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策天 何 文

一、引 言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城市化率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我国目前的统计指标中，城市化率主要是指人口城市化率，即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建国时，我国人口为5.42亿，城市人口为0.58亿，城市化率仅为10.6%；改革开放前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城市化率增长缓慢，到1978年，我国人口总数已经接近10亿，但城市人口尚不足2亿，城市化率不到20%；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速度很快，截至2017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8亿，城市化率达到了58.5%。根据人口学中的诺瑟姆曲线(Northam，1979)，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30%时，就进入了高速城市化的阶段，直到城市化率达到70%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世界上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先后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相比于改革开放前，虽然在改革开放40年中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已经大大提高，城市人口翻了两番，但是目前尚不足六成的城市化率依然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涵盖就业、社保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和结构(Bosker等，2018、2012；昉蔡 等，2001；都阳等，2014)。无法获得当地户籍，就意味着福利的损失，也就是所谓的“户籍歧视”(孙婧芳，2017；魏后凯和苏红键，2014；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4；温兴祥，2017；万海远和李实，2013)，从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极大的限制。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在逐步放开，流动人口在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逐渐减少。然而，部分研究认为，户籍歧视程度并未明显减轻(吴贾等，2015；章莉等，2014、2016)。国家发改委于2018年3月发文要求中小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而对于大城市的落户，特别是一线城市的落户，现实中仍然有诸多限制。

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就户籍歧视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由于需要重点分析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而城乡以及城市之间的距离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因此本文将采用连续经济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便更好地反映现实情况。新经济地理学(NEG)模型充分考虑了要素流动障碍、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和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生产技术，从而可以深入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特别是，相比于 “核心-边缘”型NEG区域经济模型(Krugman，1991；Martin和Rogers，1995；Baldwin，1999；Forslid和Ottaviano，2003；等)，以Fujita-Krugman(1995)为代表的NEG城市体系模型，对城市化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有天然的优势。首先，“核心-边缘”型NEG区域经济模型通常假设有一部分劳动力要素仅能够在区域内不同产业间转移而无法跨区域流动，这一假设更适合于国别背景，相悖于一国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劳动力相对自由的流动，而城市体系模型中所有的劳动力均可以转移。其次，城市体系模型把经济空间区分为农村和城市，特别适合对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而“核心-边缘”型NEG区域经济模型并未从空间上区分城乡。最后，城市体系模型采用连续的经济空间，不仅能够分析要素在不同区域的布局，还能分析要素在城乡之间各区位的分布，而“核心-边缘”型NEG区域经济模型仅能实现前者，对后者无能为力。因此，本文将以NEG城市体系理论(Fujita和Krugman，1995；Fujita 和Mori，1997；Mori，1997；Fujita等，1999)作为基本框架，把我国户籍制度导致的户籍歧视因素纳入到理论框架中，构建包含城市和农村两区域、工业和农业两部门、土地和劳动力两要素的NEG理论模型，并对城市体系由单城市结构向多城市结构进行演化的过程进行推演。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模型的基本框架进行阐述；第三部分在理论框架中纳入户籍歧视因素，获得模型的均衡，并探讨户籍歧视对均衡的影响；第四部分推演户籍歧视对于城市体系演化过程的影响；第五部分基于我国现实数据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一部分给出总结和启示。

二、理论框架

如图1所示，假设经济空间为线性连续结构，由城市和农村两个区域构成。不考虑城市的空间，以城市为原点建立坐标轴，范围为-f到f，其中f表示经济空间和农村的边界。由于对称性，我们只需要考虑r≥0的部分。

图1 城乡结构

假设不存在失业，经济系统中只投入劳动力和土地(耕地)两种生产要素从事农业和工业两种产业。农村为农业区，投入土地和劳动力采取里昂惕夫生产技术生产同质的农产品在完全竞争市场上销售；每1单位土地投入aA单位劳动力，产出1单位农产品。城市是工业区，工业部门投入劳动力采用规模报酬递增技术生产具有差别化的工业品在垄断竞争市场上销售。工业品由城市销往农村，农产品由农村销往城市，两者均存在交易成本。

设总人口和城市人口分别为L和ML，农民总数为2aAf，这样，总人口为:

式(1)可以称为劳动力条件。

（一）消费者行为

假定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采用经典的D-S框架，设定消费者效用函数为双层效用函数——消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科布-道格拉斯型总效用函数以及消费工业品组合的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用μ和1-μ分别表示了消费者对于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消费偏好程度，这里μ∈（0,1）；σ表示任意两种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这里σ＞1，σ越大表示工业品的差别化程度越小；n为工业品的种类数。

1.城市和工人

城市居民(即工人)的效用函数为:

这里，UM为城市居民的效用；CM为城市居民消费的工业品组合；CA表示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ci表示城市居民对第i种工业品的消费量。分别用wM和VM表示工业劳动力的名义收入水平和实际福利水平，分别用PA（r）、pi（r）和PM（r）表示r地区的农产品、第i种工业品和工业品组合的价格，则工人消费行为的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结合式(2)和式(3)可以得到城市居民的实际福利水平(间接效用函数):。这里，表示r地区的物价水平。

2.农村和农民

农村居民(农民)的效用函数为:

这里，U（r）为r地区农民的效用，CM（r）为r地区农民消费的工业品组合，CA（r）表示r地区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量，ci（r）表示r地区农民对第i种工业品的消费量。

分别用w（r）和V（r）表示农民的名义收入水平和实际福利水平。r地区农民的消费行为的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结合式(4)和式(5)，可以得到农村居民的实际福利水平:V（r）=lnw（r）-lnP（r）。

（二）交易成本

工业品和农产品在城乡之间销售均有交易成本，模型采用冰山交易成本，分别用τM和τA表示单位距离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损耗比例，τM,τA≥0。这就意味着，从城市出售1单位工业品到r地区，只剩下e-τMr单位，1 -e-τMr单位都在运输过程中“融化”了；而1单位农产品从r地区销售到城市，只剩下e-τAr单位，1 -e-τAr单位在运输过程中“融化”了①如果分别用M(r)和A(r)表示工业品与农业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数量，并给定M(0)和A(0)，从而dM(r)dr=-τMM(r ) ⇒M(r )=e-τMrM(0)，dA(r)dr=τAA(r) ⇒A( 0)=e-τArA(r)。。这样就可以得到:

交易成本主要包含运输成本和物流损耗。在运输成本方面，农产品和工业品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均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业的发展而不断降低。在物流损耗方面，大部分农产品的保鲜期很短，从而存在很大比例的物流损耗，而工业品的物流损耗相对较小。

（三）农业部门和土地租金

由于假设农业部门生产同质产品，因而可以把农产品在城市的销售价格作为计价标准，即设PA（0）≡1。这样PA（r）=e-τAr。用R（r）表示r地区的土地租金，等于每单位土地的产值减去耕种土地所需要的aA单位劳动力的总工资:

这里，aA代表农业生产技术，数值越小则表示单位产出所投入的劳动力越少，也就意味着农业技术水平越高。在经济空间边界(f地区)的土地租金为0，所以有:

（四）工业部门

工业部门为D-S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假定不存在企业之间的共谋以及范围经济，由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技术，故而一种产品只由一个企业生产。假定每个企业使用F单位劳动力作为固定投入；每单位产出需要aM单位的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这样，企业的成本函数为，这里x表示企业的产出。因此，企业的利润为:。假设产品数量充分多，选择恰当的劳动力计量单位，令可以得到企业的最优定价为:

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进出市场无限制，因此超额利润为零。由此可以得到企业的产量和每个企业使用劳动力数量均为1，以及工业品的种类数:

这样地区r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为:

（五）市场出清

模型中不存在储蓄和税收，整个经济系统的总收入即总支出为:

总支出包括消费者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两方面的支出。工业品总支出既是工业部门的总收入，也是所有居民支出的μ份额:

由于只有农产品和工业品两个跨区域市场，因此工业产品市场出清也就意味着农产品市场也出清了。将式(13)代入式(1)人口条件，就可以得到:

（六）实际福利水平

上述的分析结论代入城乡居民的实际福利水平函数，可以得到:

三、户籍歧视和模型均衡

（一）模型均衡

劳动力的(城乡和不同城市之间)空间流动由实际福利水平的差异所决定。因此，劳动力的空间流动达到均衡的条件为:

均衡条件的推导参考附录A①限于篇幅，本文附录均省略，有需要的读者可以扫描本文二维码查看附录，或者直接向作者索取。。根据市场出清条件、劳动力空间流动均衡条件和人口条件，可以得到模型的均衡。式(16)结合式(8)可以得到:

联立式(14)和式(17)，可以得到wM和f。如图2所示，从左上到右下倾斜的曲线(细实线)代表了劳动者福利水平均等条件(即式(17))；从左下到右上倾斜的曲线(粗实线)代表了产品市场出清条件(即式(14))；两条曲线的交点为均衡时的城市工人的名义工资以及经济空间的边界。

图2 模型的均衡(实现了农产品价格和经济空间边界的均衡)

（二）户籍制度和户籍歧视

户籍歧视使得农民进城务工所获得的待遇低于拥有城市户籍的劳动力(即城市原住民)的待遇。这反映到模型中就是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与城市原住民相同的实际福利水平。

为了简化处理，假设户籍歧视不对农民工的名义收入产生影响，而是外生影响农民工的实际福利水平。用d来度量城市的户籍开放度，以表示户籍歧视的影响是使得农民工的实际福利水平相对于城市原住民外生增加lnd，这里0＜d≤1；户籍开放度d越大意味着户籍歧视程度越小；当户籍开放度d=1时户籍歧视消失，城市户籍完全开放。用表示考虑户籍歧视时农民工的实际福利水平，从而有:

因此，考虑户籍歧视的劳动力福利均等条件为:

由式(19)和式(8)可以得到:

户籍歧视的出现使得城市需要给农民工更高的名义工资才能吸引农村劳动力。如图2所示，从左上到右下倾斜的曲线(虚线)代表了考虑户籍歧视的劳动者福利均等条件(即式(20))，该曲线随着户籍开放度d的下降而上移，均衡时的城市工人的名义工资以及经济空间的边界增加。联立式(14)和式(20)可以判断，均衡时:

经济空间的边界受消费偏好、交易成本、农业技术、户籍开放度以及人口规模的影响。这意味着城市化率也应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用来表示城市人口份额(即城市化率)，从而:

结论1:城市化率由消费偏好、交易成本、农业技术、户籍开放度以及人口规模决定。

式(22)是本文实证检验的对象。

（三）各参数的影响效果

要用现实数据验证该结论，还需要确定参数的影响效果。

1.经济空间边界首先判断各因素对经济空间边界的影响，据式(14)和式(20)并结合图2判断出:

证明参见附录B①限于篇幅，本文附录均省略，有需要的读者可以扫描本文二维码查看附录，或者直接向作者索取。。户籍开放度的提高和消费者对工业品的偏好程度提升能够增强城市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从而扩大城市规模，减少农村人口，使得经济空间的边界缩小。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同时增加城市和农村的人口，从而扩大经济空间的边界。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节约了劳动力，从而扩大了经济空间的边界。工业品交易成本的增加扩大了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福利优势，从而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缩小了经济空间的边界。农产品交易成本的降低，节约了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一方面通过农村相对生活成本优势的降低削弱了农村的相对福利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农产品在产地价值的提高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两部分效果的大小取决于居民对于农产品的偏好程度:如果居民对于农产品的偏好程度较高，农村生活成本优势的降低效果超过了农民名义收入增加的效果，这样会吸引农民进城，从而缩小经济空间边界；反之，当居民对于农产品的偏好程度较低时，农村生活成本优势的降低效果小于农民名义收入增加的效果，从而扩大了经济空间边界。

2.城市化率

证明参见附录B。户籍开放度的提高、消费者对工业品的偏好程度提升和工业品交易成本的增加缩小了经济空间的边界，从而提高了城市化率。如果居民对于农产品的偏好程度较高，农产品交易成本的降低导致农村生活成本优势较大幅度提高，超过了农民名义收入降低的效果，从而在缩小经济空间边界的同时提高了城市化率；反之，如果居民对于农产品的偏好程度较低，农产品交易成本的降低对农村生活成本优势的提高有限，不如农民名义收入降低的效果，从而在扩大经济空间边界的同时降低了城市化率。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同时增加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对城市化率的影响取决于城乡人口增加的幅度，消费者对于工业品的偏好程度较高时城市人口增加的幅度更大，从而人口越多城市化率越高；消费者对于农产品偏好程度较高时则是人口越多城市化率越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节约了农业劳动力，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从而导致人口总量在城乡之间的重新分配，消费者对于工业品的偏好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城市化，从而当消费者对于工业品的偏好程度较高时，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会增加城市化率；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偏好程度较高时，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则会降低城市化率。

结论2:户籍开放度的提高、居民的工业品消费偏好上升或工业品的交易成本增加会提高城市化率；反之亦然。如果居民的工业品偏好程度较高，那么农产品交易成本越大，则城市化率越高；反之亦然。除非居民的工业品偏好程度足够低，否则人口规模越大或者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则城市化率越高；反之亦然。

式(24)将是本文实证检验的判别依据。

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接下来探讨户籍歧视对城乡居民的名义和实际收入水平所产生的影响。wM和dwM分别表示城市原住民和(按户籍歧视折算的)农民工的工资，（1 -d）wM则表示两者的差距。根据式(14)和式(20)，结合图2可以判断，均衡时:

随着户籍开放度的提高，城市原住民的名义工资降低，而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上升，城乡(包括城市的原住民与农民工之间)名义收入差距缩小。

根据式(18)还可以得到，均衡时:

均衡时农民和城市里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相等；城市原住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超出了农民和农民工，差距由户籍开放度决定，城市的整体户籍开放度越低，则城乡收入差距越大。通过名义和实际收入的比较，可以判断，为了维持自己的相对高收入，城市原住民将有阻碍户籍放开的动力。

结论3:对于城市的原住民而言，当地的户籍开放度越低，自己相对于其他居民的相对名义和实际收入水平就越高。

四、户籍歧视对城市体系演化的影响

本部分将探讨户籍歧视对于城市体系演化所造成的影响。首先，在单城市结构下，分析户籍开放度对市场潜能的影响，随后探讨新城市的形成以及城市体系的演化，在多城市框架下，分析户籍开放度的变化对经济空间所造成的影响。

（一）市场潜能

市场潜能的概念最初来自于Harris(1954)，在NEG城市体系模型中可以表示为某个地区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考虑户籍歧视，并假定整个经济系统的所有城市的户籍歧视程度相同，即户籍开放度在整个经济系统都相同，从而市场潜能函数为:

根据式(14)和式(20)，可以得到w（0 ）=dwM（0）以及，因此，要得到r地区的市场潜能函数就只需要求出wM（r）。分别用pr（s）、cr（s）表示r地区生产的工业品在s地区的销售价格和销量，显然。那么wM（r）就是r地区企业的总收入:

r地区企业的总收入包括在位于原点的城市(称之为中心城市)销售的部分以及农村销售的部分，将式(28)代入式(27)可以得到:

选取参数可以画出市场潜能函数的图形。首先考察在给定人口规模下户籍开放度的不同对于市场潜能所造成的影响。参考Fujita和Krugman(1995)的研究，参数设定为μ=0.5，σ=4，τM=1，τA=0.8，aA=0.5①选择不同的模拟参数不会对论文的结论产生关键性影响，只影响变量的绝对数值。。

很显然，中心城市的市场潜能为1。如图3所示，中心城市附近的市场潜能都会降低，即形成聚集阴影。如图3(a)所示，如果人口规模不够大，则经济空间边界f不够大，那么任何区位的市场潜能都小于1；如果人口规模比较大，那么随着r的增加，市场潜能先下降后上升，如图3(b)所示；如果人口规模足够大，那么在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某地区，市场潜能将达到或超过1。在中心城市以外的地区之所以出现市场潜能达到1，是因为中心城市对于工业的吸引力弱于排斥力，从而中心城市将调整城市规模。

户籍歧视提升了中心城市以外地区的市场潜能，削弱了单城市结构的稳定性。其提升的效果随着户籍开放度的降低而增强，从而能够在更小的人口规模上出现市场潜能达到1的地区，最终破坏单城市结构。如图3(c)所示，此时经济系统的人口规模L=3，如果没有户籍歧视，也就是户籍开放度为1时，单城市结构将保持稳定，而当户籍开放度d=0.542时，在r=1.1的地区的市场潜能首次达到1。如图3(d)所示，此时经济系统的人口规模L=4，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单城市结构同样将保持稳定，而当户籍开放度d=0.88时，在r=1.1的地区首次出现市场潜能达到1。根据模拟，如果不存在户籍歧视，经济系统的人口规模需要达到L=4.36时才会有农村地区的市场潜能达到1。

结论4:户籍歧视提高了城市以外地区的市场潜能，从而加剧了单城市结构的破坏力，以致在人口规模更小时就使得中心城市以外出现市场潜能达到1的地区。

观察式(29)很容易判断 ∂Ω（r）/ ∂f＞0，根据式(24)可以判断，户籍开放度的降低，削弱了城市的吸引力，扩大了经济系统的空间规模，从而形成了单城市结构的破坏力。

图3 户籍开放度对市场潜能的影响

假定户籍开放度d=0.5，如图4所示，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农村地区的市场潜能逐步提升。在人口规模达到L=2.88时，在r=1.1的地区首次出现市场潜能达到1。此时，单城市结构不再稳定，新的城市将形成，经济空间将演化为多城市的城乡结构。

接下来，本文将探讨经济系统的人口规模由小逐渐变大的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比较d=0.5与d=1时的差异。

图4d=0.5时，户籍开放度对单城市结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

（二）城市体系演化

在多城市框架下，劳动力的(城乡和不同城市之间)空间流动由实际福利水平的差异所决定。因此，劳动力的空间流动达到均衡的条件为:

这里k为城市的编号，均衡条件的推导参见附录A。在均衡时，所有农村居民和任一城市的农民工的实际福利水平相等。根据产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劳动力空间流动均衡条件和人口条件，可以得到模型的均衡。

如图5所示。在人口规模较小(L=2)时，户籍歧视是否存在无法根本改变经济空间的形态，此时单城市结构是稳定的。户籍歧视的存在，降低了农民的工资水平，从而小幅提高了土地的租金，并由此扩大了经济空间的规模。户籍歧视造成城市化率的降低；城市人口的减少缩小了工业部门的规模并提高工人的名义工资，这样导致工业品价格指数和物价水平的上升。相同区位的城乡相对工业品价格和相对物价水平不受户籍开放度的影响。

图5 人口规模L=2时，户籍歧视对城市体系(市场潜能、土地租金、工业品价格、物价水平、相对工业品价格PM（r ）PM（0）和相对物价水平P（r ）P（0）)的影响

户籍歧视的存在提高了城市工人的名义工资，通过工业品价格的提高最终降低了农民和农民工的福利水平。

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城市化率逐渐提升，城乡人口均有所增加，经济空间的边界随之扩大，从而提高了经济空间(除了中心城市以外)的市场潜能。当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出现另外一个市场潜能达到1的区位。户籍歧视的存在降低了城市化率，扩大了经济空间规模，从而使得这个区位在人口规模更小时出现。如图6所示，在人口规模L=2.88时，如果户籍开放度d=1，此时单城市结构依旧稳定；但如果户籍开放度d=0.5，此时单城市结构将不再稳定，新的城市将在中心城市两侧出现，如图6(a)所示，三城市结构将形成，经济空间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新城市(双侧城市)的形成，使得农产品更接近最终消费市场，这节约了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农业生产变得更为有利可图，从而扩大了经济空间的边界，降低了城市化率。新城市同样会形成聚集阴影，使得其周边地区的市场潜能降低，而在城市之间的特定区位由于临近两个城市，市场潜能提高了，成为(人口规模继续扩大时)潜在的新城市区位。由于农产品不仅销售至中心城市，也销售到了双侧城市，从而对于一些区位(潜在的新城市区位的外侧地区)，其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了。工业从一个城市分散到三个城市，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工业品价格指数大幅上升，一方面导致城市丧失部分吸引力，从而出现城市人口的大量流失，这最终导致了城市化率的降低；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城市规模而大幅度提升名义工资与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竞争，最终也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和农民工资的提高，对土地租金产生双重影响，最终使得土地租金发生大幅度变化:中心城市周边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工资上升幅度更大从而土地租金大幅度下调，双侧城市周边及外侧地区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更大从而土地租金有所上升；随着与中心城市距离的扩大，土地租金由递减变成倒“N”形。与城市的距离依旧是决定工业品价格和物价水平的关键因素，只是随着新城市的出现，一个地区将受到多城市的影响:工业品价格和物价水平均先随着与中心城市距离的扩大而上升，又随着与双侧城市距离的缩小而下降，并在远离城市后上升；相对工业品价格和物价水平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

图6 人口规模L=2.88时，户籍开放度对城市体系(市场潜能、土地租金、工业品价格、物价水平、相对工业品价格和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经济空间继续演化。如图7所示，在人口规模达到L=4.36时，即使户籍开放度d=1，单城市结构也不再稳定，新的城市将出现，如图7(a)所示，三城市结构形成。与没有户籍歧视相比，户籍开放度d=0.5下三城市结构已经维持一段时间，人口规模的扩大提升了城乡人口，提高城市化率的同时扩大了经济空间的边界，从而扩大了双侧城市的规模，令中心城市萎缩，在双侧城市的外侧地区市场潜能提升，潜在的新城市即将产生。城市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城乡的工业品价格和物价水平。相比于没有户籍歧视，户籍开放度d=0.5下虽然是相同的人口规模和三城市体系，但中心城市由于人口规模缩小从而相对于其他区位的相对工业品价格指数上升了。中心城市相对于其周边地区的物价水平也提高了，但是由于其他地区的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中心城市相对这些地区的相对物价水平事实上是降低了。

图7 人口规模L＝4.36时，户籍开放度对城市体系(市场潜能、土地租金、工业品价格、物价水平、相对工业品价格和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随着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根据模拟，当人口规模L=4.93时，若户籍开放度较高，此时三城市结构依旧稳定，但若户籍开放度d≤0.5，则三城市结构不再稳定。

结论5:户籍歧视使得新城市在更小的人口规模下产生，通过影响人口布局、物价水平等各方面改变了城市体系，间接降低了城市化率。

五、实证分析

这里，将以1992—2017年我国年度数据为基础，首先对模型各主要参数对应的统计指标进行描述分析，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对第三部分的结论(即式(22)、式(24))进行实证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和分析

根据结论1，城市化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为户籍歧视程度、居民的消费结构、人口(或劳动力)的规模、农业生产技术和交易成本。

1.户籍歧视程度

代表性指标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比。根据《农民工监测报告》和卢峰(2012)的研究可以知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工的工资随着城市居民收入一起保持着快速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8年期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年均13.6%，累计6.67倍)快于农民工收入增长(年均9.1%，累计3.02倍)；2008年之后，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年均12.5%，累计1.89倍)快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年均9.9%，累计1.34倍)。这反映了2008年之前户籍歧视程度逐渐提高，而2008年之后则是逐渐降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大致也是在2008年前扩大，而在2008年后缩小，这可以作为户籍歧视程度变化的佐证。

虽然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工收入的统计口径不同，但增长率的差异能够反映两者的变化，因此本文将使用两者的比值(农民工收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并将1992年的数值标准化为1。根据结论2和结论5，这一指标与城市化率正相关。

2.居民消费结构

代表性指标是恩格尔系数。1992—2017年间，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基本符合恩格尔定律: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其中1995—2005年期间，城乡恩格尔系数差距达到了0.1，说明这一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较大；2010年后，城乡恩格尔系数差距在缩小，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①2014年国家统计局对2013年的城乡恩格尔系数进行了调整，城市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中国统计年鉴(2014)》所公布的35.0和37.7下调至30.1和34.1。本文的研究也对1992—2013年的城乡恩格尔系数进行了相应的处理。。由于城乡恩格尔系数高度相关，本文只使用农村恩格尔系数作为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根据结论2，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化率负相关。

3.人口和劳动力总量

模型中解释城市化率的一个重要变量是人口总量。由于模型中人口均为劳动力，因此在解释人口城市化率和劳动力城市化率的时候可以分别使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1992—2017年我国人口和劳动力绝对数量都在持续增加，但增速在1996年之后不断下降，2008年之后增速下降的趋势放缓，劳动力年增长保持在0.4个百分点左右。此外，虽然人口增速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速，但是差距在2010年后仅为每年0.2个百分点左右。1992—2017年我国恩格尔系数基本上都低于0.5或者在0.5左右。因此，根据结论2，人口(劳动力)与人口(劳动力)城市化率正相关。

4.农业生产技术

与模型中的aA相匹配的指标是人均耕地。2004年之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速度大大超过耕地减少的速度，从而按劳动力数量平均的耕地面积保持上升的趋势，1992年为4.5亩，2017年提高到5.8亩，增加了28%①1996年和2010年国土资源部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两次调查结果均大幅调增了我国的耕地面积存量。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对2010年之前的耕地数据进行相应调整。。人均耕地在2003年后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有所提高。本文选取按劳动力口径计算的人均耕地面积作为城市化率的解释变量之一。根据结论2，人均耕地面积与城市化率正相关。

5.交易成本

根据结论2，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易成本均与城市化率正相关。因此，只需估计交易成本整体的变化趋势。二十多年来，我国物流业发展迅猛，社会物流总额从1992年的3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52.8万亿元，增长超过80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8.6%，远超同期GDP的增速，物流需求系数(创造1元GDP所需要的物流额)从1992年1.44提高到了2017年的3.06。在社会物流总额中，工农业品的占比一直高达九成。因此，可以用社会物流总额来反映工农业品物流情况。又由于物流的目的在于为增加值的创造而服务，因此选用社会物流总费用/GDP作为反映交易成本的指标。

6.我国实际的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有人口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总人口)和劳动力城市化率(＝城市劳动力/劳动力总数)两个口径。两者的整体趋势均保持着较快的上升，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不过，随着城乡人口迁移门槛的降低，1995年后人口城市化率逐渐超过劳动力城市化率，2000年以来两者之间的差距保持在4～5个百分点之间。

本文理论模型中，所有人口均为劳动力，因此文中的人口城市化率也可以表示为劳动力城市化率。下文将分别按照人口城市化率和劳动力城市化率两个口径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过程和结果

1.模型设定

分别用RKCZH、LDLCZH、RK、LDL、EGE、JYCB、RJGD和HJKF表示人口城市化率、劳动力城市化率、人口总量、劳动力总量、恩格尔系数、交易成本、人均耕地和户籍开放度。根据理论模型的结论2，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式(31)和式(32)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口城市化率和劳动力城市化率。考虑到人口城市化率、劳动力城市化率、恩格尔系数、交易成本和城乡收入差距均为相对数，而人口总量、劳动力总量和人均耕地为绝对数，因此对人口、劳动力总量和人均耕地进行对数变换。

2.描述性统计

下面通过对1992—2017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劳动力城市化率、人口总量、劳动力总量、恩格尔系数、交易成本、人均耕地和户籍开放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反映这些变量的变化趋势，并初步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3.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数据特征，本文采用ARMA(1，1)模型对式(31)和式(32)进行时间序列分析。首先应用1992—201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模型的估计，其次预测2017年的城市化率与实际数值进行比较以评价实证模型的精度。实证结果通过了异方差、自相关和协整检验，如表2所示，拟合优度和预测精度均非常高。

表2 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2，即人口(劳动力)城市化率与人口(劳动力)总量、人均耕地、交易成本、户籍开放度正相关，与恩格尔系数负相关。

根据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排序，对1992—2016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提升产生影响由大至小的因素分别是人口总量、人均耕地、户籍开放度、恩格尔系数和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和恩格尔系数的t值在0.1～0.2之间，显著性略低，说明在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交易成本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城市化率的贡献值较小。

同样，对1992—2016年我国劳动力城市化率提升产生影响由大至小的因素排序分别是人均耕地、劳动力总量、恩格尔系数、交易成本和户籍开放度。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知道，这一时期我国的户籍开放度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从而累计的变化幅度不大，未能对我国劳动力城市化率变化产生关键影响；相比而言，常住人口对于户籍歧视更为敏感，而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强因而对户籍歧视的敏感度较低，从而呈现出相对不够显著。

六、总结与启示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于2011年第2期中总结了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几大发展方向，其中之一就是发现更多影响城市体系演化的因素。本文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了理论探索。通过在NEG城市体系框架中纳入具有我国特征的户籍因素，考虑户籍歧视损害了农民工的实际福利，通过理论分析发现了户籍歧视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从城市体系演化的角度，展示了户籍歧视的存在对城市体系以及经济空间面貌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首先得到了直观上的结论，即户籍歧视限制了我国劳动力的流动，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Whalley，2007；Bosker，2012)，降低了我国的城市化率。为了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完全开放，并加快大城市的户籍制度创新，从消除户籍歧视的角度逐渐消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城市的原住民出于自身利益，具有阻碍户籍开放的动力，因此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户籍歧视对于城市体系演化的影响似乎更为复杂。户籍歧视使得城市体系更容易发生变化，间接降低了城市化率。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和东南地区中小城市的蓬勃发展可以视为当时极为严格的城乡分割的结果。然而，由更多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一方面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就近转移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城市竞争也提高了城市劳动力的收入，这不也是对于城市体系的一种优化么？这样就使得人口不会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不仅减少了大城市的压力，缓解“城市病”，而且有助于我国形成更优化的城市层级结构(Chan，2009、2008)。因此，户籍制度的意义也不能被认为是完全负面的。现阶段我国的区域发展及有关政策从四大板块逐渐深入到各城市群，城市群要能够形成核心竞争力就需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结构，户籍制度的有效利用将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当然，本文假定户籍歧视程度在经济空间全部城市都相同，从而限制了理论分析。如果充分考虑不同城市存在差别化的户籍歧视程度，将可能获得更丰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