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廷虎

前些天专门参观了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看到望道先生栩栩如生的蜡像，不禁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在先生创建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里，我曾跟随先生学习、工作了十年。而研究室就设在先生家的楼下，他常下楼来讲研究文法、修辞的新观点。据我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至1966年，先生专门来对我们谈他研究体会的，即达七十多次。听课笔记我至今还珍藏着，其中许多谆谆教诲令我终生难忘。这次故地重游，又一次深深感受到先生为人和治学方面的独特魅力。

献身事业“执着、入迷”的魅力

“展示馆”里此刻正在一遍遍播放习近平讲述望道先生当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由于用心专一误把墨汁当红糖用粽子蘸着吃的故事：母亲问他甜不甜，他连说很甜很甜，母亲进屋一看，儿子的嘴上满是墨汁，不禁哈哈大笑。这一实例显示了由于信仰的甜味充满魅力，导致先生“执着、入迷”到忘我的程度。

后来先生想通过语文改革来拯救中国，他认为语文运动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潮流，他把从事语文的教育和科研作为投身革命的重要部分，并将专业定为文法（后来一般称为语法）和修辞，决心终身为之奋斗。我们每天在先生家的楼下搞研究，先生每隔几天即拿着一本黑色封面笔记本来对我们谈文法、修辞方面的一些新见解。以修辞为例，我根据听课笔记归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多次强调修辞学研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并解释为什么要以它来指导。第二是透彻阐述了修辞学的对象、任务等一系列修辞学基本理论问题，把它们集中起来，即能看到是对我国修辞学理论的重要发展。第三是传授了他治学的具体方法，也就是倪海曙先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前副主任）归纳过的先生治学追求的“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和“三勤”：“搜集材料勤、做笔记勤、思考问题勤”等。第四是一再要求我们注意攻克当时修辞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我常常想：先生当时除了任复旦大学校长、《辞海》试行本主编这两个实职，每天都要轮流上班外，还在中央、地方挂了一二十个兼职，忙得不可开交，可他还多方设法挤时间思考文法、修辞研究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在修辞学理论上提出前人从未提出过的一系列创见，掀起他一生中修辞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他不“执着、入迷”地全身心投入，能做到吗？难怪他多次对我们说：他常常夜里也在思考学术问题，一有领悟，立即起身记下，以免遗忘。

我本来在复旦新闻系就读，一直憧憬的是当一名记者。1961年毕业前，代系主任吕梁和复旦党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王零同志作为系、校领导，分别找我谈话。说经过挑选，决定要我改行，到语言研究室跟望道先生学修辞。王零同志说：“你是共产党员，交给你一个任务，望老（当时大家对先生习惯的尊称）年事已高，中央有精神，要抢救老专家的学术遗产，现在派你去跟他学修辞。你要认真学，让他肯教你，你要把他的学术思想学到手，并发扬光大。”王零同志是部队出身，布置任务十分干脆。当时我虽然很快去语言研究室报到，但终究因为改行，对修辞知之甚少，内心深处还萌生着想到报社去的念头。后来正是先生身教、言教的磁石般引导，我才下定决心努力向先生学，逐渐从无兴趣变为有兴趣，再到钻进去，并誓愿为修辞学事业奋斗终身。这均是先生的强大魅力所致。最近我在笔记本中找到了1961年11月17日我在研究室党支部大会上的检讨词：“进研究室两个多月来没好好学，效率不高，是对工作意义认识不足所致。是望老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是他一丝不苟、认真严肃的学风深深感化了我，现在认识到，可以向望老学习的方面很多。”想不到这段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记载，竟成了历史的见证！后来，在先生身边的时间越长，对他的人格、事业等多方面魅力的感受也越深。

倪海曙先生从1938年起就当先生的学生，他在《春风夏雨四十年》一书中，也记载了先生对文法研究“入迷”的故事。先生不但在与他见面或通信时谈文法研究，就在倪的结婚宴会上也忘情地讲他的文法。“大家也跟着谈，不像吃什么喜酒，倒像开座谈会。我正襟危坐，默默听着，与其说在做新郎，不如说在上课。这顿饭可以称作‘文法午餐会，很别致。我的小姨也在座。她是个纱厂职工，后来常常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这说明最讲究“修辞要适应题旨情境”的先生，因为与倪先生有特别亲密的师生关系，竟然入迷到打破常规。

我想起前些天看到先生的外甥女杨若瑜在《义乌商报》上发表的回忆外公往事的文章。她1956年到1958年因病住在外公家，就亲眼目睹了一件令她终身难忘的事。“1957年6月，外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他的工作热情更加饱满了。每天日程安排得非常紧，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在书房伏案，尽管精神很好，但人却消瘦了许多。有一天早上，他突然对外婆高喊，手表丟了！那天上午，外婆还说着想为他再去买一块，不料下午外公从隔壁房间嚷嚷着，左臂高高举过头顶走来，看到外婆和我不解的目光，就用右手指着左上臂说，看！在这儿找到的！原来是外公这段时间因过于忙碌，整个人消瘦了，胳膊自然也细了，于是手表也在无意中异位了。这说明外公经常神游忘我在工作的世界里。”

先生的一生均献身于事业，晚年疾病缠身时仍不停歇。1975年先生通过组织将我从外地调回研究室（由于“文革”原因，我曾下放外地），我又与先生有了较多接触的机会，有幸目睹先生晚年对事业的“执着、入迷”始终未曾稍减。年初我去书房看他，只见先生既消瘦又憔悴，有些苍老，但仍坐在书桌旁专注地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书中蓝、红色字的心得写得密密麻麻，这已是先生第五次系统阅读此书了。听说先生是在为修改《发凡》做准备，可惜后来因病未能实现这个愿望。1976年春夏之交先生患急性肺炎并转尿毒症，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所幸经过诊治转危为安。1977年1月先生还在病榻上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写了《深切的怀念》，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该年年中，先生又因病重住进华东医院，我与其他同志轮流去值班协助护理。先生在病榻上仍坚持学术研究，终于在7月份改定了他最后一本学术著作《文法简论》，这也是他对其文法研究数十年的集中总结。不料三个月后，先生就驾鹤西去了。

修辞学研究不断创新的魅力

先生的学术研究一贯追求创新。《发凡》问世以后，先生的研究重点虽然转向文法，但在修辞方面也发表了一批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深深感受到这时的修辞学急需要发展。恰巧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了陈望道和周谷城，让他们两人坐在自己的两边，说：“陈先生，我最近读了你的《修辞学发凡》，很好。目前许多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希望他继续研究下去。“回来后先生一夜未睡，一早就召集我们开会，传达这件事。”（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接着先生于1957年重新加入共产党，更增强了他在文法、修辞方面进一步创新的决心。从1957年12月到1965年9月，先生发表了19篇富有创意、令人耳目一新的关于修辞学理论的谈话和文章。除了由研究室集体将其中讲得较长的谈话单独整理出来，收进《陈望道修辞论集》公开出版以外，我个人还按不同专题将其编成语录，并抄写出来置于案头经常翻读。例如谈雄心壮志、勇于创新方面的就有：“我们要立大志攻坚，不能人云亦云。”“我们要开辟一条新路，关键是有无决心攻坚。”“研究工作要有创造性，我们是创造财富的，不是专门继承的。还要创造，要对祖国文化有所贡献。”他既强调“继承性研究”，更强调“创造性研究”，主张“创造性研究”要建立在“继承性研究”的基础上。他把学术研究比成“接力赛跑”，主张“不要从别人的出发点起步，而要从别人的到达点起步”，认为“这样才能越跑越远”。我很同意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中对先生论著、讲话的评价：它们是“极有鲜味的牛肉干”，回味无穷，耐得起咀嚼。我每次重读，都觉得如沐春风、深感魅力丰沛！它们看起来比较零碎、分散，实际上涉及到修辞学理论的多个方面。尤其是关于修辞学的对象、性质和特征、修辞现象的发展变化观，修辞学创新的理念、道路和方法等一系列精辟论述，既超越了前人，也超越了他自己，并形成了先生继《发凡》之后修辞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它们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更透彻地揭示了修辞学的性质、特征。从1961年起，先生就多次提出：修辞学是介于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修辞现象具有艺术现象的某些特点：要有一定的新意，才能使人有新鲜感。它与文法具有稳定性不同，修辞为了具有吸引力，必须经常突破老框框，应该多变化。变动性是修辞现象的一个鲜明特色。先生并强调：修辞学研究者必须学习哲学，包括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还要学习美学、心理学、文学理论等。当然也须具有语言学其他分支，如文法学、文字学、语音学、词汇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论述都是对修辞学性质特征探索的重要发展。

第二，更深入地指出了发展变化观对修辞研究的重要性。修辞学独特的性质特征决定了修辞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建立发展变化观。先生强调：变化也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随着两方面因素去变，一是题旨、情境，一是语言文字。这两个东西变，修辞也要变。这一论述是对《发凡》“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理论的重要补充，针对怎样适应题旨情境这一课题作了进一步回答。

第三，率先提出修辞学研究必须树立“立大志攻坚”的创新理念。先生所指的“攻坚”，就是要重点攻治当时修辞学研究中存在的重要薄弱环节。例如“现在有人不问理论，光讲辞格，而且不和内容联系起来，这是古代的老路，不是新路”。强调“讲修辞不能只讲辞格，也要讲理论”。先生自己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就带头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修辞学理论，对整个修辞学研究起到了导向作用。他还要我们重点探讨薄弱环节：修辞学史和文体风格，这成为我们多年研究的方向。

第四，率先指出语言学（包括修辞学）的创新道路和方法，即以中国语文事实为研究对象，批判地继承我国语言学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语言学成果，在我国修辞学史上首次完整地勾划了创新的道路。后来又通俗地概括为：“屁股要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先生把它简称为“古今中外法”。因此，它们既是创新的道路，也是创新的方法论。

由于上述理论绝大多数是在语言研究室的讲课和各不同会议上的讲演，当时多半未曾刊发。直到先生逝世后，才由我们研究室集体汇编成《陈望道语文论集》《陈望道文集》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出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對全国修辞学界重要的引领作用不断呈现。如：一是不少修辞学专著中，大大加强了理论论析。二是修辞与其他学科交界的专著，如修辞与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文学、美学相结合的论著分别涌现。三是各种类型的修辞学史著不断诞生;修辞史的专著也问世了好几种。四是语体风格研究也有相当进展。以上研究均具有开拓性，充分显示了先生理论创新引领的魅力。

魅力熏陶下的团队在成长

先生创建的复旦大学“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改名为语言研究室）于1955年成立后，次年即改设在他家（即现在的“展示馆”）的楼下。这是复旦大学最早设立的研究机构。开始时只有几位兼职教师，后来陆续调入两三位青年专职研究人员，任务是协助先生工作。但先生具有雄心壮志，想培养一批青年来接他的班。在复旦党委的支持下，到1961年，专职研究者即增至八人，后来又扩大至十多人。我深深记得，先生对这个团队是精心培养、倾注了许多心血的。他请吴文祺先生当室主任，胡裕树先生为副主任，其实很多事都是他亲自抓的。他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培训，要求我们“又红又专”，并且每学期订学习计划。

“又红又专”，他有时更称为“红透专深”，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早在新闻系求读期间，我被学校学生会任命为校级大型墙报《复旦学生》主编，曾代表墙报编辑部到校办请陈望道校长题辞。当时他和蔼可亲地接见了我，并立即同意了。不几日就拿到他这位书法家题写的“红透专深”四个大字，显示了他对全校学生的殷切期望，后来我们把它贴在创刊号的报头。墙报问世那天，同学们拥挤着争相观看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过了一段时间又在《语文知识》杂志上看到先生《建立新型的文风》，说：“我们要创立新型的文风，必须争取又红又专乃至红透专深。又红又专或红透专深是知识分子的努力目标，也是建立新型文风的根本条件。”“红”是那个年代的常用词，是对为人具有高尚品德的要求，他自己更是坚决做到的。后来我看到先生本人1958年订的一份“又红又专”的规划，其中使我尤为重视的是：“（1）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5）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力求融化在工作中……（7）争取恢复每日研究语言文字的习惯，以一定时间（每日约两小时）精读《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从中探索文法、修辞规律……（10）争取研究室和复旦大学的文法、修辞研究工作在三五年内成为全国研究中心之一。”（邓明以《陈望道传》）每读一遍这些掷地有声的话，都使我深为激动。我笔记本上记载的1963年9月25日他给我们上课时说的话使我铭记心间：“我们要立大志。随着我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全世界在学术上也会看我们。”

先生在业务上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他特别强调“打基础”，强调“树立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学风”“老老实实做学问”。我们修辞组曾由濮之珍老师带领，精读了他的《发凡》。最后由濮老师代表小组在全室会议上汇报，先生进一步点拨，其间先生不止一次地补充谈了《发凡》写作的背景、目的、特点等，对我们启示良多。由于修辞学的特殊性质，我还根据先生的要求读了一些哲学、美学、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他还要求大家自学古文、外文。每个学期制定学习计划并于期末检查。与此同时要求我们可去系里听有关老师的课，我就选修了胡文淑老师的“中国修辞学史”和胡裕树老师的“语法”课。先生还安排郭绍虞、吴文祺老师对我们作“如何做学问”的报告，给我们作讲座的还有周有光、胡裕树、李振麟等老师。在这些老师（尤其是先生本人）的言传身教下，使我终身受益。

1979年胡裕树先生受命为语言研究室主任。他将全体成员重新分为语法、修辞两个组，任命我为修辞组组长。每组又分别商定了集体写出继承、发扬先生学术思想的专著。修辞组四人，决定合写《修辞新论》，由我负责策划和统稿。过了两三年，裕树先生因为又任中文系主任，忙不过来，当时正值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成立，系所领导决定任命我为研究室主任，但我分工重点仍抓修辞组。《修辞新论》写了好几年，我们首先确定了继承、发扬《发凡》学术思想的宗旨，力图有所创新。全书四个部分“修辞学现象”“修辞方式”“语体风格”“修辞学简史”中都力图贯彻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该书问世后获得好评。已出版的好几部修辞学史著，均将此书列为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辞学的代表作之一。

我们尝到团队写作力度较大、能形成拳头产品的甜头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现今的三十几年时间里，我和陈光磊先生决定利用复旦陈望道修辞学基地能组织起团队攻关的有利条件，遵照望道先生攻治薄弱环节的教导，先后挑选中国修辞学史、中国修辞史（新加坡著名华裔学者郑子瑜先生将前者比喻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后者比喻为中国文学史）这两个历来较少受到关注的课题攻关。根据需要，组织了不同团队撰写了《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还请郑子瑜先生与我们联合主编），最后获得国家级奖“中国图书奖”。接着又转向主攻另一分支，主编《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完成后又挑选过去无人问津的修辞与美学交界的选题，全力攻治。经过八年拼搏，主编成280万字的《中国辞格审美史》五卷本，并申请到国家社科项目，现已结项，出版社拟于新近出版。上述《中国修辞史》也已获得国家级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这几部书均按照望道先生的要求，坚持发扬“史论结合”的特色，努力探索修辞学史与修辞史的发展规律。它们都深深打上了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熏陶的烙印，整个团队也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成长。

现今先生仙逝已经四十多年了。每当我走过复旦校园内的望道先生铜像前时，先生在绿瓦黄墙的“展示馆”里为我们讲课的情景往往会浮现在眼前，他抑扬顿挫的带有义乌乡音的普通话又一次在我耳畔回响！我青年、中年的一部分岁月是在先生的指导下度过的，他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以及怎样去攻占前人很少涉猎的学术高地。他的论著对我永远充满了魅力，每次重读，常会受到新的启示！先生的教导，可说已渗透进我的血液里，不断给我增添能量。这次重赴“旧居”，这里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使我联想起聆听先生语重心长教诲的那些难忘岁月，令我激动不已！我虽已在多部著作及数十篇文章中，从不同角度阐述和发扬先生的修辞学思想，但还远遠不够，当在有生之年，于深度和广度上力图有所拓展，以回报恩师比海深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