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晨颖 余丽平

（中共上饶市委党校，江西 上饶 334000）

一、“五四精神”的价值发展脉络

从中国传统社会来看，儒家思想历经千般波折，逐渐成为旧社会的主流价值形态，“礼义仁智信”的价值理念根植于中国民族的基因之中。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开启了现代转型之路，中国知识分子迅速转向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逐步浸润到中国人的骨血中，成为了新时代的价值导向标。主流价值形态的变更，不仅是政权形态变更的重要预兆，更是一次思想文化领域权利移交的必要程序。主流价值形态的变革究其根源并非人们的自然选择，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曲折历程。

从精神领域而言，“五四精神”从意识形态文化领域明确了自身民主、科学、进步的价值定位。五四运动前，袁世凯为利用传统封建主义道德观念进一步束缚民众思想，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从1912年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先后颁布了《整饬伦常令》《祭孔令》等法令，复辟帝制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故而人们尤其是五四运动中的先驱分子对孔子思想主张的厌恶情绪也由此不断加深。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们认定儒家思想是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而忽略甚至不愿去提及儒家思想中的优秀元素。爱国青年和爱国团体们将民主与科学的爱国大旗一路从新文化运动举向了五四运动。各种先进理论如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随着运动的不断高涨涌入中国。无论是何种主义，对于当时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而言都是“五四精神”所要表达的进步价值所在。

从政权领域而言，“五四精神”从政党创建的角度明确了自身的爱国、救亡、图存的价值目标。五四运动爆发时，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社会上的唯一革命政党，不可否认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国民党对于五四运动及共产党的诞生起到积极作用。当时国民党创办的《觉悟》《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以至于毛泽东都说：“讲马克思主义还是国民党在先。”但一方面，国民党人口中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甚至存在曲解和误读。另一方面，北洋政府给予的宽容环境并不能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实际问题，而且由于阶级利益的驱使，他们没有勇气带领中国人民革资产阶级的命。“五四精神”不仅以事实宣告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更以大浪淘沙的思潮斗争宣告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领导中国人站起来革命。

二、“五四精神”的现实价值博弈

从五四运动时的思潮涌动，到当今社会文化形态的百家争鸣，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不破坏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群众的言论自由、理解群众的话语表达、体悟群众的思想发展、纠正群众的思想误区、打消群众的思想盲区是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使命、新任务。“五四精神”在这一使命中肩负着精神武器的神圣职责，动之以精神的力量辩驳、以民族的力量宣告、以根基的力量博弈。

1.“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的长期博弈。

时常有人将五四运动定位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的排斥运动，甚至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覆灭的开端。观念的存在确实是由于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者们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口号，而五四运动也最大化地继承了这一特征。钱玄同就曾激烈号召道：“欲使中国不忘，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然而，熟读五四历史的学者必然会发现，五四运动中所批判的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所传承下来的优秀价值规范，批判的是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精神糟粕。直至今日，传统与现代文化依旧存在激烈博弈，这并非是五四运动的遗留问题，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首先，五四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博弈是当时历史背景下情绪化、阶段性的一种爱国表达。由于复辟帝制、巴黎和会等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人们普遍认为“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受人欺压、敢怒而不敢言的根源所在。感观的刺激让学者们失去理性，将情绪持续地发泄，直到中国革命出现起色才罢休。其次，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会存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性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更非五四运动所独有。马克思曾说过，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不存在没有矛盾的事物，以平和的心态看到文化历史不断前进的矛盾动力才是正确的个人意识。最后，传统文化合理与否往往取决于现代文化是否对它进行了合理的展现。如在全球开办的一千多所孔子学院赢得了群众的一片认可之声，但孙楠女儿就读的国学学校和女德班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嫌弃之声。正是因为马克思说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而且事物的两面性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挥舞这把刀关键在于挥刀的人是否具备科学思维。

2.“五四精神”与西方文化的激烈博弈。

五四运动往往被定义为西方文化思潮运动，何为思潮，是人们并非自觉地约定俗成，而是“各不相谋、各不相知”的，但是最终都可以形成“数种共通观念”，形成“此种观念之势”“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就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陈独秀曾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不可否认，此口号在当时深得人心，反映了时代要求，并认识到中国落后闭塞的根源性问题。但现实状况却是，无论胡适引入的实验主义、周作人看好的新村主义，还是李大钊在《新青年》创“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引入的马克思主义，都成为不了主流价值形态，当时思潮局势杂乱无章，中西博弈此消彼长。

首先，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思想对外开放的新节点，万象更新，彷徨和迷茫是历史的必然。如陈独秀，从前期在《新青年》中积极鼓吹法国思想，到后期转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不停地否定法兰西精神、罗素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终于在碰撞中寻求到属于中国的主流价值思想。其次，由于中国封建文化、封建势力的深刻影响，五四期间的进步青年的重要性格特征即“在保守中进步”。如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胡适，在文化教育领域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支持教育改革，但最终走不出实验主义的误区，根源在于国民党服务的阶级基础，以及难以跳脱的政权束缚。最后，五四运动的中西激烈碰撞并非其独有，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只要中国开放，东西方的文化碰撞是一个必然的、持续的、难控的特点。从张骞出使西域、古代丝绸之路、东学西渐、新学推崇等历史事件中开放与发展、碰撞与繁荣相互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有不下十次中西方思想碰撞，事实证明，开放越大碰撞越强。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思想大碰撞，精神大解放，事业才能大发展。

3.“五四精神”与派系文化的复杂博弈。

从政权抗争的角度，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无非是各大派系斗争的衍生物。还有人认为五四运动的斗争核心不在于知识青年、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而仅在于无产阶级。一方面，北洋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确实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影响甚广，从《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再到巴黎和会的失败，皖系背了卖国的锅，直系背了爱国的美名。五四运动更是成为一年后“直皖大战”的导火索。其他奉系、淮系等派系则一副笑看风云、两不相帮之势。另一方面，虽然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从六、七万人参与发展到二百万人的参与，革命性、战斗性、组织性展现得一览无余，但全盘否定其他阶层的战斗力量是极端片面的观点。以国民党为例，五四运动初期，国民党高层如孙中山皆致力于唤醒民众之思想，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宣传工作，为推动“五四精神”的传扬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派系文化的复杂博弈，不仅是“五四精神”多元文化价值形成的背景，更是使命，背后的原因千丝万缕。首先，各派系背后支撑的利益群体致使派系文化没有能力与“五四精神”的革命精神同步。如皖系倚仗的是日本的支持，而国民党内部也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害怕失去武力与金钱支持的他们在五四斗争中留有余地。其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的成长成为各大派系产生敌视的根源。无产阶级登上五四历史舞台后，展现的能力让各大派系惶恐不安，尤其是“六三”运动后，无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必将取代资产阶级”的响亮口号，变相地“驱赶”了五四队伍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致使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五四运动中复杂的派系斗争，使得中国人民对此时的革命政党与爱国团体一步步走向失望的边缘，恰恰给五四开启中国全新的革命文化价值形态提供了机遇。

三、“五四精神”的未来形态走向

从历史角度而言，主流价值形态的缺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覆灭的重要标志。在民族倾覆之际，如何寻找到既不流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又不拘与他党的主流价值形态一直是缠绕百年的时代之问。终于通过五四运动的碰撞革新、“五四精神”的价值引领，人们认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共同认可的社会主流价值形态。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41年中，尽管尝尽市场经济、开放共享的甜头，尽管受尽外国政党的政治颠覆、威逼利诱，尽管传承中困难重重、道阻且长，中国人民心甘情愿为了维护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抛洒热血、前仆后继、一往无前。“五四精神”如何在未来道路上继续体现自身价值，展示自身活力依旧值得深思。

1.当代“五四精神”应是筑造全新共产党人的基因与抓手。

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价值形态能够张弛有度地解决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五四运动的一声怒吼，则为这一“派送”进程安装了加速器，让我们深刻地看到中国当时社会纷繁复杂的矛盾架构。如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军阀官僚的贪污腐败，甚至在五四队伍中也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深刻矛盾。在加快揭露矛盾的同时激活群众的爱国热情。100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将“加速器”进行适当调整，转换成“稳定器”。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在五四危难时刻辨清矛盾并联合群众战斗，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更是民主与科学基因的彻底表现。这一基因更是持续融入到当代共产党人的骨髓当中，如一年一度的两会，从代表参与到全民参与，从政治热点到全民热点，从短时传播到长时影响，充分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体现了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原则，体现了中国主流价值形态的正确选择。历史表明，只有进一步激发“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基因的内在潜能，以为民思想为根本动力，才能让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发展中找到制衡矛盾关系、融洽阶层利益、衔接国际社会的平衡点，进一步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动荡的时代浪潮中逐步搭建一套属于中国的本国方案和大国秩序。

2.当代“五四精神”应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与纽带。

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价值形态必须拥有传统文化的深度与现代文化的广度。一个民族战斗的根本力量便是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故宫接待特朗普时介绍道，“中国历史是没有中断的历史”，散发的是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五四精神”的当代传承，一方面应创造积极有效的手段扭转五四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错误理念。正视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增强理性化的文化价值理念表达。中国作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崇文尚礼”的文化底蕴使得我们的文化极具包容性和可塑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孟子的“关于海者难为水”皆是主张文化的多元开放。辨明精华与糟粕，传承中清晰取舍才是正解。另一方面“五四精神”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应当是创新融合、循序渐进、取长补短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五四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皆是违背了这一真理。按照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结合“六位一体”的变化需要，“五四精神”的要义核心必须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合理甄别和学习西方文化，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激活其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才能将中华民族的心越拧越紧。

3.当代“五四精神”应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与源泉。

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价值形态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五四精神”与主流价值形态“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五四精神”的当代传承，一方面应秉持五四运动前期大统战观的包容思想。“五四精神”不是单纯爱国精神，而是激活国内外社会各界文化能量的百花齐放。五四初期，国民党人说道“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海外华侨更是通过经济手段抵制日货。种种现象皆是“五四精神”凝心聚气的表现。新时代“五四精神”必须更加深入地融入到统战理论研究中，成为夯实团结合作的精神基础，成为统战法宝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青年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生活力所在。持续发挥青年力量，谱写新时代青年华章，不仅是“五四精神”的时代要义，更是新时代的迫切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依靠“五四精神”的精神影响力继续搭建主流文化价值的青年形态，使主流文化能够代表青年、赢得青年、依靠青年、发展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加速实现。

结 语

抚今追昔，中华民族为何能够历经五千年的历史变迁依旧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懈探索。中华民族为何能够在民族危难国家倾覆之际涅槃重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凭借“五四精神”的引领开创未来。中华民族为何能够在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中不辱使命，正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主流价值的底气所在。时代在变，而中华民族的根基不能变，“五四精神”与多元文化的价值博弈是人民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五四精神”在博弈中展示立场、在斗争中展示光彩、在矛盾中展示力量。辩证看待五四运动的利害关系，合理继承“五四精神”的精华糟粕，在趋利避害中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重任，弘扬主流文化价值，稳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立志成为信仰坚定的一代、意志顽强的一代、开拓进取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