到1890年期间，法国的女性运动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对立的观念：一派强调两性斗争的重要性，鼓励无产阶级女性加入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另一派认为法国妇女社会党属于法国工人党的一个女性组织，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就导致无产阶级女性一时投身资产阶级女性运动，一时投身工人运动，未能结成稳固的阵营，始终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相反，英国的无产阶级女性从一开始就与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关系密切。1874年“妇女先知和保护同盟”成立，她们关心女工问题，带有明显的阶级调和色彩，吸纳了众多无产阶级女性加入其中，但最终因为阶级的不同要求，女工们又纷纷退出了这一联盟。

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女性加入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导致了两败俱伤的局面：一方面，女工脱离了他们的母体——工人运动之后，她们的斗争被阻碍和毁坏；另一方面，工人运动也失去了女工的支持，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力量。这样的局面导致了工人运动和女工之间的分裂，同时削弱了双方的力量，不利于革命运动。而倍倍尔的暧昧态度正是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之一，就像莉丝·沃格尔所指出的：恩格斯决定写《起源》，“当然也表明他认定倍倍尔的作品确有缺陷。”[8](P74)《起源》试图澄清倍倍尔遗留的问题，指导无产阶级女性在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做出正确选择，为她们加入工人运动扫清道路。

四、联合无产阶级女性推翻资本主义

恩格斯始终认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仍是阶级矛盾，所以他尝试消解无产阶级内部的两性矛盾,联合无产阶级女性一起推翻资本主义，并指明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之后，女性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一)主观忽视无产阶级内部的性别矛盾

恩格斯在《起源》中坚持无产阶级女性同男性一样受到来自资本的压迫，而没有受到来自家庭和同一阶级男性的压迫，换言之，无产阶级两性间是平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恩格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起源》中写道：“在无产者家庭中，自专偶制出现以来一直就蔓延开来的对妻子的野蛮粗暴也许还遗留一些。”[6](P73)将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野蛮粗暴”对待勉强解释为专偶制的遗留，转而从理论上论证无产阶级两性是平等的。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家庭的实质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相反，无产阶级家庭两性处于平等的地位，无产阶级女性对丈夫不具有经济依附性，因此并没有受到来自丈夫和家庭的压迫。这种经济决定论有其明显的缺陷，并不能彻底解释恩格斯自己揭示的无产阶级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野蛮粗暴行为。另外，这一时期的女性工人与男性工人之间的分工十分明显，女工始终处于依附地位，从事着较为边缘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受到男性工人和工会的排斥。事实上，男性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意识地对女工进行压迫，使她们处境更为艰难，这无疑造成了无产阶级两性间的矛盾。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对无产阶级两性间的这类矛盾作过具体的描述，恩格斯对此也是知晓的。1884年1月18日，恩格斯感谢倍倍尔把《妇女》第2版寄给他。“我已经津津有味地把它读完了……有很多好东西，你谈到德国工业发展的那些地方，写的特别清楚，特别好。”[3](P195)然而他在《起源》中却对这一矛盾只字未提，反而简单地将女工们所受的压迫归结为来自资本的压迫，这背后的缘由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不论是对无产阶级两性间在家庭中矛盾的一笔带过，或是对二者在工厂中矛盾的回避，显然都无法从逻辑上去理解，而只能从恩格斯的主观情感和写作意图来解释。1885年7月5日，恩格斯在信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10](第38卷，P339-340)这正是他写作《起源》的基本立场，恩格斯选择忽视无产阶级两性间实质上不平等这一事实，在《起源》中宣称二者是平等的，其目的是团结女性群体，更好地巩固无产阶级阵营，统一革命战线。

(二)强调无产阶级解放是女性解放的前提

恩格斯反复强调女性只有在无产阶级解放之后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以婚姻自由为例，他指出：“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才能普遍实现。”[4](P95)将女性自身的解放与消灭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起源》将女性的解放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并为其设定了两个不相关联的目标：同无产阶级男性一起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在消灭私有制之后，女性才能走向自身的解放。然而，《起源》对女性解放的两段革命道路的描述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恩格斯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无产阶级女性和无产阶级男性处境相同，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并积极鼓励无产阶级女性加入革命运动。反之，仅用寥寥数笔勾勒了女性自身解放的第二段革命道路，并在对女性未来幸福生活的想象与展望中结束。正如理查德·埃文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女性解放所谈甚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8](P34)事实上，恩格斯关注的始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女性解放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关注。

恩格斯关于女性解放的论断遭到女权主义者的质疑，她们指出恩格斯的观点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女性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而为什么实现公有制之后女性能够得到解放。就像哈特曼所说：“妇女不应该相信在革命之后男人们会解放她们，一方面没有理由可以认为男人知道如何解放妇女，另一方面对于男人来说也没有必要这么做。”[11](P120)的确，男性并不了解如何解放女性，也没有必要解放女性。恩格斯一直未能正视无产阶级两性间的矛盾，对无产阶级两性平等的描述缺乏现实依据，而以“平等现状”为基础的女性解放道路也自然难以如他所设想的一般。可以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女性许下的美好愿景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理论分析和支持。究其缘由，恩格斯关心的从来不是女性解放的问题，他真正关注的是现阶段如何能更好地团结无产阶级女性，将她们纳入革命运动。

恩格斯始终从无产阶级革命视角思考女性问题，《起源》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使无产阶级女性在工人运动中扮演角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从理论上证明工人运动需要无产阶级女性，消除了工会和工党对女工的歧视，同时消解了无产阶级两性间的矛盾，指导无产阶级女性同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划清界限，加入社会化大生产，加入工人运动，成为了革命运动的同盟军。总的来看，《起源》成功地将无产阶级女性纳入了革命运动，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