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飞，唐保庆，张为付

(1.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 言

2009～2017年，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经济体。但值得关注和深思的是，在中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步伐依旧十分缓慢，如何寻找新的动力源泉实现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需慎重面对的现实难题[1][2]。“逆全球化”浪潮的再度兴起及由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对外贸易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国贸易强国建设要求的出口结构优化亟需寻找新的内在驱动力[3]。从出口结构优化的产业层面内涵来看，地区出口结构优化意味着资本、技术及知识密集型产业具备强劲的出口竞争力且相对出口规模较高。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客观上要求本地制度环境能为这些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那么，本地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地区出口结构优化呢？

现有研究已证实，本地制度环境对不同类型行业发展产生异质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地区出口结构演变方向[4][5]。现有研究主要从总体制度环境、金融制度环境、契约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等角度分析本地制度环境对出口贸易的重要影响[5][6][7][8][9]。Nunn和Trefler(2013)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国内政策等角度，指出国内制度环境是一国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来源[5]。马关荣和李力行(2014)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减少要素市场的资源误置，金融契约效率的提升迫使低效率企业加速退出市场，从而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高生产率企业[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