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雨

摘要：在湖北新军的革命化中，起推动作用的是革命党人，但这支新军较高的内在素质却是革命党传播革命思想的沃土，新军相对开明的训军理念为革命党人的成功策反提供了绝佳机遇。而这沃土与机遇同湖北新军编练者张之洞也有莫大关系，这就是人谓张之洞“种瓜得豆”的原因。

关键词：清末 革命党 新军

清末全国内地各省起义，大多都有新军参加，但参加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作用更大。湖北新军不仅首先发动了起义，而且新军士兵自始至终发挥了主要的战斗作用。究其原因，与湖北新军革命化程度较高有关。新军为何会转向革命，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1]。但已有研究關注新军转向革命的共性因素居多，而对湖北新军革命化程度较高这一特殊现象及其产生的特殊原因探讨较少。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湖北新军的特殊性着手，分析革命党人为什么在湖北新军中渗透得更为成功，以深化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军事转型的研究。

一、湖北新军知识化程度较高，为革命党人的宣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末新军是一支近代化的新式陆军，在编练时，中央和地方普遍重视官兵的文化素质。但湖北新军创办人张之洞比其他地方编练新军的督抚更加重视。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选拔的将领多来自近代军事学堂，招募的新兵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他不仅在募兵章程中明确要求“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才能录入[2]，而且在招募时“命题考试，衡文以定去取”[3]。

在张之洞的督办下，湖北新军吸收了不少读书人。1905年，新军在黄陂征兵，96人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4]。时人回忆，湖北新军“文人志愿当兵者几每营占其半数”[5]，“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6]。不仅如此，张之洞也很重视士兵入伍后的培训。他创办了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从各营识字的士兵中考选学生，然后把他们集中到学堂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湖北新军知识分子居多和士兵文化素质的提高，为革命党人动员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知识化程度的提高，为官兵接受反清爱国思潮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湖北新军在张之洞的编练下多有御侮自强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的核心思想是，要使列强不瓜分中国，“非先倒满族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从而把反清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见，新军士兵御侮自强的思想观念与革命党人反清救亡思想有相通之处，都强调御外侮，雪国耻，挽救民族危亡，这就很容易使两者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另一方面，新军士兵较高的文化素质为革命思想的宣传提供了便利。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载体是革命书刊。为了动员新军士兵，革命党人在新军各标营中建立“通讯网”、聘请“特约通讯员”、设立报纸分销处、免费赠送“义务报”，大量散发革命书刊。湖北新军多识字通文理，较易“了解革命之旨趣”，为革命报刊的发行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士兵正是通过革命报刊的阅读才逐渐被革命道理所吸引。《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被不少士兵“奉为至宝”[7]，反清革命思想才得以遍播军营。

二、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组织活动得力，为革命首义成功提供了保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逐渐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湖北革命的团体，在全国来说，数量较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湖北有将近30个进步团体，其中纯属新军士兵中的小团体就有20多个[8]。

众多的革命组织都把新军作为重点，进行了有力的渗透工作。革命党人在军队中组织得力，他们发展组织慎重，组织机构严密。如群治学社，从它创建到改名为文学社，始终注意组织的严整和纯洁，在发展社员时，明确规定“凡入社者须得三人以上介绍并经调查，确是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能加入”[9]。革命组织发展士兵，不仅注意数量，也注意质量，保证了加入者与组织意愿的高度一致性。共进会的入会手续则与同盟会更相近似，并利用酒店记账秘密登记的方法吸收士兵入会。革命团体还创建了士兵代表制度。文学社与共进会设有总社进行全面领导，并利用新军本身建制，在队一级建立基层组织，各队、营、标均推选代表负责与总社联系。总社遇有要事，即召集各代表商议，然后逐级传达。这种把革命组织与新军严密的编制系统结合起来的士兵代表制度，具有强大的组织优势，“一旦爆发革命，代表们可以按照干部会的指示，像军官指挥士兵那样去指挥他所在部队的同志”[10]。带头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共进会会员熊秉坤就是工程八营总代表，从熊秉坤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工程营之所以能打响第一枪，该项制度发挥了不可缺少的支撑作用。

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动员方式也很特别。他们深入基层，专心发展下层士兵，对于中高级军官一般不予发动，甚至对于一般正、副班长之类的下级军官加入革命团体都是非常慎重的。这种深入基层，重点影响士兵的动员方式，使得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明显比其他省份的基础要好，便于在艰难的环境中自发地发动起义。武昌起义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也能成功便是有力的证明。他们还坚持“以运动军队为主，不轻率发难”的方针，不少人亲自加入新军队伍，深入细致地发动和组织革命力量，使革命的种子牢牢地在士兵中扎下了根。因而使得湖北革命团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使有些团体一时受到挫折，也会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湖北革命党的这种专攻士兵，不急于发难，缓慢推进的扎实工作，是促使新军广大士兵转向革命的重要保证。

三、湖北新军控制较为宽松，为革命党人渗透策反提供了便利

湖北新军统领训军理念与方式较为开明。在军官选拔上，张之洞坚持唯才是举，不仅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培养选拔军官，还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学军事。在地方督抚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中，以湖北为最早最多。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达8000多人，其中“湖北留日学生即约千余人”[11]。因此，湖北新军军官大多“或曾游学海外，或毕业于军事学堂”[12]。在官兵教育上，张之洞思想开放，在新军各营都开设大小讲堂，开设阅报室，允许士兵公开阅读报刊，甚至推行“学兵制”，即选派部分士兵入军事学堂学习。在对待革命党人的活动上，湖北当局虽然也注意防范，但为了不引起朝廷对湖北事务的过多干预和指责，往往息事宁人、不予深究。如当局在破获振武学社后，仅把潘康时等领头者开除军籍[13]。在侦知花园山聚会后，仅将其骨干或派赴西洋，或遣往东洋，或调入北京，使之无形解散[14]。湖北新军内部政治环境之宽松，可见一斑。

湖北新军相对开明的训军方式为革命党人的成功策反提供了绝佳机遇。军官多从近代化的军事学堂选拔，使得湖北将领阶层容易接触外来新鲜思想，观念相对开明。第21混成协统黎元洪就以“开明著称”[15]。派遣和重用留学生，使得大批革命党人或带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归国后，成功打入新军内部，或充任新军的协统、标统、管带，或任教于各级陆军学堂，或栖身士兵行列。他们将新军士兵作为策反的主要对象，宣传革命，从而在湖北新军中播撒了革命的种子，为湖北新军转向革命，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对官兵文化水平的培育也起到相反作用。张之洞本来是想通过开启士兵的心智以激发官兵忠君报国的责任感，提高他们对军事技能的掌握能力，进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却没想到，这反而为革命思想的宣传提供了条件。革命党人很容易利用这样相对宽松的环境趁机开展革命活动。最后，湖北当局对新军内部革命活动的姑息态度，也使得军营中“出格”的言论和行为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使革命党在军中获得了一定的活动余地，便于展开革命活动。

注释：

[1]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苏全有：《论清末新军的思想失控》，《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同书琴：《袁世凯 、张之洞与北洋 、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5期；丁健：《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转向革命原因述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6期等。

[2][5]丘政权， 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4、374页。

[3]李廉方：《辛亥革命首义纪》，湖北通志馆，1947年，第1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6页。

[6][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0、106页。

[7][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4-136、36页。

[8]石芳勤：《湖北新军广大士兵如何转向革命》，《历史教学》，1981年第2期，第25页。

[9]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85-286页。

[10]]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55页。

[12]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14]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9-30页。

[15]李侃、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第387页。

（作者单位：平顶山一中新区学校高三（13）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