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恩来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总理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从事并领导新中国外交工作二十余年，开创了我国外交事业的新局面，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工程师、奠基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重要方针，借助民间贸易为切入点，推动促进中日建立官方关系，并随着世界局势和日本当局的变化，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其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强有力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为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 中日邦交 民间外交

1972年9月29日，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联合声明的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外交事业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展开，不仅时中日两国长期敌对状态结束的标志，同时也代表中日两国迎来和平友好的新时代。在这23年中日人民为之奋斗的过程中，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正是民间外交。民间外交作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独创，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以中日两国人民长远利益为基点，在民间外交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开创了中日“民间贸易外交”的新模式，开拓了以正常经济贸易的民间交往促进政府官方交往、再到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的道路。可以说：民间外交正是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的奠基石。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以坚持国家外交政策总方针为基准，巧妙的勘察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创造性与灵活性并存的外交政策方针，推动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巨变。资本主义社会受到重创，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崛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了三大外交方针，即“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这是新中国展开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

面对当时中国外交的状态，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从日本入手，着力于逐步推进中日关系，由此化开坚冰，打破封锁。也认识到拓展外贸渠道的重要性，中国须开辟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进一步解决贸易存在的问题，弥补贸易缺陷，以利于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日本也对对外拓展经贸关系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周恩来在一般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随后相继提出了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三个具体原则。这三原则为：政治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以及贸易三原则。在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因此陷入僵局，周恩来阐明政治三原则，作为中日重新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1958年，中日关系刚刚有所发展，但因岸信介政府的破坏再度陷僵局，针对岸信介政府政治上敌视中国同时经济上又要与中国做生意以谋取利益的“两面派经济外交”，周恩来始终坚持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必须同时发展、不可分割；在池田内阁调整对华政策的时机，周恩来抓住机会，提出“贸易三原则”以推动中日经贸活动走向正常良性循环发展。由此可见，中日关系三原则在全面修复中日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民间外交”正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奠基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新型国际局势，在中日处于关系坚冰期时，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民间外交基本方针，并制订了“民间先行、贸易入手”、“多方位文化交流”、“民间来往，官方挂钩”和“渐进积累方式”等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具体外交策略。

周恩来总理说：“中日建交问题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我们理解日本政府的困难，也愿意等待日本政府逐步克服这些困难。”1957年4月，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来华，周总理在会见使节团时，对“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思想作了更为清晰的阐述以沟通，他说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的步骤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①民间外交的交流模式也为在美国反华政策的背景下，受制于新日美安保政策的日本政府提供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切入点。在周恩来的倡导下，自1952-1960年间，中日民间外交逐渐广泛开展，并随之开展民间贸易。

1962年9月，为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恢复并扩大中日贸易，日本池田内阁决定委托并支持松村谦三先生访华。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同松村先生达成协议——“应该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②。同年10月，在池田内阁支持下，高崎达之助先生率领日本经济代表团再次来华，周恩来总理同其进一步协商和落实关于恢复并扩大中日贸易相关事宜。11月9日，在“周、松村会谈”协议的基础上，中日双方签订了《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简称“廖、高崎贸易”或“LT贸易”，以下简称为“LT贸易”），这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贸易协定。

LT贸易关系实质为民间形式为表、官方接触为里的一种半民半官的交往关系。其采取委托“民间”人士出面交往、深入交流沟通，政府背后提供支持的策略，推动中日交往的形式由民间直接交往转变为政府间接交往。这一交往模式不仅使中日关系逐渐走上正常交流的轨道，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日民间贸易逐渐恢复发展，周恩来采取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基本方针使中日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由民间交往、民间贸易往来模式的中日交往的开展推动了官方政府关系的逐步改善。周恩来对民间外交大力倡导并践行促成：其后中日双方在对方首都设置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联络事务处和互相交换记者的协议。这些举措推动改善中日关系逐渐由民间化转变为半官方化，使在岸内阁时期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并将中日关系推进到半官半民的新阶段。

周恩来总理坚定的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时调整对日民间外交政策，坚持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原则基础，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发展中日经贸关系，同时也充分表达中国政府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以民促官”的交往模式，缓和了处于美国控制下日本政府进退两难的局势，为日本内阁积极应对中日关系的恢复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民间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同时也为民间外交逐步向官方外交的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周恩来在处理中日关系外交思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也是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有利因素。

周恩来总理倡导并大力推行的民间外交发展模式，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积累了强大的群众和社会基础，为中日外交关系的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恩来总理说：“一切事物的发展大都是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积累发展起来的。一件新的有发展前途的事情在开始时大多是简单的，而在最后完成时是巨大的”。在处理中日邦交问题上，周恩来也是应用了积累式的外交思想。正所谓滴水可以穿石，中日关系的坚冰也在这种积累式的交往模式下逐渐解冻并温热。

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周恩来抓住时机，相继提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继续开展中日民间外交的基本方针，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在民间与官方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良性循环，互相促进，持续进步。这种举措，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创造了新的范例。同时，国民外交作为中国整个外交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周恩来总理将其与实践相结合的调整中走向成熟。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他在坚持国家外交政策总方针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国际形势，调整并提出创新与灵活性并重的外交政策方针。“吃水不忘掘井人”，“相互信赖、相互理解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提”作为周恩来的经典话语，也都逐渐成为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发展的名言。

注释：

①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②《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四集，第16页。

参考文献：

[1]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3]卞立强编译.日中恢复邦交秘话[M].经济日報出版社，1998.

[4]林代昭著.战后中日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吴学文等著.日本外交轨迹[M].时事出版社，1990.

[6]徐行，薛琳.近10余年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01）.

（作者简介：周治洲，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社会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