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蛟

一

送母亲到路边公交车站，她要回自己家去。

“等等再下，找地方把车靠一下。”我一边让车速慢下来，一边拿目光朝车窗外搜寻。母亲催促着：“走吧，我认得，你直接上班去。”

我还是不那么放心，把车停到一个小区出口处，陪母亲来到公交站台。我和母亲站在高大的站牌前，像一个老师那样再次指着28路上的“28”，和她确认：“这个28，你再认认看，数字总没问题吧？”母亲像初学阿拉伯数字的小学生，点头说：“这会儿不认得啊。”公交车站牌映出了我们母子俩。这是早晨，一辆洒水车自远处开来，喇叭播放着响亮的音乐，白花花的水喷洒出来，四溅开去，灰灰的柏油路面顷刻变成了深黑。我们身旁急速地驶过去一辆又一辆车，不远处小区里不时有人出来，送孩子上学的，拎着购物袋去买菜的……一个闹嚷嚷的人间苏醒了。

不时有公交车开来，庞大的身躯发出吱嘎响声自我们身旁晃过去，一旦看到带有2字或8字的公交车，我都会跟母亲唠叨一番：“这个638路，看到吗，最后一个8。”

母亲说：“8字好认，这个字不容易看错。2字不好认。”

“2为什么不好认？”

母亲说：“2和5不好区分。”

我细细一想，公交车驾驶台上方显示出的2，笔画由横和竖组合起来，没有转折，母亲说得没错，若翻个面就无疑是5了。接着我开始和她指认2，112路开过来，我让母亲盯着LED屏上红色的2：“仔细看，这就是2。”母亲说：“知道了，不会弄错了。”她冲着我轻松地笑了笑。我还是不放心，继续等着，等到一辆53路摇摇晃晃开过来，我唠唠叨叨向母亲反复指点了5之后，才回到自己车上。离开前我又补充了一句话：“真乘错了，就打电话。”母亲笑了：“不会错的。真乘丢了，这样的老太婆也没人要。”

我的担心持续了一小会儿。等驱车进入单位，停好车，急匆匆去用早餐，打开办公室电脑，处置一应杂事，这样便一整天过去了……竟然忘了要问问母亲，她是否到家了。等到想起早晨母亲独自乘车回家的事，已是灯火初上的傍晚。

此刻，我在纸上写下那天早晨的情形，才隐隐意识到，母亲每一回乘公交车的不安。她晕车，又不认识字，哪儿上车，哪儿换車，哪儿下车，这些于我们简单不过的事，到她面前可都是结结实实的障碍。我想到12岁那年，乘车去中山东路新华书店，车乘一路，惴惴不安琢磨了一路，当时我似乎总弄不清该在马路哪边上公交车。若是上错车，就朝反方向去了。我竟没有想到母亲正一回回经历着我儿时那般的无助。

一旦走到外部世界去，母亲就成了一个孩子。而整个外部世界，都是对母亲这样的孩子关闭的。母亲不识字，如她自己说的是一个瞎眼的人。一个瞎眼的人看不到这世界的大部分精彩，也找不到进入外部世界的钥匙。

她无法独自去大医院看病，烦琐的挂号手续，复杂的指示牌，种类众多的科室……一个迷宫，置身其中，要见到想见的医生，不知得费多大周折。

她无法独自乘火车，乘轮船，更不用说坐飞机，迄今母亲都还未坐过飞机呢。也无法办理酒店入住手续。远处的生活几乎和母亲断了干系，她的路径只在脚下，只在双脚和脚踏车画出来的弧线上，偶尔或许还可算上公交车。

母亲很少去超市，一开始推说超市买东西麻烦。后来，我们说多了，她就说货架上标签不好认，我们起先心不在焉嘲笑她：“这有啥不好认的，你十个数字都认识的。”但有一天，我在超市货架前驻足，看着那些小标签上的数字，开始思考，如果一个人仅仅认得十个数字，能顺畅看懂商品的价格吗？我们且不说看不懂价格牌上对应的中文名称，就是数字后面那些点号于不识字的人也必是极玄虚的谜面。母亲说，她去超市，要买什么都是估摸着大致价格才买下的，付款前心里没底，临付款了，才知道有些东西价高了。母亲喜欢去小镇上的菜市场，喜欢去菜市场周围的小摊。小贩们熟识，也好讲价格，不像超市里只是冷冰冰的数字。我们同样也很少想到，当世界快速前进，无意间却将我们的父母远远抛在了后头。

母亲有段时间住我家，帮着照看家里的小学生。社区物业通知每月可免费领一卷垃圾袋，母亲便觉得该行使这项权利。但领了几次，就不好意思起来，原因是领完垃圾袋，需在物业制作的表格后对应着门牌号签个名字。往后，母亲每回去领垃圾袋就带上我女儿，其时，小家伙正读二年级，她在物业的蓝面硬皮本上替奶奶签下名字。回到家，趁母亲不在时告诉我：“奶奶不会写名字，还是我厉害。”

我三十三岁那年，在省城杭州动了手术。母亲夜以继日守在病榻旁，替我喂饭，擦身体，帮我翻身……她永不疲倦。有一天，其他家人『合好不在，剩下母亲，她要返回酒店取我的一本病历卡。那家我们预订下来作为家人休息的酒店位于医院西北角路口。这是一家巨大的医院，母亲要穿过好多栋大楼，绕到北门，再沿北面主马路往西走半里左右，才能到酒店。住院楼、门诊楼、医学试验楼、肾病大楼、消化科大楼……每一栋楼都有冷灰的外表，相似生硬。水泥路，连廊，地下通道……母亲穿行其间，像走在一个巨大丛林里，可她不认得任何标识，我无法跟她谈及路名，只能以虚弱的声音反复告知母亲酒店的名字。母亲很沉静，她说让我别担心，她记得酒店的路。我知道母亲拿话安慰我，酒店到医院，我前些天也迷路过。

母亲于四十多分钟后返回病榻旁，额上沁出了汗，她说，走错好几次，问了好多人，总算找到了。我躺在床上，心重新落进胸膛，冲着她疲倦地笑了。

二

母亲小时，家中拮据。她是长女，下面六个弟妹。外祖父老实巴交，使出浑身解数，只为让全家人身上有衣穿，嘴里有粮食吃。外祖父认定女儿不必读书，他倒是挣扎着让几个儿子都踏进过校门，尽管家里没出一个读书人。母亲常常跟我们讲：“你那些舅舅都去读过书的。”她那么讲的时候，目光里流露出一种羡慕之色，“可他们不爱读书，你大舅舅只喜欢放牛，三舅舅总逃学到人家鱼塘里游泳，剩下小舅舅倒不逃学，可书一窍不通。只有我和你阿姨，你外公一天书也没让读。”母亲很少提及外祖父的不是，只在读书这件事上除外。

母亲的少女时代像一枚落在墙角无人问津的苦涩杏仁，除了劳作，除了担心饿肚子，也并没有太多时间感伤读书识字这件事。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外婆的，她说外婆对待孩子心极硬。母亲七岁时，还是个小女孩，那年冬天特别冷，有一回她没捧住一个暖手炉，暖手炉掉地上，炉口豁开一个口子，炭火撒了出来。那会儿，我外婆刚好在母亲身边，她看到女儿的这个失误，竟然做了一个令母亲一生无法释怀的举动。她抬起腿，一脚踩到女儿腿上，小女孩疼得满头大汗，跌倒在地，小腿当即骨折。

待到母亲长大些，由于是长女，不但要干活，还要照顾几个弟弟妹妹，她似乎是他们另一个娘。母亲说，她最不喜欢大舅舅，他打小就笨，动不动把尿尿到她身上。母亲十六七岁时，正是我们国家困难时期，小山村里家家户户缺衣少食，家里吃饭的嘴巴又多，日子过得十分紧巴。家中可吃到的米越来越少，常常只能撑大半年，剩下小半年，就吃番薯藤，吃细糠，吃草籽。每回做饭，她只好将米做成一大锅稀粥，心想至少大家都能让肚子里装点东西。但大弟和二弟，拿起勺子，尽往锅底捞。外婆为此时常责备母亲，说她将粥煮得太稀。

母亲十八岁那年，家里实在弄不到粮票，外公就去各处借米。而她则跟着村里姑娘们到农场采茶，一住半个月。那半个月，她粒米未沾，带去一大袋红薯干，天天以红薯充饑。

在母亲偶尔忆及的往事里，我大致能窥见她的少女时光，黯淡寂然，充斥着汗水与劳作。没有甜的糖果，没有更多来自父母的疼惜，没有花花绿绿的裙子，而事实上母亲年轻时候，从未穿过裙子。

外公觉得生活就是他能一眼望到底的样子，他把家筑在山沟沟里，种几亩山地，村里分到了几十亩林子，家里七个孩子，一头黄牛，一头猪。每天起来，下地干活，每晚回来，摸着黑，点着油灯早早上了床。

母亲也同样觉得生活是她能一眼望到底的样子，做姑娘时帮家里分担家务，抚养弟妹。学会烧菜做饭，纳鞋底，织毛衣，补衣服……嫁人后为丈夫生儿育女，尽管作为女人，她同样会种地，打柴，烧炭，熟稔各样农活。在她的生活里，有风雨，有汗水，有种子，有果实，唯独很少遇见字，她的生活似乎与字无关，字既不能当柴烧，又不能当饭吃，认不认得字有什么干系呢？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村里通知村民办理身份证。母亲说，村里很多人都不想去办身份证的，她也那么想。跟她相仿年龄的女人们都觉得自己都这把年纪了，天天在山里种地，这辈子都走不出大山去，还得往乡里跑一趟去办一张无用的身份证。后来她之所以又去办了身份证，是听邻居大嫂说了一句话：“身份证还是能派用场的，以后你孩子到城里上大学去了，做了城里人，你要去看望他，就用得到身份证。”

母亲的名字被写下来，除了结婚证，大概就是那张身份证了。那是在山村里的母亲少数几次和字生发的关系。

三

生活并不是谁能一眼望到头的，父亲就不能容忍生活一成不变。父亲率先离开小山村，他的这个举动即刻牵动了母亲的生活。

父亲一离开老家，母亲的生活里马上需要用到字了。那段时间，他一走大半年，却没半点消息。母亲去找父亲的朋友林国，林国是我们村少有的一位能断文识字的“秀才”，据说我名字就是他和父亲一道苦思冥想给取的。母亲央他给父亲写一封信，信的内容大体就是问候近况。母亲走了十里路，去乡上邮政所将信寄发，过去大半个月，仍未见回信，也不知道是不是邮递员将信弄丢了。母亲没在我和妹妹面前表露出什么来。但现在回想，当初她心里一定焦急得很。有一天，母亲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白纸，让我给父亲写封信。我统共念了三个月不到的书，认识的字加起来还没地里收来的红薯多，不会写的字就以拼音代替。母亲让我写下这些字：“爸爸，现在好吗？你离开家八个月了，却没有一点消息。你会想到我们吗？还要我和妹妹吗？”她唯独没有让我在信里写“你会想到妈妈吗？”等到长大后，我才明了母亲的心思，这是她的迂回之计。她能说什么呢？她既无法想象丈夫置身的世界有多宏阔，也无法得知丈夫正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只有孩子，唯有孩子才是他们生活里最大的紧要事，孩子是表情达意的唯一主题。

我不知道父亲最终是否顺利收到这封信，只记得这是母亲借用八岁儿子的手，第一回用了汉字。紧接着，母亲也跟随父亲离开小山村。她的生活里就离不开字了，或者说字给她带来的障碍日益明显，这个世界对于不识字的母亲是不友好的。

起先她要去银行存钱，父亲会赚钱，又极不会打理，动不动借钱予人，母亲只好及时将家中收入归拢。但母亲去银行却不方便，只好跟一个做老师的邻居老太太一道去，存钱时，请她帮忙看看存折上的数字，请她帮忙在储蓄柜台前签字确认，每一回母亲都要向邻居交付自己的秘密和信任，这种不适感，认得字的人一定没有体会过。过了几年，母亲便带我去银行存钱，让我在储蓄柜台上代她签字。总算解决了她一点后顾之忧，我想这意味着母亲的安全感。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家中装了一部电话。前两年，我们在外求学，这台朱红色的电话就剩下接听的功能，木然地趴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我们一想，母亲打不了电话可不行。妹妹发了心要教会母亲认识数字。她教了些时日，一边教，也企图一边让母亲学会写字，母亲试着努力了几天，渐渐对写字失去了耐心，她手腕太僵直，转不过弯来，使劲握着笔，到纸上却用不了力，写在纸上的数字歪歪扭扭。母亲自嘲说还没有清清写得好，清清是她孙女的小名。便不再写，只是认，几周之后，母亲会认十个数字了。这样打电话的麻烦解决了一半。为什么说一半呢？写在电话本上的号码，她通常分辨不出它所属的主人来，号码前的名字母亲认不得。

形势逼迫妹妹发明一种“象形文字”，作为母亲专属电话本上的字。她以简单形象的符号替代电话号码前的主人姓名。例如我的名字，以一片波浪，上面点缀着几只海鸥来代替。我姑姑名叫香琴，她的电话号码以一把琵琶代替，以示这是一把琴。我阿姨名叫茶恋，手机号码前则是一片绿茶的叶子，悬浮在空气中。还有一些人名则很难“象形”，例如我妈老家的邻居福高，我妹妹大概想了好久没想出如何恰当注释这个略显抽象的名字，她说倒可以画个双喜代表福气，但似乎又容易造成曲解。后来灵机一动，想到这位邻居以种西瓜为业，我们一家人提到西瓜，几乎都会想到种西瓜的福高。于是福高的电话号码前出现了一只圆滚滚的西瓜，屁股上还缀着一片藤叶。好在，母亲电话本里需要联系的人并不会太多，以此种方式造出人名的象形字简单有效，解决了母亲使用电话的障碍。

母亲能打电话了，也不全是为了某些实际的事。我更期望母亲能用电话找人聊聊天，讲讲生活的不如意，母亲的日子太瓷实了，除了无尽的劳作，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除了十个阿拉伯数字，妹妹应该还教了母亲几个汉字。第一个是“胡”，母亲的姓，当妹妹将这个字写下来递到母亲面前。母亲脸上现出羞涩来，她极不好意思地自言自语：“这是胡？”又自我确认说：“这个就是‘胡。”这种感觉仿佛一个流落异乡多年的孩子重新找回了亲生父母，她想靠近自己的父母，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和陌生感。第二个是“茶”，第三个是“香”。茶是最中国的植物，茶香是最中国的香，这是并不识得太多字的外公借来做长女的名字的，我觉得我那质朴得像枣树般的外公在那一刻无疑是个诗人。可母亲并不知道自己名字是美的，直到有一回她去看医生，那个两鬓霜白的医生在处方笺上写下母亲的名字，他顿了一下：“你爸爸一定是识字的人，这个名字取得多好！”

母亲跟我们讲述这件事的时候，第一次因为自己名字面露喜色。

母亲总共认识的汉字没超过八个。“胡茶香”是她最先认识的三个汉字，她认识的第四个汉字是“徐”，“徐”字在她生命中的分量和意义绝不亚于“胡”字，那是丈夫的姓氏，是孩子的姓氏，往后，她生命里诸多的期望都在这个姓氏里延展。

四

不认得字，给母亲带来的缺失无可弥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汉字，岂止是抵达更深广更开阔的外部世界的通行证呢？它同样也是抵达更深邃的内在宇宙的精灵，离了它们，你的心不可能到达一个澄明境地。

我常常为此感到遗憾和痛惜，母亲是那样勤奋聪敏的人，她烧得一手最好的菜，织得一手最紧致的毛衣，她纳的鞋底针脚最为匀称，她做的麦饼味道全村最好……却因为与汉字的见面不相识，她被阻滞在逼仄的生活里。

字的伤害让母亲对我们的学习变得无比在意。大部分时候，当我们捧起书读，母亲绝不会来打搅，她知道读书为第一要事。只有一回，我初二那年，母亲去开了一次家长会，她看不懂老师发到手里的成绩单，当然也没好意思向别的家长询问，她说这样丢脸的。班主任老师还是口头点到了我的成绩，大概说了我那段时间成绩动荡，要把心思收到学习上之类的话。

那段时间为了在繁重学习外找到一丝自由，我课余都在折腾写作，仿佛那是呼吸，我在如痴如醉地读诗，读小说……母亲起先并未见出异端，只当我认认真真念着教科书。家长会上老师的话令她醍醐灌顶。有一天回到家，我发觉那个三夹板组合起来的简易书架上一格书剩下半格，那可都是我最最珍爱的书，是一块一块午餐的钱省出来买的。我愕然地跑到母亲面前责问，以为她擅作主张，将书借出去了。母亲起先不语，但经不住我的脾气，说了实话，说三舅舅来过了，她跟他提了家长会的情况，请三舅舅看了看我的书架，把那些不该看的，不健康的书籍都给收了。

母亲向舅舅的救助让我哭笑不得。在我央求之下，那些书自母亲放衣物的木箱里被一本一本拿出来。它们逃离了短暂的阴影，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回来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也回来了，我站在书架上重新審视它们，不禁哑然失笑，舅舅是将《战争与和平》当成了一本打仗的书，《简·爱》书名里有个爱字，则是一本谈情说爱的书了，我不知道舅舅如何跟母亲描绘我的书的，这事一定让母亲心里紧张得很。

写作之后，我有时多么希望母亲认得字。我不会忘记十五岁那年，她陪我去小镇上破败的邮局，让我将90元钱汇给一个全国征文比赛组委会。该组委会通知我的文章得了奖，会被收入书中，但须购书20册，否则不予评奖，我激动不已，全然没想到90元是母亲以半个月劳作换来的工资。后来收到一堆品相粗劣，里面编排了数百篇征文的作品集。多年以后，我才确认这是当年最流行的骗局，但不可否认，这份虚荣依然在我写作路上起到某种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让我恍然以为自己是能写作的。我常常想，我认得的字，我能写下的字，不都是母亲的恩赐吗？

如果母亲认得字，那该多好。在命运变故面前，她或许能减少惊恐。她不会只看见暗面，她会在另一个由字结构的世界里，找到新的光亮。

如果母亲认得字，那该多好。她的生活就不会仅仅只是丈夫、儿子、女子的生活。她会有自己的寄望和探求，会有自己的方向，她会成为一个拥有内心花园的女人。我希望她能种植粮食蔬菜，也可以侍弄花草。

如果母亲认得字，那该有多好。在我们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后，母亲的心不会因落寞而枯寂，她不会坐在那把旧竹椅上苦思冥想，不会在内心压抑的时刻，倍感沮丧。她没有邻居可以谈心，她甚至也不喜欢打牌搓麻将，她不跳广场舞。如果母亲认得字，我就不必害怕她大把大把的时间该如何消磨。她可以看电影，可以读书，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她会在文字里见到和她相似的命运，仿佛拥抱了同病相怜的人，书会让一个人的日子由寂寥里挣脱出来，让日常保有生动的模样。

可是，我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奢望呢，过去所有的时光里，甚至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都不敢有过这番奢望。我的母亲不识字，这已经成了我和母亲都无法更改的宿命。

母亲不识字，但我仍然将我写的每一本书都献给她，我固执地相信我认得的字，我能写下来的这一个一个的字都是母亲给我的。当我的新书出版了，我有时候会送给母亲一本，她捧着我的书，用手摩挲着封面，充满歉意地说：“给我没用，我又看不懂。”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骄傲，她的儿子成了一辈子写书的人，她的儿子认得这么多这么多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