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韵晨 李听晨 陈艾芳*

西学东渐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也是转折阶段。在西学东渐这个大环境和背景下，陈植作为出国留学并回国的代表之一，他创造的造园学于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研究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西方学说有着相当大的文化差异。明末直至民初时期，中学仍然以封建生产关系为基础，而西学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明朝末年，中方开始学习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文明阶段的西学，“西学东渐”逐渐产生。“西学东渐”有两个时间段——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前者是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而渐渐开展的，后者则是在近代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封闭大门之后，随着军事、经济、文化的渗透而逐渐展开。早期的“西学东渐”通过介绍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技术，将一种新颖独特的异质文化导入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西方文化的水乳交融开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场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积极意义[1]。中国人借此得以开阔眼界，见识到了全新的西方文化世界。虽然早期因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西学东渐不得不中断，但其仍对中国近代社会形态的转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还表现在思想变革、教育文化发展、科技引进等方面[2]。

近代“西学东渐”又可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以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文化；治国的“基础”是“体”；“西学”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用”是治理国家的手段[3]。“中体西用说”是晚清学术界评价、联系中西文化最为流行的说法[4]。此时，西学的传入不再依靠传教活动，而是通过报纸杂志。至此，中国近代思潮又有了更深刻的演进。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从反抗、排斥到逐渐接受、从表面到内心、由浅入深的变化过程。学习西方，客观上来说对于先进技术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近代教育得以迅速发展，并涌现了许多优秀人才。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改善，新型教育体系在此影响下得以形成，它涵盖了废科举、兴学校、留学大潮、学部设立、学制改革等方面。其中，留学大潮为中国人才储备提供了保障，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和意识培养有着启幕的作用。在这期间，大批人才留学海外，汲取西方文化养分，这些有志青年怀揣着对祖国的热爱，出国留学，归国服务，在各行各业开辟属于自己的一方土地。陈植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众多学者中最早接触造园学的。

1 陈植于中国造园学发展的贡献和意义

1.1 造园学启蒙及奠基

陈植于1899年6月1日出生在上海，因其聪明细心，被保送至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林科，在校期间展现出极大的天赋，于毕业次年留学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深造，专攻造园学和造林学。陈植在恩师本多静六教授处看到了明末吴江计成所撰的《园冶》，并了解到“造园”这一学科出自于《园冶》这本书。教授认为书中造园见地十分精妙，于是向日本乃至世界造园界呼吁使用计成所创“造园”一词，因推广成功，世人大都认为此词源于日本。而猛然得知“造园”源自祖国的陈植，认识到中国造园艺术的美学价值，决意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园林①据陈植自述，自1921年在东京见到《园冶》刻本开始，他就对中国造园传统典籍进行系统的校注和研究。其中包括：《记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氏》（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十六号，1944年）、《筑山考》（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十七号，1944年）、《清初李笠翁氏之造园学说》（东方杂志第四十一卷第十号，1945年）、《明末文震亨氏的造园学说》（1979年）等论文，注释计成的《园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1988年／2006年）、文震亨的《长物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84年）以及《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等专著。，希望中国传统造园艺术和造园技艺的精华能够传承下去，古为今用[5]。

1928年夏天，陈植邀请众多知名学者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造园学学会——中华造园学会，并编纂“造园丛书”，这对中国风景园林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2年年初，他完成了中华造园学会“造园丛书”之首著——《造园学概论》的书稿，并交付商务印书馆。这是中国唯一一本关于园艺的专著，被列为“大学丛书”[5]。《造园学概论》开创了中国造园学的先河，全书共四编：第一编为总论，论述了造园学的意义；第二编为造园史，论述了中国、西洋与日本的造园史；第三编为造园各论，论述庭园、都市公园、天然公园、植物园、公墓和都市美；第四编为结论，论述了国内造园的近况及对于我国教育和造园行政之见解[6]。可惜变”爆发，书稿在日本人的轰炸下毁于一旦，陈植只能借助讲课用的讲义重新进行编写，这才使得《造园学概论》重现于世。同年，历尽曲折后，中国建筑学会影印并出版了于清代失传的《园冶》。

20世纪50年代，陈植开始注释《园冶》一书。为力求保留原书的真实特色，他曾与多名学者共同增补，相互订正。当时国人大都认为“造园”是日本首创，为纠正大众这一误识，陈植特在《造园学概论》一书中详细说明了造园学的来源，以加深国人对造园学的重视与研究[7]。同时，还对造林学进行了细致的解释，认为这是一种利用土地之美进行系统建设的知识。他坚持造园学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与多门学科专业有交集，应作为专门的学科专业独立存在[8]。可以说，陈植的一生是致力于园艺学科建设的一生。

1.2 为造园学正名

陈植曾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南昌大学、华中农业学院。1955年以后，他在南京林学院任教并工作到终老。值得提及的是，陈植在任教期间曾进行了一场极具争议性的学术论战，即“造园”和“绿化”的专业名称之争[5]。自中国引入“Landscape Architecture①美国第一名园景建筑家欧姆斯特德，于1860年首创“景观建筑”一词（Landscape Architecture），取代赖普顿习用的“风景园艺”(Landscape Gardening)，他的深远影响导致美国今日“园景建筑”专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造园史纲·九·美国》)”这一概念开始，“造园学”一直是这门学科的中文翻译。虽然首先使用这一翻译的是日本，但“造园”一词确系源自中国古籍，甚至可以追溯到元朝陶宗仪撰写的《曹氏园池行》。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该学科被列为中国大学园艺、林业和建筑系的正式课程[9]。“造园”一词一直沿用。然而，1956年，因政治原因，高等教育建设借鉴苏联。依据列宁格勒（现彼得格勒）林学院教学纲要，“造园”被更改为“绿化”，专业名称变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10]。这一行为遭到了相关学者的一致反对，陈植正是其中一员。为此，他发表了《对我国造园教育的商榷》一文，坚持选用“造园”这一专业名称，“造园”源自中国文化，是民族传统艺术的积淀，选用“造园”亦是一种国粹复兴[5]。在《论造园与绿化》与《论绿化》中，陈植都强调了专业名称必须能够体现该专业的特点和内容。他认为“造园”是祖国文字，使用祖国原有的词汇能更好地反映这一学科的内涵，并实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而“绿化”一词与专业内容极其不符，应坚决反对[5]。后来，“园林”取代“绿化”一词，成为这一学科的专业名称，而“造园”却没有得到正名，陈植的意愿依然没有实现。

即便如此，陈植并没有放弃，一如既往投入于造园学的正名事业，为造园学作为专门学科独立存在而持续奋斗。他坚持恢复使用“造园学”作为专业名称，为此发表诸多文章论证[8]。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年趋八旬的陈植依然笔耕不辍，于1978年10月撰写《对我国造园事业几个问题的再商榷》，此后不久又发表了《“造园”词义的阐述》《“造园”与“园林”正名论》和《改革我国造园教育的商榷》等论文，反复捍卫“造园”这一名称[5]。同时，还多次致函林业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等，向各方提出自己的建议②陈植相继完成《关于南林增设造园系专业的意见》（1979年）、《建议南京林业学院应增设造园专业致林业部雍部长书》（1981年）、《为发展我国造园事业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书》（1982年）、《为改革我国造园学教育致林业部长书》（1985年）、《致国家教育委员会函》（1986年）、《对部定造园学改革计划的管见》（1986年）等。参见：陈植《陈植造园文集》（1988年）。。

陈植在生活中严于律己、待人谦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与人争论，但是在学术建设上，他坚持捍卫正确的观点。他认为名称选用是原则问题，造园是对学科的高度概括，而园林仅是其中一种类型，两者绝不能含糊。他始终坚持学术的严谨性，试图防止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而阻碍造园科学的发展。

然而，直到陈植去世，“造园学”这一名称也没有恢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园林学科国际交流的深入，学科内容已超出传统园林范畴，不在局限于古典的庭园、花园和公园设计，进而发展到街道、风景名胜、国家公园等区域环境的设计和规划。在这一背景下，孙筱祥提出“风景园林”一词以反映该学科在内涵上的丰富变化。“风景园林”由此取代了“园林”，“造园学”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大概是老先生一生的遗憾，但这也是一种必然。陈植的“造园”理念更适用于旧中国的学科建设，随着国情的改变与时间的飞逝，继续坚持反而成了一种阻碍。即便如此，老先生一生的努力仍值得肯定，他为中国园艺奠定了基础，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参与了世界科学森林研究，为当代风景园林学科的继续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3 于造园学发展的意义

陈植对造园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对造园学的内涵和特点进行探索，为其正名和独立进行论辩，还体现在促进该专业的对外交流。他曾发表《国际造园事业的动态》《国际造园教育》等文章，将国外造园经验引入国内，以促进专业的中外文化交流。多年以来，陈植为中国的造园学和风景园林学科贡献众多科研成果，并不断推动着学科发展进程，是中国造园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他对造园学的学科建设有着完整的系统性的考量[6]。

2 西学东渐于造园学发展的背景意义

中国的科学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度是世界的领导者。许多科技成就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却十分艰难与曲折。无法否定的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变法运动均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现代西方科学，特别是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正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继而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之后，实业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了迅速地发展。在这种大环境氛围的衬托下，学习新知识，开创新技能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期盼。这些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深造，并在回国后对中国的科教文卫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出现一个留学高峰，大量青年学生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涌向欧美和日本（其中到日本的又占多数），这些人回国以后有半数以上在新型的学堂中教书，是我国现代大学的第一代教师。。中国造园学就是在此背景之下诞生的。可以说，“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造园学的诞生和发展，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代造就英雄，个人主体在历史的发展阶段顺势而为，对国家、民族有恒常的责任心，对自己的专业领域一丝不苟、锲而不舍、勤而行之必然最终有所建树。

在“西学东渐”的宏观背景下，大批的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应时而出。陈植作为其中一员，深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从客观上说，优异的成绩、优越的家庭、国家层面政策的支撑、潮流的促进等一系列原因使他出国留学获得造园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为中国造园学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前提；从主观上看，科教兴国、为国献身、积极进取等精神支撑着陈植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有志知识青年成长成一位中国造园学先驱。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有很多的知识青年出国留学，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了回国为中国的科教文卫事业作出一番贡献。有些人因为国外优越的环境、优渥的生活，选择了滞留国外；但仍有一部分人，在学成后，不受国外优厚的条件和待遇等因素影响，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毅然选择了归国。这正是爱国主义情怀，以德树人的典范。陈植回国时，虽然没有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先进的研究设备，但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家国情怀支撑着他和他的造园学。陈植对于中国造园学的贡献与意义不仅在于他开创并维护了这门学科，还在于他作为归国报效祖国的成员之一，代表了那一代人爱国进取、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陈植所具备的勤奋学习的学者风范、笔耕不辍的研究作风、孜孜以求的探求精神、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是他留给后辈的精神遗产，对中国造园史有着深远而深刻的意义。

陈植为了一生热爱的专业与学科付之以不懈的努力，他致力于弘扬中国造园历史和遗产的研究，集其毕生心血撰著《中国造园史》。《中国造园史》是中国古代造园精髓，是传承科学、传承知识、传承文化、传承精神的重要专著，对中国园林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通过了解中国古代造园之精髓，可以对世界园林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11]。

总趋势上，西学东渐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输入至中国，使当时腐旧的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大批人才为了祖国而前往海外深造，这一批留洋学者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到个人，陈植对于造园学的坚持与不懈努力使中国造园学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近代中国林学之中脱颖而出，作为风景园林学科而独立存在。在西学东渐之基础下蓬勃发展，并与中国林学互相推动、共同进步。可以说，中国风景园林学正是在他的建构、推动和影响之下，走向正轨，系统化的风景园林学科也逐步得以完善。

3 结语

西学东渐这一背景，为陈植造园学奠定了宏观背景基础。陈植对造园学的贡献则不仅体现在对造园学的内涵及特点所进行的探索上，还体现在其为造园学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上，其为学科正名和独立所进行的论辩客观上促进了该专业的本体发展及对外交流。可以说，他为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基础。时至今日，陈植之于造园学的意义，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