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军

(宜春学院 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宜春 336000)

宗教文化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传播的延续。宗教文化传播研究是宗教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从学术意义上说能够形成宗教文化与传播的彼此渗透，相互阐释，尤其对研究宗教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有方法论的拓展；从实践意义上看，利用宗教文化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可以为地方宗教文化传播提供策略方法支撑。

目前学者对宗教文化传播研究有着丰硕成果：一是总论宗教文化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如曾传辉《论大众传播与宗教变迁》[1]等；二是基于传播要素、模式、传播策略等传播学要素探讨某种宗教类型的传播特征，如肖云忠《刚与柔:基督宗教与佛教传播策略的差异研究》[2]等；三是从发生学和历史学角度研究某种宗教的传播演变历程，如封兴中《传播学视域下新疆近三十年伊斯兰教传播的变化》[3]等；四是从地域宗教传播群体出发研究某种宗教的传播特点，如黄奇鸿《佛教在永春县的传播》[4]等。从目前的相关研究看，宗教文化多以地域为载体，地域宗教文化汇合为国家层面的宗教文化，因此地方宗教文化研究当为今后宗教文化研究的重点。

基于地域宗教文化出发阐述江西禅宗文化的传播学特征的研究尚属开发阶段，可塑性很大，学术研究空间可不断拓展。笔者试图从以下方面寻求突破：一是基于江西禅宗文化传播历史探讨江西禅宗在文化传播学中取得的成就；二是基于时代发展机遇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挖掘江西禅宗文化传播的作用；三是以传播学理论为指导，立足实践探讨江西禅宗文化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多元化传播策略。

一、历史：江西禅宗文化对外传播成果丰硕

江西禅宗文化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来看，江西禅宗文化是指从禅宗形成以来在江西出现的各种禅宗派别所涵盖的文化，“江西”作为一个广义地域词语，从古到今有一定的地域范围的变化，但只要是以“江西”等类似表述出现，都涵盖在“江西禅宗文化”的地域内涵中；从思想上看，在江西禅宗文化则指在江西传播禅宗的高僧大德所倡导的各类禅宗思想体系，如“棒喝”、“农禅并重”、“顿悟”等，这些思想体系后来成为了中国禅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禅宗文化是在接受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佛教输入接受的中国本土化倾向。在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之前，儒家和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已经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日常。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格义、教门和宗门三个阶段。禅宗，就是在宗门阶段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创造性地确立的最具中国特质的宗派。

在禅宗发展过程中，自达摩于中土传法，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六祖惠能在江西大盛。惠能的禅学思想自成一派，承前启后，别开生面。他大胆进行宗教改革，侧重参悟，反对过于繁琐的“经院化”佛学，强调即使没有任何佛学经典阅读也能参悟禅理，这种修行方式让曾经的高高在上只能被民众景仰的佛教世俗化，为民众所接受，禅宗也就能够一朝“飞人寻常百姓家”。慧能《坛经》把日常生活当作宗教修为场所，反映了对宗教的某种超越和向人文精神的回归。蒋坚松认为：“这种超越和回归，使中国禅宗得以广为传播而流传久远，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也超出了佛教的范围。如今它的思想和实践也许已经渐渐淡出了普通人的信仰世界，但无疑深入了他们的生活和艺术世界，成为了一种生活的追求，一种人生的境界，一种处世的智慧，一种情致，一种品位，一种风度。这一切，证明了以惠能为代表的中国禅文化超越时代、超越国度、超越文化、超越信仰的强大生命力。”[5]

惠能南宗禅系五家七宗，全由马祖道一与石头希迁二系所衍生：洪州禅经过百丈怀海而衍化出沩仰宗与临济宗，临济门下随后又分出黄龙、杨岐二系；石头禅则衍化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七宗所有高僧大德与江西都有深厚渊源。石头希迁是江西青原行思大师的嫡传弟子。马祖道一及其著名弟子百丈怀海则终生在江西传法，门下所出高僧大德不计其数。

沩仰、云门、法眼三家于宋代以后相继失传，但临济宗的杨岐一派以及曹洞宗却绵延不绝。临济势力之大，史称“临天下”；曹洞之盛，虽稍逊之，但历史上亦称“曹半边”。于明清之际出现的“曹洞中兴”曾扩及于闽、粤沿海。临济、曹洞二宗在中华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进入现代，江西还孕育出了像虚云大师这样以一人而承接临济、曹洞等五宗法脉的高僧大德。当代江西的一诚法师，继承发展了虚云法师的法脉，对江西禅宗文化进行弘扬与融贯。江西禅宗在海外传播较为广泛，宋代之后杨岐派传入日本，信徒过百万，在东亚、东南亚、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广有信徒。江西禅宗文化因着对外远播而禅脉绵长，枝叶繁茂。

江西禅宗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以日本为例，日本禅宗创始人明菴栄西(1141—1215)于1168年和1187年两度来到中国学禅，被南宋孝宗赐“千光法师”封号，承临济宗法脉，成为日本禅宗临济宗初祖。在此之后陆续有日本僧人来华修行，将禅宗文化吸收到日本。由于传入者所承法统不同，日本禅宗在历史上形成二十四个支派，称为“禅宗二十四流”。日本禅宗有近19000所寺院，信众850多万，其中最主要的派别曹洞宗就有信众约800万。禅宗不仅影响日本宗教发展，对日本文坛也同样广泛影响，日本有所谓“禅文一味”、“诗外无禅，禅外无诗”等“诗禅一致”的文艺理论，催生了兴盛的禅林文学。[5]

江西禅宗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江西禅修成型后，修为禅僧们把江西禅宗文化带到了越南，形成了独据特色的越南禅派。据《大南禅苑传灯辑录》记载，隋代的毗尼多较早将禅宗思想传入越南，形成多派别禅宗，在越南总称为禅宗前派；历经数载，唐代百丈怀海弟子无言通正式将惠能南宗禅传至越南，并创立了无言通禅派，也称越南禅宗后派。江西禅宗在东南亚一直有着广泛传播，尤其19世纪下半叶，下南洋谋生的华人逐渐增多，禅僧也随着前往弘法，江西禅宗文化也随之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一带得到传播。[6](P345)

江西禅宗文化在欧美的传播。以美国为例，禅宗能够在北美尤其美国传播一方面依靠中国人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支持。禅宗美洲远行始于19世纪40年代，大量华工涌入美国带去了多元的中国禅宗文化。1853年由“SzeYap”公司(一个华人在美兄弟会)建立了美国第一个佛教寺庙，这些早期寺庙为只身来到异地他乡辛勤劳作的移民提供了心灵慰藉的场所和心灵倾诉的对象，也是他们艰难生活的一个见证。1974年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瑜伽市成立的万佛圣城是美国较大的汉传佛教禅宗寺庙，开山祖师宣化上人即是禅宗中沩仰宗的第九代传人。北美禅宗修行者多通过禅宗讲堂、禅坐实践、佛经诵读与修习、译经等方式接受禅宗思想。

二、机遇：“一带一路”框架建设助力江西禅宗文化新发展

围绕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框架构建，宗教文化学者们纷纷积极从学理角度给予支持：或从史学角度阐述宗教在古代“丝绸之路”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史为鉴；或从实际出发，依托宗教的学科优势阐述新形势下各类型各地域的宗教如何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一带一路”发展。裴勇《发挥宗教优势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7]、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8]等高屋建瓴从中国宗教的角度阐述宗教在构建国家“一带一路”框架中的作用；刘学华与周娟《禅宗在中国的传播与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策略探析》[9]、马明良《伊斯兰教与“一带一路”建设》[10]、吉宏忠《重视道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认同作用》[11]等就宗教的各种类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具体作用加以论述。

禅宗文化到底是什么？方立天高度概括为：“中国禅宗的禅是一种文化理想，一种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哲学、生活艺术、心灵超越法。”“超越是禅宗思想的本质，超越现实矛盾、生命痛苦，追求思想解放，心灵自由，是禅宗追求的理想目标，它如一条红线贯串于整个禅宗思想体系之中。”[12](P472)

正基于江西禅宗的独特思想与在中国禅宗发展史的显著地位，在“一带一路”新时代发展大潮中，江西禅宗文化更应该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进一步开拓进取，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江西禅宗文化的接受，促其更源远流长。

首先，深入认识江西禅宗文化的传播本质。将传播学理论运用到江西禅宗文化研究中，形成学科渗透，开拓学术思维，促进江西禅宗文化的对外传播发展。宗教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过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宗教传播是宗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江西禅宗文化在传播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动态的完整的传播系统。从文化传播理论的传者、受传者、传播信息、传播渠道、传播效果五要素来看，江西佛教(禅宗)各方面都呈现了明显的特点：高僧大德(传者)作为传者有意识考察确定受传对象(受传者)，师徒相带；主要读禅宗经典，又强调顿悟、禅缘(信息)；往往通过在寺庙日常生活场所的不经意的日常行为形成思想传承(渠道)；效果如何不做定论，禅宗文化为民众接受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其次，借助“一带一路”东风，顺应时代要求，利用江西禅宗文化优势形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宗教文化交流。一是“走出去”，“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顺应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而提出的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战略。要发挥江西禅宗文化的宗教品牌优势，借助传播学各种手段，以名人(禅学大师)为主体，以名品(禅宗思想)为客体，以名地(禅宗圣地)为载体，通过多种渠道传播，追求良好传播效果，促进江西禅宗文化进一步对外传播与发展。二是“引进来”，江西禅宗文化倡导对外传播，最主要的价值在“引进来”，不但有文化的互通有无，还可借助“一带一路”挖掘江西禅宗文化的国际价值，以江西禅宗文化为品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促进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发展文化经济和旅游经济，加强相互经济投资与合作，借助禅宗文化的宗教影响挖掘江西的经济投资价值，促进江西的腾飞。

再次，以江西禅宗思想为依托，弘扬江西禅宗“棒喝”“顿悟”“农禅并重”等思想，为“一带一路”提供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智慧力量；以佛缘关系为纽带，将禅宗文化与沿线国家文化对接；以江西禅宗的佛学经典、禅宗音乐、寺庙等为载体，促进与沿线国家的心灵沟通，进而达到江西乃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宗教文化上的“共需互利”“平等包容”。

三、挑战：新时代江西禅宗文化传播呼唤多元化策略

新时代江西禅宗文化如何结合自身特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促进多元化对外传播，从而借“一带一路”东风在新丝绸之路上焕发新生命力？

(一)适应禅宗文化传播特点，倡导内向传播多层次理解

佛教文化虽为宗教文化之一，但佛教强调自我修炼与普度众生。尤其禅宗文化，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思想的独特性。禅宗思想精髓简化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13](P495)这十六字既是禅宗禅悟的教规，又诠释了禅宗文化传播的特征。从传播学角度可以理解为：在传授上不依靠文字和言教，而是探求、彻见心性本源，以达成佛之境界。在禅宗看来，机械的语言文字无法准确地传达充满智慧性和灵验性的禅意，主体的内在心性和主观的心理体验更是难以通过语言文字传播。因此禅宗讲求的是内向传播，即心灵内在的宗教体验，也即个体主观对真理的体悟，通过内向传播，个体结合自身的经验、知识和逻辑来发现自我本性，或者称为佛性。[14]

江西禅宗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内向传播的社会效用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平衡心理。众生普遍存在烦恼、无知与贪欲，通过心性感悟式的内向传播可以安慰众生心灵，也使得禅宗信仰成为一些人的心理需要、生活方式与最终归宿；其次是道德导向。江西禅宗的内向传播运作讲求自律与为善，寻求解脱与智慧，推动了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最后是稳定社会。江西禅宗内向传播过程要求信众修持佛教道德规范，去恶行善、慈悲平等、自觉觉他，从而客观上达到稳定现实社会秩序的效用。正所谓：“若使天下之人，事无大小，以有因果之故，皆不敢自欺其心，善护众生之念，若无侵凌争夺之风，则岂不刑措而为极治之世乎！”[15](P386)

适应江西禅宗文化传播的内向性特征，在对外传播中，要倡导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心理心灵追求的把握，讲究内向传播的智慧在于以禅悟求般若。所谓“沾花一笑”故事者，懂者自悟，非懂者自迷，悟道不强求，不以禅宗文化强塞他者心灵，强烈反对文化欺凌与霸权主义。

(二)讲好江西禅宗文化故事，发挥传播主客体多向性作用

江西禅宗文化对外传播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江西禅宗文化有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江西人士乃至海外华人对禅宗文化这种故乡文化的认同，同时在此基础上达到团结友爱和睦；二是通过禅宗文化达到与沿线国家民族文化的沟通融合，在已有基础上，推动与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江西禅宗文化讲究佛教修行“身为道场”“明心见性”“悟道成佛”。讲好江西禅宗文化故事，就是要身体力行体验禅修行为，虽不为出家人也要做到“远离杀生、远离不与取、远离欲邪行、远离虚妄语、远离放逸之因”之戒律，自我约束。充分了解江西禅宗各类公案等故事，做到如六祖慧能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16](P72)

江西禅宗文化传播从传播主客体角度既有与一般宗教传播重叠之处，又有差别。宗教传播多为思想渗透强推式传播，目的是引诱逼迫客体接受。作为宗教传播，主体为信教人士，客体为潜在的信教人士，主体向客体传播有一定的功利目的；作为文化传播，主客体注重的是交流，主客体摆脱了是否信教的限制，文化传播参与者是全人类，不分信教与否。江西禅宗文化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在对外传播中发挥的是交流融合的作用、是凝聚人心的作用，需要摆脱佛教纯雅的不足，注重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共享。

要充分发挥江西禅宗文化的主客体多元性的特点。一是利用禅宗大德的深远影响力，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认识禅宗思想魅力；二是发挥文化传播的大众主体，全民参与禅宗文化传播，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有民众，让禅宗文化雅俗共享；三是发挥宗教组织、政府组织的群体传播作用，让禅宗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引进来”，实现共赢互利。

(三)把握沿线国家文化差异性，挖掘传播媒介多样性渠道

文化传播媒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传递文化信息的工具和手段；二是指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

从传播场所来看，一方面江西禅宗文化传播要充分发挥江西与海外的禅宗寺院的聚集禅宗文化爱好者(包括信教人士和非信教人士在内)的场域功能，积极演绎与传递禅宗文化；另一方面要积极进行宗教脱敏，把佛教教义传播与禅宗文化传播区分开来，充分利用博物馆、文化馆、公园甚至禅博园等群众活动场所中的禅宗文化物件或理念进行传播，让世界了解禅宗文化，认知禅宗文化。

从传播文化信息的工具和手段来看，江西禅宗文化的“不立文字”特征决定江西禅宗文化传播以非语言的符号传播为主导，要身体力行，以己及人。但文化传播从不排斥多样化传播，同样也需要广泛运用新媒体、影视等信息手段，多角度进行对外宣传。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适应他者国家的文化特色与传播方式，在尊重沿线国的民族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寻求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