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辉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概括，进而构建起无产阶级政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基本理论。”[1]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起源和在华的传播历程进行了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体系建构进行了研究，但对于中共早期开展的妇女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认知与实践方式及其意义的研究并不深入。本文试图围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随着中共“二大”前后妇女工作的初步开展而传播的历史过程，对早期中共对这一科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过程及其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内涵及其在华早期传播的历史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内涵

1.妇女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妇女一般泛指女性，是与男性相对应的一个性别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妇女具有独特的阶级性意义，区别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将“争取法律对女性参与社会权利的认可”作为其追求的终极目标[2]，马克思主义不仅认识到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旧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不被重视和保护的地位的实际情况，并认识到了妇女与男性因自然性别不同而带来的各种特殊性，更通过阶级的眼光分析这一群体，从而对妇女的概念进行了超越性别化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妇女在观念上的“去工具化”。马克思指出，“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而“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3]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妇女实质上被视作了工厂或家庭中的工具，随着劳动力的盈缺情况变化而被要求在工厂工人和家庭保姆间转换角色，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只笼统地将处于这种处境的妇女当成了缺乏合理报酬和合法保障的性别群体，却没认识到无论怎么要求保障妇女的利益，在观念上也改变不了妇女被视作“工具”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分析法在观念上对妇女进行了“去工具化”理解，将妇女的解放视作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内容之一，从而对妇女的地位进行了阶级化诠释。基于性别特征而进行群体区分，而又超越性别特征分析妇女这一被奴役压迫的群体，从阶级观点诠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的妇女，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显著特点。

2.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是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是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毛泽东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4]将妇女的解放和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鲜明特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性质的判断向来是与阶级分析法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坚持以阶级分析法看待社会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仅将目光局限在妇女自身，而更进一步将妇女的前途命运和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除了具有科学性和进步的文明性，也具有了历史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只可能、同时也必须寄寓于以推翻阶级压迫、进而推翻一切形式的压迫为目标的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5]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将妇女解放的群体目标和全人类解放的宏伟理想结合起来，认为使妇女不受奴役不能依靠资产阶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要依靠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换言之，妇女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过程即是妇女逐步得到解放的历史进程。

3.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群体在数量上是人类的一半，因此妇女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妇女解放的程度也就成为了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一方面，人类的解放过程不是被剥削的男性获得解放的过程，妇女的参与是人类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6]343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准地衡量。”[6]59另一方面，妇女解放是普遍解放内容的重要部分，人类普遍解放必然意味着妇女得到解放，两者并不存在一个谁先谁后的关系，而是一个同步进行的历史过程。因此，妇女解放的程度也是人类普遍解放的程度，这“两个程度”实质上并无不同，两者存在性质上的共同性和时间上的同步性，从妇女解放的程度可以精确地看出普遍解放的程度。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条件

1.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早期传播的国际背景。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向警予、杨子烈等中共妇女干部在这些学校中系统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推动了这一科学理论的在华传播。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翻译了一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就包括了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容，中国社会得以广泛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2.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正式走向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为争取“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合理诉求而开展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系列罢工运动中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争取全民族解放成为了中共的目标之一，妇女解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共的推动下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3.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理论的传播介质是文字和语言，而利用介质的人会因自身的信仰喜好对多种理论进行有选择的传播介绍，并可能根据自身的需要而提出创造性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下去，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主体作用。李大钊在向国内介绍布尔什维克时，指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对于妇女问题的主张：“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7]；毛泽东接连发表十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对赵五贞自杀事件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利用各种社团创办的刊物，研究宣传新思想，进行社会调查，进行新村实验与互助生活的尝试”[8]。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早期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4.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传播的现实动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和广大被压迫的妇女群体选择这一科学理论的现实动力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还有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理论。1923年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也提出过：“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辅助其均等的发展。”[9]但是归根结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女权运动所能取得的效果是有限的。正如陈旭麓指出的那样，“以超前愿望规划的改造中国的行动，没有一次不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面前碰壁”，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又以客观现实限制了主观愿望。”[10]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已被证明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而当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从俄国席卷至中国的时刻，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倡导妇女解放要与无产阶级解放一起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传播明显地表现出了与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契合性。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历程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五四运动前后广泛传播。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已经被零星地介绍到中国了，但相关的译作太少、影响力太小，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章被译介到中国时，这一科学理论才被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广泛传播不仅表现在相关的作品被翻译介绍，更表现在国内的知识份子开始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思想武器，抨击封建主义妇女观、分析社会妇女问题、倡议保护妇女权益。毛泽东、李大钊、李达、向警予等纷纷撰写和发表文章，提出关于妇女问题的主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广泛传播。

2.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共成立到中共“二大”前后被正式认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妇女问题，到中共“二大”召开时，制定了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事实上确认了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作为自己开展妇女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上，妇女部在中共“二大”上被设立，以加强对妇女工作的具体指导；理论上，《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分析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目标；实践上，中共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如女工罢工运动等。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这一时期被正式认可。

二、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妇女工作的初步开展

(一)中共“二大”前后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理论探索

1.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视角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科学性。中共“二大”前后党开展的一系列妇女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妇女问题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从理论发展上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从长期历史中妇女地位的演进过程来看，不同阶段的社会妇女观具备不同特征，总体上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体现出其内涵中的文明的进步。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女性经历了从地位至高无上到地位逐渐低于男性，再到受到“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的束缚的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转型变革期，制度的剧变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广大妇女从奴性中逐渐觉醒，产生了一批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建构与宣传者，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封建社会的腐朽道德观念进行了尖锐的质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保障妇女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权益的主张。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1]而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下，妇女是无法真正成为自由的生产者的。中共“二大”的宣言中表达了希望能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的宏远目标，而这个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私有制逐渐被废除、一切剥削和压迫都逐渐消失的过程，自然也就涵盖了妇女逐渐得到真正解放的过程。

2.从横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角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可行性。在五四运动到中共“二大”召开前后，中国社会上充盈着各种为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而呼吁的声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到了妇女的教育、经济和婚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女权活动家们为争取参政权力而奔走努力的事件，但都没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果。1921年2月，广东女界联合会的妇女代表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递交给国会，要求将妇女参政条款写入省立宪法，保守的议员冯和清与林超南以拳锤桌，大声斥责妇女们是自找麻烦，并向妇女们扔墨水瓶以示恐吓，引发了一阵混乱，导致了多名妇女代表受伤，一位叫曾素贤的妇女代表被椅子砸中后不省人事。这一事件证明，把中国看作一个孤立的社会，而不考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仅要想通过递交请愿书、由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由上而下的政策改革来推动妇女解放是不现实的。

(二)中共“二大”前后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实践探索

1.设立妇女部，推动建立妇女解放联合路线。中共“二大”的宣言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2]115，以期实现工人和农民阶级的解放，而妇女解放是这一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妇女解放联合战线的前提是妇女群体自身成为一个团结的可以被联合的群体。中央层面设立妇女部是中共为领导妇女运动而进行的一个开创性举措。封建主义制度下，保障妇女的权益从来不是统治者考虑的内容；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妇女平等的口号虽然被有所提及，但资产阶级政府并不能制定真正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制度。正如列宁所说：“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生活而不把妇女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是不行的。”[6]315在此情况下，中共“二大”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下专门设立了中央妇女部，任命向警予为部长，以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向警予1922年于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中被选为中央委员，她是党的历史上首个女性中央委员，作为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妇女工作，促进了妇女群体的团结。根据海伦·福特斯·斯诺的调查，“在向警予从事妇女工作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只有一些小型的非政治性的资产阶级组织，例如基督教女青年会、妇女争取政治权利联盟和一个节育联合会。”[13]

2.开设女校，致力提高妇女马克思主义知识素养。开设平民女校是中共“二大”前后的妇女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共“二大”呼吁，要“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12]13，但是，“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12]88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在中共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下创办，二十多名学生在学校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平民女校的学生在学校新思想的环境中，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学习了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并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有的后来成为党的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14]。出于各种原因，平民女校仅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其开创性的意义在于，“通过办学培养妇女干部，自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经验。”[15]并且，女校短暂存在的时间段里，也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妇女人才。

3.创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共“二大”提出了要响应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中关于“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12]88-89的决议，蔡和森主编的《向导》周报特别开设了妇女专栏，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声援各地的妇女运动。另外，早在1921年12月10日，中共就以上海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妇女声》杂志，中共的核心成员如陈独秀、李达等均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妇女声》由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李达直接领导，以妇女“取得自由社会底生存权和劳动权”为标语，公开宣称，妇女群体“应当抛弃过去的消极主义，鼓起坚强的意志和热烈的精神，在阶级的历史和民众的本能中寻出有利的解放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16]28《妇女声》于二大闭幕后不久停刊，但共产党人并未就此停止为妇女解放而发声，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主张言论在《新民意报》的《女星》附刊、《民国日报》的《妇女评论》和《妇女周报》附刊上均不断发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社会影响。

4.组织罢工运动，唤醒女工的阶级自觉意识。在小农经济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帝国主义资本侵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稍有发展的境地中，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农民阶级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在中国的一大部分地区转化为了男女同为工厂做工、一齐被工厂主剥削的状态，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尊严目标的争取，中国出现了若干次中共领导下的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罢工潮，如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女工罢工也是罢工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1922年上海日华纺织工人罢工中，据报道，“生手女工颇有烦言”、“各部男女工人大愤”[16]37，均体现了妇女对封建主义妇女观的唾弃和为追求自身社会地位的合理认可的渴望。中共“二大”提出了要倡导“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12]116。在中共的领导和支持下，爆发了如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等一系列的罢工运动，这些罢工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女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特性，并鼓舞了她们为争取自身解放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早期传播与二大前后中共妇女工作的初步开展的意义

1.对古代中国封建主义妇女观进行了历史批判。封建主义妇女观，是封建社会中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上歧视和剥削女性的腐朽思想观念，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上长期流行。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没有继承家产的经济权利，也没有受教育和参政的政治权利，只能沦为男性的奴隶，被视为可以随意赠送的器物和给男子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资本入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发展，在小农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妇女不得不进入工厂出卖劳动力，被资本家剥削。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共因此主张“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12]88。封建主义妇女观中的妇女并不被视作与男子平等的“人”，更多地被认为是“牛马”，在法律层面，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在道德层面，“男尊女卑”被认为是绝对的铁律。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传入中国，要求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法律，保障妇女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对古代中国的封建主义妇女观进行了完全的批判，初步重构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导向为基础的妇女观体系。

2.为日后中共的妇女运动提供了实践经验。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妇女工作一方面是自戊戌变法时期起的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参政权利的资本主义女权运动的延续和升华，一方面也是近代广泛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肇始。江泽民概括近代妇女运动时指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自己艰难而光荣的历程。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入，它曾一度在我国近代迸发出几束耀眼的光芒，但很快就随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失败而归于低沉。只有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候，才蓬勃发展，一往直前。”[17]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自维新变法时期就已零星出现，辛亥革命后，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中具有相当知识水平的妇女纷纷提出了要求妇女获得参政权的主张，但其资本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得到充分实践。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初步传播，中共“二大”前后党开展了一系列妇女运动，并在全国各个城市集合包括妇女参政同盟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使得“除了以往的中上层知识妇女外，小知识分子女性和广大的劳工妇女也加入了革命，从而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全民性的妇女解放运动。”[18]

3.对妇女群体的革命热情起到了激发作用。在阶级社会中，妇女群体即使意识到了自身受到奴役和压迫的事实，并做出了一些局部的反抗运动，但总体来看，妇女群体在未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只简单地为争取某些妇女权利进行碎片式发声时，妇女群体仍然只是一个自在群体，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者，自然也无法取得预期的理想结果。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将妇女解放放到了阶级解放的内容中，因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妇女群体才能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到真正的解放。正如向警予所说，“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19]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初步传播，激发了一部分妇女的革命热情，从而使她们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发起了一系列的妇女运动。根据向警予的调查统计，1922年，“女工罢工的工厂共六十余个，罢工人数三万余，罢工次数十八次”[16]89，即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妇女群体中得以贯彻实践的具象表现。在这之后，妇女群体的革命热情愈发高涨，参政热情也不断提高，为中共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民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