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神海 王雪梅

摘 要：洋務运动时期，由于清政府急需优秀的外交、翻译人才，因此以培养外语人才、传播西方先进技术为目的的洋务学堂陆续开设，中国外语教学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这些洋务学堂在外语教学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举措，本文试图从教材、教法、教师三个方面分析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学，为当前我国的外语教学提供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洋务运动; 外语教学; 启示

一、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学兴起的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但由于长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十余年，清朝统治者仍对外国情况不太了解。洋务派先驱郭嵩涛对此颇有感慨：中国与西洋“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1]。在当时的中国，能通晓外国语言者仅有“通事”，而所谓的“通事”，仅能知晓几个重要的单词，能与洋人进行几句简单的交流，并未受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他们大多是专门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从事贸易中介。这些“通事”因忌惮洋人的实力，在交易中经常偏袒洋人而欺瞒国人以谋取利益。李鸿章就曾评价到：如若“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依靠这些人来办理，结果必然是“彼己之不知，情伪之莫辨，操纵进退迄不得要领”。[2]而后，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继续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郭嵩焘、冯桂芬向清廷呼吁培养翻译人才。随后，1858年的《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字配送，侯中国选派留学生习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此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3]这就迫使清政府必须立即着手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1860年在签订《北京条约》时，当时的军机大臣兼钦差大臣奕与外交大臣们无一精通外语，遂被外使嘲弄和耻笑也一无所知，在与列强签订条约时也只能吃哑巴亏，使我国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件事也给了奕极大的触动。1861年，奕上奏咸丰帝提出：“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同，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4]由此可以体现出奕当时也已经意识到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暴露无遗，这给清朝统治者当头一棒，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来维护清朝统治。在此思想指导下，1862 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正式成立，学习的主要科目就是西方外语，目的就是为清政府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由此开辟了近代外语教学的新篇章。紧接着，全国陆续开办学堂，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中西书院等，这些学堂大多强调外语能力的培养，以外文授课。不少学堂专设外语专业，旨在培养合格的外语翻译人才。

二、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学的概况

1.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材

（1）外国人所编写的外语教材

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材相对比较匮乏，早期的外语教材大多由洋人自行编写或从目的语国家引进。洋务运动前，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编译的《英国文语凡例传》（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是第一部专为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这本教材于1823年由东印度公司出版，该书涵盖英语语音、语法、句法等知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非常适合英语初学者使用。然而，这种自编自用的教材，无法流通，无法与其他教会学校共享，因此无法满足当时外语教学的需要。洋务运动后，1877年在华传教士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的成立体现了西方传教士们对编写外语教材的重视，此书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出版了大量的专业教材，为近代中国外语教材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洋务运动期间，供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书籍有马礼逊的《英国文语凡例传》，罗存德的《英话文法小引》《英华辞典》，麦嘉湖的《英话正音》《英字源流》。[5]其中，在《英话正音》一书中，每个英文单词下面都先列出其中文，然后用汉字来标出英文的读音。这对于中国人快速学会英文发音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既可以供讲英语的人学习汉语，也可供讲汉语的人学习英语的著作有理雅各的《英语、马来语和汉语词汇》、麦都思的《华英语汇》等等。

除了一些传教士或外籍教师自编的教材外，不少学堂直接从目的语国家引进原版教材。比如广州同文馆就曾使用美国的原版语法教材《地道初级英语语法》（The Mother Tongue：An Elementary English Grammar）。该书分上下两册，由美国人莎拉·路易斯·阿诺德，乔治·莱曼和约翰·威廉·亚当森共同编写，由凯辛格出版社（Kessinger Publishing）出版。

此外，有些学校并没有固定的外语教材，洋务学堂的外籍教师（当时称洋教习）会充分利用各种外语资料开展教学。比如上海广方言馆的英文教师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使用一些英文短语集和英文读本作为临时教材，有时候甚至会利用基督教宣传的小册子作为外语教材。尽管这些教材之间缺乏阶梯性、层次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由目的语国家的外籍教师编写或改编，因此语言地道，对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培养大有帮助。

（2）本国外语人才编写的外语教材

各洋务学堂的西学馆普遍将翻译列为课程的核心，鼓励师生翻译西方书籍以缓解外语教材紧缺之急。比如在京师同文馆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外语教材从单纯的词汇语法类逐渐扩展到翻译、会话交流类。如中英对译的词汇类书籍有1874年出版的《英字入门》（曹骧）、1875年出版的《英华字汇》（梁述之）与1880年出版的《英字指南》（杨勋）。其中，杨勋是上海广方言馆的毕业生，他编写的《英字指南》影响颇大，许多英语初学者都将此书作为英语教材。此外，英语语法方面的教材有《文法初阶》（郭赞生）、《英文举隅》（汪凤藻）。其中，汪凤藻作为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编写的《英文举隅》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英文文法书，它所创制的语法术语和文法结构为后来的语法书提供了范本，对后世影响颇深。翻译方面的教材有1881年出版的《翻译小补》（吴嘉善）。译者吴嘉善于1879年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此书由他完成后，也曾作为当时上海广方言馆的翻译教材。在会话交流方面，有《英话入门》（舒高第、朱格仁合著）。[6]此外，洋务运动期间还出现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制的分级英语教科书——《英语汇腋》，其作者邝其照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编撰英汉字典的人。

綜上所述，虽然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外语教材仍然以翻译、参照西方原版教材为主，但不可否认的是，京师同文馆与上海广方言馆的开办对于培养出色的外语人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批优秀的外语人才吸收了西方原版教材的可取之处，在此基础上结合汉语特点编纂了一系列适合中国人学习的外语教材。自此，我国外语教材的编纂逐渐走上了正规化、学科化、理论化的发展道路。

2.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学特点

（1）采用语法翻译教学法

 洋务运动期间，官办学校与教会学校普遍采用语法翻译法来教授外语。语法翻译法的基本特点是以语法学习为核心，以翻译训练为教学手段，通过背诵语法规则和词汇，锻炼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语法翻译法是外语教学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便于教学与管理，易于测试与评价，对教师自身的口语要求不高。由于清政府当时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培养出精通外语的翻译人才，因此这种重在翻译的教学方法盛极一时，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京师同文馆于1872年开设了八年制课程，其中前三年的课程以学习外语技能为主，先教字母和读音，再到单词和造句，接着过渡到讲解语法和翻译书籍。而在后五年的学习中，则以学习自然科学和译书训练为主。可以看到，在整个外语教学的过程中，外语语言学习贯穿始终，而翻译训练是整个课程的核心。又如上海广方言馆的英文教师林乐知在教学上也主要是采用语法翻译法，他首先从语音开始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拼读能力培养，逐渐给学生讲授一些基本的英语语法规则，并利用所学词汇语法知识进行英汉互译。再如洋务运动期间第一所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学堂——湖北自强学堂也是采用语法翻译法进行教学，这一点可以从其设置的考试题型（论述、解释、改错、翻译）中窥见。

（2）强调笔译实践

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主要学堂都非常注重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培养，翻译大量西书成了当时运用所学外语的一种最主要途径。以京师同文馆为例，在丁韪良颁布新的八年学制后，课程设置专门将“翻译西书”定为具体课程，规定所有学生从第五年开始务必要翻译西书，且设置一定奖励。当时译书工作主要由师生合作完成，也有部分优秀学生能独立完成译著。译著主要涵盖语言学习、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三类。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同文馆师生共翻译了包括外交、法律、政治、天文、史地、医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书籍共29种，其中有半数的书籍—— 约15部系学生翻译或合译”[7]。学生通过参加各种译书活动，达到了运用所学外语的目的，巩固了学习效果，锻炼了外语水平。京师同文馆除了组织学生翻译西书之外，还经常要学生为政府部门翻译各种外文报刊和涉外电函之类的文件。这对学生来说确属难得的语言实践机会。

（3）注重口译实践及其他语言运用实践

洋务运动时期，各校除了常规的课堂教学外，还努力拓展学生的第二学习课堂，为学生创造校外语言实践活动的机会，如参与政府组织的外交谈判、出国访学等，大大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如上海广方言馆的学生经常要前往江南制造局夜校为外国工程师担任口译。又如京师同文馆规定学生除了完成日常的课程学习外，还必须兼任总理衙门的译员。总理衙门规定“将在馆年久资深学生，特派七八名专司其事”[8]，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参与政府的收发和翻译电报工作;同时“按五日为一班，每班八人在馆住宿，以备翻译，不准托故旷误”[9]，在不影响正常的课堂秩序下，指派八名学生轮流值班，随时听候总理衙门的安排，以备外交翻译之需。如果国家有重大的外交事件，馆内的学生更须指派在场，“各国会晤，应派熟悉该国语言之京师同文馆翻译官及学生等一二人，在旁静听，以免洋员翻译参差”[10]。这样一来，不仅能使同文馆的学生将自己学到的外语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而且也避免了外国使臣联合洋员翻译欺瞒我国以谋取利益事件的发生。京师同文馆的校外语言实践活动还包括组织学生随同政府使节出洋考察以及参与政府的外交谈判。京师同文馆先后多次组织学生出国考察，置身于目标语环境中，了解异国文化的同时，还担任大使馆的翻译工作。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共有86名京师同文馆学生出国担任了外交官或驻外使馆的翻译”[11]。

3.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师资

（1）外语师资以洋人为主

洋务运动初期，由于懂外语的中国人少之甚少，英文教师主要由外籍教师担任。譬如京师同文馆成立之初便面临着缺乏师资的问题，奕本想由上海、广东两地选派中国人充当外语教师，“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结果“而所请委派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12]。清廷无奈之下只得作罢。最后，清政府决定聘请精通汉语的英国人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为英文教师，同时还规定了包尔腾只准教授语言文字，不得传教。京师同文馆先后聘请了54位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母语为英语的外籍教师讲授西学和西艺。洋务学堂的外籍教师除了正常的外语教学，还要讲授专业课，传播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或翻译西书。不少外籍教师（如丁韪良、傅兰雅、林乐知等）学术造诣深厚，为中国早期的外语教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有一些人水平很一般，他们把京师同文馆当作在华谋求其他职业的跳板。“这些人刚到中国，当然不懂得中国话和文字，如此则暂不能在海关中担任职务，于是凡有外国新到人员，都是派到同文馆充当教习。他们被派到同文馆，表面是来教洋文，其实是为着自己学习中国文、中国话。在当教习期间，自己在外面请着中国人，学中文及语言，学得够用后，即被派往各省海关当差，这几乎是定例。”[13]除此之外，尽管清廷有严格规定，禁止外籍教师在教学中开展传教活动，但由于各洋务学堂外籍教师普遍为西方传教士，在教授外语的过程中，不时会伺机传播基督教。就连京师同文馆的丁韪良校长（当时称“总教习”）也不例外，他一边进行外语教学，一边梦想着传播基督教。

（2）适当培养本土师资队伍

洋务运动期间，本土的外语教师少得可怜。当时的京师同文馆几乎没有中国人担任外语教师。随着时间的推移，师资培养逐渐有所成效，中国人也开始可以担任外语教师。如上海广方言馆担任西文教师的就有舒高第、黄达权、吴宗濂等中国人。

洋务运动期间的各式学校中，在培养本土外语师资方面取得根本突破的当属湖北的自强学堂。自强学堂以中国教师为主，兼聘外籍教师。讲授西语的教师大多是中国人，在没有合格中国外语教师的情况下才考虑洋教习。当时自强学堂的创办人张之洞在聘任教师的议题上，认为外籍教师和中国学生之间语言不通，费时间、费钱财、效率低，降低教学效果。因此，张之洞在《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中就明确规定：“英文、法文各省传习较久，目下四学始基，即派华员教习，俄文、德文通习素罕，分派俄员、德员为教习，辅以华员协同授课。”[14]由此可见，张之洞在选派学堂师资问题上，始终坚持优先考虑华人担任外语教师。洋务运动后期，各学堂努力培养本土师资队伍，由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担任外语教师。这种中外教师互补的师资构成不仅能避免因外籍教师良莠不齐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的情况，也有利于中国教师掌握教学的主动权，把握好教学的关键内容。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学对当今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1.加强通识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在洋務运动时期的外语教学中，学生除了学习外语知识外，还学习各种自然科学的知识。我们可以发现，京师同文馆所设立的外语课程不仅仅是单一的语言课程，而是将物理、数学、天文、地理、历史等近代基础科学知识纳入外语教学的范围。这种语言学习与科学知识学习相交叉的教学方法不仅解决了清政府对外交、翻译人才的需求，同时还培养了一批科学、教育人才，为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目前我国外语教学过多地局限于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培养，忽略了学生大量的阅读，造成了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缺席”[15]。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在进行外语教学时应该加强通识教育，扩宽外语教学的知识覆盖面，使学生不仅能获得外语语言知识和技能，还可以了解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从而能适应快速变化发展的社会。回顾中国外语教学历史，在盛产语言大师的民国时期，外语专业学生必须选修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专业的课程，其语言素养和人文素养得到显著提高。“一方面他们受西方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熏陶，另一方面中国历史文化深处闪耀的通识教育思想火花也时刻闪现在他们的心灵。”[16]当今我国外语专业加强通识教育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打破传统的学科知识、语言技能分割局面，建立内容依托式语言教学模式，侧重语言的整体输入。其次，结合外语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由知名教授用英语讲授一些通识课程。最后，要探讨通识教育课程的评价体系，建议突破传统的考试做法，主要以开放式的论文写作或调研报告为主。

2.拓展外语学用渠道，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

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学非常注重拓展外语学用渠道，比如京师同文馆的学生被安排到总理衙门接收电报，担任翻译，并协助教师翻译大量西书。又比如上海广方言馆的学生被派到江南制造总局夜校配合外国工程师进行授课，承担翻译任务。这些语言实践活动为学生运用所学外语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的课堂语言讲授已经不能满足外语教学的要求。学校管理部门以及外语教师们应努力拓展语言学习的第二课堂，营造浓厚的外语氛围，为学生运用课堂上所学的语言知识提供各种渠道。拓展外语学用渠道，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要注意考虑四个条件：首先，语言运用必须以大量高质量的语言输入为前提。外语专业学生平时应阅读大量的原著，储存大量的语言信息。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重自身课堂用语的表达，以便使学生能够接受高质量的语言输入。其次，高校外语院系应该在课程设置方面保证学生有大量的实践教学时间。从目前我国大部分院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来看，理论课程开设过多，学生没有充足的自主学习和语言实践的时间。建议去掉一些重复性的课程，或者缩短课时，为学生的外语学用实践提供时间上的保证。再次，学校层面应该主动出击，与各翻译公司、外贸企业、中小学教育机构等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语言实践平台。最后，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种外语社团，开辟英语学习第二课堂，如英语角、英语辩论赛、英语戏剧表演等。

3.创建高素质、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高质量的外语教学必定以高质量的外语师资为前提。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师资队伍建设有三个主要特点：（1）突显教师在教学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为学首重师资，而设教兼明体用”[17]。（2）聘用“双师型”教师。洋务运动期间很多学堂的教师不仅从事教学，还会从事翻译或外事工作。（3）师资国际化。洋务运动期间外语教师主要以外籍教师为主。就算以本土教师为主的湖北自强学堂也适当聘用了一些经过近代化洗礼的西洋人任教。

我国当今外语教学师资相比过去进步了许多，不少高校积极引进一些高学历的国内外外语人才，但在师资队伍建设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由于外语学科在很多高校属于边缘化学科，外语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校外语教师自身缺乏大量的翻译或外事实践;不少高校外籍教师极不稳定，难以引进拥有教师资格证的高水平的外籍教师;大部分高校聘用外籍教师仅仅用于开设口语课程，很少讲授一些语言文学类的课程。高校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首先，在学校层面，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学科的均衡性，从本质上认识外语学科在各高校的重要性，意识到外语学科的存在不仅仅在于帮助全校学生通过等级考试。学校管理者要意识到外语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更具有人文性价值，外语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学科研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价值。其次，在外语院系层面，院系领导在引进外籍教师时要做好严格考核，适当安排一些高水平的外籍教师进行语言文学类的课程讲授，使学生最大化受益。此外，每一名外语教师，应该注重自身的专业发展，除了扩大英文原著阅读量，还应注重与社会和时代接轨，师范类高校外语教师要多了解基础外语教育并开展一些教学实践，非师范类高校外语教师可多开展翻译、商务或外事实践活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双师型”教师。

四、结语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外语专业盲目扩招，在教材、教法、师资队伍等方面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英语专业就业率低，被列为红牌警告专业，造成了空前的“生存危机”[18]。洋务运动时期的英语教学是我国正规英语教学的开端，在教材编写、师资聘用方面都突出了国际化的特点，在教学方式上突显了学用结合的语言实践观，可为我国当前外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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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延龙，戴逸.李鸿章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08.

[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5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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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37，46-47.

[15]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1-16.

[16]王鲁男.外语专业通识教育：历史、现状与展望[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6）：922-932.

[18]束定芳.高校英语专业“复兴”之三大路径[J].中国外语，2015（5）：4-8.

（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