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兰

[内容提要]从海洋国家发展史来看，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海权发展模式。即，英美型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模式、日俄型挑战世界海权的海洋强国模式、印度型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模式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中海洋国家模式。这四种海权发展模式，对中国构建海权理论有重要启示。作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中国在建设海权理论过程中，应为新型海洋秩序提供物质公共产品以及精神公共产品。中国应坚持“地区性守成”目标，发展“有限海权”，注重海陆均衡协调发展，加强“信誉信用信心”体系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海权理论，坚持“包容、开放、合作、发展”，推动建设“一带一路”。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海权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研究范围涉及各国海权理论的形成过程、历史发展特征等方面。

从海洋国家发展史和相关国家海权理论来看，存在着以下四种不同的海权发展模式。即，第一种模式，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包括英国、美国；第二种模式，挑战世界海权的传统型海洋强国，包括日本、俄罗斯；第三种模式，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包括印度；第四种模式，发展中的海洋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其中，中国处于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之列。

根据这四种海权发展模式可以发现，英、美、日、俄、印以及东南亚等国在制定海洋政策时，依据各自的海权理论范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海洋发展思路。

一、世界各国海权理论综述

发生于1805年10月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是英国海军史上的一次最大胜利，巩固了英国海上霸主地位，标志着“海权时代”的发展和前进，也标志着“陆权时代”即将结束。

从历史上看，英、美、日、俄、印等世界各国的海洋政策实践表明，用理论和战略来指导海洋发展、维护海洋安全是各国的根本目标之一。世界各国海洋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是海权理论，包括马汉的海权论、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和莱曼的海上优势理论等。

(一)海权的概念界定

“海权”概念是美国著名的海军战略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创立的，海权概念可以分为狭义海权和广义海权。(1)参见巩建华：《海权概念的系统解读与中国海权的三维分析》，《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7期。艾瑞克·格罗夫(Eric Grove)将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因素，归纳为经济实力、技术能力、社会政治文化、地理位置、海洋依赖程度、政府政策与认知等。(2)Eric Grove：The future of Sea Power,Naval Institute Press,Maryland,1990,p.149.马汉的海权论是美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 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3)参见张宗涛：《马汉及其“海权论”》，《军事历史》1993 年第6期，第42—43 页。

海权理论的鼻祖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等著作，论述了海权对于大国兴衰的影响，并对海洋的价值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海洋的价值主要在于交通与渔业。马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往往是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因为控制了海洋，就可以通过贸易来获得巨额财富。而贸易的进行与海上通道的安全运转是分不开的，海上通道的安全则有赖于强大海军的保护。(4)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李少彦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

科贝特在《海上战略的一些原则》中指出，海洋具有巨大的交通价值，海洋和陆地不同，它不仅仅是交通的手段，同时也是交通的障碍。如果我们控制了海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障碍从通道上移开，并通过这种障碍向敌人施加军事压力，并防止敌人通过海洋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控制海洋的意义不仅在于控制海洋，同时也意味着商业和军事目的。(5)参见科贝特：《海上战略的一些原则》，仇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二)海洋地缘政治

海洋地缘政治问题，包含在地缘政治研究体系之中。百年来，地缘政治学家提出三种理论，从最初的马汉为代表的海权理论和麦金德为代表的“心脏陆地说”理论，再到后来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说”。20世纪60年代末,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出现了多极化和区域化的观点,美国学者科恩(Cohen)提出“地缘政治战略区模型”以及“多极世界”,将世界划分为地缘战略区和地缘政治区两个等级。(6)参见索尔·伯纳德·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其中，地缘战略区包括依赖贸易的海洋世界和欧亚大陆世界两部分。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罗伯特(Robert K)以及约瑟夫·奈(Joseph N.)等则主张在进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时，应将海洋问题与货币问题作为阐述其相互依赖理论的具体个案。(7)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赵宝煦、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页。澳大利亚学者普莱斯考特(Prescott)所著的《海洋政治地理》则揭示了在领海、渔区、大陆架、公海等领域，各国根据国际海洋制度提出的不同主张及其原因。

从海洋地缘政治学角度出发，海权理论较为关注的问题是海权与陆权的关系问题。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欧亚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加维斯、伊肯伯利等人有关权力转移和国际格局变动理论，影响了海洋秩序和通道变迁现实的理论研究。卡普兰等学者提出了21世纪印度洋海权之争。(8)参见罗伯特·D.卡普兰:《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吴兆礼、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全面推行“印度洋控制战略”，甚至还提出了要控制苏伊士运河、保克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五大战略水道。

乔治·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森的论点是，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9)Geoge Modelski and Williams R. T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949-1993，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p.3-26.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都是靠主导各自时代的海军革新而成为全球性强国，同时对维持国际秩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1世纪之初，学者们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研究的成果。例如，格弗里·蒂尔认为，作为资源的来源、运输、信息交换和战略控制的手段，海洋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核心，海洋通道安全为人类的繁荣和安全提供了基本条件。在现代条件下，海军以及其他形式的海上力量要适应新的形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力量来扩展利益、行动与责任范围。(10)参见杰弗里·蒂尔：《21世纪海权指南》，师小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二、英美型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的海权理论

英、美两国是典型的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英国实行包容性、开放性的海洋政策，主张航海自由、自由贸易政策。为此，作为欧洲岛国的英国，控制海洋霸权和欧洲霸权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并且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世界帝国。英、美两国维护海权的终极目标，是维护给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国际贸易秩序。此外，两国的海外势力范围总体上是一种开放体系。

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居于“文明世界”的边缘，但正是这样一个小小岛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并且最终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从地理的边缘变成了世界的中心。

英国学者对于英国的战略思维、海上力量的兴衰等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成果，在诸如构成英国海洋战略的各个因素，诸如海洋战略理论、海军发展史、英国海权与世界秩序、海权和英国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由此形成对于英国海洋战略的综合研究。

(一)英国的海洋战略综合研究

1.海洋战略理论

最为著名的学者是英国海洋战略权威杰弗里·蒂尔教授，当代英国海洋战略泰斗，他的海洋研究始终紧扣时代的发展，处于海洋战略理论的最前沿。他的著作有《21世纪海权指南》、《英国海权的未来》和《海上战略与核时代》等等。(11)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Future of British Sea Power.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此外，朱利安·科贝特与里奇蒙德海军上将，这两位都是20世纪早期的著名学者，他们的海洋战略思想影响深远。科贝特的《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成为不亚于马汉《海权论》的经典著作。里奇蒙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英国海军内的战略研究的领军人物，留下了诸如《近代世界的海权》等大量论著。(12)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Sea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但是，这两位学者由于思考模式过于超前，在其有生之年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直到1992年9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门为这两位先驱者，召集了50余位当时最著名的海洋战略学者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并根据研讨会的名称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马汉还不够》(13)Mahan is not enough.，以纪念他们颇为丰富的有关英国海洋战略的研究成果。

2.英国海军发展史

英国海军历史研究是研究英国海洋历史的重要分支和方向。而英国海军历史又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论题，大量知名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例如，尼古拉斯·罗杰教授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他收集了大量史料，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于皇家海军的整个历史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涉及战略、战史、装备、财政、制度等方方面面。其代表作有《不列颠海军史》，这部著作目前完成了前两卷，概述了660—1649年以及1649—1815年间的英国海军历史。(14)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此外，伦敦国王大学拉夫顿海军史研究中心主任兰伯特教授的研究重点，是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海军变革历史，著有《最后的风帆战斗舰队：维护海上主宰权1815—1850》《转型中的战列舰：蒸汽战斗舰队的诞生》等著作。(15)The Last Sailing Battlefleet: Maintaining Naval Mastery. 1815-1850.Battleships in transition: the creation of the steam battlefleet,1815-1860.阿瑟·马德、住田哲郎(乔恩)等学者，也对这段时期海军史进行过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海军史研究学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推罗斯基尔，他的《海上战斗1939—1945》三卷为这一时期英国海军历史的研究典范。(16)The Navy at War,1939-1945.

3.关于英国海权与世界秩序

由于英国海军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了所谓“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英国主导的海上自由贸易体系迎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因此英国海洋战略在形成当时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带有了浓厚的全球化性质，与英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

在这一领域中，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迪尔沃思讲座教授、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保罗·肯尼迪有着一系列论著，《英国海上主宰权的兴衰》一书，便是详细地以大战略的层面探讨英国海上力量兴衰，并在这一历程中寻觅其原因的佳作。(17)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他的其他作品，诸如《战略与外交1870—1945》、《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等论著，都可以寻觅到对于英国海洋大战略的论述。(18)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此外，巴里·戈夫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统治波涛与维护大决战前的和平》，以及格拉汉姆的《海军优势政策：对英国海上支配地位的研究》对这一专题也有着非常有益的探讨。(19)Pax Britannica: Ruling the Waves and Keeping the Peace before Armageddon.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 : studies in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

4.关于海权和英国社会

英国从一个岛国迅速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统治了超过本国数倍人口的不同文化、宗教和民族。英国是通过海洋与世界相连接的，通过海洋，英国影响了整个世界，同时海洋也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各种无法抹去的印迹，并建立起一整套与之适应的社会制度。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历史学者亚瑟·赫尔曼所著的《统治波涛：英国海军是如何塑造世界的》一书最具代表性。该书论述了英国海军在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海军的发展对于形成这样的世界帝国，并且如何对这个帝国进行统治，如何维护这种统治作了系统的叙述。(20)To Rule the Waves: How the British Navy Shaped the Modern World.另一部较著名的著作，则是英国历史学者罗杰·莫里斯博士的《海军力量与不列颠文化1760—1850》，这部著作论述的是英国形成的宪政体系和财政制度是如何塑造了不列颠文化，乃至以海洋为枢纽的环球帝国的，而这种体系和制度反过来又是如何对英国的海上力量乃至海洋战略产生反作用的。(21)Naval Power and British Culture, 1760-1850.

综上所述，从近代以来英国海权崛起的历史背景来看，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海上力量的先驱输给了贸易创新者，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缺乏核心领导，难抵多国竞争。疲于兼顾海陆的法国，未能解决资源配置矛盾，而德意志用风险理论打击对手，野心终被战争终结。只有英国，实行包容、开放的海洋政策，主张航海自由、自由贸易政策，让对手也受益，并因此控制海洋霸权和欧洲霸权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世界帝国。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风光不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2010年英国公布《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提出削减国防开支，缩小海军规模，突出了借助外力捍卫英国海洋大国地位的新思路。(22)转引自《英国2010年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搜狐网，2010年11月26日，http://mil.sohu.com/20101126/n278036132.shtml[2019-08-20]。未来，英国将继续走精兵之路， 借助美国和欧盟这两大战略支撑点，彰显英国的全球影响力，这是如今英国海洋大国的现实体现。

(二)美国海权理论的演变

自从英国海军逐渐退缩为一支地区性的力量，美国的海上力量开始取代英国。

1．海权论诞生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也是最为强大的海权国家，同时也是海权论诞生的国家。在马汉创立海权论后，海权理论才正式确立其在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地缘政治学方面的重要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马汉之后，美国又一海权地缘政治学说的代表人物——斯皮克曼开始影响美国的海权战略，他是“边缘地带论”的创始人，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把世界按地理性质分为内陆、岛屿和边缘三种，认为并非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造成了对海权国家的威胁，而是位于心脏地带和西方势力控制的沿海地带之间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才是世界权力之争的要害所在。所谓“边缘地带”，可以视为海洋强国进入欧亚大陆的前沿阵地和遏制大陆强国向海洋扩张的缓冲地带，是海权与陆权之间冲突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他认为这一边缘地带由麦金德所称的内新月形地带构成，包括从西欧、南欧、中东，到南亚次大陆和远东大陆等沿海地区，在它的周围有“一条与整个所谓海权国家聚集区相连接的环绕大海的交通线”，海陆交通发达。

2.制海权理论

进入冷战时代之后，莱曼创立的制海权理论也充分肯定了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此外，莱曼还于1986年提出美国必须控制的16个遍布全球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开始海军战略转型。2007年颁布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首次提出以合作的方式确保海上安全。(23)“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October 2007.http://www.navy.mil/maritime/Maritimestrategy.pdf.为确保海上安全，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就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从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反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分别与德日进行海战、冷战时代与苏联红海军大洋争霸以及后冷战时代组织各国亚丁湾护航,都是这种实践的具体体现。

3.海洋霸权大国战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为巩固和拓展其全球海洋利益，美国调整了自己的海洋战略，强化对全球海洋的实际管控。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美国加强了在西太平洋海域的存在和制海权的掌握。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衰退，美国意识到单靠美国一国无法维持现有的秩序，正如英国当年呼吁美国介入其传统势力范围东地中海的防务一样，美国开始寻找或者组建一支维护秩序的新力量。为此，在2005年到2007年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迈克尔·穆伦提出“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SC-21)以及“千舰海军”构想等，都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呼声。(24)转引自《美称冷战后海军无作战对手 濒海战舰运用成问题》，搜狐网，2010年8月17日，http://mil.sohu.com/20100817/n274271729.shtml[2019-08-20]。美国当前推进的“印太战略”，是维系美国海洋霸权大国的战略思路。但是，美国在国际海洋制度方面采取以“美国优先”为标准的选择性多边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海上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美国的海权兴起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它沿着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这一链条不断延伸。(25)参见曹云华：《美国崛起中的海权因素初探》，《当代亚太》2006年第5期，第23—29页。乔治·贝尔(George W. Baer) 全面总结了美国海权百年的历史进程，以二战为节点将其分为“在海上”和“从海上”两大部分，对不同时期的美国海权和海军战略进行了分析，指出美国海军在当代放弃了马汉的海权原则，海军“由在海上进行公海作战向从海上进行联合作战转变”。(26)George W.Baer：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 The U.S. Navy, 1890-1990，Stanford Univ Pr，1994/10/1.

从美国海权的演变史可以看出，无论海洋经济还是海洋军事层面，美国的实力都是首屈一指，这种接近垄断式的霸权地位，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维持下去。

三、日俄型挑战世界海权的海洋强国海权理论

日俄两国均为挑战世界海权的海洋强国，由于自身能力限制、过度战略透支，日俄两国最终未能实现其海洋扩张的目标，遭致失败或受阻。

(一)日本“海洋立国”的区域性海洋大国战略

近代以来，日本在实施“海洋立国”战略的过程中，挑战成为世界性海洋大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海上霸权发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日本在二战后重新确立了区域性海洋大国的定位并不断谋求发展。

日本是一个类似于英国、四面环海的岛国。海洋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从体制入手实施改革，走上了文明开化之路。马汉的战略思想给予日本最大的刺激就是寻求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和英国签署了同盟条约。二战后期，美国在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使其国民经济崩溃并最终输掉战争的惨痛记忆，至今对日本的防务政策仍然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日本而言，海上安全的理论渊源海权理论是外来思想，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两人可谓得到马汉的真传。佐藤铁太郎在日本海洋战略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他的一些主张直接被日本政府采纳并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而作为马汉的学生，日本海洋战略思想的创始人之一的秋山真之，则对海权论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27)参见关希：《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一直到二战之前，日本都是海权论忠实的实践者。

二战结束之后，日美同盟为日本海上通道安全提供了保障，日本也趁势提出“1000海里海上生命线”。为配合美海军，同时也是针对苏联红海军潜艇部队战力强大的特点，日本海上自卫队着重发展反潜及扫雷能力，并扼守对马、宗谷、津轻等海峡，防守苏联红海军南下太平洋的通道。冷战结束后，日本不断出兵海外，同时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包括对钓鱼岛的诉求。(28)防衛戦略研究会議論文集(渡邉昭夫編)、『2010年代の国際政治環境と日本の安全保障―パワー·シフト下における日本―』、第7章 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秋山昌廣)、2013年、1頁。

二战后，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日本意识到，作为资源贫乏的“边缘地区”国家，日本不能重走大陆国家或与大陆国家(德国等)结盟的道路，而必须致力于维护“基于海洋价值观的世界秩序”(29)玉間洋一「日本の選択：海洋地政学入門」、『ぅみのバイブル第3卷(米国海軍·シレン·海洋地政学入門に関する基礎的な論文)』、日本財団、1998年、60—63頁。。为此，日本开始与海洋国家美国结盟，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逐步实施海陆兼备的国家战略，开始了战后70多年的和平发展。

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提出日本应作为“海洋国家”而非“岛屿国家”存在，要以“通商国家”的定位，通过贸易而非侵略扩张使日本走向富强的道路。(30)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論社、1965年。受高坂正尧思想的启发，吉田路线明确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并指出了发展方向，即“日本是一个海洋国，日本在通商上的联系，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经济最富裕、技术最先进、而且历史关系也很深的英美两国之上了”(31)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韩润棠、阎静先、王维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0—11页。。

中曾根康弘、白石隆和松村劭则将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的同时，把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对立起来，白石隆把这种对立进一步引申为“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对立。日本与中国分别被认为是两种亚洲的代表，松村劭提出日本要成为西太平洋上的海洋强国，要与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国家一起围堵中俄等大陆国家，要防止中俄结盟，把朝鲜半岛作为与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32)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ヅアをどぅ考えるか―』、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178—198页。1978年，中曾根康弘推行环太平洋合作方针，再次申明了日本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他明确指出：“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海洋国家。”(33)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35页。

战后以来，遵循吉田茂以及中曾根康弘的海洋日本观，日本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发展经济，从而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二战后日本的振兴被认为是“海权论”的成功范例，日本与海洋国家美国结盟，是维护自身安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近年来，日本海洋战略的特征之一，是在传统的日美同盟关系基础上，不断推进“印太战略”，强化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国的安全保障关系。特别是，以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主义、尊重基本人权、法治”的国际秩序为日本国家利益的安倍政府，强化了从西太平洋到东南亚、印度洋直至非洲的地区安全保障关系，将以往以东北亚或亚太地区为中心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印太地区。作为“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手段，通过自卫队参加演习、访问各国港口等方式，呼吁建立“海洋亚洲”，开展各种支援事业加强伙伴国家的能力，强调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等。

(二)俄罗斯挑战世界海洋大国

俄罗斯在从传统的陆上霸权国迈向陆海兼备的霸权国之路的过程中，挑战成为世界性海洋大国遭遇挫折，对海权的过度追求构成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

1.由盛而衰的海权发展之路

俄罗斯是一个陆权国家。然而，强烈的扩张愿望使其统治者一直向往征服海洋。从北方大战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求出海口，并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包括苏联时代的阿富汗战争。苏联的海权理论主要依据苏联海军元帅、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创立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在该理论中，戈尔什科夫提出海军均衡结构的建设以及使用核武器对陆地纵深发起战略打击等保卫海上通道安全的措施。

从地缘角度分析，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深居东欧平原腹地，而且北部濒临北冰洋，冰封期长，在近代很难产生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因此，要打破这种地理上的限制，寻找出海口特别是寻找暖水港，成为其走向海洋的最重要的地缘意识和战略选择。俄罗斯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他远方的海滨地区，这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俄罗斯的海权发展之路始自16世纪，沿西、南、东三个方向走上全面追求海权的道路：(1)按照彼得一世的设想是，击败瑞典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这也直接促进了俄国的崛起，成为欧洲列强之一，特别是以北方大战和迁都圣彼得堡最为典型。(2)南下战略。一是通过控制黑海及黑海海峡，从而进入地中海。从历史经验来看，只有控制了黑海海峡和黑海沿岸地区，才能进入地中海，进而对欧洲形成钳形之势，特别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道路，并且遏制东地中海的海上航道。与此同时，俄国的南下战略试图通过沿里海、伊朗、阿富汗打通通往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路，后来受到英国的抵制而作罢。但在苏联时期，通过占领阿富汗，以图控制波斯湾地区。(3)东向战略则是占领西伯利亚地区进而推进到亚洲大陆的远东地区，如中国黑龙江地区、千岛群岛、堪察加半岛等，占领海参崴，营造旅顺军港，建立庞大的太平洋舰队，借以巩固沙俄帝国的宏图伟业。

在俄苏海权扩张西进、南下和东进的三条线路中，西进战略较为成功，并促进了俄苏的崛起。南下和东进战略虽有收获，但都遭遇挫折，尤其是南下的世界扩张战略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衰落。尽管上述三个方向扩张道路不同时期均受到了其他大国的对冲和遏制，但是其民族性格决定了对外扩张的野心，试图谋求更大的领土来保卫帝国的安全，而英国与美国等海洋霸权除了通过强大海军外，还通过海洋贸易和资本投资确立霸权优势，这一点是俄罗斯远远不及的。苏联时期，特别是在冷战期间，与美国对峙，其海军为了争夺霸权，延伸到了海权的争夺。

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大力发展了海军实力建设。戈尔什科夫在马汉对海权定义“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的基础上，拓展为“开发世界海洋和保护国家利益这两种手段有机构成的总和，便是海权”的主张。(34)参见《论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及其现实意义——以海权理论为视角》，《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1期。至此，在20世纪70—80年代，苏联海军发展到了顶峰，成为海上巨无霸。但是，由于多方位的海权扩张使其在战略上树敌太多而疲于应付，并使其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发展尤其是综合国力难以支撑，不消十年，强盛一时的苏联海军成为历史。

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构成了俄崛起的一个因素，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其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俄罗斯不是天然的海洋大国，虽然具有积极拓展海权的野心，但是有诸多条件和资源禀赋的限制，始终无法发展成为一个匹敌英美的海权大国，尽管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远洋海军可以威胁美国，但与美国的海军实力相比，依旧差距巨大，俄海洋经济的发展也受限于经济水平落后等因素。

2.重振海洋强国

普京执政以后，重新开始重视海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海洋发展战略和规划，再次把走向海洋作为俄罗斯的基本国策之一，意图再次成为海洋强国。(35)参见左凤荣、刘建：《俄罗斯海洋战略的新变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俄罗斯传统上的海洋政策，主要重视军事领域特别是海军的发展。现在，俄罗斯陆续制定的海洋政策则不仅重视军事领域，也开始重视其他领域，比如能源、航运、科考等，海洋政策重点涉及海洋发展各个领域，在地域上也涵盖了世界主要海区，形成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极、里海和南极六大重点。

俄罗斯目前的海洋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制约，主要有两点：(1)地理环境不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失去了相当部分海岸线和港口、造船设施，使得俄罗斯的海洋环境呈现破碎化；(2)经济困境制约。俄罗斯受西方国家制裁，加上国际能源市场低迷，使得俄经济出现较大困境，而且这种困难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这对需要耗费巨资的俄海洋战略的实施形成重大制约。

四、印度型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的海权理论

印度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正在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海洋发展道路。

作为与中国同样的新兴海洋大国，近年来印度实施了“新海洋战略”，力图强化印度洋战略，称霸印度洋，但是受到自身的能力限制。

印度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印度长期以来视印度洋为其安全圈的主体，试图控制从阿拉伯海到南海之间的海域，始终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南亚与印度洋事务。但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印度无力独霸印度洋。

印度海权理论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注海洋发展的重要意义

譬如，潘尼迦的《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影响》，论述了关于印度海洋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了印度所处的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普拉卡什主编的《海洋事务：印度国家海洋基金会期刊》,近年连续探讨了印度海洋事务的多个具体问题。(36)AA Prakash ,“Maritime Affair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of India”.来德的《印度及其军事力的展望》，探讨了印度成为大国的可能性。(37)Walter C. Ladwig,“India and Military Power Projection: Will the Land of Gandhi Become a Conventional Great Power?“, Asian Survey November 2010, Vol.50(6), pp.1162-1183.希瓦施先卡梅农的《印度外交政策的海洋动因》，积极探讨21世纪印度海洋建设对印度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38)Menon Shiv Shank, “Maritime Imperative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Maritime Affair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of India，Volume 5, 2010-Issue 2.,pp. 15-21.其他还有谢瓦卡特的《海权路径》、贝尔乔治的《海权：21世纪指南(回顾)》，以及柯林格雷的《评论：21世纪的海岸卫队和海权》和布莱恩兰福特的《进入21世纪面对的海权问题》等等，探讨了印度海权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的具体问题。(39)V.S. SHEKHAWAT,“ Approach to sea power”, Seminar (562), June 2006.Baer George W.,“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view)”.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2004, Vol.68(2), pp.667-668. Gray， Colin S.,“Commentary: The Coast Guard and Sea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omparative Strategy, 01 July 2002, Vol.21(3), pp.213-217.Bryan Ranft, “Problems of sea power as we approach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Marine Policy, 1982, Vol.6(1), pp.85-85.

(二)关注印度海洋能力建设特别是印海军建设

关于海洋开发、海洋资源利用等等的研究，以及海军的建设，以维杰萨库加的《印度海军：维持同新兴对手间的和平》和奈度的《印度海军和东南亚》的研究为代表。(40)Vijay Sakhuja，“Indian Navy: Keeping Pace with Emerging Challenges”, in Lawrence W. Prabhakar etal. edsThe Evolving Maritim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pp. 95-116 (2006).G. V. C. Naidu，The Indian Navy and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 Knowledge World, in association with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2000.珀托克等人的《预测海洋管理中的情感智力：权威但难以琢磨》，研究了海洋开发与管理中的人的因素，特别是情感因素的问题。(41)Potoker, E. S，Corwin, J. A,“Predict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Maritime Management: Imperative, Yet Elusive,”TransNav,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arine Navigation and Safety of Sea Transportation, Vol. 3, No. 2, pp. 225-229, 2009

(三)关注印度海洋战略与周边国家关系

有关海洋战略研究以及外交关系特别是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多，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印度海洋发展的地缘意义。其代表性成果有：希瓦施先卡·梅农的《印度外交政策的海洋动因》，探讨印度外交中的海洋的因素和海洋外交的政策，哈什·庞特的《崛起中的印度外交政策探索》、普利亚·查克寇的《崛起的印度的新地缘经济：国家转型和外交政策重塑》,以及庞特的《印度崛起带来的新外交政策挑战》和阿史特·寇拉斯的《印度对亚太的政策》等等，都探讨了印度外交中的海洋外交侧面。(42)Menon， Shiv Shanka，“Maritime Imperative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Maritime Affair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of India，Volume 5, 2010 - Issue 2.,pp. 15-21.Harsh V. Pant，“A Rising India’s Search for a Foreign Policy”,Orbis, Spring 2009, Vol.53(2), p.250.Priya Chacko，“The New Geo-Economics of a “Rising” India: 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casting of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03 April 2015, Vol.45(2), pp.326-344.Harsh V. Pant，“India’s Rise Leads to New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in Nikolaos Tzifakis editor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imes of Change, London : Springer, 2012 (pp.173-185).Åshild Kolås，India’s approach to the Asia Pacific，Wednesday, 07 August 2013.

另一方面，出现了众多讨论印度海洋发展对中国、东南亚国家等影响的成果。例如，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的《印度对东盟和亚太地区的展望》，探讨印度与东盟等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着重海洋的中介。(43)Vajpayee, Atal Bihari，India’s perspectives on ASEAN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Singapore : ISEAS Publishing, 2003.伊尔扬·金、拉克辛德尔·辛格的《亚洲安全和印度—朝鲜战略合作》，分析了与朝鲜半岛特别是朝鲜问题。(44)Il-young Kim，Lakhvinder Singh，“Asian Security and India-Korea Strategic Cooperation”，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ume 20, 2008 - Issue 3，pp.175-196.凌胜利的《战略能力、共同利益与安全合作——基于印度与美国亚太盟友安全合作的分析》，探讨印度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在亚洲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合作。(45)参见凌胜利：《战略能力、共同利益与安全合作——基于印度与美国亚太盟友安全合作的分析》，《南亚研究》2016第1期。此外，萨姆·贝特曼等人的《东南亚、崛起的中国和印度海权：崛起中的海权》，重点分析了中国与印度作为崛起中的海洋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影响。(46)Sam Bateman(Editor), Joshua Ho(Editor)，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 Naval Power :between rising Naval Powers，London : Routledge, 2010.

(四)关注南海问题

近年来，出现了众多分析南海问题的研究成果。例如，辛格·阿比理舍的《印度在南海的战略利益》，分析了南海对于印度的国家战略的意义。(47)Singh Abhijit，“India’s Strategic Stak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ia Policy, 2016, Vol.21(1), pp.14-20.大卫·斯科特的《印度在南海的角色：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关于南海的地缘政治经济的分析。(48)David Scott,“India’s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in Play”,India Review, 01 April 2013, Vol.12(2), pp.51-69.斯里尼·斯塔拉曼的《崛起的中国和南海领土主张：与之对抗的印度—越南战略伙伴关系》，探讨了在南海问题上的中国和印度以及越南的相互关系。(49)Srini Sitaraman,“Rising Chinese Power and Territorial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dia-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as a Counterbalancing Endeavor”, inEnrico Fels; Truong-Minh Vu,eds., Power politics in Asia’s contested waters :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pringer, 2016.尼古拉·斯威玛尔的《中印在海洋亚洲的战略优势：印度洋及南海地区的争端来源》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在海洋战略上的各自的战略地位和纷争等。(50)Weimar， Niclas D.，“Sino-Indian power preponderance in maritime Asia: a (re-)source of conflict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South China”,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01 February 2013, Vol.25(1), pp.5-26.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印度对中国海洋发展持有高度警惕，不愿意接受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在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近年来，印度莫迪政府制定了新的海洋计划，加强印度的海洋战略。印度正在推进各种合作机制等，例如，环孟加拉湾机制等。此外，印度希望通过BBIN连接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和尼泊尔等等。此外，印度倡议设立印度洋海军论坛、环印联盟、GAGAR、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BIMSTEC)等等，但这些机制无论是联盟还是网络形式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发挥作用。

然而，印度目前的能力仍与上述海洋战略存在差距。战舰老化、造舰成本高且进度拖延，缺乏持续的部署能力都是问题。为确保有效的海域感知力，印度正在与马尔代夫改善关系。此外，对那些与中国有紧密经贸联系的岛国，印度也正在加强安全合作。

印度洋是连接世界贸易航线的枢纽，更是中国与欧亚非国家进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地，对于中国这样的与印度同属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来说同样重要。印度洋的安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安全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大战略。而且，印度洋是中国突破美国太平洋岛链的理想选择，是中国建设蓝水海军的重要平台，是现阶段中国海洋战略构建的重点。为此，中国应加强与印度洋国家的安全合作，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研讨、人员互访、联合军事演习，最终在印度洋建立新的安全框架和多边安全合作与协调体制。中国正积极构建以中印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印度洋安全战略。

五、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中海洋国家的海洋战略

对东南亚各国海洋战略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新加坡和欧美等国，近年来随着南海问题的突出，逐渐扩大到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主要以现状和对策导向分析为主，理论性成果不多，中美等国学者的研究内容多以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为背景。

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十分重视多边机制、海上危机管控及对华战略研究。(51)参见冯梁主编：《亚太主要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37页。越南的研究则两者兼而有之，而且越南是南海周边国家中唯一从官方层面公开提出实施南海战略的国家。(52)参见成汉平：《越南海洋发展与安全战略》，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2年，第51页。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历史、定性、政策和文献分析外，部分学者开始尝试新方法，如采用数量分析法研究中越等国海洋争端和海洋政策，以及使用层次分析法来分析影响南海周边各国海洋政策的诸要素。

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战略研究的着眼点和归宿均是本国利益，更注重维护本国利益的现状。目前，越南和美日等国非常注重国际法的作用，国际关系、历史和法理相结合的研究非常普遍。(53)参见成汉平：《印太战略视域下美越围绕南海问题的战略互动：路径、目标与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随着南海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南海仲裁案”后，东南亚各国海洋政策和对南海争端的态度有了一定的调整，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国均出现了加强海洋战略研究的趋势。

六、中国海权理论建构的探索

如上所述，从世界各国海洋发展史来看，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海权发展模式，相关国家在海洋发展道路上遵循各自的海权理论思路，走上了不同的海权发展道路。

第一种模式，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包括英国、美国。其政策趋向是主张航海自由、自由贸易、利益共享，以全球性海洋霸权为目标。

第二种模式，挑战世界海权的海洋强国，包括日本、俄罗斯。其政策趋向是主张推进海军建设，快速扩张海权，但自身能力限制、过度战略透支，最终未能实现其海洋扩张的目标，导致失败或受阻。

第三种模式，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如印度。印度作为崛起中的新型海洋国家，致力于海洋大国发展，力图实现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其政策趋向是主张扩充海上力量，实施排斥性海洋政策。但由于各大国不允许印度独控印度洋，且印度目前的能力与其海洋战略存在差距，难以实现其地区性海洋霸权的目标。

第四种模式，发展中的海洋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其政策趋向是以东盟为聚合体寻求集体主义安全利益，主张实行大国平衡战略，在中美竞争之间最大程度地寻求经济、安全利益，尽可能确保并扩大自身的海洋权益。

参照以上四种模式的海权理论思路，作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中国亟需构筑符合国情的海上安全与海洋发展的大战略以及相应的海权理论。

这是因为，上述英美等海权大国崛起乃至称雄全球的过程中，不仅具备强大的海军(硬件)这一基本要素，还拥有丰富而成熟的海洋战略以及海权理论(软件)支撑，二者共同组成了英美海权大国的基础。例如，马汉的海权学说，为美国拓展海权和成为海权大国做出了重大贡献；英国海洋战略学家科贝特则是归纳和演绎出了一种“具有海洋国家特色”的军事战略理论，涉及国家大战略、有限战争和海陆联合作战等重大军事战略理论问题，对西方海军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我国海军能力建设等硬件建设的成就日益瞩目，但缺少成熟的海权理论。因此，我国应当加强构筑海洋安全与发展战略的相应海权理论。

(一)中国学者关于海权建设的观点和思路

2000年前后，因周边海洋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掀起了研究海权理论的高潮，很多中国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出现井喷式的研究成果，很多成果探讨中国海洋战略并提出各种对策建议。不少专家认为，海洋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海洋战略不仅决定了一国国运的兴衰，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海权建设，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应完全成为海权强国

譬如，倪乐雄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结果表明“海权对陆权拥有绝对的优势”，“中国正由传统内陆农耕国家演变成现代海洋国家”，“我们不得不从陆权走向海权”。(54)参见倪乐雄：《海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读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8期，第21—26 页。石家铸认为，中国应“由传统的依赖陆地资源、陆上力量的‘大陆型’国家转变为主要依托海洋资源和海上力量的‘海洋型’国家，从而使中国进入通向世界强国的最佳战略轨道”(55)参见石家铸：《海权与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36 页。。

2.中国应以陆权为主，海权只做补充

有关海上安全相关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分析，以唐士平、叶自成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醒中国应该避免陷入“海权困境”。他们认为，中国发展海权、增强海上通道的安全保障力量，受到地缘政治的限制、总体国家力量的制约，并且可能因此与霸权国家和周边国家发生冲突，反而导致海洋甚至整个国家的不安全。

唐世平认为，“中国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片面追求远洋海军只会给我们带来包袱乃至灾难,因为美国很有可能会认为我们要挑战它的海上霸主地位，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将会选择和遥远的美国来结盟以平衡近邻的中国”，海权论“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以陆权为主的国家”。而叶自成、慕新海则认为，“中国不太可能成为海权大国，甚至不可能成为海陆兼顾的大国，而只能定位为建设具有强大海权的陆权大国”，“中国不一定能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海权国家，但却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海洋经济的国家，一个非军事海上力量在海权中占有重要比重的国家，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海权须从属于陆权。(56)参见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

3.中国应成为陆海统筹的复合型海权

譬如，刘中民认为，“中国海权力量的有限发展在主观上不会也不可能以美国海权作为挑战的对象，中国的海权发展战略也不可能是放弃陆缘安全及其战略安排而选择全球性海权战略，而仅仅是在谋求满足主权需求和一定海洋空间的有限的海权战略”，“中国应走综合性海权、陆海统筹的复合型海权、有限性区域性海权、和平式海权的发展道路，妥善处理与美国海洋霸权的关系”。吴征宇则认为：“作为一个位于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中国在未来要实现持久的外向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在陆海两方面保持恰当的平衡。”(57)参见刘中民：《中国海权发展的三大思维误区》，《东方早报》2010年11月7日；吴征宇：《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地位——理论机理与政策选择》，《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期。

在具体的中国海权与海洋战略选择路径上，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认为，要避免重走西方传统海权的老路，应坚持中国特色的新海权与海洋战略。譬如，石家铸认为中国海权有非强权性、非霸权性和非扩张性的特点，它“遏止周边海洋冲突”、“促进国际海洋和平”。张文木则认为,中国海权有自己的“个性”,中国“需要发展出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而扩展”，但应是有限海权，“基本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58)参见石家铸：《海权与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55 页；张文木：《论中国海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

根据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建设性地提出了以下海权理论思路。

(1)海权建设目标为“有限海权”

很多学者在比较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实现海权目标应当吸取的教训。例如，朱锋认为，简单迷信21世纪的中国就是要拷贝美国和英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海军霸主地位的认识，已经不符合今天时代和世界发展的需要。(59)参见朱锋主编：《21世纪的海权:历史经验与中国课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18页。张文木认为，中国未来50年的海权只能是有限海权，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海洋战略应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

(2)海权建设的具体切入点

从研究海权出发，分析中国海洋政策的目标与框架，鞠海龙提出可将南海作为启动中国海洋政策的战略切入点；刘新华分析了中国发展海权的内外环境，认为应该坚持稳中求进的战略，具体可将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发展海权的战略基石与契机；胡波分析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条件、环境与战略目标，并结合海洋经济、海上力量建设对构建中国海权发展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60)参见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16页；刘新华：《中国发展海权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页；胡波：《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3)海权建设的能力配置

张文木结合国家对外战略的新进展，对新形势下的中国海洋政策进行分析；杨震、周云亨则结合具体案例，认为大型舰船的服役将反作用于中国的海权观念，大大增强中国海权的物质基础。(61)参见张文木：《“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杨震、周云亨：《关于中国海权的几点思考》，《世界地理研究》2012年第3期。

(三)建构中国特色海权理论探索和对策建议

中国作为“崛起型海洋大国模式”和“后发的陆海复合型”模式，今后在建构中国特色海权理论方面，需要关注以下要点：

1.坚持“地区性守成”目标，发展立足于地区的“有限海权”

上述主要的海洋大国英、美、日、俄、印等国的历史实践可以看出，英美追求“无限海权”由其地缘政治特点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的。但是，从海洋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英美等国的海洋发展模式，中国需要发展“有限海权”。中国海权发展的重要原则，是避免俄罗斯等国的战略透支教训，经营亚洲，坚持“地区性守成”目标。

2.注重海陆均衡协调发展，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发展重心在于陆权，海权的发展略显滞后，且与陆权的实力相比以及周边国家海权实力对比，差异性较为突出。历史上，东面的中国、西面的土耳其亚洲部分和中间的波斯都是海权与陆权之间争夺的重点，也都涉及陆权的因素。基于我国的地缘政治特点，我国应该注重海权与陆权并重。这一点，美国的发展路径值得我们借鉴，因为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海陆复合型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注重海陆的均衡协调发展，还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海洋发展的同时，也要谨防掉入海权与陆权对抗的逻辑怪圈。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的大国，在处理传统的海权与陆权关系时，应当更为灵活，如采取战略克制策略。概言之，就是降低相关敏感问题的影响，塑造他国对中国底线和标准的认知，扩大合作领域，提高彼此收益。总之，在我国发展“海洋强国战略”的过程中，陆海并重，跳出海权与陆权对抗的传统逻辑。

3.加强“信誉信用信心”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海权理论

2019年4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纪念活动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其含义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6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423/c164113-31045369.html[2019-08-15]。今后，中国应大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占据海洋安全的道义制高点，以“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国际海洋合作，推进海洋发展，形成良好的海洋合作态势。

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应考虑构建“信誉信用信心”体系。其一，信誉。中国特色的海权发展观，将树立中国作为东亚地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维护公正公平、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洋发展。其二，信用。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谋求海洋霸权，将与相关国家一起共同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法制，努力为地区海洋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在维护中国国家海洋权益的同时，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问题。其三，信心。中国将与相关国家一起，在海上通道安全、海洋经济开发发展、海洋环境治理等领域加强合作，坚定维护稳定发展安全的海洋秩序，并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4.作为后发型海洋大国，中国应坚持“包容、开放、合作、发展”，努力推动建设“一带一路”，谋求合作共赢

在历史上，英美两国实行包容性、开放性的海洋政策，开展航海自由、贸易自由政策，实现了海洋大国的目标。中国作为后发型海洋大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加快了中国与带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为中国更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有效保护中国的海洋利益与海洋安全，走向深蓝大洋、实施整体发展战略打下良好的地缘战略根基。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互利共赢已成为世界各国合作的共识，地缘政治已让步于地缘经济，互利合作正成为世界各国寻求共同发展的唯一途径。

七、结 语

综上所述，上述英、美、日、俄、印以及东南亚等的四种海权模式对中国海权理论建构具有重要启示，中国在建设有特色的海权理论过程中，应构建独特的“信誉信用信心”中国海权理论语境，为新型海洋秩序提供物质公共产品以及精神公共产品。

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在世界上曾经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都是海洋国家，从威尼斯开始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美国概莫能外。因此，中国的崛起也应是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崛起，而不是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崛起。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正是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情需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从英、美、日、俄、印及东南亚等海洋国家的历史发展来看，传统的海洋政策以强调海军力量和海上安全为主，冷战后新型海洋政策则将海军力量、海上安全同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科技并重。英、美、日、俄、印等相关海洋国家，在其国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海洋发展和安全等政策，对中国海洋政策的建构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从海洋地缘学角度看，中国是崛起中的后发型新兴海洋大国，其海权发展思路，应加强国际海洋合作，与英、美、日、俄、印等海洋大国进行合作的同时，关注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海洋发展关切，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中国应主张“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互惠共赢”，实现作为地区海洋大国的“有限海权”目标，以“包容、开放、合作、发展”为理念，推进海上通道安全、增进海洋经济发展、增加海洋发展公共产品，最终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