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异

（中共延边州委党校，吉林 延吉 133002）

一、空间存在的基本特征

（一）相对静止性

所谓空间存在的相对静止性是指空间性社会存在方式变化的相对缓慢性。在古希腊哲学中，空间具有静止性特征。柏拉图认为，空间“是永恒的、不容毁灭的并且为一切被创造的事物提供了一个住所。”在近代，牛顿的绝对空间理论和莱布尼茨的空间是“并存的秩序”等观点，仍把空间看作是静止的存在；但牛顿的相对空间理论、康德的空间感性直观形式等理论则把空间看作是与主体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种存在并具有了某种能动性、可变性。在现代哲学中，伯格森仍把空间看作是僵死的、静止的东西。而列斐伏尔、福柯等则与之针锋相对， 发动了“空间转向”运动。福柯为空间在历史上的“不公”遭遇“打抱不平”：“空间在以往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富饶的、多汁的、有活力的、辩证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继承近代空间能动性思想，赋予了空间巨大的能动性。表面上看，主张“空间转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是能动的，而实际上，在这里空间只不过因为被看作人主体性实践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实践条件发挥一定的制约作用而“具有了”“能动性”，真正具有能动性的仍然是人。

在中国哲学中，空间存在是静止的。赵汀阳教授认为，“天下体系是空间的”。古代中国人对空间因素的关注超过了对时间的关注。空间的相对静止性决定了以空间为主要维度的社会生产活动方式具有相对静止性、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甚至停滞以及在文化上对稳定性的追求。如，中国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对天下大同理想的推崇，都体现了对稳定性强烈追求的心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向内体认，正因为中国古人用全部身心去体认世界，而身体本身就是空间性存在，因此，体认活动及其成果具有空间性特征。在体认活动中，中国人达到了“天人合一”这一形而上学的绝对境界，稳定性、不变性、静止性是其内在规定性。在中国古代“天下体系”中，代表上天的天子居中心，其余部分按亲疏远近向边缘一圈圈扩散，这种天下结构十分稳定。康德说，形而上学是人的天然追求。天子这一仁爱天下万民的文化的绝对者，照亮了天下万民的心、照亮了天下，中国人的形而上学追求就“到家了”。绝对之外再无可寻之物了。因此，人可以“安心了”。《论语》主张在根本上不改变社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部分环节进行改良，体现了儒家学者在社会发展模式问题上的基本静止性主张。

“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1]。可见，马克思也肯定空间的静止性和时间的能动性。在《时间是人类发展空间——社会时—空特性初探》一文中，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刘奔更明确地指出：“在社会时—空辩证法中，保守的方面是空间的因素……社会时间作为主体、作为活动，始终是革命的能动的方面”[2]。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空间因素表征着固定、静止、稳定，与之相对应，时间因素表征着革命、能动、否定。

（二）一体多质性

中国古人在体认中达到的最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因这种境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因而对其深信不疑。如道家通过“玄览”“坐忘”等方式，让自我这一体认中丧失一切感知、意识，而再出现意识时，意识到自己适才达到了“无”，而“无”就是“有”，就是“道”，就是“一”，就是绝对。而且这一绝对是人直接体认到的，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因而是绝对可靠的。多质性是指中国先民在体认活动中，可以体认到与自己不同的他人、他物，这些不同存在者与自己是异质性的关系。空间存在者之间具有异质性关系，是许多哲学思想的共同观点，如《周易》主张天、地、人三才都不可被其他任何一方吞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正是靠现实、空间中存在者间的异质性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辩证法，创立了“对象性活动”原则这一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马克思强调，对象性活动由三个基本存在者构成：人、自然、人，而且对象性活动必须由此三者构成。亚里士多德关于空间的一体多维理论、莱布尼茨的空间是“并存的秩序”思想，以及马克思哲学、对象性活动的空间维度都可以直观地表现为一体多质。

（三）肯定性践行活动

所谓肯定性践行是指并存着的诸多存在者相互配合协调地践行，以期达到共同的目标。在中国哲学中，肯定性践行活动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对“天人合一”“天下一家”“大同理想”等整体性世界观的认同、肯定、顺从，即认为，自己在根本上与天下这一整体是统一的，差异只是非本质的方面。第二，协作性。第三，肯定性为主的实践活动。如果说时间的哲学是辩证法，辩证法是否定性的统一，则空间存在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统一性的差异。按照黑格尔辩证法的规定，矛盾的发展是差别、对立到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运动，差别、差异环节中事物尚未发展到对立阶段、程度。如果说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中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空间的形而上学的统一差异规律中统一却是绝对的，差异是相对的。统一居于主导、支配地位，差异居于被支配、次要地位。中国古代文化强调大一统思想实则出于它的空间存在基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维度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时间性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维度是空间性的，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基本制度总体是稳定的。尽管由于资本逻辑和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原因，当代西方世界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人口、环境、生态、安全等世界性难题凸显，天下并不太平。但总体上，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稳定性是当今天下的基本特征。在当代，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以及资本主义采取了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暂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两点：其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不会改变；其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当代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剧烈变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总体上是稳定的，与空间存在的相对静止性是一致的；同时，也说明代表社会变革的时间性的地位较以往有所“下降”，影响力不像先前那样“突出”。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着力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维度是空间性的。

其次，“世界是多样性统一”。当代世界的多极化、各国文化、历史、传统、国情、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断，一方面肯定了世界各国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了这些不同文明存在的当代合法性。当代世界的多样统一状况与空间存在的一体多质性有共通之处。

最后，当代世界各国具备合作共赢的条件。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断“退群”，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现象，但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的历史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紧密联系的格局，这一状况是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有利条件。中国政府提出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主张之所以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积极响应，正是这一客观情况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合作共赢的发展与肯定性生产有共通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维度是空间的。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时间空间维度统一的科学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的重点是革命的、批判的时间性维度，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全球化的深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当今世界的空间维度越来越凸显，西方知识界“空间转向”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之一。同时又由于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时期，从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基本制度角度看，世界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的重点应由批判性为主的时间性维度转移为肯定性、建设性为主的空间维度，当然所谓肯定性、建设性为主的空间维度，并不是抽象地仅仅从空间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以空间性为主的空间时间维度统一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信心；另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理论、普遍交往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总体性思想等空间维度理论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开显出人类性的光辉，构建当代形而上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有功利性需求：共同应对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利益。但同时还必须有超功利的理念。这一理念，要达到相对的绝对，达到人类灵魂的至高点，即当代的形而上学，它能够照亮全人类的灵魂，能够使不同种族、信仰的人们、国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它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大同世界”理想。这一理念的核心是人类性的光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应是“有个性的人”组成的“自由人联合体”，此前的共同体如资本主义共同体本质上是抽象的、“虚幻的共同体”。但是，历史是包含各个不同阶段、环节的具体发展过程。人类性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也具有其各自相对的具体性。因此，这种当代的人类性的光辉理念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具有现阶段的具体性、现实性。

（三）坚持文明互鉴、包容发展、共享共建原则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全人类面临一些共同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全人类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在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中，坚持共建共享、包容发展、文明互鉴成为了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最佳选择。

（四）借鉴其他思想资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注意借鉴的前提和边界

例如，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和人类共同体理念都是以空间维度为主要方面的思想理论，中华传统文明的天下观念、天人合一、和合理念等对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很强借鉴意义。但是，由于空间地域性、社会发展极端、阶级状况等方面的不同，二者之间又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有三点：其一，二者的生产方式不同。当代世界主要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不同类型的所有制，而古代中国在根本上是公有制。如《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句所描写的情况，就反映了古代中国特殊的公有制。马克思也曾得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的钥匙”的著名论断。两者所有制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我们今天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是某些方面、某种意义的共同体。如李德顺教授所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说明在气候、环境、战争等问题上，存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二，今天构建的共同体主要是靠自觉践行。这种共同体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权之下、以武力为后盾的共同体。其三，今天我们构建的共同体，必须坚持“国家平等”原则。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是等级分明的共同体。而21世纪的今天，民主、自由、平等理念深入人心，因此，只有坚持“国家平等、相互尊重各自利益”的共同体，才能获得更多的民族、国家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