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远亮，朴英爱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正由贸易和引资大国向投资大国转变。2002年我国OFDI的流量仅为27亿美元，经过连续14年的快速增长，2016年达到1961.5亿美元，占全世界资本流出量的13.5%，居全球第二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OFDI又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中亚五国因其特有的地理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和投资的优先、重点区域。

我国OFDI对贸易的影响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常常差异较大。张纪凤和黄萍（2013）[1]构建出口引力模型，利用我国与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混合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OFDI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促进效应都存在。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2]利用中国对45个国家OFDI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等影响因素后，OFDI对中国双边出口和进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OFDI对贸易的影响随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张应武（2007）[3]研究表明OFDI对出口具有贸易创造效果，但对进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并认为我国OFDI增加并不会引起国际收支失衡。而欧定余和魏聪（2016）[4]认为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贸易替代作用。薛曜祖和黄蕾（2017）[5]对2003—2014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O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贸易创造作用，但是对各个国家的影响不一致。其他学者[6-8]也发现了这样的国别差异。由此可见，国际投资性质、东道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以及以东道国不同的经济指标为控制变量都会使OFDI对贸易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中亚五国为样本，选取中亚五国市场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及其与OFDI的交叉项，分析东道国经济自由化与我国OFDI对贸易的联合影响。样本数据分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的两个样本，通过比较这两个样本下的参数估计值，识别OFDI对贸易影响的新特点。

1 研究思路与模型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引入FDI、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标及这两个变量的交叉项，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水平与我国OFDI对贸易的联合影响。在此设定下，OFDI对贸易的影响不再由模型中FDI的参数估计值来表示，而是由其与交叉项来表示。并通过对2013年前后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后的新特征。

为了区分O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上的差异，在分析时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别进行讨论。所采用的基本引力模型如下：

其中，Tij，t表示i国和j国间的贸易，Gi，t表示i国的经济总量（或市场规模），Dij表示i国和j国间的距离。Xt表示其他因素，本文设定为中国OFDI及东道国经济自由化指数。OFDI常通过生产或供给对贸易产生影响，而在生产过程中FDI作为资本项是前定的状态变量，因此，OFDI对东道国的影响通常具有滞后性，存量的影响更为如此。因此，本文最终将计量模型设定为（对数变化后的引力模型）：

其中，T为贸易量，本文分别为进口和出口，Yij，t为引力模型中贸易的基本影响因素，包括两国的经济总量（其他人口、汇率等因素。本文通过试验发现这些因素的参数估计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且对其他参数估计值的影响也不明显，所以在最后的计量分析中省略）；FDIij，t表示中国对相应东道国的直接投资，EFI为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化水平，FDIij，t×EFIj，t为我国OFDI和东道国经济自由化的交叉项，表示这两个因素的联合影响。

交叉项是本文研究的关键之一。不存在该项时，OFDI的参数表示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其值为正时表明FDI增加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即具有贸易创造作用，该值越大这种作用就越强。然而本文引入交叉项后，这一理解过程发生了变化，OFDI参数不仅具有原来的意义，并且需要结合交叉项的参数估计值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首先，交叉项的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时，表明FDI对贸易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二者之间的一般性关系，还取决于经济自由化水平。如OFDI的参数为正，而交叉项的参数为负值时，并不能得出FDI一定会创造贸易的结论，因为当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严重减弱时，OFDI和经济自由化的联合影响可能抵消OFDI的正向影响，使OFDI对贸易表现出替代的作用。

本文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将样本分成2003—2007年和2013—2016年两个子样本。2013—2016年样本代表“一带一路”倡议后OFDI对贸易的影响，2003—2007年样本更适合于“一般条件”下的结果。样本划分时舍去了2008—2012年的样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全球经济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经济变量之间可能无法维系正常关系；其次，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OFDI增速放缓，直到2010年才开始大幅增加。

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3—2016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年度数据。用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双边商品和服务产品的进出口额表示贸易量（以中国为基准，即出口表示中国对某一中亚国家的出口，而进口表示中国从相应国家进口的商品和服务）。采用中国对各国OFDI的存量表示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水平，运用以美元计算各国GDP表示该国的经济规模。因经济自由化涉及范围很广，本文选取东道国经济自由化中的金融自由化指数、投资自由化指数、市场自由化指数三个对OFDI影响较大的指标及其与OFDI的交叉项，来分析东道国经济自由化与OFDI对贸易的联合影响。金融自由化主要包含利率自由化、合资经营、业务范围自由化、金融机会准入自由、资本市场自由流动等。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外资准入、履行要求的禁止、获取投资待遇、投资争议解决方式的国际化等诸多方面。市场自由化是指放宽有关税收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允许资金在东道国内自有流动等。样本数据分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的两个样本，通过比较这两个样本下的参数估计值，识别OFDI对贸易影响的新特点。在模型估计时，对GDP和FDI都进行了对数变换。

本文所用数据中，包括中国在内的GDP取自世界银行的数据库，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亚五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数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

3 实证分析

3.1 完整样本分析

表1（见下页）为一元回归、引力模型下东道国经济自由化与OFDI对贸易的影响。

由表1可见，一元回归和引力模型下OFDI对贸易的影响比较相似，对双边进出口的影响为正，表明贸易创造。然而两国的GDP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但东道国的GDP对进口贸易存在正的影响。

表1 东道国经济自由化对贸易的影响

表1中第5列和第6列为引力入模型下加入市场自由化指数、投资自由化指数及金融自由化指数后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经济自由化指数的参数估计值基本不显著，但FDI的参数估计值发生明显变化。虽然FDI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依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是对出口的影响系数明显减小，而对进口的影响系数有所减小。这表明FDI和经济自由化指数不是完全独立。此外，从拟合度上看，加入经济自由化指数后拟合程度明显提高，其中出口方程的拟合度由原来引力基本模型的0.68上升到0.87。

为了进一步理解经济自由化与FDI对贸易的影响，在上述基础上加入FDI和经济自由化指数的交叉项，回归结果见表1中第7列和第8列。加入FDI和东道国经济自由指数的交叉项后，OFDI的参数估计值发生显著变化：首先，无论是在出口还是进口方程中，参数估计值不再显著，而且进口方程中的参数估计值变为负；其次，出口方程中投资自由化指数、金融自由化指数及其与OFDI交叉项的参数估计都在统计上显著；再次，进口方程中市场自由化指数和金融自由化指数的参数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而这三个自由化指数与FDI的交叉项都在统计上显著。上述结果均表明OFDI对贸易的影响均受经济自由化程度的影响，即经济自由化程度与FDI对贸易产生联合影响。

由表1的第7列可知，OFDI虽然对出口的直接影响是正（0.174），但是投资自由化对出口的影响为负。原因在于东道国的投资自由化程度越高，会吸引越多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投资，会对中国OFDI及出口形成替代。但是与投资的交叉影响为正（0.01），表明投资自由化程度越高，OFDI对出口的创造效果越大，OFDI与金融自由化交叉项的系数为负，说明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中国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弱。

表1的第8列为进口方程。OFDI与市场自由化交叉项的参数为正，说明东道国市场化程度越高，我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越多。这是因为我国的OFDI不仅为东道国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基础设施，进而降低东道国商品的生产成本，也通过OFDI伴随着技术、管理等溢出效果，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扩大对外输出能力（包括中国）。显然东道国的市场自由化程度越高，基础设施便利及技术等溢出效果使企业生产能力越大，我国OFDI的贸易创造效果就越强。

与市场自由化的影响不同，金融自由化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为正，但与OFDI的联合影响为负，且在统计是显著的，说明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我国OFDI对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弱。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相似，与OFDI的联合效果为负。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均表现了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和资本的流动性，与OFDI的联合性效果为负，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性，即东道国资本的流动与便利性降低了我国OFDI对东道国出口，进而对我国进口贸易产生影响。

3.2 分样本分析

为了分析新形式下FDI对贸易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分割成2007年以前和2013年以后两个子样本，将前一个样本对应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的时期，而后一个样本对应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时期。前一个样本将2008—2012年排除在外，以剔除金融危机及其影响。

表2 分样本下的市场自由化的参数估计值

表2为加入市场自由化及其与OFDI交叉项后的回归结果。在2003—2007年样本中，0FDI、东道国市场自由化及二者的交叉项对进、出口的影响均不显著。然而在2013—2016年样本中，OFDI对出口具有较强的正影响，且在统计上显著。东道国市场自由化程度对出口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而对进口具有显著的正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OFDI与东道国市场自由化程度对进口的联合影响为负，说明OFDI与市场化程度虽然都增加了我国的进口（东道国对中国的出口），但二者具有替代性。

表3 分样本下的金融自由化的参数估计值

表3为加入金融自由化指数及其与OFDI交叉项后的回归结果。在2003—2007年的子样本中，加入金融自由化指数时OFDI对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然而这一影响在2013—2016年样本下明显减弱，在此期间金融自由化对出口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即无法拒绝估计值零的假设；对进口转变为显著的负影响。然而在进口方程中，OFDI与金融自由化交叉项的参数估计值为正，表明我国对东道国的投资和东道国金融自由化对进口具有相互促进的联合影响。

表4为加入投资自由化指数及其与OFDI交叉项后的回归结果。与市场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不同，投资自由化在两个分样本下对进、出口的影响均不显著。在2003—2007年期间OFDI与投资自由化的交叉项对进、出口均存在显著的正影响，但在之后的2013—2016年期间并不显著。可能是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并非完全的市场逐利的选择，因此二者的联合影响不明显。

表4 分样本下的投资自由化的参数估计值

上述结果还表明，东道国经济自由化程度对OFDI的贸易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在引入东道国经济自由化指数后，无论是前一个子样本还是后一个子样本下，也无论是出口方程和进口方程中，OFDI的参数估计变化较大。此外，东道国经济自由化的不同维度与OFDI的联合影响差异较大。如在2013—2016年样本中，OFDI与市场自由化指数交叉影响为负（参数估计值为-0.19**），而与金融自由化的交叉影响为正（0.08***）。实证结果还表明，即使OFDI和某一自由化指数对贸易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二者的联合影响却可能是显著的。

4 结论

OFDI对贸易的影响不仅受国际投资性质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东道国自身条件的影响。本文选取以“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地区中亚五国为样本，分析了东道国经济自由化与我国OFDI对贸易的联合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经济自由化与OFDI对贸易存在显著的联合影响，并且东道国市场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与OFDI的联合影响有所不同。即OFDI对贸易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还是贸易替代效应是受东道国经济自由化的影响。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OFDI对贸易的影响有所减弱。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OFDI受国家战略政策的引导，更注重长远利益，导致短期内OFDI对贸易的影响减弱。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在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决策时，我国OFDI决策后在适当考虑东道国经济自由化因素，其次，政府应当减少干预，增强对民间投资的指引。兼顾长短期利益，同时兼顾国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