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峰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是现代中国第一个专业的史学研究机构。傅斯年创设史语所之本意，是要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要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②围绕这一理念，史语所聚集了傅斯年、陈寅恪、岑仲勉、劳榦、陈述、傅乐焕、全汉昇、王崇武等新史家，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从学术渊源上说，史语所学人的历史研究，继承了乾嘉史家的考史理念与方法，同时他们又适逢其会地借鉴了西方新学理、新方法，广泛运用20世纪初年以来发现的新史料，从而开辟了考证学的新境界，彰显了中国史家历史研究的风格与气派。

一、以“历史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取向

史语所学人继承了乾嘉考史学家不尚空谈、注重实证的治史传统，但是两者在治史理念与方法上又各具特色：清代学者的历史考证以书为本位，而史语所学人的考证则以“历史问题”为中心。这种研究理念的差异，反映了新旧学问的代际嬗变。

傅斯年在史语所初创时期的年度报告中说：“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2)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六)，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这一主张说明，“材料”和“工具”均是学术研究的手段，旨在解决历史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引申出新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充材料与工具，由此形成学术研究的良性循环。很显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无论是“材料”还是“工具”，都是围绕着“问题”服务。也就是说，没有问题意识，材料再丰富、工具再多样，都无法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这一研究理念成为了史语所学人共同遵守的学术范式。

陈述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先后撰有《陈范异同》《补南齐书艺文志》《蒋心余先生年谱》等考证性文章。尤其是，他的《金史氏族表初稿》一文，“略仿钱氏(大昕)之例”(3)陈述：《金史氏族表初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四分，1935年。，体现了对于乾嘉历史考证方法的传承。1935年，陈述进入史语所工作，不久他便体会到新旧史家的治史理念迥然有别。在他看来，“老旧史家与今日史家之异趣，似旧日多以书为本位，现代则多重历史问题”。因此，在学术的实践中，旧史家的研究侧重“抄缀辑录”“勘对字句”“考订比例”；而新史家则倾向于对历史问题的阐发，“论证确实，独有创见”(4)参见“傅斯年档案”， Ⅲ-230。。他的观察，实际上反映了史语所学人不同于乾嘉考证学者的治史旨趣。于是，他改变了过去对史料排比考订的研究思路，转以对影响辽金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作出考察，如《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头下考》《契丹世选考》等考证性文章，皆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撰成的代表性成果。

无独有偶的是，劳榦在史语所中与陈述有着相同的学术感受。他长期从事居延汉简研究，曾采用清人考证金石文字的方法，对汉简的内容逐条加以考释，这种研究模式虽然能对汉简内容进行详尽的注解，但是研究的中心却局限于汉简的内容，无法拓展，他指出：“以汉简为主，是有它不方便的地方，因为在基本思想上受到了限制，不能离题太远，所以我在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以后，还可以再写下去，成为‘居延汉简考释续编’‘再续编’。不过我却不愿意把思想和生活都变成了汉简的奴隶，我宁可另外组织别的系统，只把汉简的材料放进去。”(5)劳榦：《劳榦教授的自述》，(台北)《湖南文献》，第6卷第4期，1978年。说明劳榦在两汉史研究的路径上，经历了“以汉简为主”到“另外组织别的系统，只把汉简的材料放进去”的转变，这使其两汉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为汉简做注脚，而是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汉代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广阔的领域，所撰《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两汉刺史制度考》《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汉代社祀的源流》《两汉关址考》等考证性论文，“俱极精审，发前人之所未发”(6)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从而开创了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作为史语所历史组的主任，陈寅恪摆脱了清人比勘同异、补正纠谬式的唐史研究模式，而注重对唐代历史演进中具有关键性问题的阐发。譬如，他以“种族—文化”观念为锁钥，探讨李唐氏族问题，系统提出了“关中本位政策”的观点。何为“关中本位政策”？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曾有所述及，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又进一步作了详细的说明：在当时，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的胡化汉民居于关陇，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兵力上，都无法与山东高欢及南朝萧梁相抗衡，因此要想与东、南两股势力鼎立而三，必须另觅一个新途径，使得“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从而能够“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这一新途径即陈寅恪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措施之一，即改易氏族。陈寅恪认为，宇文氏之改革措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易西迁关陇汉人中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以断绝其乡土之思，并附会其家世与六镇有关，“凡李唐改其赵郡郡望为陇西，伪托西凉李暠之嫡裔及称家于武川等，均是此阶段中所为也”。第二阶段为西魏恭帝时期诏以诸将之有功者继承鲜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后，凡改胡姓诸将所统之兵卒亦从其主将之胡姓，迳取鲜卑部落之制以治军，“李唐之得赐姓大野，即在此阶段中所为也”。到北周末年，杨坚专擅朝政，遂改回胡姓为汉姓，但改回的只是宇文氏第二阶段所改，“多数氏族仍停留于第一阶段之中，此李唐所以虽去大野之胡姓，但仍称陇西郡望及冒托西凉嫡裔也”(7)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8—199页。。在陈寅恪看来，北周时期的“关中本位政策”不仅对隋唐氏族影响甚大，而且直接作用于当时的政治发展，“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武则天掌权时期，“关中本位政策”在唐代所发挥的作用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武则天之氏族不属于关陇集团的范畴，因此欲要消灭唐室建立武周政权，必须对关陇集团进行打击破坏。于是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任用新兴阶级，毁坏府兵制度等。加上关陇集团历时经久，自身本已衰腐，所以至唐玄宗时期，李唐虽盛，但关陇集团已遭破坏而完全崩溃(8)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34—235页。。

自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后，在中外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内学者杨志玖、汪篯、胡如雷、唐长孺、徐清廉、胡戟和国外学者布目潮沨、崔瑞德、谷川道雄、栗原益男等人，在各自的论著中或进一步阐发关陇集团说，或以此说作为理论根据进一步探讨隋唐史事，深入推动了隋唐史研究的进展(9)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7页。。从今天的认识来看，陈寅恪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涉及有唐一代的重大问题作深层次阐述，多发前人未发之覆，从中不难窥见他敏锐的洞察力与突出的问题意识，因而他的学术见解较之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二、历史考证的国际视野

史语所学人除了深耕乾嘉学者未能解决的问题之外，眼光并不囿于国内既有的研究成果，而是以西方汉学为参照系，力求在学术研究的共同领域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与对话。

晚近以来，中国学术处处落后于国外，尤其是在汉学领域，国外汉学家取得的考证成果，常常令中国学者感到汗颜。对此，陈垣深有感触，曾在授课中说：“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10)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载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9页。其实，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扭转中国学术落后于国外的局面。他认为，在中国有关历史学、语言学的材料相当丰富，但是我们却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相较历史学、语言学不甚丰富的欧洲，汉学研究却要比我们更为发达。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

我国历史语言之学，本至发达，考订文籍、校核史料，固为前修之弘业；分析古音、辨章方言，又为朴学之专诣。当时成绩，宜为百余年前欧洲学者所深羡，而引以为病未能者。不幸不能与时俱进，坐看欧洲人分其学者，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成今日之巨丽，我国则以固步自封而退缩于后，可深惜也。(11)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版，第62页。

他又在1929年写给陈垣的一封书信中强调：“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为此，他创设史语所，希冀“能超乾嘉之盛，夺欧士之席”(12)参见史语所档案，元109-1。。这种对于世界学术潮流的审视，开阔了史语所学人的研究视界。

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陈寅恪在给陈垣所作的《敦煌劫余录》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3)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6页。这里陈寅恪所强调的“预流”，意谓中国史家应预世界学术之“流”，而从事敦煌学研究正是史家“预流”的体现。根据史语所1930年的年度报告，当时陈寅恪正在从事“敦煌材料之研究”(14)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六)，第199页。。其次，蒙元史也是国际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法国汉学界之卡特美尔(E.M.Quatremere)、俄国汉学家施密德(I.J.Schmidt)和德国学者艾德曼(F.Erdmann)均在蒙元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陈寅恪虽以中古史研究见长，但因1929年发现了《蒙古源流》的不同译本，遂相继撰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等系列文章。陈氏的这些研究成果与其他论著，因在研究内容、旨趣上与西方汉学界有交集，故而为他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声誉，这也是他“1944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7年入选1946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47年入选美国东方学荣誉会员”(15)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的内在原因与前提条件。

在史语所中，傅乐焕精于辽史研究。相较乾嘉诸老对于辽史的研究，他有着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能在观照国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辽史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考察。譬如，在《辽史》中常见辽代诸帝游幸春水秋山的记载。然而，春水、秋山所指为何？对此，日本学者池内宏在《辽代春水考》(16)载《东洋学报》，第6卷第2号，1919年。，津田左右吉在《达鲁古考》(17)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2册，1916年。《关于辽代之长春州》(18)载《东洋学报》，第7卷第1号，1920年。等文章中都曾作出探求，认为春水为“长春河”；秋山为“太保山”或“庆州附近之黑山”。傅乐焕认为，两位学者虽然对“辽之春水秋山有所论列”，但“皆未能得其要领”。他通过缜密的考证，指出：“辽主每年春秋两季必趋某水某山行猎，乃名春猎之水为春水，秋猎之山为秋山。春猎最要地在长春州之鱼儿濼，秋山最要地在庆州西境诸山。最初春水秋山之称或专指此两地，嗣则以之泛称一切春秋狩猎地点，最后则几成为春猎、秋猎之代名词。”在考订春水、秋山的基础上，傅乐焕进一步对辽帝的冬捺钵与夏捺钵作出考察。他通过对《辽史》《契丹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等文献的比勘核伍，认为广平淀为辽帝冬捺钵所在，而史籍上关于辽帝冬季所游的藕丝淀、靴淀、中会川等地，皆指广平淀捺钵。相对于秋、冬、春捺钵而言，辽帝夏捺钵却没有具体的地点，经傅乐焕考释，虽然夏捺钵无定址，但辽帝于夏季亦有大致的活动范围，根据《辽史》本纪所载诸帝夏季所到地的归纳，可以看出他们最重要的避暑之地有两个：一是永安山，一是炭山(19)参见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年。。这样，便将辽代四时捺钵的具体处所考证明晰了然，同时辨正了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的错误。

王崇武对于明代万历年间朝鲜之役的研究，也尽量将其置于东亚历史的背景予以考察。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因此发动了对朝鲜的战役。朝鲜因不敌日本的进攻，向明皇朝请求援助，明朝派出了李如松等人进行支援。关于这次战争，中国、朝鲜与日本均有记载，但长期以来中日史书记载多有偏颇，使得一些史事隐晦不明，甚至被人为地曲解。王崇武在《李如松征东考》中指出，日本人赖襄的《日本外史》认为李如松能在平壤之役中获胜，纯因行间，日本方面因援军不继，所以撤退；而明朝有关史书也因李如松克复平壤之后不再进战，颇有微辞。王崇武从朝鲜宣祖李昖《实录》记载出发，揭示了平壤之役中李如松躬督力战的史事，认为平壤一战，李如松取得了大捷。但问题是，接下来发生了碧蹄馆战役，《明史·李如松传》记载李如松“官军丧失甚多”；《日本外史》也说日军“大破明军，斩首一万，殆获如松，追北至临津，挤明兵于江，江水为之不流”。王崇武通过对李昖《实录》、钱世桢《征东实纪》的深入考察，指出在此战役中，李如松所率不过千人，面对日本三千人的压逼，所伤不过数百人，绝非日本史书记载“斩首一万”，实质上李氏此役并非大挫。之后，王崇武又参稽中、朝、日三国史料记载，从天时、地理、人事三个方面论析李氏在当时面临的“进兵之困难”(20)参见王崇武：《李如松征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年。。从今天的认识来看，王崇武为去伪存真，综合考察了中、朝、日三国史料记载，对于李如松征东史事进行了翔实的考证与分析，辨析了日本学者记载的失实，对于今人重构此段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就此来看，史语所学人颇为重视国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或兼采国外学者的观点，或对其学说进行辨析商榷，因而他们的考证成果又进一步受到国外汉学家的重视，譬如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等人根据简牍的出土地点对汉简作了分类，劳榦则在此基础上就汉简所载内容与性质进行分类，同时他对汉简的分类方法又启迪着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和日本汉学家永田英正尝试着对汉简作出新的分类(21)参见张峰：《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又如，荷兰决定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并以其中的35%作为发展文化事业之用，而以其利息中的53%交给中研院(22)参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对此，蔡元培致函傅斯年说：“荷兰人所以注意本院，由于其卢顿(莱顿)之汉学研究院知有史语所成绩之故。”(23)傅斯年档案，Ⅲ-105。可见史语所学人因突出的考证成就而为国外汉学界所认解。

三、寓“致用”于“求真”的考证理念

学术界向来将傅斯年称为兰克在中国的代言人。兰克的历史研究，强调客观、重视第一手史料的发掘、注重考证方法的运用，这些方面都被傅斯年移植到史语所的运作之中。仔细比对兰克与傅斯年的治史理念，我们仍能发现两者的同中之异。

兰克在他的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中强调：“历史学向来被认为有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将来的职能。对于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是想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24)[德]列奥波德·冯·兰克：《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导言》，载[美]罗格·文斯编：《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易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显然，兰克所谓“它只是想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即是我们所说的“求真”，这是其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对史学求真的追求，与西方史学自古典时代以来不是成为道德训诫的工具，就是成为神学或哲学的注脚有很大关系。出自傅斯年之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同样强调史学的求真，反对致用，认为历史研究“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2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这是与兰克治史理念的相通之处。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动与现实需求，傅斯年等史语所学人的历史考证又烙上了浓厚的“致用”色彩。这是与兰克治史的不同之处。最为突出的例证是：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与之相应，日本学者也抛出了“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言论(26)傅斯年：《东北史纲·卷首引语》，《傅斯年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为了驳斥日本学者的谬论，傅斯年延揽了蒋廷黻、萧一山、徐中舒、方壮猷等史家，拟在国联调查团到达中国之前编纂一部《东北史略》。尽管这一理想未能实现，但是傅斯年却撰成《东北史纲》，从学理上论证了“三千年中满洲几永为中国领土，日人所谓‘满洲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实妄说也”(27)史语所档案，元567-10。，从而“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28)顾颉刚：《致傅斯年》(1935年10月23日)，载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至此，傅斯年由早年批评“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29)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傅斯年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到抗战时期大力提倡史学致用的思想，“借历史事件做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民族不屈性、前进的启示、公德的要求、建国的榜样；借历史形容比借空话形容切实动听得多”(30)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五)，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历史考证的代表作。从表面上看，这部论著是对唐代政治史的考证，旨在求真，但是日本侵略中国带给陈寅恪的刺激，又使他对唐代的外患尤为关注。他在该书中设置了“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一篇，通过考察周边民族、国家对唐皇朝的侵略并最终导致自身灭亡的历史，揭示出“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兼见其有以异乎夸诬之宣传文字也”(3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22页。。可见，陈寅恪的历史考证寓“致用”于“求真”之中，爱国之情，跃然纸上，正如季羡林所评价：“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32)参见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载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现实的困境常常激发史语所学人对历史问题作出深入考察，从而为社会服务提供借鉴。战时通货膨胀导致物价变动，全汉昇受此影响，决定对唐宋时期的物价变动与通货膨胀问题进行研究。在《唐代物价的变动》(33)全汉昇：《唐代物价的变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1943年。一文中，他对唐代物价作综合考察，揭示出唐代物价并非处在静止状态中，“而是常常作一涨一落的变动”。全氏从全局着眼，将唐代物价的变动分为七个时期：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物价的下落，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唐末物价的上涨。同时，对不同时期物价上涨或下落的原因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全汉昇将这种细腻的研究方法，同样应有于对宋代物价的研究中。在《北宋物价的变动》与《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34)均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1943年。两文中，他相继考察了北宋初年物价的下落，揭示出其中的原因在于宋初承继五代乱离之后，人口锐减，对于物品的需求量小，而当时统治者又较为重视农业发展，“各地市场多半呈现出供过于求的状态”。但好景不长，随着西夏战争的爆发，对于物品的需求增大，同时政府为增加税收应付战争，实施货币贬值政策，采取了铸大铜钱，以一文当小铜钱十文使用，而所谓的大铜钱其本身面值“只消用三文小铜钱的原料便可制造”。这样一来，大钱的面值“与它的实际相差太远，钱的价值便要大跌，从而以这种价值低跌的钱表示出来的物价，自然亦要增涨了”。为了解决当时物价过高的问题，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实行新法，同时采取货币紧缩与增加供给的措施，致使物价下落。北宋末年，政府为了补救经费开支不足的现状，大肆发行铁钱、当十钱、嘉锡钱，导致货币贬值，相反物价却一天比一天高，再加上物品供应不足，致使物价大幅度上涨，影响所及直至南宋初年。但相较于北宋时期而言，南宋初年物价波动的幅度更大，根据全汉昇的考察，“宋、金战争之大规模的开展，是其中根本的原因”。战争致使南宋朝廷对于物品需求增大，同时面临物品供给不足的局面，以致造成粮食、饮食品、服用品及军需品、金银、木柴、房租等价格急速上涨。同一时期，他还注意到南宋不断对外作战，“政府为筹措战费，除加税外，只好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把人民的购买力转移于政府”。其结果是，政府大量发行纸币，获得了较为充足的战争经费，“可是人民却因纸币太多，价值低跌，从而物价腾贵，损失了一大部分的购买力——等于无形中向政府缴纳一大笔重税”(35)全汉昇：《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年。。全氏对唐宋两个时期物价所作的贯通研究，除了探究历史的真相之外，同时又隐然表达出作者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忧虑与关怀。

同样，岑仲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撰写的《明代广东倭寇记》《李德裕〈会昌伐判集〉编证(上)》《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等考证性论文，一则力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一则反映了他“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严正声讨，以及侵略者必亡的识见”(36)参见姜伯勤：《岑仲勉》，载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0—1321页。。这些事实说明，史语所学人的考证学经历了从单纯求真到将求真与致用二者并重的路径转变。

综上，史语所学人对于新史料的发掘，对于历史问题的重视，对于国外学术成果的审视，对于科学实证方法的运用，使得他们的历史考证学，无论是与乾嘉学人相比，还是较之西方的兰克学派，都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在推动中国学术前进的同时，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以至伯希和在1932年就曾建议将法国的儒莲奖金赠与史语所。继承是发展的前提！我们只有在继承史语所学人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发展，这样才能有力地推进中国历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