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孝

高克林（1907-2001）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有幸先后三次到北京西单北大街小酱房胡同31号，访问过当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克林。那时，他虽已70多岁，但记忆力依然很好，而且非常乐意接待我每次的到访，他在向我回顾介绍亲身经历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同时，还深情地叙述缅怀了与他同甘共苦、流血牺牲的许多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给人心灵的震撼是记忆犹新的。直至现在，有时偶尔翻阅当年访问高克林等一大批革命老前辈的记录，一字字一句句仿佛是历史的重现，对我这个后辈的感动、感染，在脑海深处打下了永远难以抹去的烙印。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生活困难时期，为了发展生产、支援抗战而写的一篇运盐情况的调查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应该说在那个年代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和问题有很强的现实工作的指导性，其意义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南大门洛川的领导，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于1937年11月成立洛川工委，派高克林任书记，工委机关驻地设在洛川城内西大街屈崇福院。由于国民党派钟相毓任国民党洛川行政公署专员，并派叛徒、特务高仲谦任洛川县党部书记长，故高克林只能以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名义开展工作。1938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在原洛川工委基础上成立中共洛川特委，高克林仍任特委书记，特委管辖区域为洛川县、黄陵县、富县和宜君县四县。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一是建立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二是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三是发展地方武装；四是保护由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在担任洛川工委和特委任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高克林的工作是全身心投入而且是富有成效的。1940年1月，边区党委调高克林回延安学习。不久，高克林任中共直属机关总支书记。后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高克林任工委秘书工作。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为了粉碎经济封锁，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特别是针对各根据地仍然延续着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在1941年三四月《<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着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还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基本的方法。”要做好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强调把调查研究作为解决各种复杂疑难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当时有些人不以为然，说用牲口从定边县向关中运盐得不偿失。还有一些干部心中也没底，顾虑重重，举棋不定，运销食盐工作迟滞缓慢，进展不大。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得知边区运盐方面的情况后，即刻吩咐高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并且要求三天完成。高岗把这一紧急任务交给了高克林。高克林当时正在富县巡视工作。接到通知后，他于8月13日当晚在富县城区就开始工作。他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回来的副区长鲁忠才和王毓贤、孔照庆了解情况。鲁忠才详细叙述了第一次运盐的经过，王毓贤、孔照庆做了补充。他们通过算账，结论是一般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跑一趟可赚100元以上；好驴赚的钱多，弱驴赚的钱少。这一结论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为了把这一重要情况尽快报告毛泽东，高克林根据记录整理了运盐者的沿途经过、沿途困难，发生的问题、经验教训等七个问题。因时间很紧，他也没有经过仔细润色和加工，于当晚写好。第二天清早即派人把运盐报告从富县送往延安。

毛泽东看到高克林写的调查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并于1941年8月26日为这个调查报告写了一个很长的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的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随后，毛泽东亲自给高克林写的运盐报告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并推荐报纸发表。这个调查报告不仅在贯彻边区政府运盐《决定》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而且还在整顿党风和文风中起了作用，成为当时延安整風学习的参考材料之一。

1941年9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鲁忠才长征记》写的评语，以及《鲁忠才长征记》的前半部分，翌日又发表了后半部分。

1948年，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中，经毛泽东修改的《鲁忠才长征记》作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附件被收录。时过39年后的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第40期上又重印了《鲁忠才长征记》，并加了按语。按语写道：“高克林同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原载1941年9月14日至15日延安《解放日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这篇调查报告拟定了题目，并且写按语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里所谓的‘长征，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活跃城乡经济生活，陕甘宁边区富县城关区组织人力、畜力去定边盐池运盐，取得成功。调查报告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成就和经验教训，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经济问题讲得这么生动具体，引人入胜，的确是值得称道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情况同40年前大不相同。我们从事的经济工作，其复杂程度，是过去完全不能比拟的。更加需要人们深入到经济生活里面，掌握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目前，在不少同志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知识不足，学习不够。我们要在系统地学习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同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钻到沸腾的生活中去，向实际学习。我们宣传工作要实在地而不是浮夸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看看《鲁忠才长征记》，还是很有教益的。”

事过境迁，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离首次公开发表已78年，离198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重印并加写按语又有39年了。后39年恰逢是我国改革开放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举国上下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国家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中华民族像一枚光彩夺目的明珠闪耀在世界的东方，这无不让海内外华夏儿女而自豪和欢欣鼓舞。但与此同时，各种问题的长期堆积，各种矛盾交织的尖锐呈现，各种国内外复杂多变情势的频发，以及国人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等等，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执政能力、执政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的严峻挑战与考验是空前的。因此，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以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读一读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是要认真精读毛泽东的经典论著，并与融会贯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要准确地领会其精神要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俯下身子，眼睛向下，面对新时代发生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必须认真的、深入的、真实的开展调查研究，方能找到解决问题正确有效的办法，方能推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科学而又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正落到实处，把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任务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