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启

(集美大学 学报编辑部，福建 厦门 361021)

陈嘉庚长期生活工作在南洋，对西方文明接触较早，对世界的认识清晰而完整，作为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身上的实业救国思想、竞争意识、法律平等意识、科学求真的精神以及重视教育等思想，反映出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同时也很早对西方文明的问题有所警觉。他曾对西方消费主义享乐文化提出批评，“如胎毛未干，便欲学毛羽丰满之高飞，其遗害岂胜言哉”[1]49-50。从根本上看，陈嘉庚是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虽然没有接受过学校正规、高深的国学训练，但他一生又常常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生活，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19世纪80年代，陈嘉庚在集美读私塾，“所读三字经及四书”，接着就“读四书注，塾师开始有解说”[2]2。从《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三国演义》到《福建通志》，他都广泛涉猎。在写《南侨回忆录》时，“坚持每天读历史书，《通鉴易知录》读了七八遍”。[2]1667-17岁的私塾虽然他自己认为是“念书歌”“一知半解”，但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已经在他内心扎根，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之中。当日寇侵我东北的危机关头，陈嘉庚提出“更求救国保种之道”，即要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发扬中国国粹，他指出：“世界任其如何变动，我国固有之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此理甚明也。”[3]他的文章、演说、书信又常常以传统思想立论，社会活动和生活方式也渗透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例如，他对“天下为公”、大同理想的向往,他“服务社会” 的群体观念,他服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等不忘百姓疾苦的思想,他平生努力实践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主义,他重公利重道义、以道德为本的义利观,他“ 取之社会、用之于社会” 的金钱观,他在企业中提倡的“宜以互相敬爱为心” 的仁爱原则,他对忠义、仁义、克己、和谐、勤俭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等思想传统的肯定,无不说明他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至深。[4]

陈嘉庚在从事近现代意义的实业、教育、社会政治活动中审视和取舍着传统文化，同时也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和改造着蜩螗鼎沸的现实世界。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分析其人生价值观，阐释其行为准则、立身处世的根本伦理内核，展现陈嘉庚先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辉煌传奇的一生。

一、义与利

义利观是个体处理利益关系的准则，体现了主体在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基本价值范畴，渗透在个体人生的所有活动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社会的根本价值导向，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经济目标、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5]由于其涉及到道德价值论的基本问题，义利之辨一直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论题之一。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夭下之事，惟义利而已。”[6]朱熹也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6]可见，儒家认为天下的事情简单来说都能归于义利之辨，对义利的把握是儒者的第一要义，也是判别人道德高下的分水岭。

1.义利两有。儒家认为义利都是人能拥有和追求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儒家并不排斥富贵利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人亦孰不欲富贵。”(《孟子·公孙丑下》对利的欲求是出自人的天性之自然，无可厚非，物质利益也是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来源。当然儒家也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人要秉承天意，知其不可而为之，至于结果如何则不能强求，突出反映了传统儒家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和纵然艰难困苦、战战兢兢而不放弃的顽强意志。陈嘉庚从小受尽磨难，下南洋打拼，在事业上，他诚信果毅、勤勉俭约。陈嘉庚17岁秋始出洋来新加坡，在家中所营顺安号米店学经商。1893年奉母命，回梓完婚，“自来洋及回梓三年，守职勤俭，未尝妄费一文钱，亦无私带一文回梓。执权两年，家君未尝查问，在膝下三年，终日仆仆事业，亦未尝樱其怒也”。[1]出生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陈嘉庚从小就承受人生的艰辛，但是他百折不挠，坚毅不拔，靠诚实劳动、勤奋经营首创家业。他主张商业、实业上要有竞争，只有存竞争之心，才能取得进步之效，但一定要运用正当的手段去竞争谋利。

2.见利思义。由利思义，人不能纵欲而一味求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是以生民，皆使衣食日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数。”(《荀子·富国》)然后可以“思义”，可以“教之”。“居利思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见利思义……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对于不义(不正当)之利，要远之，争利必生怨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儒家将义利作为不同层次的价值选择，为人们获取物质利益保留了空间，虽然不排斥个人正当利益，但义作为人道合乎天道的行为方式，作为儒家对士人内圣外王和对君主施仁政行王道的企求，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超越价值向度，必然会作出以义为先的伦理抉择。可见，利不是追求的最终目标，利是用来思义的，也就是回报社会、反馈别人。陈嘉庚经营企业的目的在公司章程中有明确地表达，“本公司以挽回利权、推销出品,发展营业,流通经济,利益民生为目的”。[7]18他多次论述实业与教育的关系，“教育之命脉系于经济”，“经济必赖实业，实业也，教育也，固大有互相消长之连带关系也明矣”。[7]18所以兴办实业是为办学提供财源保障，他认为办教育事业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国民的义务，“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难,未尝一日忘怀”。[7]18

另一方面在求利的过程中，要守信有义。“义者，宜也。”(《中庸》)“义，所以制断事宜也。”(《国语·周语下》)可见，“义”与“宜”相通。段玉裁说：“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8]“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故“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陈嘉庚作为华侨领袖，在竞争激烈的国外经营事业，面对各种资本的冲击，他在企业管理和商场竞争中遵循着自己的标准和原则。他主张要见利思义、义而后取，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普通平民而言，若无诚信，已失其做人之资格。我国古云，‘不诚无物’，又云人无信不立。自数千年前创造中国文字即有此意，如诚拆开为言与成，意谓人言必信是也”。[9]240从当初下南洋创业开始，他就依靠诚实的劳动与付出，而不是投机倒把，“货真价实，免费口舌；货假价贱，招人口舌”，他苦心经营，日积月累，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发展为雇员上万人，被誉为马来亚的橡胶大王。在与同业竞争中他主张要用“优美之精神和诚恳之态度”，他总结了很多生意经。如“待人勿欺诈，欺诈必败；待客勿怠慢，怠慢必招尤”“以术愚人，利在一时；及被揭破，害归自己”。对待顾客更是文明有礼，“待入门顾客，要如自己亲戚”，重质量守信誉，价格公道，服务优良，“货物不合，听人换取，我无损失，人必欢喜”。他还告诫自己的家人和部属，要“不取不义之财”“不可见利忘义”，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家训，对员工和家人严加管束，这充分体现了陈嘉庚先生重义轻利的道德思想。

3.舍利取义。当义与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选择就体现出个体最真实的金钱观和价值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讲的是仁义与生命在面临两难选择的境地，儒家先贤高举仁义大旗，不惜牺牲生命，确立起中国道德伦理的最高精神维度，成为后人牺牲小利超越自我追求天下为公的力量源泉。而常人在利与义的冲突面前，都很难做到取义而去利，只有对生命达观的人，才能真正看透放下。当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加之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挤压，陈嘉庚多年苦心经营的公司经济处境艰难。是否中断维持教育的巨额开支，有人就建议陈嘉庚暂时停办或缩小学校规模以便企业渡过难关，可是陈嘉庚说：“余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1]504他作出了“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10]的抉择。自1926年至1934年,他的实业亏损达1 000万元,但还是设法付给集美、厦大两校经费378 万元,这些钱是以他的厂房、地产、货物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的。[11]394宁愿牺牲自己的经济事业甚至是卖楼，也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办学。当独立支撑厦门大学办学16年之后于1937年改为国立时，他丝毫没有不舍与邀功，只感未完天职而遗憾，体现出他对教育理想的崇高追求和对社会道义的有力践行。毋庸置疑，陈嘉庚宁愿牺牲经济之利，坚守自己的大义，一生散尽财产，以天下社会为己任，爱国爱乡，不遗余力地为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奔走呼号，这种历史的大义让陈嘉庚永远彪炳史册。

二、公与私

宋明理学对公私有深入的看法，程颐说：“人心，私欲也。道心，夭理也。”[12]当朱熹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夭理，方始是学。”“圣贤干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夭理，灭人欲。”[13]不免导出了理欲对立。正如程颐说：“不是天理，便是私欲。”[12]“以公私作为评判天理人欲、道心人心的标准，是程朱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宋明理欲之争从孔孟义利之辨正确的思路中游离了出来，成了宋明理欲之争的重大误区。朱熹的本意是纠正程颐的偏颇，肯定人欲，证明人欲只是危，不是恶，但人欲总是离不开私，以公私作标准，人欲只能摆在去除之列。这样，朱熹好不容易才肯定下来的人欲，因为和私字沾边，又变成了恶，被否定掉了”。[14]存天理灭人欲，曾备受诟病。往往被人认为是压抑人的正常需求，其实是误解了宋明理学家，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公论，此不赘述。从公私的角度来看，宋明儒者主张人有公心方显天理，放纵私欲就会遮蔽了人的本性之明，也就是天理不彰，所以人要做工夫，不断革去私欲。

1.生活简朴，一文宜惜。陈嘉庚曾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与著名侨商黄仲涵、陆佑、胡文虎一起被人称为南洋华侨的“四大天王”。可是他没有挥霍金钱、纵欲享乐，相反他对享乐主义价值观大加鞭挞，“‘有财不乐则愚’ ,斯语似有价值。然以鄙意度之,要当以国势为判断,在吾济际此存亡之秋,忧国不逞,奚逞娱乐,故有财宜输教育为急务”[15]。从国势而非个人需求出发，陈嘉庚摒弃私欲的享受，而心之念之的是教育，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需要，危难之际，忧患不已，何谈享乐！连娱乐看电影也被他视为奢侈，对待自己的生活起居和子女的日常消费，可谓是近乎苛刻，“一文宜惜”，穿着补丁衣服，吃着素菜简餐，用着陈旧的家具，从不奢华讲排场。即使是招待客人，也是艰苦朴素，从不浪费，“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国家多储一文,积少成多,用之兴学”[注]陈嘉庚:《集美学校秋季始业式上的训词》,《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福建私立集美学校1920年编印。。陈嘉庚临去世时，将全部的财富300万元存款都献出去，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可以千金慷慨，一点也不留给子孙后人。他认为兴学就是兴国，兴国方能兴家，“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15]36-37钱财用于社会教育，服务大众，才是用在正途，如果留给子孙，“且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15]。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方面800元一桌酒宴，而延安在窑洞招待三角几分钱一顿客饭，让陈嘉庚先生看出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说：“花八百元的酒席，我实在咽不下去,二角钱的饭菜，我吃得又香又有味。一个浪费人民的财力物力，一个是节约人民的财力物力，两方面的思想生活作风，真有天壤之别。从中看到了共产党成功的希望。”[1]

2.爱国爱乡，一心为公。与个人事业相比，陈嘉庚更关心公众利益和公益事业，将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祖国和人民。1894年陈嘉庚创办集美“惕斋学塾”,拉开了国内办教育的序幕。但当时多半出于关怀桑梓、回报宗族之情，“悯故乡之哄斗”，有一种匡时济世的胸怀。“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天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1]29自受到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激励之后，陈嘉庚的视野渐从族人、乡党扩展到社会国家，在中华民族存亡接续之际，他从正己、兴族延伸到“慨祖国之陵夷”“忧国忧天下”，以复兴国家民族为己任，从此与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命运紧密相连。

陈嘉庚先后领导了天津水灾筹赈会、星洲筹赈日灾会、闽粤水灾筹赈会、山东惨祸筹赈会等，募得了数以百万的捐款，赈济了数以万计的灾民。1935年，在外寇紧逼的危急关头，中国十一省又发生了严重水灾，陈嘉庚出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又一次发动华侨募捐，救济国内灾民。抗战爆发后， 陈嘉庚作为主席领导“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他在宣言中说：“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吾人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借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16]66同时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据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 其中华侨汇款达11亿元，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多。[17]并且他出力出物，组织华侨回国服务，支援国内抗战，赠送大量衣服、药品到前线。他说“为国家民族计”，为“尽国民一份子天职”，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未尝一日忘怀”。个体是社会的一分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特别是身处在国难当头的年月，每一个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之前赴后继，陈嘉庚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华侨领袖和中华优秀儿女。他回国定居，不断地为国家的建设，进言献策，继续探寻强国之路，推动了鹰厦铁路建设，结束了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修复与扩充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创办华侨博物院；移山填海修筑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在厦门建棉织厂，以谋福建人民纱布自给。凡此种种，足见他先群后己、先国后家、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怀。

3.为国为民，倾资兴学。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热心践行，突出表现在倾财倾力，兴资兴学。陈嘉庚“愿为公众服务，却为一生不移之宗旨。又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15]39他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定位在服务社会公众、为国为民作奉献，随时随地尽己之力，不断持续而为之。“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待富而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18]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办学成为陈嘉庚服务公众的志业与方向，教育救国也是陈嘉庚在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所寻找到的突破口，反映出他为国为民的公心与高瞻远瞩的眼光。从1894年在集美创办“惕斋”私塾算起，到陈嘉庚1961年逝世，办学历史长达67年之久。他几乎倾其所有资助学校发展，在厦门、新加坡等地，创办小学、中学、中专、大学等各类学校多达百余所，先后培养各类学生近20万人，为国家和社会造就了大量的人才。所以陈嘉庚办实业盈利不是为了个人的享乐，而是一心为公、奉献社会。在陈嘉庚的观念中，全社会都要为教育事业奉献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教育慈善诸事业,本为吾人应尽之天职,如有力者出资,无力者则从事宣传,量力行之”[15]。因为教育是造福社会、国家与子孙的千秋万代的好事大事，他从世界教育先进经验中得出全民办教育的观点。教育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每个人的责任。“窃吾人每开口便推责政府,不肯全担之不是,其大意似乎教育事业,不关国民义务。吾人正因为有此错误观念,所以未能慷慨多输,有之亦勉强作情面而已”[15]。“至国民应负私立学校经费之义务,乃国民天职,世界除苏俄共产化外,其他列强,凡教育或慈善经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事实甚显然也”[15]50。“诸文明国教育,除却政府注意维持外,而个人社会捐资倡设者,其数尤矩,且多有倾家捐助办学者,故其教育界能收美满之效果,非全倚靠政府也”[15]27。陈嘉庚一生坚持兴学的伟大功绩，正是他身先士卒、尽国民天职的最好诠释，而他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教育，仍然是他对国家民族强盛的期盼。他说:“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发达,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15]当他独立支撑办学16年之久的厦门大学，在1937年改为国立之时，他没有丝毫不舍与邀功请赏之心，仍然抱着一颗赤子之心，站在国民一份子的立场，只有为未能完满尽天职而感遗憾，“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撅,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1]512一心为国为民，日月可鉴，道德精神之高尚、纯洁，天地可参。

三、生与死

生死观是个体人生哲学最根本的部分，反映了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和生命意义的认知。生死问题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也是千百年来引起人们痴痴思考不断追求的迷。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死亡更明了、更普遍且更不可避免的了：每一件受约于时间规律的事物都注定要灭亡要消失的；每一个刚诞生的生命也注定要在那个未知的却可能是早就安排好的某一天终止生存，而事实上人类的生命又一直在绵延，生活不断在拓展，对死亡的恐惧与绝望并没有毁灭勃勃生机的人类生活世界，这是生命之迷，也是文化、宗教和哲学之迷。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对其有自己的独特诠释，“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人的生命之生与死，虽属命定，但其生命潜能与价值，则完全由人自己所能把持”。[19]198人死的价值和意义是不一样的，“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原来“‘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1.自强不息，诚以待人，毅以处事。寻找超越死亡的现世路径，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修养德性，学做圣人，参赞天地之化育，从而得到仁义德行上的永恒。“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夫子一生为自己的理想而奔波，席不暇暖，“知其不可而为之” (《论语·宪问》)，却能够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境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生于世当秉承天性的需要而去争取，不应推诿于命运而放弃，人一生应不断励志践仁，以知天、应命、闻道。将内圣外王作为理想人格，内以养性，修成圣人，外以经世，治国平天下，名垂青史，德被后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这点对陈嘉庚有深刻的影响。他说：“夫夫荣耀于一时，或流芳于远代，人无贤愚，谁无此性。”[18]361陈嘉庚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就在于其不断奋斗，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纵然艰难困苦，也不曾放弃。陈嘉庚秉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精神，经营实业、创办教育、投身公益、奔走国事，到老“他还是坚持到工地和校园里巡视检查。过去一天巡视两次，现在一天一次，支持不了就改两天一次，三天一次……直到卧床不起”。[20]173正所谓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2.追求真理，不畏强权，视死如归。当生命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人如何选择，彰显了生命境界的高低之分。孔子说：“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死亡面前人有自己的自主选择，不惜杀身成仁，在仁的境界里人能够直面死亡，坦然面对。这样人便可以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自由地把握住了死亡，同时也就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自身的生命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在国难当头，陈嘉庚敢于为民请愿，不畏权势，据理力争，牺牲小我利益，以国家民族为重，勇担历史重任，“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21]89他的标准就是“但凭事实真相”[7]11“为国家民族计”。[1]235他用一生的实践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人生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这就是陈嘉庚要坚持的“道”，也是给他力量、支撑他不断追寻真理的内在精神动力。

他不畏强权，誓死捍卫真理。1910年，陈嘉庚剪掉了象征顺服满清统治的发辫，以示与清廷决裂。随即，陈嘉庚到晚晴园参加了同盟会的宣誓仪式。陈嘉庚当年加入同盟会时手书的盟书今日读来依旧铿锵有力：

联盟人 福建省 府 同安县人 陈嘉庚，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戌年二月初三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陈嘉庚

1938年10 月28 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在敌寇未退出我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的提案被删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获得通过。它被邹韬奋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6]87陈嘉庚以国家民族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严厉声讨了汉奸卖国贼的投降嘴脸，指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与纵容，反对分裂，维护国共合作。然汪精卫一意孤行，1939 年8 月28 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表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二一号——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事》，挺身而出声讨逆贼，反对卖国拒绝和谈，号召侨胞“勿为汉奸利用”“不为妖言所迷惑”。[1]

为了深入了解国内的战争情况以及民众的生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目的是为了“鼓励祖国同胞，参加抗战民气，及回洋报告侨众增益义捐，及多寄家费以加外汇”[16]107。1940年他以年迈之躯，不辞劳苦，走遍大江南北，行程数万公里，回国慰劳，反对内战。演讲“西北观感”，听者颇众。陈嘉庚说他在延安八九天，所见所闻与原来所听说的大相径庭，那里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良好。“余凭良心与人格,将在延安所见所闻发表,其中并无一句失实”。[17]当时有国民党要员陪同，他却仗义执言，毫不畏惧。他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素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国共产党势力尚微， 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项事业，见其勤劳诚朴，余观感之余，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17]这段发自肺腑之言，道出了陈嘉庚的心声，反映出他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豪情。1940年，陈嘉庚亲笔作一函寄蒋介石，不畏强权，仗义执言。谈道“国民外交协会演说事件”，他说：“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他等(指中国共产党)已改行三民主义，凭余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也……余所要求者完全为国家民族计，与共产党毫无关系。”[注]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函答蒋公三事》，闽新出(92)内书(刊)第0040号，第253页。内战爆发之后，他抗议并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之而无不及”。[9]212不畏邪恶，大义凛然。新加坡沦陷期间，陈嘉庚在东爪哇峇株避难。他身藏一包氰化钾，随时准备以身殉国，“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了也不算夭寿，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一定强迫我做傀儡，我决不从！那时我即以一死谢祖国，有什么了不得？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着急”。[22]16他曾作一首述志诗，其中有这样四句：“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言谄事敌。”[16]他“置生死于度外”，住在敌人占领的地方，写成40万字的《南侨回忆录》。生命随时都面临危险，可谓“朝不保夕”，但陈嘉庚竟能临危不惧，静下心来著书立说，其忧国忧民、心底无私的高尚情怀，令人钦佩之至！陈毅元帅在陈嘉庚追悼会吊唁时动情地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陈嘉庚出生成长于中国内忧外患的岁月，他秉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义，一心为公，一生爱国。无论是倾尽资产兴办学校，还是领导华侨积极抗日；无论是批判汪精卫卖国的行径，还是反抗军阀陈仪祸闽的统治；无论是针砭国民党的腐败，还是帮助人民改善生活条件，他的政治活动、社会实践和慈善义举无不投射出他誓死捍卫真理、一心向着人民的崇高气概。作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是那个时代华侨的杰出代表。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一大批中华优秀儿女投身到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之中，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陈嘉庚一生诚以待人，毅以处事，在是非大义面前，极有原则，是具有极高个人魅力的传奇人物，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