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平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宗教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 也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推进宗教中国化实践，必须深入研究宗教中国化的意义、内涵与要求。

一、宗教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要求

理论发展是由时代呼唤并催生的，宗教中国化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

(一)宗教中国化的提出及其时代意义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做出进一步阐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国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和目的，并且“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1)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统一论坛》2015年第3期，第3-4页。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宗教“中国化”。2016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深入系统的阐述如何坚持中国化方向，一方面“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另一方面“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2)习近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04月24日，第 1 版。为宗教中国化实践指明了路线。在这两次会议基础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这成为当前和今后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一条主线。

宗教中国化是从国际环境和国内现状出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宗教发展复杂多元，民族宗教矛盾往往是战争动乱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这警醒我国在民族宗教问题上要着眼长远、避免决策失误。另一方面，我国五大宗教无论是土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面临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问题，特别是在进行“一带一路”倡议，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处理好宗教领域相关问题，积极引导我国宗教走中国化道路。

(二)宗教中国化的内涵特质

我国宗教中国化不仅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政策，更是对于中国宗教现状、中国宗教历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华文明都具有一般意义的历久弥新的课题或使命。

全国宗教工作以来，我国宗教学研究者、宗教界从政策解读、全球视野、历史比较、学术概念等角度对宗教中国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基本上形成对宗教中国化范围、路径、内容、目标的宏观把握，即涵盖我国历史以来形成的五大宗教；包括两个维度的适应，即在空间上适应所处社会制度、文化，时间上能够适应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会变革；内容上包括与中华民族、国家政治、现代社会、中华文化等方面的适应融合；目标上具有长远性，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不是短期行为。

宗教中国化具体实践，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宗教中国化“谁来化”“化什么”“怎么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这一思路出发，宗教中国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适应过程，其内在构成因素、矛盾关系演变根本上决定了宗教中国化的特质。从我国宗教发展历史来看，外来宗教自传入我国开始，就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场域下，以传播、扩展和受到制约、影响构成双向互动、彼此适应甚至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接受者、促进者作为主体因素，在宗教情感与传统文化习俗、宗教组织制度与社会统治秩序等客体因素的互动调适、矛盾冲突、认同融合中形塑了宗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一个又一个的不同阶段构成了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以汉传佛教为例，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主要是来自西域的僧人翻译佛教经典，通过与道术相比附为宫廷上层人士所接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依然是以译经为主，但受众范围扩大到皇室成员、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乃至平民奴婢，尤其是动荡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佛教学者或信徒，在佛教思想中国化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到隋唐时期，佛教创立宗派，统治者推崇，寺院僧人进行“俗讲”，使得佛教信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彻底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佛教礼仪体现浓厚的皇室政治色彩。这一阶段统治者、宗教界、宗教信徒作为主体因素对佛教完成中国化起了很大作用。五代以后，佛教呈现“三教合一”，与宋代儒家学者对佛学的研究汲取和佛教僧人对儒、佛矛盾的调和，以及新道教对儒、佛的借鉴分不开。(3)方立天：《佛教中国化历程》，张志刚、张祎娜主编：《宗教中国化研究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52-58页。

因此，宗教中国化从内在构成上看包括主体因素、客体因素、适应过程，其中以政、教、学三界以及信教群众等主体间的互动共识为基础，以主客体间相互作用、互为影响为相适应过程，以宗教现象与现代国家政治、社会、文化两大客体系统的相互适应、互为表达为目标，其中主体因素是宗教中国化实践的关键因素。

(三)宗教中国化的实践要求

宗教中国化作为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必须以“相适应”为统揽，在具体目标层面做到三个自觉。

一是宗教中国化实践过程的主体因素之一，宗教信奉者自觉认同国家政治。宗教中国化实践中主体因素政界、宗教界、学界彼此互动，最终实现引领宗教界形成自觉政治认同。政界通过向宗教学研究者借鉴宗教理论成果，向宗教界代表人士了解宗教信众诉求，提高宗教管理水平。教界通过参与党政部门相关培训，在工作配合中了解国家法律政策，通过与宗教学界理论互动，提高适应现代社会的宗教理性自觉水平。学界关注时事、调查研究，了解国家宗教政策、法规的背景和意义，增强对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共识，同时向宗教界观摩仪轨、感受宗教心理，获取理论来源的真实体验。在主体因素充分互动的基础上，引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政治认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自觉维护法律权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祖国统一。

二是宗教中国化实践过程的客体因素，宗教文化自觉适应中华文化。具体体现为宗教文化的承载者，也即宗教信奉者，在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宗教经典教义阐释上自觉融合中华文化；在宗教制度建设上保有中国特色；在宗教艺术审美如活动方式、音乐、服饰、建筑的表达上体现中国风格，从而达到与中华文化的文明互鉴、互为表达的融合境界。

三是宗教中国化实践过程的客体因素，宗教组织在社会上自觉适应现代国家治理。主要体现在宗教组织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保证宗教活动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正常进行；宗教界持守并发扬优良传统，慈善爱人、济世利人，探索服务社会、促进和谐的新途径；信教群众正确处理神圣信仰与世俗生活的关系，爱岗敬业、勤劳致富，自觉投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共创美好生活的时代潮流中来。

宗教中国化过程多因素互动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实践方式方法层面，必须要处理好三组关系。

一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宗教思想、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宗教情感，具体外化为一定的思维模式、制度关系、行为选择、审美偏好等诸多因素。宗教中国化应该整体着眼、系统谋划，同时根据不同宗教的实际情况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具体入手、逐步推进。

二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宗教中国化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也是宗教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宗教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国家引导规范、学界促进、社会推动都是外因条件，宗教自身认知和行动则是内在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则是事物变化的依据，归根结底宗教中国化要坚持宗教自觉，调动宗教界主动性，发挥宗教界积极作用。

三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宗教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4)王作安：《着力提高新时代宗教工作水平》，《中国宗教》2018年第8期，第9页。，既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极被动、无所作为，既要立足当前，又要长远规划，才能扎实推进、行稳致远。

二、宗教中国化的基层实践状况

宗教中国化是一个宏观的深刻的理论命题，更是具体的客观的实践过程，其实施重点在基层，难点亦在基层。

(一)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进展与难题

宗教中国化的基层实践，以顶层设计为纲，宏观思路清晰，具体实践取得进展。2017年以来，各全国性宗教团体研究制定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五年规划，从宗教思想、宗教制度、教义教规、人才队伍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长远的规划。

一是明确重点，建设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和制度规范。如在2013年、2014年提出从更深层次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基础上，基督教全国两会于2017年制定、并于2018年实施《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明确指出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与灵魂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只有神学思想实现中国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 在总体规划框架下，省一级宗教团体根据地方实际、不同宗教特点，进行具体规划。如S省基督教两会2013年以来分别以“生命与生活”“责任与美德”“福音与见证”“宣讲与服务”“使命与盼望”为主题，连续举办神学思想建设讲道交流活动。

二是聚焦难点，从方式举措上创新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自从2018年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发出《关于在宗教场所升挂国旗的倡议》以来，各省市县区打破思维定势、与宗教界充分沟通，在有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宣传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基层探索宗教中国化实践的重要进展。截至目前，S省有条件的宗教场所基本都升挂国旗，寺观教堂也增添了传统文化气息。如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书法作品成为教堂墙壁挂画，与宗教题材装饰画融洽地展示文化艺术审美的互通性。同时，配合以宣讲活动、讲经交流活动，在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上开创出新路。

三是深处着力，推动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深度融合。古往今来，各宗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都要自觉适应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融入中华主流文化。全国宗教工作以来，为推进宗教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交融，一些道教宫观自觉成为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习中心，为皈依弟子教授传统文化唱诵、传统乐器演奏，为大众开设太极古琴、养生讲座；一些基督教堂探索圣乐演奏中国化，将传统民族乐器二胡、笛子、琵琶、扬琴、古筝、唢呐等引入赞美音乐之中，创作改编成具有中国教会特色的赞颂曲目；以及基层教职人员逐渐增强了在日常讲道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语句解释复杂神学思想的意识。

四是夯实基础，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宗教中国化实践中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是最基础的工作。在各宗教制定的中国化五年规划中都提出规范神学教育、加快培养人才。基督教全国两会明确提出要“配合相关部门制订、实施《中国基督教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形成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完善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5)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2018年3月27日，http://www.ccctspm.org/cppccinfo/10283， 2019年10月9日。部分省份在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中走在前列，如江苏省民宗委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制定《江苏省5年佛教教育规划(2018年—2022年)》，坚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引导信众。同时，在佛教院校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古代汉语、中国通史、古诗词鉴赏等课程，确保佛教教育始终坚持以中国化为导向。

但是从总体来讲，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难题有待破解。

一是制度机制的建立完善难题。基层宗教工作复杂而艰巨，从目前现状来看，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充分发挥，切实把宗教中国化任务纳入基层宗教工作整体安排中。县、乡镇、村三级宗教工作网络和乡镇、村两级宗教工作责任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从制度上解决经费保障、人员配备、理顺业务关系等。宗教中国化相关工作效果评估有待于科学化、体系化，避免评估标准表面化、单一化、随意化，给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稳步开展带来不利影响，给宗教工作干部以偏差性导向，出现落实任务简单粗暴、效果差强人意的现象。

二是方法节奏的合理把握难题。如在“四进”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一些追求形式和数量、“一刀切”的现象。如何在宗教活动场严肃认真地升挂国旗，既遵守《国旗法》规定和“四进”倡议，同时兼顾宗教日常活动、信教群众特殊活动需求，取决于平时与宗教界人士联络交流是否到位、前期工作是否充分沟通达成共识。如何不仅完成升挂国旗仪式，而且实现激发爱国热情、增强国家意识的目标，取决于前期后期关于国旗意义相关知识的培训效果。宗教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如何能够稳扎稳打向前推进，既着眼于两亿多信教群众的长远利益，又能够逐渐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影响信教群众，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解决的问题。

三是人才不足与形成培养合力的难题。一方面从适应宗教中国化实践对宗教人才需求的角度来看，当前基层宗教活动场所人才缺乏状况普遍存在，数量相对不足，仅能够满足信教群众基本需求。以S省天主教为例，全省信教群众约22.2万人，教职人员495人，平均1名教职人员服务约448名信教群众，基本上没有精力进行解经、翻译、提高神学思想建设。笔者走访调研S省某天主教堂区，一位神父负责该堂区两个教堂的信教群众，总人数约1500余人，即使考虑到近一半的年轻人在外务工，信教群众仍然6百余人，而神父同时担任省天主教两会职务，虽然个人对文字编辑、神学理论研究很有兴趣，但是基本上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从事相关工作。另一方面从人才培养实施角度来看，坚持政府主导性和宗教组织主体性互相结合的科学培养存在困难。S省宗教局2016年制定《教职人员三年培训规划》以来，按省、市、县三级分层推进培训工作，在旗帜鲜明地支持爱国组织开展工作上取得了效果。与此同时该省天主教修道院成立十多年后由于内部原因于2013年停办整顿，对于立足省情培养具有综合文化素养、精深宗教学识和较强理论研究能力的宗教人才来说是一种缺憾，与新时代背景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中国化历史使命要求存在差距。

三、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主体因素

无论是制度、方法还是队伍，都是当前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过程中客观存在而且必须直面和重视的难题，究其“难”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如果从推动这一过程向前发展的内在构成因素来看，主体因素是影响、破解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难题的关键。

一是各级党委政府坚持正确引导、保障工作不偏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宗教工作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的准。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中主要承担积极引导角色，把好工作方向、构建制度保障、拆解任务、调配人员、总结评估。深刻认识宗教中国化是一项长久之功，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合理安排干部、严肃考核评估，有助于避免搞运动或工作形式化，形成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的工作氛围，扎实推进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

二是宗教干部积极落实、确保引导“有方、有力、有效”。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宗教工作干部是任务的直接落实者，也是与各级宗教团体、宗教场所教职人员、信教群众直接接触最多的人员，其积极主动性、能力素质、方式方法，往往决定具体工作的质量效果。

三是宗教团体和教职人员是宗教中国化的主体实践者。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纽带，一个区域、一个宗教场所的宗教工作是否开展顺利、能否取得成果，关键在于宗教团体和教职人员思想觉悟、影响力。

四是相关理论研究人员是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促进者。这些研究者可能是基层宗教干部、宗教教职人员、统战理论研究者等，他们直接从事或接触基层一线状况，具备一定理论研究能力，能够关注、反思、总结基层宗教中国化实践的经验或不足，可以为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五是基层信教群众是宗教中国化实践的最终体现者。宗教中国化的成果是要落实到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行动中，这是宗教中国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积极发挥主体因素作用推动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

宗教中国化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人是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主体因素，要始终将解决人的思维问题、提升人的能力问题、发挥人的作用问题放在首位。

一是要发挥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引导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以追求共同富裕、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和“重德、贵和、尚义、淑世”(6)牟钟鉴：《如何深入理解“坚持中国化方向”》，《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3期，第18页。的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宗教界热爱祖国、拥护国家制度、遵守法律规范、服从国家最高利益、弘扬优良传统。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强化服务意识，完善宗教事项审批制度，支持宗教团体落实民主办教，提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党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是要发挥宗教团体、宗教界代表人士的主体作用。宗教团体和领袖加强神学思想建设，促进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互鉴融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完善民主办教体制机制，将依法治国理念贯穿到宗教团体规章制度建设中。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办好宗教院校，培养品德修为好、宗教造诣高、政治觉悟高的宗教人才队伍。创新社会服务方式，开展慈善帮扶助力全面小康，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引领文明社会风尚。宗教教职人员阐释教规教义要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正确引领广大信教群众行在宗教中国化的大道上。

三是要发挥理论研究者的助推作用。深入研究宗教中国化理论，从根本上说清楚宗教中国化内涵、实质、意义，为宗教中国化理解破解思想困惑，助推党委政府和宗教界形成最大共识。积极调研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各个层面、诸多环节、不同因素的互动关系、影响作用，提出有借鉴意义的可行性路径和实践方法。提供研究成果，总结经验、反思过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四是从根本上发挥基层信教群众推动宗教中国化的践行作用。认真学习宗教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提高自身综合文化素质，提升是非辨别能力；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中国好公民。认真学习教义教规，运用宗教教义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同时自觉摒弃不符合时代社会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与“去中国化”“宗教极端化”作斗争，成为新时代中国的守法信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