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由

老照片

岳母曾志去世二十多年，至今仍是家中鲜活的话题。

头一次看到曾妈妈年轻的照片是她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的留影，我还听说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为纪念一场往事去照相馆拍下这张半身照，事后偶然经过那家照相馆，发现她的相片被当作丽人倩影加印后赫然陈列在橱窗里，而她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她这样介绍，“西柏村里飘着国旗的就是新建组！”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 5 周年，2014年9月，家中经济情况逐渐变好的余先华没来得及给自家买件像样家电，而是省吃俭用挤出1600元跑到县城定制一根12米高的标准不锈钢国旗杆，并在四周设立不锈钢护旗栏。夫妻俩为定做不锈钢旗杆，差不多两个月没碰荤菜了。此时余先华老两口还住在立即走进照相馆好说歹说，花钱买下来，保存至今。

70年前的这位美丽少女，却自愿选择一条血雨腥风的道路。那时曾妈妈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只在寸发之际的惊险。有时敌人由前门冲进来，她翻过后墙脱逃。她与朱德夫人伍若兰同时向山上转移，她躲过枪林弹雨，后者却不幸被俘，被敌人残忍地斩首示众。20多岁时的曾妈妈比不少同龄人似乎两间土坯屋中，碰上雨天堂屋和厨房都漏雨，可老人情愿用脸盆接漏，也坚持把旗杆换了。

岁月流逝，而今余先华上初中的大孙子也已熟练掌握升国旗全套流程和规范动作，并欣然自发加入爷爷升国旗的行列。每当余先华身体不适卧床不起，或外出有事不能及时赶回，孙子总能主动代替爷爷按时升降国旗。更加成熟，智勇双全。她曾身揣双枪漂过大海，去收编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盗；也曾在国民党集团军高级将领的宴席上谈笑风生，口惹悬河，分析天下大势，被怀疑“只有共产党才这么能干”……

1928年的湘南赤潮中，曾妈妈曾头裹红巾，腰缠红带，全身包红。当我听到这个传说时，笑着对陶斯亮说：“不论用当时或今天的眼光，曾妈妈都够‘酷’的！”

我见到曾妈妈时，激昂澎湃的岁月已成为过去。曾妈妈又经历了“文革”的丧夫之痛，以及协助胡耀邦为全国重点冤假错案平反的巨大操劳，她已满头银发，身体羸瘦，却神清气闲，仿佛一池秋水般淡定。

布口袋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尽管中顾委被认为权倾一时，她只是去开开会，听听文件，平日很少再谈政治，而专注于家务。家中开门七件事，对于当时老

莫道桑榆晚，人间重晚晴。在古木参天空气至纯的小山村，余先华让乡亲们记住两道永恒风景：一道是他14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庄严升旗仪式，一道是他每天傍晚准时牵手妻子，谈笑风生依偎走在村间小道的背影。余先华，就是飘扬在村民心中的一面旗帜，把真爱与感恩的力量播洒进大山土地，植入每个父老灵魂深处……百姓来说，最大的一笔开销是副食品。于是，不支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曾妈妈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那时由万寿路至翠微路有一条横巷，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菜农和商贩，摊位绵延不断。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我猜这是她那好强的性格和慈爱之心所使然。这么一来，餐桌上的水准就成了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上世纪80年代是我写作的旺盛期，除了工资还有稿费，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菜，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亮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她对女婿似乎宽容一些，我也当真骑车跑过几趟，可惜这样的心血来潮不能纳入曾妈妈的“计划经济”。

曾妈妈走到哪里都提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布口袋，相当于如今时尚人士的手提包。有一次她去开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一位同志热心地想帮老人家提那个布袋，她坚辞不肯。时过多日，那位书记仍记得这件事，好奇地问陶斯亮：“曾妈妈的布口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呀？”亮亮转去问妈妈。曾妈妈眯起眼睛笑着说：“一件旧毛背心。”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20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秩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上车厢踏板，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咣”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诊断为脑震荡。

纸半张

她的家居更像历经沉淀后去精存芜，杂乱无章的劫后幸存。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塑料布。那是一副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台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或水杯烫出许多印子，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这时我想到，应该去商场挑选一副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亮亮告诉我，那样结果一定是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进箱子里，她还会用旧桌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桌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岂止半块桌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两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两个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的，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

中海滩

曾妈妈唯一自愿接受的特权就是夏天去北戴河度假。中办在中海滩保留一栋15号楼，花岗岩构建的古老别墅。每次去，她不可能下海游泳，也很少与左邻右舍走动，但我很快发现了她的真实用意，她把这个机会当作平民色彩的嘉年华来分享。

曾妈妈每去北戴河都“呼朋唤友”，特地要秘书和司机偕儿带女，带叫上无官无职的朋友和散落外地的下属，一拨又一拨。

人多又不免物资匮乏，中办有时送些当地的螃蟹、水果，但不能代替主食。游泳又消耗能量，住多几日不禁想起《水浒传》里的一句话，“嘴里快要淡出个鸟来”。于是，由我请大家去“吉士林”等餐厅打牙祭，也被曾妈妈默许。

一年夏天曾妈妈需要提前返回北京，擅自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当时我和陶斯亮都不在身边，听台湾归来的李大维说，他在人头涌动的车站遇到曾妈妈正站在大太阳地里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妈妈硬是不肯，弄得李大维进退两难，不得不选择陪曾妈妈在那儿晒着。

这故事还没到高潮。后来听曾妈妈说，上了车恰巧和一群青年男女坐在一排硬座。小青年说：“老太太，我们的同伴分开了，换座！” 曾妈妈按照对号入座的规定不换。那些年轻人把男女同伴叫过来挤在一堆儿，打打闹闹，搂搂抱抱，曾妈妈不堪其扰，只得同意换座。年轻人说：“老太太，你想换就换呀？这回我们不干啦！”

一路上，年轻人更加放浪形骸。回到北京，她对年轻人没有责备，只是说：“路上三四个小时，我一直不好意思抬头。”

工资袋

曾妈妈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十五大”。此前有60多位朋友为她举办了一个庆祝她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陶斯亮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有示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曾妈妈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却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