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雅欣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22）

1909年容闳在美国出版一本回忆录，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文版即《西学东渐记》，由徐凤石和恽铁樵在1915 年翻译并出版。后来，又有各种译名的版本出现。这本回忆录共有二十二章，其中前五章叙述容闳去美国留学前的早期教育经历，以及到美国后的留学生涯。第六章开始讲述容闳回国后的经历和其对事业的追求。

一、漫漫留学之路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彼多罗岛的南屏镇（今珠海市）。“镇距澳门西南可四英里。澳门，葡萄牙殖民地也。岛与澳门间，有海峡宽半英里许。”［1］1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容闳的父亲把他送到澳门的由英国传教士郭立士夫人（Mrs. Gutzlaff）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当一名洋务委员或翻译，这是当时容闳的父亲对他的希望。1846 年冬，容闳的老师，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因病宣布将要回国。“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1］12容闳立马站起来表示愿意跟他，其次还有黄胜、黄宽。次年，容闳一行人乘坐轮船从黄浦江起航，三个月后抵达纽约。随后在老师的帮助下，容闳进入了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大学预备学校——孟松学校学习。

当容闳立志考耶鲁大学时，他拒绝了美国教会资助他的附加条件——必须学习神学，回国后从事传教工作。容闳认为：不是传教不好，而是这并不是造福中国的唯一出路，必须选择更加实用和先进的技术，以便能为造福中国的事业所用。1850 年，容闳被美国耶鲁大学录取，于1854年毕业，同班中毕业的一共有98 人，其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即容闳。当时一般美国人对中国所知甚少，对于这些耶鲁的同学来说，容闳就是中国，并且通过他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捕捉有关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种种信息。［2］虽然容闳还不足以作为东方文化的使者，但他以其德行、勤奋和上进赢得了许多美国学生的尊重。一个来自中国偏远而落后地区的农村学生，不仅在短时间内消除了与美国同学之间的学业差距，而且还战胜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名牌大学学生，并连续两年在英文作文中获得第一名。

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中国落后腐败的境地经常令他感到心情沉重，更是在大学最后一年，确立自己的志向。他希望通过“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32容闳于1854年11 月13 日启程回国。怀着对阔别8 年的祖国的思念和热忱，他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对我来说毕生最热衷的一件大事即将开始。投身于这项事业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近十年的祖国。我虽然去国甚久，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1］32

二、几经波折的“西学东渐”

经过一百五十四天一万三千海里的航行，终容闳于于1855 年的4 月16 日回到香港。面对中国当时的形势，更加坚定了他内心的想法。容闳希望培养造就一大批像他那样懂得西方政治学说、掌握西方科学技术、通晓西方文明的人来改造中国，大学毕业后，美国式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启发他寻求到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向美国派留学生，即“由政府选派秀颖青年，送之出国留学”的“教育计划”。［3］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无法全面实施他的教育计划。

（一）攀附权贵未有着落——“三迁其业”

在国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恶劣环境中，且在国内没有任何根基和援手的条件下，想要立即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异常艰难的。［4］因此，他只能“谋食亦谋道也”，才能站稳脚跟，寻找机会。他曾在美国驻广州大使馆、香港高等法院和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试图和清政府上层势力游说他的“教育计划”。结果都没有机会赢得上层阶级的赏识。

（二）南京之行无果而返

离开海关后，容闳开始了他的经商之路。1859 年，由于经商的关系，容闳来到太平天国与清军对抗的地区，并因而“得到一个考察民间实际情况的机会”。次年11 月，容闳考察了太平天国，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旧相识干王洪仁籼，并提出了七项“建国秘钥”［1］73-74：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建设海军学校；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横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7.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结果都以曲高和寡而未被采纳。

（三）留学计划“如愿以偿”

1863年，机会终于来了。容闳提议国家要设立机器厂、兵工学校，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随后在容闳积极组织下，机器厂、兵工学校得以建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职业技术学校，最早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机械技术人才。容闳自称为其教育计划的“小试其锋”。

在受到曾国藩和丁日昌等上层势力的器重后，容闳终于等来了机会，实施他的“教育计划”。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可以顺利通过，容闳为此还提出三项其他的计划作为“陪衬”。《条陈》［1］116真正“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1］117，但此计划还是由于种种原因搁置了。

第二条：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又分为四批，按年递送，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此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住，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希望终于变成了现实。1870 年，因天津发生教案，容闳被电招，作为翻译同曾国藩一起前去处理。谈判结束后，容闳适机向曾国藩提及埋在心中三年已久的“教育计划”。对此，曾国藩非常赞同，并立即与李鸿章联衔上奏，提出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具体措施。同年冬天，该计划得到了批准。容闳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成是“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1］124。

在计划实施之前，曾国藩令容闳前去商议具体细节，当时议定的主要有四事：曰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同时，曾国藩还吩咐容闳组建处理出国留学具体问题的办事机关。“酌设监督2 人，汉文教习2 人，翻译1 人；陈兰彬任监督，专司监视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容闳则监视学生之各种科学，并为学生预备寄宿舍等事，经费出纳，由陈兰彬、容闳二人共主之。”［1］124

（四）幼童赴美留学

第一批幼童共30 人于1872 年夏末，横渡太平洋，踏上了去美国留学的道路。此后，直至1875 年，容闳先后分四批共招募了120 名孩子赴美留学，历史上称之“留美幼童”。为了让初到美国的孩子尽快地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容闳根据康涅狄格州教育部门负责人若斯洛浦（B.G.Northrop）先生的建议，将孩子们分别安排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十几个美国家庭里。虽然对幼童特别强调“西政”“西艺”“西技”等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研习，但是他们必须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认真学习《小学》《孝经》《五经》以及国朝律例等书。在这样的安排下，幼童在中、西学学习中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聪明伶俐勤奋好学，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并顺利进入美国的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逐渐被美国化，有些幼童甚至剪了辫子、加入基督教，这引起了留学事务所正监督的极大不满，同时也给国内的顽固保守派留下了攻击的借口。［5］

（五）幼童“凄然回国”

1881 年6 月，陈兰彬将监督吴子登对幼童的看法奏帖李鸿章，即“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1］137建议将留学事务所撤消。李鸿章当时并不想“一刀切”，并允许已经进入大学的幼童继续学习完成学业。容闳也为此到处寻求美国朋友的力量，呼吁挽救幼童留美教育。然而，面对多方压力，留学幼童最终全部撤回。

至此，中国第一代官费留学生戛然而止，截止到1882 年初，全部幼童分三批被遣返上海，被迫提前回国。这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许多人进入了美国顶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尽管他们大多数还没有毕业。据统计，在归国的94名留学生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两人在美国大学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有60多人正在大专院校就读，其余30多人仅是中学生。［6］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国家振兴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等，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印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

我国研究留学教育史的著名学者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对容闳在中国近代留学事业所做的贡献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迷留学之渊源，不可无先知容闳。”［7］为了实现留学教育计划，推动“西学东渐”，富强国家，容闳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不懈奋斗。

三、教育救国的先驱者与大智慧

谈到容闳，人们更多的是想到他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贡献，往往忽略了容闳的爱国之心、强国之愿和报国之志。正是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促使他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容闳反对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功利的读书观，倡导教育的目的应当是造就既有现代意识又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国家人才。［8］他认为，“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利益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1］52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教育是为了社会文明进步和国家繁荣，而不应该是为了当官发财。就容闳自己而言，他的大智慧使他放弃追逐个人名利，不忘初心，为国家文明富强砥砺前行。在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前，他本可以获得奖学金来解决生活费用问题，但前提是在他大学毕业后要做一名传教士。虽然，容闳较贫困，但他坚决拒绝了这笔奖学金。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按理来说他本可以留在美国，等待他的一定是美好的未来，而如果回到中国，前景将非常黯淡，那里的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立足之地也没有。即便如此，容闳还是义无反顾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

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促使西学东渐，是容闳教育救国的核心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四书五经”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容闳看来，中国两千多年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中国的教育培养是“习于服从性质”，“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的腐败官员，而中国要振兴，就必须改革中国的教育，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8］派遣中国学生到西方留学，是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及变革中国教育的最佳方式。他相信，如果他的新教育思想能够被社会所接受并在教育实践中得以实施，中国必将重振雄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容闳是近代留学教育的先驱者，更是一位有大智慧的爱国者。无论身在何处，始终心系国家。在容闳心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不变的信条，祖国需要就是最高需要，服务国家就是最好归宿。诚如他的好友特韦契耳牧师，1878年就曾以赞美诗般的语言，未盖棺而先论定，“有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山河和伟大历史。”［9］有人说容闳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但我要说他是不幸的，在那样腐朽封建的时代，国人无法接受容闳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未能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这是容闳个人的无奈，也是那个时代的无奈。但对祖国土地和人民的眷恋却伴随他终身，他虽然被安葬在曾经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哈特福德，而墓碑上所镌刻的那个中国“容”字图案，却象征着那颗永远期盼东归之心。［10］

四、“教育梦”的历史局限性

从《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它同时也反映了容闳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容闳从年少时就一直接受美国教育，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影响着他通过“教育梦”来拯救中国的思想。在亲眼目睹中国的贫困落后、清政府软弱腐败后，容闳急于用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来改革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思想。显然缺少中学底蕴的容闳无法调解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缺乏将中西文化置于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有机整合前提下的思考，这使得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容闳作为充斥着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对美国抱着严重的幻想。在派遣幼童到国外学习的问题上，容闳首选的是美国，他认为“又有实在欲爱助我，知我遽信而不能袖手旁观，为秦人观越人，肥瘠漠不关心，我似宣借顾其力，不必深疑，只须善于驾驭，以收实利者，美国是也。”［1］103并且，他总是寄希望于清政府上层势力和社会名流，留学计划一直受曾国藩支持，在曾国藩去世不久，李鸿章接任后，李鸿章对留学事业态度的转变使得留学计划失去了支撑，只好付诸东流。

一个自青少年时期就在美国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并且一生中有近40年留居美国，容闳显然形成了西化的性格。在容闳促使“西学东渐”的实践中，对中西文化的关系认识不清，就其整体思想不无全盘西化的倾向。社会与个人的局限使得容闳的“教育梦”最终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