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娟红 康芳民

摘 要：全要素生产率是地区或者是国家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标志。而分区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为理解地区差距提供了重要途徑，同时可将各经济体经济成长总体情况直接反映出来。本文主要致力于探究改革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结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型，分析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情况和原因，并最终指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的增长趋势。

关键词：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又被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主要反映投入要素的综合产出效率，包含资本、劳动力等。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家贡献大，则说明主要凭借技术进步获得国家整体经济增长；而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小，则说明主要凭借要素投入获得国家经济增长的提升[1]。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才会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不断提升要素使用效率；而单纯凭借要素投入，则经济会陷入停滞，边际要素报酬会递减。在我国之前的经济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有多大，有何种因素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或者未来会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为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分析和探究，上述问题均是需要进行认真而深入的研究。

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为TFP）主要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对于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是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是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又被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主要反映投入要素的综合产出效率，包括有形的生产力要素，比如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以及无形的生产力要素，比如技术和管理。

TFP最早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提出的，一个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也称为索洛残差，以此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习惯性地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生产率。因其简单易操作性和科学普遍性，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采纳和应用。

在2015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第一次提出了“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全要素生产率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15年12月7日，为制定“十三五”规划，召开的规划编制工作国内外专家座谈会上，也出现了“企业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提升效益，中国经济也要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李克强总理在发改委主持召开的座谈上说，“‘十三五规划编制要推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见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现阶段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新名词。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无法直接从总产量中计算出来，因此只能采取间接的方法。

GY=GA+aGL+bGK

其中：GY是指经济增长率；GA是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又称索洛余值，技术进步率）；GL是指劳动增加率；GK是指资本增长率；a是指劳动份额；b是指资本份额。

举例来说，假设在生产中投入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总计100万元，共生产出来150万元的总产量。这150万元的总产量就是由两个方面的贡献构成的，其中100万元是因为一共投入了100万元的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剩余的50万元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所做出的贡献。如果本年度的产量比上年度增长15%，其中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为10%，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为5%。

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和原因

（一）全国平均TFP增长率

显著的阶段性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表现，在各阶段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尽相同。按照我国30年经济发展历程特点，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阶段，是从1991年到2000年，在这一阶段，基本实现了总体小康；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以后，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为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进行更清楚的分析，需对三阶段各要素做出的贡献进行解析。

首先，整体考察改革开放30年来平均TFP增长率。自改革开放到1984年期间稳中有升，而1985-1990年期间表现较差，TFP增长率在1992年达到最高点，之后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增长率再次下降。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在改革开放初期均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1985-1990年间的增长基本为负，原因是政府实行了紧缩的经济政策，用于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是由于宏观调控政策不够完善，造成市场疲软，出现通货紧缩，使得整个经济增长出现衰退，加之不稳定的国际政治局势，因此导致1989和1990年的TFP增长为负。我国的TFP增长率在进入到90年代之后表现良好，而最高点是在1992年时，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国在1992年，由于改革开放的领域和范围逐步扩大，全国人民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经济联系加强，对我国TFP的提高非常关键[2]。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同时，宏观调控也取得显著成效。我国TFP增长率于1995年后，长时间在较低水平上波动。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宏观经济发展逐步降温，1998年出现的通货紧缩，资本的过度深化加剧劳动力低水平利用，出现经济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长期低水平的科学研究和公共教育支出，甚至更加剧了一些社会矛盾，且实质性改革的停滞不前，经济改革的效益递减，都影响到TFP增长率的提升。

针对早年间我国TF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将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改进两方面进一步分析。我国的TFP增长率在1978-2007年间是0.28%，生产效率的改进是主要来源，累积的TFP增长率为96.9%，技术进步率为40.3%，1978-2007年间生产效率进步率是50.4%。划分为1978-1990和1990-2007这两个时间段进行观察，按照生产率变化的阶段性特点，发现两者的贡献在不同阶段存在主次之分。自改革开放到1990年期间，生产效率的改进非常显著，全国TFP增长为年均0.1%，平均增长率是4.26%。因我国进行了很多制度层面的改革，生产效率获得提升，也因此说明之前的要素配置结构，已经不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3]。

但是技术要素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在1990年后，且高达9.43%的是在1992年，尽管期间表现出一定降低，但是因技术进步的作用，平均技术进步率达到1.12%，使得TFP增長率在1990-2007年达到0.42%。因当时处于改革攻坚阶段，效率释放低于改革初期，改革效益递减。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加快了技术引进的步伐，得益于开放进程、外商直接投资的加速和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促使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更加便利于我国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4]，使得技术进步率也有所增长。

（二）分析和比较东、中、西部平均TFP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率变化趋势基本相同。总体上来说，我国东部年平均TFP增长率最高是0.825%；从累积的角度来看，相较于西部的96.3%和中部的69.1%，我国东部110.2%显著较高；从主要增长TFP的来源看，生产效率改进是最主要原因，其中东部增长0.978%，中部为1.652%，西部是1.56%。尽管三个地区年均技术进步率都是负值，但是技术进步存在很大差异。东部较其他二部存在显著技术优势，从累积角度看也如此。主要原因是东部的FDI（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和国际贸易均促进其技术模仿和引进，是较早开放且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技术进步相对较快，且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和人员的投入均较大，促使其技术水平较高，自主创新能力较强[5]。而中西部地区处于内陆，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技术进步率较低，使得在TFP增长中，生产效率的改善成为主要推动因子。

在不同时间段，东、中、西部TFP增长率表现不同变化特点。1978-1990年间西部最高，可达到1.311%，而东部当时是负值，中部较低，因高低差异化的TFP增长率，逐渐缩小了三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距，中西部地区追赶效应很好体现，国家层次在1978-1990年间经济总体差异造成这种追赶效应的逐渐缩小[6]。具体分析TFP增长组成部分，发现生产效率的改进为主要原因，但是程度各不相同。其中相较于东部的2.734%和中部的4.698%，西部的5.787%这一年均效率较高。但是在1990-2007年间情形发生转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的是中部和西部，但是下降最快的是西部，东部最高是2.074%。TFP增长率的区域差距，促使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同时造成三区域间水平差距拉大。

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的增长趋势

市场的快速进步，鼓励对厂房等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扩大生产。然而，当结束工业第一阶段，实物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减少，且生产出较高的TFP增长。高技能工人要求受到更好的教育，且进行更多的R&D;投资[7]。从早期工业化阶段之后，这样的趋势便可看出。尽管劳动节约和资本紧密型仍然是技术进步的表现 ，但是相对于有形资本，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减少，而技术进步偏向无形资本使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转变发展方式，不能够再像之前一样继续凭借廉价的资本和劳动力，应加强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升TFP。

1、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

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层面，我国的对外开放还做的不够，尽管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未来积极地吸引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以及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仍然是对我国经济效率进行提升的重要途径[8]。

2、人力资本的积累

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达经济发展较高阶段会增加。提升人力资本是关键一步。我国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在未来会明显降低，因此增加有效劳动力，并强化教育是非常关键的，在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上政府需积极加大力度。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到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后会更加重要，但是低收入家庭对教育的投资，会受到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影响，所以通过对低收入家庭教育水平的贴补，可促进经济更好发展，同时能够减少差距。

3、科技水平的提高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科技进步平均每年会贡献0.3个百分点，不管是在自主创新或者是引进吸收上，均和国外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存在很大的科技进步的空间。我国的经济在未来的快速增长，会激励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可保证R&D;投入的增加，反过来会促进经济增长，长此以往形成良性循环[9]。

4、政府工作效率提升，行政体制完善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需要致力于提升行政效率，并恰当地履行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效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很强负面作用，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上升，会造成很大浪费。假设我国可在政府行政管理层面可获得较大改善，则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5、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可促进经济增长，并使得生产效率提升显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基础设施的改善在1999-2007年间平均每年是2.5个百分点。我国的基础设施仍然有很大改善空间，尽管渐趋完善[10]。

6、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将资本从低效率产业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加快促使劳动力转向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在2009年的时候比重占据38.1%，假设大概为经济增长贡献0.5个百分点，则今后每年会降低1个百分点。在我国的制造业资源配置上存在很大扭曲，假设其内部劳动和资本重新优化配置，则我国的TFP水平能够提升30%-50%，边际产出达到美国的水平。假设未来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那么每年TFP平均能够增加0.9个百分点。

7、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

我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制当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滞后的要素市场改革，造成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些新的体制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不断积累，特别是一些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的利益集团由此而形成，在面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上，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会出现假借权力阻碍市场竞争的现象。经济中的垄断权力，是阻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我国仍需进一步加强[11]。

结 语

本文以中国省区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总量分析角度出发，仅仅从经济增长的要素上，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尽管一些可能会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有所考虑，但是仍然不够，特别此次研究没有将把空间、地理、产业因素的影响纳入。所以在进一步研究此文的时候，可从上述提到的方面展开进一步且深入化的研究和探讨，关于其对我国生产率和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除此之外，要分类出人力资本的教育程度，对不同教育层次的劳动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也是本文需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张延群，张沥元.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力分析 ——从历史和改革的视角[J].中国科技论坛，2017，（11）：45-50.

[2] 魏夏韵.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对比——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法[D].西南财经大学，2016.

[3] 张自然，陆明涛.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J].金融评论，2013，5（1）：7-31.

[4] 姚瑶.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湖南大学，2014.

[5] 胡晓琳.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收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6.

[6] 杜汜敏.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我国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研究[D].河南大学，2013.

[7] 季云翔.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上市银行效率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D].东华大学，2014.

[8] 赵雪阳.基础设施对浙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县域数据的分析[D].浙江理工大学，2016.

[9] 万婷.江苏渔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的测度与分解[D].南京农业大学，2013.

[10] 许亚杰.进口贸易技术外溢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D].扬州大学，2012.

[11] 张丽娟.江苏省外贸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基于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D].上海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