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宇

摘要：萧红在香港贫病之中创作了回忆故乡小城的自传式抒情小说《呼兰河传》，她虽没有地理还乡，但其实早已走出了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接触到真实的人生和现实的社会。并且从切身苦难出发，回忆起故土的荒凉麻木，再扩大到反思整体的国民性。小说第一章强调了呼兰河小城的空间分布，“泥坑”这个重要意象是空间认识的题眼，它是一种抽象的批判精神。但是，萧红所持有的温柔的悲悯情怀，不允许她的尖酸与怒目，她仍旧给呼兰河和沉浮的中国留下了一点刚强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萧红 泥坑 看客 国民性 生死观

萧红出生于一个北方小城呼兰县，不到20岁时，就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期间历经诸多曲折辛苦，并开启了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1940年春，萧红来到香港，贫病交迫。在此时写成的《呼兰河传》里，她回到了故乡，回忆童年的快乐和苦楚。茅盾在为其作的序里肯定了她的哀婉抒情的风格和恰切的“寂寞”主题，但作为“文学为人生”派的主将，茅盾为萧红“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颇感遗憾。其实，书中第四章，萧红就走出了她的童年伊甸——妙趣横生的后花园，走入荒凉的院子和荒诞的小城里去。并且，她活动的范围不断扩散，悲凉的浓度也就逐渐加深。在第一章中，萧红详细刻画了呼兰县的地理空间。那个拦腰截断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不仅是小城生活的展示台，还是小城生存的隐喻。它不言不语，冷眼旁观着这里的人来人往，是整个呼兰河小城的浓缩镜像。

一、“国民性”和“看客”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他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激励人们都要“自尊”和“进步”。与其相同的是，文学里也一直为了重振国民性，而走着启蒙之路。批判旧有愚弱卑怯的国民劣根性，最为得力的文学家莫过于鲁迅，他曾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他交代起自己的“弃医从文”，源于一次观看幻灯片的不快经历，中国间谍要被日军枪毙，“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课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呼兰河传》中也不乏这样令人厌恶不已的看客。比如说，有跳河或投井的尸首被打捞上来，绝不先下葬而要展览两天，人们即使觉得恐怖，仍然会兴冲冲去观看。又比如“穿长袍短褂，非常清洁的”绅士一流的人物，围观看车夫和他的马不断下陷却不上前施以援手。马匹挣扎着站起来时，他们只会“噢噢”地叫几声。等马儿注定了站不起来，看热闹的觉得也不过如此，于是星散开去。这些不花钱就能看热闹的生活，让百无聊赖的神经也活跃了起来。这种围观，成了乡民们凝滞生活中重要的精神休闲方式。

围绕着泥坑发生的插曲和悲剧总是一件接一件，并不会随着空间的转移而消逝。也就是说，泥坑不仅仅存在于东二道街，在精神隐喻方面，它也存在于任何一个角落。它映照的是人群在这些事件中的麻木反应。

每次菜市场卖瘟猪肉，乡人们都自我欺骗说是泥坑溺死的猪，这种对生活视而不见的态度，既是艰难所致也是麻木所致，那种不管不顾吃了再说的及时行乐主义，不可能生出周全的、对生命完整尊重的精神。他们认为，人的价值是渺小的。人死还不如一只鸡，因为鸡能下蛋，鸡蛋就是价值。扎彩纸的情节更是在幽默中透露着匪夷所思的荒诞，扎纸的工人们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却给纸人穿上光鲜亮丽的衣服，配置一应俱全的家俬、娇俏伶俐的仆人，甚至账本里都是别人欠款的美梦。这烛照出乡民们麻木的人生态度，把奢望都寄托在了来世，死亡也不过是去另一个世界，既然活着也并不值得珍惜。正如萧红所写：“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二、为弱者鸣不平

萧红的《生死场》一举将其纳入到抗日救亡的创作序列中。尤其是鲁迅为其定性为力透纸背地表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呼兰河传》中，萧红并未扩张生存与反抗主题，也没有在阶级和民族的二元对立框架里写斗争和牺牲。她自觉挡在了一个更为弱小的群体面前，替他们呼喊。这个群体，就是往往遭遇到残忍对待的女性、乞丐等一切在社会结构中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人们。

萧红在《生死场》里，把女性的分娩和小马驹的诞生场景并置在一起，批判的也是对于女性生命的不尊重。这令人想起萧红自身的遭遇，她也是一位饱受身心困境的女性，时常像待宰的动物一样，等候命运的发落。《呼兰河传》中虽有性别意识和女性主义批判的意味，但她的儿童视角，决定了她的眼睛是懵懂的，以孩子的声音直接陈述自己的观察和困惑。12岁健康红润的小团圆媳妇，因落落大方招致婆婆的毒打，后来跳大绳的时候，婆婆却要她当众脱光衣服泡滚水澡。娘娘庙里的娘娘被人塑成温润的女子形象，阴差阳错地解释了一个道理——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温顺不仅仅是挨打的结果，甚至是挨打的原因。因此，娘娘庙里的娘娘，因为女性身份，并不享受凡人的尊敬。指腹为婚的两家人，假若中途男孩家道中落，不愿意履行婚约的姑娘，则一定会背上坏的名誉，认为她是灾星。男人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只挑选那些逆来顺受的女人，授予贞洁烈女牌坊的巨大“荣誉”，以此来禁锢后来的年轻女性，她们必须学会顺从、乖巧、讨人欢心还忠贞不二。

即便是面对着整体性的国民性批判任务，萧红也从来没有放弃她独特角度的关怀。萧红为弱者鸣不平，整个呼兰县、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其实正是国民劣根性里最为顽固和隐蔽的一部分，但是萧红总是在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去揭露它。

三、悲悯情怀和生命挣扎

作为人生导师和文学引路人，鲁迅对萧红有很大的影响。《药》的结尾处，鲁迅在夏瑜的坟上添上了“一圈红白的花”。由此可见，前面那些阴惨痛心的批判，并没有泯灭掉他对于大众良知的最后一点信任。《呼兰河传》同样洒下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在面对冷眼旁观麻木荒凉的呼兰城人们时，萧红也对冯歪嘴这一形象有由衷的赞赏。

冯歪嘴子是一个经历过重重磨难而没有泯灭生存追求的活着的中国人。虽然额头上爬满愁苦的皱纹，眼里常含泪水，不过在可怕的灾难面前他仍能保持生命的顽强活力，天性中的硬气让人肃然起敬，他爱慕呵护妻儿，在抚养孩子的辛酸中，不忘用乐观的精神激励自己。当每个人都想来践踏他时，他一声不吭，独自扛住生活的艰难，继续挑水、做饭、哄孩子、过日子。不过可惜的是，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歪嘴子”这个绰号其实有乡村语言的粗鄙成分，但是也许正是这些粗鄙的人物身上，蕴含着那种坚强的生机呢。

萧红曾说，“鲁迅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但是“我的人物比我高”。萧红悲悯万物，包括她后花园里的毛毛虫和谎花。她有批判意识，但是并不是自信出淤泥而不染。因此，她绝不用自己的个人视角，而只是借用了泥坑这一近似于全能的自然事物。积雨之后的大太阳，将泥坑里的水分都蒸发了，“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提炼的是什么呢？

泥坑橫在大路中央，堆积着难以下手的混沌淤泥，呼兰城的乡民们从来没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泥坑带来的威胁和不便已经内化入了他们早已千疮百孔的不合理的生活里。他们仅仅知道天亮了就要起来干活，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这种强大的生活惯性养成了惰性，使他们逐渐成为了善良的庸众和麻木的看客。人们的生存意义被消解，只有集体的无意识狂欢才能激发起瞬间的生存价值。但是，仍然有人是热切善良的，比如看客中短衣短褂的人，他们总是不吝啬伸出双手或者仅仅是奉献出替人焦急的吆喝；再比如拖家带儿的冯歪嘴子，他没有退化萎靡下去。这可能是病痛中的萧红最后能够感到欣慰的生命意识——她也是一个挣扎着求生的呼兰县人。那时那刻的萧红，并不仅仅是一个受苦的女性，还是一个寂寞的离乡者、一个身处灾难里的中国灵魂。因此，萧红并不是全然瑟缩在狭小的自我天地里，她将切身的生命体验，融入到了对国民性的观察中，并留下了这部卓绝的《呼兰河传》。

参考文献：

[1]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耿庆伟.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文本复调性[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

[3]张谦芬.论萧红香港时期的创作反刍[J].社会科学，2017，（07）.

[4]孙婷婷.畸形“乌托邦”——《呼兰河传》中的正反噬合[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7，（01）.

（作者单位：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