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凤仪

1948年的冬天，北京的人民带着紧张心情翘首以待数月，终于获得最大的喜讯。有着古老文化的北京城避免了遭受战火的涂炭，老百姓举双手赞成，发自内心地欢迎解放军不开一枪不放一炮地进驻北京城。我和朱旭都幸运地赶上新时代的诞生。在过去封建观念统治下，书香门第的家庭决不允许女孩子出头露面去演戏，这是下九流的行业。中国解放了，戏剧艺术不再受歧视，更新观念的同时，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女人也不再受旧观念的约束，和男人一样有平等社会地位，有工作的权利。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不顾家人的反对，参加了人民文工团。为了充实自己，1949年根据我的请求，调进华北大学第三部，在戏剧系进行政治及戏剧理论等方面的学习。这时朱旭也已经进入华北大学戏剧系。我们同校同系并不同班，每星期总有一次大课，全系的学生都到礼堂听课。虽然有许多机会可以在大课堂认识，可我们并没有相识。

我从初中时代就开始演戏，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我演戏，就把名字雪如改成凤仪。之后，我就参加了学生业余剧团北京剧社，从此对话剧发生了兴趣。“八一五”胜利后，我参加演剧第二队，正式成了职业演员。1948年在演剧二队演出话剧《夜店》，根据高尔基原著《底层》改编而成，由焦菊隐导演。我演其中的林黛玉一角。这出戏的演出很轰动，也是我个人获得的创作上的成功。积累了几年的演戏经验，源于此，校方免去了我的戏剧实践，提前毕业，并调到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成为正式演员。半年过后，朱旭也调到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这样我们才彼此认识，可是并不熟识，接触的机会不多。因为朱旭刚来的时候分配在灯光组管理灯光，我在演员队，分工不同，部门不一样，很难得见着面，见面也不认识。

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改编成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的时候，精简一大部分人员。人少了，在会议上，在食堂里常容易见着面，也只是说些不咸不淡的话：

“忙吗?”

“还好。”

“今儿天气挺好，没出去玩?”

“没有，在排戏。”

1950年抗美援朝，中央戏剧学院组织巡回演出队，我们话剧团参加了3个小戏的演出。我在《母亲的心》里扮演儿媳妇桂花，朱旭在《吃惊病》里扮演美国兵。这期间我们在化妆室里每天都能见面。由于他在《吃惊病》里演得很出色，引起全团人对他的注意，我也是此期间加深了对他的印象。以后我们又同在一个演员队，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

剧团从无量大人胡同搬到史家胡同的大宅院。这里的房子和院子更多了，前后共有3层大院，是一座中国庭院式的建筑。有长廊，假山石，苹果树，正房带宽大的走廊，冬暖夏凉，真是有点景色呢!到了秋收季节，大家用竹竿去打核桃，摘苹果，采海棠，好不惬意。有一年核桃丰收，打了多半大竹筐的核桃呢!按人头分果实，数量不多，每人都能收到点。那时我们还是少男少女，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着收获的果实好不快活。休假时，冬天结伴去滑冰，夏天结伴去游泳。年纪大点的就留在花园式的大院打克朗棋，玩扑克牌。玩的时候大家可以尽情玩，工作的时候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决不允许懈怠。每到节日总有晚会，朱旭是俱乐部的主任，通常他都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

朱旭也是球类爱好者，在我们史家胡同大院里有一块空地，他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想把这块空地建成篮球场，这份建议书得到众青年和院领导的支持。他招兵买马动员起全剧院的小伙子，一时间平地的平地，运土的运土，热火朝天，连曹禺院长都被感动得参加到劳动的行列里。几天的工夫，一个像样的篮球场豁然出现在眼前。朱旭很爱护这个篮球场，以他为首的健儿们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打比赛，个个精神抖擞，其乐无穷。偶尔我也到篮球场上去看他们的比赛。因为那时候我父亲正瘫痪在床，养家糊口的担子就落在我的身上，在心理上承受着压力，比较少出现在这种热闹场合里，也许这倒引起他的关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经常到排练厅看我排戏，他总是很认真地经过思考再诚恳地提出建议。他的艺术见解很有独到之处，我经常从他的意见里得到启发，在艺术创造上我们逐渐地产生了共同的语言。随之，互相之间都有着好感。有优秀的影片上演时，相约同去观看。闲暇的时候，我们同去北海游园，在同伴中有敏感者提醒我：

“当心!他看上你了。”

“别瞎说了。”

我坚决否认，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语言表示过什么，我们只是朋友而已。果然，在这年的秋天，一天晚饭过后，他约我到他心爱的篮球场上去散步。那天晚上月亮特别的亮，我们边散步边闲谈，突然他站住脚注视我半天，抽冷子说了句：“我喜欢你!”

没想到他就直截了当提出来了，我一时精神准备不够，又觉婚姻大事应取慎重态度，而且我还需要征求父母亲的意见，不宜马上回答，就先婉言谢绝了。他有点懊丧，但并没有气馁，他仍旧鼓起勇气说：“你考虑考虑，不必立刻回答。”

“好!”

“我等着!”

“行!”

经过这么明确表态后，反倒觉得很不自然。我们俩人都不知道再说点什么好，便默默地走了一阵子。秋夜的风有点凉，互道了一声：“明天见!”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楼里。

第二天见面仍感尴尬，经过再三的思考，我认为我们并不合适。原因是我比他大两岁，艺龄也比他多几年。我比他成熟，他还是个单纯的小伙子，我们不宜做夫妻。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中国旧传统的观念和女人的虚荣心。谁都想嫁给一个显赫的人物，我也不例外，在婚姻上也幻想着白马王子。50年代时候，我比他高一个级别，按照传统的观念，女人要嫁给比自己的学历、级别都高的人，甚至于家庭的社会地位、财富等都要高于女方，要讲“门当户对”，否则就要受到亲朋好友的非议，父母的谴责。这是我当时不能接受他的最大障碍。处在情感和旧观念的矛盾中，我内心深处撞击得很激烈，久久不能决定。可是我们还经常在一起。朱旭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呢，什么都不再提了，我们仍旧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好朋友。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也很不平静，是惆怅，是苦闷。他本来是很爱玩的人，这以后一反常态，当假日大家出游的时候，他总一个人留在宿舍里，不是打扫卫生，就是蒙头睡大觉，再不然就没完没了地洗衣服。这不像他平时的表现，很明显他的苦恼是我造成的，我心里很觉不安。刚巧我排练曹禺所著《北京人》里的素芳，在创造角色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他知道我在工作上碰到了苦恼。于是他抽出时间专门到排练厅看我排戏，从中找出问题，企图帮我解决，帮我排忧解难。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有所嫉恨，仍旧保持着友善的关心。从他的身上我找到了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东西——真挚。想起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2009年，朱旭银幕封镜之作《我们天上见》

可见有什么比真挚更珍贵的呢?!这不是谁都能有的，也可以说这是做人的根本。我开始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挚的情感不光是他做人的根本，也是他作为一个好演员的素质。他的聪明，他在学习上的刻苦，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力，都是对于他在今后前途上有所发展的条件。凭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今天他虽然还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明天他就会成为舞台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突然我对他产生了希望的寄托，把我对他的认识坦率地向父母亲说清楚，请他们不要只看现在，要看到将来的发展。终于，父母亲被我说服了，我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约他到北海公园去散步，在这次游园中我明确地告诉他我的决定，他高兴地不想回来，只想在公园里走哇……走哇……这一天很晚了我们才回到宿舍。

我们于1957年12月12日，正式举行了结婚典礼。和我们同一天结婚的还有剧院的剧作者兰荫海与张虹，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佶与陈国荣，我们3对集体结婚。剧院的领导把我们3对的婚礼当作一件大事来做。这一天，各戏组都停止排戏，行政部门和演员队的朋友们都来帮助布置新房。礼堂设在史家胡同新落成的小剧场内，全剧院的干部、家属都来参加婚礼。门外敲锣打鼓，门内大放音乐。由工会主席杨宝琮主持婚礼，副院长赵启扬主婚。剧院决定，大家自愿送份子，可以送5毛钱，这笔钱集中起来交给食堂做婚宴的酒席钱，差多少再由剧院给补上。全剧院好好地热闹了一天。那正是首次排演《茶馆》的时候，第一版里有一个人物叫“小心眼”的，是国民党时期的吉普女郎，这个角色由我担任。兰荫海当时是核心组的成员，董行佶演马五爷，我们3个人都是本戏组的。焦菊隐先生为了祝贺我们3个人的婚礼，特别开恩，第二天全戏组仍放假一天。难得有这么一天休息，于是之和他的夫人李曼宜也为了庆祝我们结婚，第二天一大早，其实是十冬腊月的天时，他们特陪我和朱旭跑到动物园去玩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