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杏枫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 999077)

一、引言

1931年于巴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他在这一年发表了中篇小说《雾》，开始连载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家》，同时又创作了第一篇童话《长生塔》。往后巴金完成了《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奠定了其中长篇小说创作的地位。相对而言，巴金的童话创作却一直未有得到相应的关注。在《长生塔》后，巴金于1935至1936年先后写成《塔的秘密——〈长生塔〉续篇》、《隐身珠——〈长生塔之三〉》和《能言树》。这四篇童话在1937年以“长生塔”为题，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巴金：《长生塔》，《巴金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7-494页。。 巴金在《创作回忆录》的第二篇《关于〈长生塔〉》中说：

我说我喜欢他的童话，受过他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类爱”的思想一半、甚至大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四篇童话中至少有三篇是在爱罗先珂的影响下面写出来的。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爱罗先珂在中国读者中间有过很大的影响。(2)巴金：《关于〈长生塔〉》，《巴金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1-587页。

巴金对五四时期“爱罗先珂热”的介入，是个值得探讨的文学现象。爱罗先珂(Vasil Eroshenko，1889-1952)是俄国盲眼诗人、童话作家和世界语者。他在俄国并非著名作家，唯于中国却获得五四文人的热情译介，当中包括鲁迅、周作人、胡愈之、夏丐尊和田汉等。田汉二十年代的剧作《咖啡店之一夜》里，有一位盲眼诗人，其原型就是爱罗先珂。鲁迅的《鸭的喜剧》，亦以爱罗先珂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并跟爱罗先珂的“小鸡的悲剧”和“古怪的猫”有对话关系。(3)笔者曾另文讨论鲁迅对爱罗先珂的接受，参Hoyan Hang Fung, Carole, “Lu Xun’s Reception of Eroshenko,” Proceedings of “The 8th Academic For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Lu Xun Studies: The Transference of Knowledge——Lu Xun and European Culture,” co-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Lu Xun Studi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presented on July 3, 2017, Austria, pp. 81-87.另外，鲁迅的“铁屋”意象和“狂人”的形象，都跟爱罗先珂的《狭的笼》有关。《狭的笼》的中文版，便是鲁迅所译。曹禺在《日出》也提到“狭的笼”，在巴金的《家》里，觉慧也曾说过：家就是个“狭的笼”。

现在有关爱罗先珂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爱罗先珂作品的中译概况(4)如叶君健：《爱罗先珂：一颗彗星般的盲诗人》，《时代文学》1990年第4期，第161-162页。另外，介绍比较详细的是陈原的《“俄国盲诗人”的梦——关于华西理·爱罗先珂》，《读书》1992年第2期，第116-127页。另载陈原：《书和人和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9-165页。，以及鲁迅与爱罗先珂关系的研究(5)如谈凤霞：《鲁迅与爱罗先珂童话》，《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第64-70页；戈宝权：《鲁迅和爱罗先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第25-34页。。 有关巴金对爱罗先珂的接受，目前只单篇论文讨论巴金的《长生树》如何受爱罗先珂的影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内，论及爱罗先珂的巴金论文包括：黄川：《试谈巴金的“人类爱”》(6)黄川：《试谈巴金的“人类爱”》，《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01期，第117-124页。(1985)、万慧容：《巴金童话创作初探》(7)万慧容：《巴金童话创作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第59-64页。(1991)、 朱勤：《从〈长生塔〉看儿童文学的儿童性》(8)朱勤：《从〈长生塔〉看儿童文学的儿童性》，《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2期(2005年4月)，第34-37页。(2005)、张小琴：《论巴金的童话创作》(9)张小琴：《论巴金的童话创作》，《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第57-71页。，但篇名都没有提到爱罗先珂。

巴金对爱罗先珂的译介和接受，有助我们理解中国五四作家的“爱罗先珂”情结与投射。本文希望把巴金理解为一位“文化翻译者”，讨论他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学引入俄国的资源，并重新考察巴金在中国儿童文学上的位置。本文以《长生塔》为切入点，因巴金曾于回忆录中明言此作对爱罗先珂的借鉴。着重世界文学的互动和生发。题目中的“童话”“梦话”“真话”，转化自自巴金的引文和书名。巴金曾把其“童话”称为“梦话”，他在写于1937的《长生塔·序》中说：“我不能让我的梦景被遗忘，所以把它们记下一些来。这些全是小孩的梦。我勉强称它们为童话，其实把它们叫做‘梦话’倒更适当。”(10)巴金：《长生塔·序》，《巴金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真话”则来自巴金《随想录》(三)的“真话集”(11)巴金：《真话集》，《巴金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432页。。本文认为，巴金的“童话”是个“梦话”，表达了对理想新社会的向往，同时也是回应时代的“真话”。

二、巴金、中国儿童文学与爱罗先珂

查现存研究资料，巴金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虽然并不至于缺席，但却不是一个重要的作家。巴金的位置通常在张天翼之后，与老舍并列。蒋风、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第三编：“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下) (1923-1949) ”的第一章是：“张天翼的《大林与小林》及其他作家的童话创作”。当中第一节是“张天翼的童话创作”，第二节是“其他作家的童话创作”(一至十三)。巴金在这部分排第十三，标题是“十三：巴金”，意即巴金在云云“其他”童话作家中排第十三位(12)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370页。另外，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6)的第三章“十年间儿童文学创作实绩”第一节是“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第二节是“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郭沫若与儿童文学”。(注：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81页。)。在所见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中，以张香还的《中国儿童文学史》(1988)对巴金最为重视。这本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在第二编“十年内战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第一章：左联的成立和儿童文学的发展”中，开列了三页的专节讨论巴金，标题是“第七节：巴金的童话”(13)张香还：《中国儿童文学史》，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283页。。至于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则只在年表中提到巴金，正文未有以巴金为论述对象(14)杜传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在儿童文学教程方面，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1996)“中编：儿童文学史”里的第六章“中国儿童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第二节“现代文学大师的儿童文学创作及理论”共分四部分，第四部分是巴金和老舍(15)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80页。。

有关巴金和儿童文学的专论，现存只有张耀辉编的《巴金和儿童文学》(16)张耀辉编：《巴金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1990)。有关巴金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位置的讨论之所以如此匮乏，原因大致有两个：

首先，儿童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文学论述上，一直未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新式文学类型，是从二十世纪初叶才开始在中国流传的(17)魏寿镛、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茅盾曾在《关于“儿童文学”》中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18)茅盾：《关于“儿童文学”》，《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第410页。。在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跟人的发现有密切的关连。严复在1897年翻译《天演论》时提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生物需要改变生理结构，这种改变累世历刼，过程极为漫长。这种物种进化的概念，深植于五四的知识话语之中。要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除了要革除时弊，儿童教育亦为国家“演化”的关键。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19)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文学是救国的手段，不单要改变成年人，还要改变儿童，令儿童尽早接受熏陶。儿童文学在五四文学里有其不可或缺的位置。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有助我们开展对五四文学更多层面的研究和理解。然而，有关中国儿童文学的论述，一直未见丰富，对巴金儿童文学的论述更是缺乏。

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于2011年出版的英文专著《发展的童话：进化思维与现代中国文化》(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曾从现代科学话语的角度，讨论生物进化论与儿童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以专章探讨鲁迅与爱罗先珂的文学渊源(20)Andrew F. Jones, “A Narrow Cage: Lu Xun, Eroshenko, and the Modern Chinese Fairy Tale,” in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47-174.。 此章的中文本《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同年收录于琼斯和徐兰君主编的论文集《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21)[美]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载徐兰君、安德鲁·琼斯主编：《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132页。。唯上的两本专著和论文集，皆未有提到巴金。

其二，巴金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未有受到重视的原因，跟巴金未有强调其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工作不无关系。在写于1979年的《关于〈长生塔〉》，他甚至在回顾里否定《长生塔》是“童话”。他说：

今天的孩子的确不容易看懂我这四个短篇，它们既非童话，也不能说是“梦话”，它们不过是用“童话”形式写出来的短篇小说。(22)③巴金：《关于〈长生塔〉》，《巴金全集》(第20卷)，第587页，第587页。

然而，巴金在儿童文学方面，其实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创作，还有翻译和编辑。这些工作，跟爱罗先珂有密切的关连。1930年，巴金替上海世界语协会编辑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幸福的船》，他翻译了其中一篇《木星的神》，并为集子作序。《幸福的船》在1931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里面还收录了鲁迅、夏丏尊和胡愈之等人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巴金的译文集《笑》，里面收录了《木星的神》。巴金在1947为集子写了《前记》，并把《幸福的船》的序放到附录里，加上了题目“关于爱罗先珂”。他在《前记》里，解释自己为何翻译《木星的神》，原因不是他特别喜欢这一篇，或认为这一篇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这是唯一还未为人中译的爱罗先珂童话。他说：“我喜欢的倒是《狭的笼》，《鵰的心》，《幸福的船》等，它们给我(还有我同时代的青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23)巴金：《前记》，《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初版，第2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巴金有关“童话”和“梦话”的引文，还有另一重深意，而这一点，跟巴金对爱罗先珂的理解是相关连的。这句引文的下文是：“我的朋友用看安徒生童话的眼光看它们，当然不顺眼。至于孩子不懂，更不能怪孩子，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三十年代中国的事情。”①于巴金而言，安徒生童话代表了为孩子写的童话，传达了人间的美善，而他自己所写的，是当时国情的黑暗，是孩子所不能明白的。爱罗先珂的童话，最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所注意的，是其“梦话”。论者多以认为梦的意象，是爱罗先珂、鲁迅和巴金之间的连结(24)万慧容：《巴金童话创作初探》，第64页。。然而，巴金所接受的爱罗先珂，更多具有一种反抗黑暗现实的个性。

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爱罗先珂(Vasil Eroshenko，1889-1952)是俄罗斯诗人，他四岁时便因在寒冬患麻疹，导致双目失明。1898年至1907年，他于莫斯科第一盲人学校读书，开始学习世界语。爱罗先珂1912年赴英国，在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和盲人音乐学校学习。1914年赴日本，在东京盲人学校学习日语和按摩术，翌年结识世界语作者秋田雨雀，并开始在日本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1916，他在日本世界语大会发言，及后经泰国到缅甸再到印度，在当地的盲人学校教书。1919年，被英国当局从印度驱逐，重返日本。1921年5月因在东京参加“五一”活动和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又被日本当局逮捕和驱逐，此后经海参崴来到中国。1921年8月至1923年4月回俄，先后在哈尔滨、上海、北京等地居住并教授世界语。爱罗先珂到达中国的消息传出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受胡愈之委托，向蔡元培推荐爱罗先珂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爱罗先珂当时借住在周氏兄弟的八道湾住家中(25)[美]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另参吕美亲：《论析台湾世界语杂志〈La Verda Ombro〉中的爱罗先珂作品》，《台湾文学研究学报》第26期(2018年4月)，第137—156页。。

爱罗先珂于中国游走于文坛核心人物之间，唯其于俄国文学史上却寂寂无闻。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俄罗斯时白银时代文学史》(26)何雪梅：《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1890年代至1920年代初期属于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的文学流派主要有三，分别是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派。1917年，沙皇政权瓦解，临时政府成立，其后是一连串的内战。1922年，苏联成立，俄国文学可明确纳入苏俄时代。1922年亦即是爱罗先珂来到中国的年份，即是说爱罗先珂如进入俄国文学史，属于“白银时代”。以其来华为界线，其后可纳入苏俄文学时代。然而，查现存的中文版俄国文学史，爱罗先珂在前后两个时期都是缺席的。这一点，可能与他长年流离在外有关。

本文感到兴趣的，是五四作家为何如此推崇这位于原居地寂寂无闻的诗人。巴金对爱罗先珂的推崇，跟二人皆为世界语信仰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莫大的关系。巴金是著名世界语者，曾用世界语写成短剧《在黑暗中》和小说《我的弟弟》，两者皆发表于上海世界语学会的杂志《绿光》。另外，他亦曾从世界语译出日本左翼剧作家秋田雨雀的剧本《骷髅的跳舞》等。除了世界语，无政府主义信仰是巴金和爱罗先珂的另一相通点。巴金曾在《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中说：“他(爱罗先珂)的思想乃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的思想。”(27)巴金：《巴金全集》(第18卷)，第237-247页。这一点，将在本文第三节有关《能言树》部分再加论述。

三、巴金《长生塔》与爱罗先珂童话的对话

巴金的童话创作，跟爱罗先珂的童话多有对话关系。《长生塔》共收四个作品，分别为《长生塔》《塔的秘密》《隐身珠》和《能言树》。巴金曾提到，《长生塔》和《塔的秘密》主要受到爱罗先珂《为跌下而造的塔》的启示(28)巴金：《关于〈长生塔〉》，《巴金全集》(第20卷)，第582-584页，第582页。。另外，《能言树》和爱罗先珂的《枯叶杂记及其他》，亦构成了种种对话关系。以下部分，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加以对照阐发。至于《隐身珠》，此篇原刊于1936年9月25日《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主要根据家乡的民间童话《孽龙》重新创作。此篇写一个穷苦教书先生的儿子吞吃了隐身珠而变成一条巨龙，藉河水淹死县官、差役和出卖父亲的朋友，终于为穷苦人出了口气，替父亲报了仇。这篇与爱罗先珂的关系不大，故于分析中从略。

1. 塔的倨傲：《长生塔》

巴金的《长生塔》原刊于 1935年1月1日《中学生》第51号。此篇写一个专制的皇帝梦想长生不老，下令征用大批民工修建长生塔。塔建到二十二层，皇帝便迫不及待住了进去。然而在“贱民”的诅咒下，塔倒塌了，皇帝也被深深埋葬了。爱罗先珂的《为跌下而造的塔》写的是一对富家男女的爱情悲剧。女的名为南园的花小姐，男的名为北天的俊官人。这对富贵男女都不懂得爱。他们只珍爱自己，而且重视名位，于是他们的求爱方式就是炫燿富贵(29)“是呵，她惦念着他，而且想得不能睡着了。她做一件什么事，才能叫他来做她的丈夫呢。于是她便向着自己说道：“我要用了白色大理石造成一所极大的宫殿，这样我才能使他钦服的我豪富，便不怕他不来求我做他的老婆了。”[……] 北天的俊官人看见了这座宫殿，忽然的想起来；“我应该使他惊服我的豪才好，要不然，她再也不会到我这里来了。”于是他建了一所宫殿，比花小姐的宫殿更要高大得多。”[俄]爱罗先珂著，鲁迅等译：《爱罗先珂童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第5版，第221-222页。。因为担心对方嫌弃自己，他们先后建造宫殿、花园和高塔，以吸引对方。结果是一直竞逐到头发变白，最后是双双从自己建造的高塔意外跌下来，含恨而终。

巴金在《关于〈长生塔〉》提到《长生塔》的创作缘起：

《神》写成寄出以后，我翻阅《现代日本小说集》消遣，读了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鲁迅先生译)，忽然想起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1899-1952)的童话《为跌下而造的塔》(胡愈之译)，我对自己说：“写篇童话试试吧。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摇摇晃晃的高塔，只摇晃了几下，塔就崩塌下来了！长生塔的故事我也想好了。(30)巴金：《关于〈长生塔〉》，《巴金全集》(第20卷)，第582-584页，第582页。

《为跌下而造的塔》和《长生塔》的连系，首先在于塔的意象。爱罗先珂的塔是恋人之间竞相炫耀的塔，华丽非常：

于是南园的花小姐向着自己说：“现在我要造一座一百米突高的塔；从这塔上可以了望我的庄子，从这塔上我也可以赏鉴那“北方世界的仙境”[……]

北天的俊官人见了这座塔又想道：“她不会到我这里来了，除非我建造一座比这更高的塔，她才会来哩。”于是他又建了一座二百米突高的塔；人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作“到南方的星斗去的路。”(31)[俄]爱罗先珂：《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等译，第224页。

这对男女站在塔顶，甚至差不多可以摸到天上的星星。但这种摘星的诱惑，成为了死亡的召唤：

忽地她看见一颗极美丽的星从天空落下；她嚷了一声，想用了手去救这落下星；她失了足，便从一百米突高的宝塔上跌下来了。(32)[俄]爱罗先珂：《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等译，第225页。

巴金的长生塔，虽是皇帝用以追求长生的宝塔，同样直奔天际，彷彿伸手可叩天堂的门：

孩子，我应该用怎样的话来形容第二十二层塔里的陈设呢？据说任何凡人的脑筋里想象不出来的那样的精妙，庄严，那一层塔是人间建筑中最高的东西了。站在那上面就好像进了另一个新奇的、圣洁的世界，一伸手就可以叩天堂的门似的。(33)巴金：《长生塔》，香港：南国出版社，1957年 再版，第16页。

塔的高耸，在两个作品中，都跟倨傲的探讨相关。《为跌下而造的塔》有这样的一段：

从在摇篮里的时候起，他们早就学会：只爱着他们自己，贱视着贫民，仇恨着劳动和劳动者，使唤着统领着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咳，他们真是倨傲而又尊大的贵人呵，他们真是人民中的荣华呵。(34)[俄]爱罗先珂：《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等译，第218页。

《长生塔》的这一段可兹对照：

皇帝的话是法律，不服从他的话便是犯罪。[……]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够停止的。夜里也不停。修塔的“贱民”有的冻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累死了，然而又有更多的新人来代替。他们抬石头，拿斧子，揑凿刀，爬在梯子上的时候，大家都唱着歌。可是歌声里没有快乐，只有哭泣，只有怨愤，只有诅咒。(35)巴金：《长生塔》，第12-13页，第6-7页，第1页，第3页。

爱罗先珂写的是富家男女因为享尽荣华而卑视平民，用的字眼是“贫民”。这对男女的倨傲，令他们因不懂爱人而含恨而终。在巴金的《长生塔》里，恋人的倨傲变成了皇帝的倨傲，用的字眼也由“贫民”变成“贱民”。皇帝的倨傲不单体现为肆意劳役百姓、视民如蝼蚁，也体现在他对长生的渴求。然而，《长生塔》强调了老、病对极权的制宰：“老和病这两样东西，虽是贵为皇帝，也免不掉。金钱，权力，幸褔，在这方面也没有大的效力。”(36)巴金：《长生塔》，第12-13页，第6-7页，第1页，第3页。从爱情故事到治国故事，巴金《长生塔》放大了爱罗先珂《为跌下而造的塔》中的背景部分——即富人对平民的倨傲。在人生哲理的探讨上，巴金亦把爱罗先珂对是否懂得爱人的叹喟，转移到金钱、权力和幸褔之无助于决定生死上。

巴金除转化了爱罗先珂有关倨傲的思考，亦在叙事手法上有所取法和发挥。爱罗先珂的《为跌下而造的塔》采用全知叙事者，巴金则采用父子答问的结构，由父亲担任故事内层的全知叙事者。这种处理，首先是巴金纪念亡父的一种抒情方式。他在序中说：“那时我的父亲还活在世界上。[……]在父亲面前我是一个多嘴的孩子。我看见任何新奇的事情我都要父亲给我讲个明白。那时我觉得我是幸褔的。”(37)巴金：《长生塔》，第12-13页，第6-7页，第1页，第3页。

更值得注意的是，《长生塔》中父子的对答，处处流露着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当孩子追问父亲，皇帝究竟是什么东西，父亲回答：“皇帝……就是那个终日坐在宫殿里的戴着王冠的怪物呢！”(38)巴金：《长生塔》，第12-13页，第6-7页，第1页，第3页。及后父亲形容皇帝的生活，进一步如此总结宫殿的穷奢极侈：“总之宫殿是那样富丽堂皇，宫殿里的生活是那样丰富快乐。皇帝和他数百个妃子，和他的许多大臣将军真个在酒池肉林一般的供给里很快活地生活着。”酒池肉林之说，便是把统治者比喻为昏君纣王。

这种父子答问结构有趣的地方，在于父亲这个故事内层的全知叙事者在故事外层的隐瞒态度。试看以下例子：

“那么皇帝都是很能干的吗？”

我打岔地问道，因为故事里的皇帝总是很能干、很了不起的人物。

“蠢孩子！那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啊，”父亲答道，又继续说下去。(39)巴金：《长生塔》，第4页，第43-44页。

在这段对答中，儿子“我”稚气的回应，提醒读者需要用儿童视角去看这篇故事。这个儿童质问的，是一切政治上的不公。每当儿子“我”提出对现实的诘难，“父亲”便以成熟的口吻，提醒“儿子”，一切都只是童话。这种反话正说，突显了巴金对政治现实的批判。他《关于〈长生塔〉》，更把故事中的皇帝，落实为现实里的蒋介石：

我在前面提过爱罗先珂的《为跌下而造的塔》。我的《长生塔》就是从爱罗先珂的两座宝塔来的。[……]我的童话里的长生塔是皇帝征用民工修建的，他梦想长生，可是塔刚刚修成，他登上最高的一级，整座塔就崩塌下来，他的尸首给埋在建塔的石头下面。这就是皇帝的结局。皇帝就是指蒋介石。我通过这篇童话咒骂蒋介石。我说，他的统治就像长生塔那样一定要垮下来。童话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40)巴金：《关于〈长生塔〉》，《巴金全集》(第20卷)，第583页。

2. 吃人叙事：《塔的秘密》

巴金《塔的秘密》是《长生塔》的续篇，原刊于1936年3月1日《中学生》第63号。这篇写的也是皇帝，而且是个食人肉的暴君。一个造塔的工人，保藏了一份可以致塔倒塌的秘录，只要将这个秘录放进活人肚子暖一下，再在塔上烧毁，塔顶的长生葯就会失效，塔就会倒塌。其实这塔的秘录就是“贱民”用血造塔的记录。童话最后写到“贱民”的儿子吞吃了父亲交给他的秘录，又用裸露的胸膛迎上父亲的刀尖，孩子以自我牺牲换来了宝塔的早日倒塌。

较诸《长生塔》，《塔的秘密》对统治阶级的取态显更为激进。首先，《长生塔》的塔甫一建成，便已崩塌，但《塔的秘密》则以大量篇幅，刻划“塔”内人物的生活细节和心态，令塔的存在成为人民苦难的象征。其次，《塔的秘密》里的皇帝比《长生塔》里的更残暴不仁。《长生塔》的皇帝最大的暴政就是强逼人民日夜建造长生塔。《塔的秘密》中的皇帝不单肆意用刑残杀其百姓和妃子，更不时吃百姓的人肉。这一点，可以跟鲁迅《狂人日记》的吃人意象，加以连结和映照。再者，面对暴政，《长生塔》的平民百姓只是日夜诅咒皇帝。百姓们面目模糊，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塔的秘密》中人民不再甘心受皇帝劳役，他们团结起来，意图推翻皇帝，甚至和皇帝的武士开打。当中最值得留意的，是主角父子的互动：

我听了父亲的话，看看他的脸色，看看他手里的刀，我马上明白了一切，我知道再没有犹豫的必要了。我就拉开衣服露出胸膛，勇敢地对他说：“父亲，你来罢，我是你的孩子。”我闭上眼睛不顾一切地向着他手里的刀迎上去。(41)巴金：《长生塔》，第4页，第43-44页。

这一家人，由父亲的祖父开始，已经致力寻找摧毁长生塔的方法，故摧毁长生塔，已经成为一门四代的家族使命。为了致皇帝于死地，父亲不惜让儿子跟皇帝同归于尽。巴金偷渡进童话故事的，已不再止于谴责暴政，而是为了结束暴政，不惜玉石俱焚。

在这里更值得关注的，是父亲推翻皇帝政权的方法，以及其对“革命”的取态。父亲被皇帝收进牢狱后，便即要求皇帝将儿子带来，儿子就是父亲与皇帝同归于尽的筹码。父亲在开始讲解事情始末之前，便故意哄儿子把糖吃下，而那并不是糖，而是秘录(42)巴金：《长生塔》，第40页，第43页，第5页。。在父亲的安排下，儿子一开始便已不明就里地卷入了革命的大业。父亲本就有意牺牲儿子去成就家族使命，他详细道出家族如何为这个目标献身奋斗。当儿子终于清楚事情经过，父亲是这样完结其演说的：

父亲忽然站起来，按着我的头，严厉地说：“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的血管里有我的血。你老实地对我说：你愿意我死，还是愿意长生塔永存在下去？”

我抬起头，觉得父亲的眼光像针一般刺到我的身上，我战抖起来。我忘了一切，我疯狂地恳求说：“父亲，告诉我，告诉我那个秘密。我来做，我来替你做！”(43)巴金：《长生塔》，第40页，第43页，第5页。

推翻皇帝的大业，至此水到渠成。说之以理，动之以情，父亲的提问最后恰如催眠，令儿子陷入“疯狂”状态，恳求着要牺牲。父亲首先强调的是大义，因为这个塔令生灵涂炭，所以他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让塔倒下。其次，他强调的是孝道亲情。既然一定要让塔倒下，就一定要有人用活人肚子暖那个秘录。于是儿子基于大义、孝道亲情和骤然得悉的家族使命，决定代父而死。父亲就如同一个能言善辩的领导，儿子就如同群众运动中受感召的群众。这里所涉及的已远不止于对政治的批判，进而触及了对革命伦理的讨论。社会价值和道德究竟能否正当地决定个人的生存？一个人决定自我牺牲去成全目标的选择，是否就一定符合正义？这些课题溢出了童话这个载体，展现出巴金转化爱罗先珂童话的方向：化浪漫悲情为批判诘问。

巴金为《长生塔》加入了各种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特征：例如以“从前”“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有一个皇帝……”等等开始说故事(44)巴金：《长生塔》，第40页，第43页，第5页。，并在故事里加入皇帝、大臣、将军，以及类似王子和公主等典型童话故事角色。童话故事总是透过主角解难以推进情节，或是治病、或是降魔伏妖、或是寻找不死药等等。《长生塔》的皇帝渴求长生、到处寻求仙方，亦符合这个公式。然而巴金童话的出发点，乃在于以童话批判政治和启蒙读者。相比起儿童，知识分子其实才是更合适的潜在读者。

在这个转化爱罗先珂童话的过程中，巴金同时触及了对自身的叩问。五四知识分子致力于引介西学，视之为人生奋斗的目标，跟《塔的秘密》中父亲的身影，不无重叠之处。鲁迅“掀掉屋顶”的比喻，或许可以为巴金《塔的秘密》中的激越下一脚注：“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45)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长生塔》和《塔的秘密》正是这种语境和氛围下，把本是浪漫抒情的“为跌下而造的塔”，一再激化，成为象征国家暴政的“长生塔”。

3. 无神与悲悯：《能言树》

《能言树》原刊于1937年1月10日《新少年》第1卷第3期。故事关于一棵年轻的树因一对兄妹的不幸遭遇而深受震动，竟然可以开口说话，叫妹妹当盲眼哥哥的眼睛，去同情、帮助和爱别人。妹妹以为那是神向他们说的话，树原想告诉妹妹世界上没有神，但旋即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故事的结局是，树看着他俩充满希望的重新上路，也感到高兴。这个结局很温暖，也充满了悲悯，当中寄托了巴金为盲者寻求光明的愿望。这个作品转化自爱罗先珂的《枯叶杂记》，而当中又与第一章的《街之树》和第三章的《一个小女孩子的秘密》关系较为密切。《街之树》中，有这样的一颗树：

在这都市的大街里，我认识一棵大树。这树静悄悄的矗立着，如今他不说什么，他什么也不想说了。[……]这树看见过这地方的百姓们，奴隶模样地在泥土里跑着，伺候他们当中的大人先生，他又看见过百姓们摇尾乞怜地拜倒在外国屠户的跟前；在那时候，他便向那建造西洋风的新街道的砍木工匠嚷道：“啊，快砍，砍了我罢快砍，快砍!我不愿意再见黄种的恶魔，也不愿意再见白种的厉鬼；我不愿意再见奴性的百姓，更不愿意见奴性更深的官员了！”(46)爱罗先珂：《枯叶杂记及其他》，上海：商务印书局，1924年版，第5-6页。

引文中的“如今他不说什么”，代表树拥有说话的能力，只是他如今不愿意说话。他不愿再说话，是因为他看见人民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被统治阶级当成奴隶般看待。这树为着人民的苦况而痛心，因此不愿意再说话，可见他是一棵能言而不欲言的“能言树”。

至于《一个小女孩子的秘密》，则写一个小女孩来到能言树跟前倾诉心事。小女孩父母双亡，只剩下哥哥与她相依为命。结果二人先后患病，咳血而亡：

这岂不是说我的哥哥现在也免不了要死吗？啊，一定不是的，因为他还只有十二岁哩。难道只因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凡是十二岁的孩子都应该死吗？啊，绿叶子的好树呵，我除了他便谁也不爱，除了他我便没有可爱的人了。我不爱叔父和婶母，因为他们卖去了我的大阿姊，葬我的爸爸，后来又卖去了我二阿姊，葬我的妈妈，现在他们又想把我卖给别人家，也只是为了要去请一个有名的大夫，来医我哥哥。(47)爱罗先珂：《枯叶杂记及其他》，第14页。

综合以上两段引文，可见巴金《能言树》的兄妹角色和树的意象，皆取自爱罗先珂的《街之树》和《一个小女孩子的秘密》。以下是巴金《能言树》第二节中树的意象：

这棵树站在大路旁边，这条大路通到一个大城市，而且一直通到国王的宫殿里去。[……]这棵树是年青的。它一生就站在大路旁边。它见过不少的人，年老的，年少的，做官的，作工的，读书的。他们都经过这条大路。还有国王，国王坐在漂亮的马车里，后面跟着大臣们的车子，前后左右都有武装的卫士保护着。马是雪白的大马，车身是金光灿烂的，卫士们的武器射出寒冷的银光。[……]

国王的马车过去了。大臣们的马车也过去了。无数的卫士们也喧嚷地过去了。要等到这班人去远了，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时，大路上才现出来别一类的人，那就是所谓“贱民”了。那些人衣服褴褛，赤脚污手，面黄肌瘦，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48)巴金：《长生塔》，第62-63页，第74页。。

巴金与爱罗先珂的树同样位于大路，同样不是普通的树，而是“能言树”。巴金与爱罗先珂皆强调这棵树见尽人民百姓的苦况，两篇故事的百姓都饱受统治阶级的残害。两位作家笔下的女孩同样身世坎坷，不但父母双亡，还有一个饱受折磨的哥哥。就借用爱罗先珂的角色和情节而言，《能言树》比《长生塔》和《塔的秘密》都与爱罗先珂的作品相似。只是巴金的这个小女孩误信自己得到神谕天启，于是抱着一个虚假的希望和哥哥努力生活。而爱罗先珂所写的小女孩，最后则是与哥哥一同病死。

《能言树》是《长生塔》整部合集里的最后一篇，前三篇《长生塔》《塔的秘密》和《隐身珠》，皆着力于描绘民众在暴政下的抗争。这三篇作品的民众，都可以推翻皇帝的暴政，或起码能够除掉为恶的官吏。然而，《能言树》的哥哥则完全不同。他单是同情那些挨打、受辱、受虐的人民，就被统治阶层弄盲。他既没有推倒长生塔，也无法除掉贪官污吏。《能言树》极言政治的黑暗，对有关神存在的议题，有这样的发挥：

普照一切的天上的大神呵，请您垂听我这个小女孩的哀告罢。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您允许的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且必需的吗？……我哥哥说，没有眼睛他就不能够活下去；我没有哥哥我也不能够活下去。伟大的万能的神呵，请您垂听我这个小女孩的哀告罢。

依旧没有回答。神听不见这个小女孩的哀告，因为天上根本就没有神。(49)巴金：《长生塔》，第62-63页，第74页。

童话故事最常见的就是神仙魔法，如此明白地否定神的存在，在童话故事并不常见。巴金深受巴枯宁(Milhail Bakunin，1814-1876)和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两位俄国无政府主义作家的影响，这种否定神的存在的想法，与无政府主义有密切关系。巴枯宁著有“God and the State”，当中他首先指出上帝在惩罚阿当夏娃上处理不公，不单不许人有判别善恶之心，更让所有无辜的人类后裔受苦。上帝虽然派遣耶稣拯救世人，应许了会有天国的救恩。但这个救恩并非全人类都能拥有，绝大部份人都只能待在地狱。在现世里，神又将人类交到拿破仑三世、威廉一世、亚历山大等专制君主手中(50)“Then, remembering that he was not only a God of vengeance and wrath, but also a God of love, after having tormented the existence of a few milliards of poor human beings and condemned them to an eternal hell, he took pity on the rest, and, to save them and reconcile his eternal and divine love with his eternal and divine anger, always greedy for victims and blood, he sent into the world, as an expiatory victim, his only son, that he might be killed by men. That is called the mystery of the Redemption, the basis of all the Christian religions. Still, if the divine Savior had saved the human world! But no; in the paradise promised by Christ, as we know, such being the formal announcement, the elect will number very few. The rest,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the generations present and to come, will burn eternally in hell. In the meantime, to console us, God, ever just, ever good, hands over the earth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Napoleon Thirds, of the William Firsts, of the Ferdinands of Austria, and of the Alexanders of all the Russias.” Michail Bakunin, God and the State(1882), available from <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michail_bakunin_god_and_the_state.pdf >.。巴枯宁对政府的痛恨，与上帝(神)的不合理紧密结合。这种对世界的理解，亦贯彻了巴金的《长生塔》。除了巴枯宁，巴金同时受到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并曾翻译其《面包与自由》。巴金原名李尧棠，笔名中的“金”，亦取自克鲁泡特金(51)有关巴金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参彭小妍：《阶级斗争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念》，载《中国文史哲研究集刊》第二期(1992年 3月)，第353-384页。。

无政府主义与无神论，是巴金跟爱罗先珂遥相呼应之处。但世间既没有神，却有能言树，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巴金的安排是让那树吸收了小女孩的眼泪，于是那树就短暂时拥有了说话的能力：

那棵树把她的眼泪尽量地吸收进去。从树根一直到树梢，这一次树梢，树枝，树叶，树干，树根全受到了润泽。好像受到一次魔术似的，牠起了一个大的震动。牠的内部似乎有了极大的变动，牠觉得自己能够说话了：

“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不合理的。在这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并没有谁应该受特殊的待遇。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镣铐，皮鞭，地牢等等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他们终于会失掉幸福。[……]不要以为你哥哥就失掉了眼睛，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他的眼睛。他会用你的眼睛去看见一切的。去罢，去帮助别人，同情别人，爱别人。[……]”(52)巴金：《长生塔》，第74-75页，第76页，第77页。

女孩把树所说的这番安慰之词，误以为是神谕，并将此转告哥哥，二人遂因此带着希望活下去。这里所带出的，可以从两个层次去阅读。第一层是：世间其实并无神迹，因此人必须带着希望去救赎自我。第二层是：枯树能言，本身又已是一个神迹。爱罗先珂的《枯叶杂记及其他》全书调子灰暗，树虽能言却已对人世间失望，不愿再多言。巴金延续了其角色和情节，并藉着枯树的“魔术”和女孩的误解，转化出希望和亮色。

除此以外，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能言树》同样采用了前文论及的父子对答双层结构。父亲作为说故事人，每每欲言又止。当父亲说完故事后，儿子“我”对他有这样的观察：

我觉得父亲的脸跟平时有些两样。今晚上他一定想着什么重大的事情，不然他决不会做出这样的严肃的面容，也不会讲这个好像没有完结的故事。(53)巴金：《长生塔》，第74-75页，第76页，第77页。

父亲没有把黑暗的现实明言，一切只当作童话道来，并跟“我”说：“以后的事我自己也不知道。等你将来长大了自己去打听罢。”(54)巴金：《长生塔》，第74-75页，第76页，第77页。然而，在故事的结尾，第一层次故事里的听故事人“我”，竟是彷彿走进第一层次的故事里去：

这周围就只有桦树的飒飒的声音。我的眼前彷彿出现了两个孩子的背影。他们从那几棵桦树中间走出来，两兄妹紧紧依偎倚着慢慢地向前走去，好像我们就在后面跟着他们一样。(55)巴金：《长生塔》，第77页，第76页。

这个“我”于此追随着兄妹二人的步伐，一同走向前方。引文末句的主语，甚至是复数的“我们”。这个“我们”，也许包括了父亲，也许还包括了其他同路人，在童话的想象空间里，形成了渐长的行列。

四、结语

本文以《长生塔》为切入点，探讨巴金对爱罗先珂的接受，侧面探析中国五四作家的“爱罗先珂”情结与投射。文中第二节重新肯定巴金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位置，第三节以细读的方式，探讨巴金《长生塔》各篇对爱先珂童话的转化。本文认为，巴金《长生塔》在与爱罗先珂童话的对话中，呼应了其对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的信仰，并加强了其浪漫抒情故事的政治色彩。《长生塔》把爱罗先珂《为跌下而造的塔》中的男女角力和倨傲探讨，转化为对现实暴政的批判和诘问。《塔的秘密》进一步触及吃人的议题，并藉着父子对话的双层叙述，叩问革命的合理性。《能言树》则以悲悯的情怀，在无神的信念里，直面世间的不义。

本文认为，爱罗先珂双目失明、一生颠沛流离的形象，形成了中国五四文人对自身投射。晚清以降，中国国势积弱，列强虎视眈眈，令知识分子亟欲透过西学寻找出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大量翻译和引介俄国文学。二十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苦恼的灵魂，亦令经历辛亥革命的挫折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抱有同感。爱罗先珂的盲人形象，召唤着中国五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渴求。在巴金的《能言树》里，寻求光明的方法，便是做盲人的眼睛，大家一步一步走过来——“妹妹的眼睛做了哥哥的眼睛，两个人紧紧偎着，沿着大路慢慢地走远了。”(56)巴金：《长生塔》，第77页，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