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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化思想的演进及相关问题探讨

2019-03-02杨旭

外国语文 2019年1期
关键词:构式语法语境

杨旭

(贵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0 引言

人类语言都具有共时上内在变异的特征和历时上易于演化的特性。正是基于构式的变异和演化的中心议题,语言认知维度上的描写在共时和历时上均被广泛使用。就构式语法当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国外诸多的认知语言学家主要把研究视角聚焦于构式历时维度的使用、认知与演化方面的探讨(No⊇l,2007;Fried,2008,2013;Gisborne,2011;Hilpert,2013;Trousdale et al.,2013;Traugott &Trousdale,2013)。历时构式语法研究已成为构式研究的主要方向。构式历时维度的研究早有论述,诸如Lehmann(1995)和Hopper 等(2003)探讨了邻近的构式语境对特定表达式会产生多种语法项的功能;再如Bybee(2010)以词汇和语法之间存在的连续体模式探讨语言结构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的演化过程。

1 构式化思想的演进

早期历时语言学研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把语义、句法、形态或者音位的变化看成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以及模块式的演化现象。构式化研究将语言使用的真实环境作为语言结构变化的认知基础,描写构式语境制约下语义-句法-形态的统一性或以词汇-语法连续体作为表达手段的形式和意义配对的功能。构式化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索绪尔(1959)的“语言符号论”和Hudson(2007)的词语法(word grammar)思想。

1.1构式化对语言符号系统论的继承与发展

索绪尔把语言的研究对象划分为几个范畴,如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等,其中语言的共时层面和内部结构的研究成为索绪尔关注的中心议题,为当代语言学发展和体系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语言符号系统论认为,语言的意义主要来源于与其所处系统中其他符号的表征关系。从这个角度理解,表征特定意义的符号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会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很难找到语言之间所具有的共性。语言符号系统论将语言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看作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系统。而且语言符号的功能与其系统中的其他符号处于对立的关系,语言符号与语言使用的关联性不大。因此,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就只停留在共时层面和单个词汇自由使用的维度上。索绪尔的符号系统论尚未关注语言系统外的社会认知属性,忽略了语言的意义主要来源于人与世界交互认知的社会实践行为。

构式化是构式形式和意义的形成与演化(文旭 等,2016)。构式化的研究继承了语言符号系统论中内在的核心要素,同时又扩展了语言符号系统论的研究范围。构式化强调构式的使用引起了构式形式或意义的变化,构式化的发生离不开构式的使用,主张语言结构的变化是由语言使用引起的(Barlow et al., 2000;Bybee,2010)。构式化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符号系统,而是一个多层级的语言网络认知系统。该网络系统拓展了索绪尔(Saussure,1959)提出的单个词汇间相互依存的系统,强调语言结构网络的动态性、整体性和交互性。构式化不仅扩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研究系统,而且也深化了认知构式语法和激进构式语法的理论体系,采用基于使用的语言演化观和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来探讨构式的演化路径和特征,把语法的基本单位看成构式,主张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规约化的配对(Goldberg,1995)。构式化的核心观点有:(1)语义结构不依靠派生的形式直接映射到表层的句法结构(Goldberg,2002);(2)语言结构存在多节点的构式网络。这些节点以继承关系的形式进行连接。上位层级构式体现下位层级构式的特征并通过构式的类型得以预测(Langacker,1987);(3)跨语言的变异甚至方言的变异受一般认知方式的影响和特定构式类型的制约(Croft,2001;Croft et al.,2004;Bybee,2010;Goldberg,2013)。

1.2 构式化深化了词语法思想的运用

词语法(Word Grammar)的主要思想是由Hudson(2007)提出的。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认知概念网络,复杂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都会存在配对的认知关系。在语言的网络系统中,这些配对关系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在语言的网络结构中存在诸多的语义节点,它们连接着语言系统内部符号的表征功能和语言系统外部说话人在认知语境下信息结构交互建构的功能。构式化再现了词语法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它不只是描写语言结构发生微观变化的部分,而且还可以洞察并厘清整个语言结构宏观演化的总体特征。因此,构式化的整体论思想超越了传统的语言模块论中精准界限的说法,突破了语言结构是“语法和词典义相加”的片面观点(Hudson,2007: 59)。

构式化深化了词语法的研究范围,建构出全面的、系统的语言演化理论体系,其整体性的网络思想可概括为(Traugott et al.,2013: 44):(1)构式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并呈现出一定的层级性,较强的图式构式允准下一层级构式的出现。构式类型的图式越多,其允准度和概括性就越强。(2)构式的变化由说话人和听话人通过动态的、交互的认知方式影响构式维度的表征。但是在构式网络中人们尚未建立起新节点,只是说话人的识解方式影响到构式形式或意义某个方面的变化,形成构式演化。(3)构式经历一系列的渐变演化之后,建立新的节点和连接关系,产生“新形式-新意义”的配对,形成构式化。(4)构式位于词汇和语法之间的梯度(gradient)之上。语言使用者在这一梯度上进行连续的、规约化的选择和重构,是构式化产生的主要方式和前提。

2 构式化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当代语言学的理论研究不再处于只是以描写为主的初始阶段,而是致力于在描写的基础上力争做到对语言观察的充分性、解释的充分性和描写的充分性。在这种研究背景下,构式化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均发生了变化,其研究范式也势必发生改变。原有的语言演化研究范式不再适应当前语言发展的需要。同时,构式化在深度研究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需要澄清的问题。

2.1如何识别构式化中节点的问题

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认为,语言是一个整体系统,语法的任何层面都不存在自主或核心的说法,而语义、形态句法、音位以及语用等因素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构。说话人产出的语言结构和听话人对语言结构的加工是紧密相关的,其产出与加工的过程会影响构式网络中的节点。构式化中节点的形成可以通过瞬时构式化和渐变构式化来阐释(Traugott et al.,2013: 91):(1)听话人听到某个语言结构,并依据已有知识对其加以分析,发现它与之前的一般规则不匹配,从而诱发新结构的产生。(2)听话人产生的语言结构与构式网络中的节点存在某种联系,说话者会使用新的联系重建语言结构。由于新的语言结构尚未被规约化,因此,新的微观构式不会产生。(3)如果听话人经历类似构式识解的过程,那么规约化的结构则有可能会被激活。听话人把语言结构做出的推理与构式网络中节点的意义联系起来,在特定语境下使用该语言结构的一部分,并把语言结构重复的部分作为语块使用。说话人在重复的过程中倾向于最初形态和新分析意义之间的规约关系,从而导致已有结构的形态句法和新结构之间的不匹配。由于规约化的作用,构式演化已发生,但尚未在构式网络中形成新的节点。说话人只有在规约化的基础上产生“新形式-新意义”的单位,形成新的节点,构式化才会发生。鉴别构式化的节点主要在于把握构式网络中节点的终端意义和互连点之间的语义关系(文旭 等,2016;刘瑾 等,2017)。实际上,构式化中的节点本身就是一个图式构式,它会触发多种构式形式和意义的出现。

2.2如何澄清构式化中的机制问题

语言使用者如何从历时角度建构一个新的表达式并提供可选择的心理路径,这是历时语言学家探讨的问题。构式化探寻这一思路并解析其心理表征的机制和动因。构式化的机制主要回答“how”的问题,寻找构式化产生的方式,而构式化的动因主要回答“why”的问题,侧重于探究为何发生构式化。学界普遍认为,传统的语言演化机制主要是重新分析和类比。Traugott(2013:38)等使用“新分析”(neoanalysis)和类比化回答这两个问题,并强调类比思维和解构(parsing)是启动构式演化的过程,是构式化的主要动因。人们在话语建构中需要多种认知方式才能实现稳定的结构表达,新分析和类比化则有可能成为构式化的主要机制。他们使用新分析替代重新分析的原因是:一个尚未具有内化构式能力的语言使用者以不同的方式去识解说话人产生的构式,重新分析是不会发生的。严格来说,说话人不可能重新分析自己不理解的结构,只是使用不同的结构进行表达。

Lightfoot(1999)认为,重新分析在语法化研究中倾向于宏观层面的演化,而“新分析”无论是微观形式的演化还是微观意义的演化都能对语言结构的变化产生作用。Fischer(2007)认为类比在语法化中主要起着聚合和重组的作用,能较好地对语言的使用进行在线处理。De Smet(2009)也认为类推是语言演化的主要机制。因此,Traugott(2010)等为了避免动因和机制间的模糊性,把类比思维的过程和类比机制区分开,认为类比思维与形式和意义方面匹配,可以产生演化,也可以不产生演化。相比较而言,类比化是演化的机制或过程,它引起以前不存在的构式的意义和形式进行匹配。就结构而言,它会引发现有的或者已有结构的不同维度的分析,而新分析则会导致新结构的产生。然而,Traugott等对构式化机制的论述只局限于新分析和类比化,因为构式化应该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如隐转喻(metaphtonymy)和主观化同样会引起新构式的产生,可以看作构式化的主要机制。隐喻和转喻之间相互作用形成隐转喻。它们的相互作用会引起新构式的出现,并基于使用频率的增加产生构式化。

2.3如何看待构式化中的语境问题

语境对新构式的产生具有触发的作用,是语言演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Bergs(2009)等将语境视为语用和话语的重叠界面。然而,构式语法的语境是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体系,它以不同的方式在构式中产生作用。语境是开放的、动态的、交互的以及内化的语言系统。语境推理是构式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构式的产生是一个有意向性、主观性和目的性的交互认知活动。从说话人对构式的选择到听话人对构式的识解,语用推理在多种层面都起着作用,诱发构式的意义或形式呈现具体化和多样化的特征。构式化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动态语境的驱动。语境的驱动可以触发说话人有目的地选择某种构式或预测某种构式。构式和语境之间的互动体现为“再语境化”的过程,具有适应性和交互性。说话人和听话人在社会心理调适的作用下选择对应的构式表达式,从而使话语随着语境的变化发生改变,并向有利于实现交际目的的方向推进。语境的变化又会激活语言使用者的背景知识,进而选择新的构式表达式。构式语境的自然选择、连续渐变以及单向循环的规律会触发部分语言结构的语用化(pragmaticalization)和习语化。构式化的语境离不开语用化和习语化,因为语用化、习语化的连续性渐变是构式化产生的重要因素。

2.4 如何融合构式化研究中多种方法的问题

构式化是多种研究思路的融合,其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过这些方法之间各有自身的优势,形成一定的互补性。首先,构式化倡导构式搭配分析法。构式化在构式语法的理论框架下探讨构式演化,运用构式主义方法研究构式系统演化的规律及特征。这种方法采用精确的统计方法获取丰富、翔实的自然语料,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通过比较构式空槽中词素与构式的关联度,我们可以较好地观察构式演化的规律。其次,构式化充分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有机结合对构式历时研究有较好的互补性,可以把个体层面的微观变异分析和社区层面宏观变异的定量分析相融合。定量的方法主要运用语料库研究的方法,观察构式演化的频率和固化程度等问题。Hilpert(2013)使用该方法探索英语构词和句法构式演化的频率和规律。定性的方法主要有内省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前者主要对构式演化系统进行深入分析、建构理论和提出假设,后者则在纵横交错的构式体系中把宏观的构式演化和微观演化加以观察和分析,透过动态的、变化的、复杂的语言现象了解构式化的规律。Traugott(2013)等则运用定性方法分析构式化的规律和特征。最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语言形成于人类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共时状态的研究可以印证历史演化的轨迹。因此,要了解一个语言结构并对其进行阐释,就必须先了解它的历时演化规律(Bybee,2007:945)。正如Givón(1979:12)所言:如果不去考察语言历时的演化过程,就很难理解共时句法结构。总之,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研究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要研究构式化的特点,就不能忽视对每一个共时系统的描写与解释。只有把它们根据研究对象进行整合,才能全面、整体地了解某种研究对象是如何发生构式化的。

2.5如何厘清构式化中构式固化的问题

语言模块观导致了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忽略了语言和非语言共有的心理认知基础。虽然大多数心理语言学家已经把研究的焦点聚焦于语言结构和语言规则的描述,但是他们的关注点还是集中在研究语言行为的表现以及语言神经认知的基础上,忽略了语言潜在的影响力和心智表征。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秉持基于使用的语言观和复杂适应性的语言思想,探讨在语言知识的涌现和储存中一般域的认知能力对构式的建构作用。

Langacker(1987:59)认为,人们对语言结构的认知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的固化程度(entrenchment)。语言结构的不断使用会对它的固化程度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如果语言结构长期不被使用,那么它的固化程度就会降低。由于重复使用的缘故,一种新的语言结构就会逐渐地固定下来,达到语言单位的稳定程度。语言结构使用的频率是构式固化的主要因素(Bybee,2010)。实际上,固化是语言结构经历了一系列的认知过程后才完成的,主要表现为说话人心智中的记忆巩固,语块的形成和自主化。除了这些认知过程外,固化还表现为说话人对语言结构表征的影响,既有语言结构产出的状态,也有语言结构的结果状态。说话人完全可以掌握这两种语言结构,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单位进行使用。不过这种单位的使用不需要各个语言成分之间的有序排列,也不需要说话人创造新的结构,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机械地操作,掌握语言结构的固化单位即可。

Schmid等(2016:24)把构式固化看成人们交际知识的不断重组和适应的过程,它受语言接触和使用的影响,也受到一般认知域过程的支配和社会环境因素的驱使。具体来说,构式固化的过程包含了三个方面:(1)简单的语言成分或结构与复杂的语言成分或结构表征的程度不尽相同;(2)语块的固化程度引起语言加工中认知单位整体上的有效性;(3)易变图式构式的重组和涌现提供了语言能力生成所需要的路径。依据Langacker和Schmid等人的主要论断,构式固化可以成为构式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看成构式化发生的一个因素。但是,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有待进一步探索。

2.6如何弄清构式化中连续体的问题

关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研究,学界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二者产生的过程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诸如它们会影响特定语段的表达,它们不只是单个的词汇清单以及它们涉及某种语义的磨蚀和融合等。最近语言演化研究转向构式研究的角度,旨在调节词汇化与语法化之间的争论。构式演化观宣称词汇化和语法化都涉及一种新规约化的形式-意义配对,而这种新的语言符号就作为语言演化的一个主要部分。同时构式语法极力推崇词汇和语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梯度关系,且各种类型的多重词汇表达式在它们之间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从词汇的角度来看,多重词汇表达式的研究已表明词汇模式是由不同程度的固定搭配的语义关系构成的。从语法角度来看,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语法模式是在不同程度的图式性结构中实现的。可以说,词汇结构与语法结构在抽象程度的不同层面存在着显著的关联性。词汇结构与语法结构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交互作用,但是这种交互的方式在词汇符号与语法符号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形式和意义的差别。因此,我们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着相互不同的演化过程。

2.7如何建构汉语韵律语法的构式化研究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韵律构词法、韵律句法、语义地图等都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学界不仅从句法内部阐释和描写韵律语法的现象,而且还从历时认知层面寻找韵律产生的理据。构式的形式不仅包括形态与句法的特征,还包括音系与韵律的特征。因此,韵律是构式形式和意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形态和句法相互作用可视为构式演化的过程,而产生新的构式本身就是构式化。

2.8如何阐释进化论视角下的构式化研究

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观把语言结构看成人类在交互过程中意义的识解过程,即语言的意义和结构是有机体在交互过程中建构的。语言结构的涌现是在社会语境中语言实例使用的再现。这就意味着只有在社会语境下通过交互意义的识解我们才能把语言结构恰当地示例化。早期人类原始语是通过特定的构式化(ad hoc constructionalization)才得以实现的。原始语的涌现,主要是依附社会语境的认知能力和基于语用的意义识解能力建构出来的。构式在交互中涌现,成为稳定的语言结构,并通过构式化的过程在交互的语言社区中普遍使用。如果构式涌现中的交互认知因素被视为原始语产生的前提,那么构式在交互过程中的认知基础和生物属性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Pleyer,2017)。

进化语言学可以融合历时构式语法的研究思想,是构式化研究的一种新思路。从进化论视角探索构式化的产生,既是构式语法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历时与认知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式语法主要探讨构式的演化路径、机制及其动因,以发现构式产生和演化的规律为宗旨,进而揭示人类的认知能力,这与进化语言学的研究思路是一致的。从进化论角度探寻构式的产生,以揭示构式形式与意义演化的特征与规律,已成为构式化研究的中心话题(杨旭,2017)。因此,进化论视角下的构式化研究主要关注以下课题:构式为何会发生演化,发生了怎样的演化,其演化的机制和动因是什么?类比化、新分析、梯度性、渐变性、瞬时性、交互性、适应性(adaptation)和扩展适应性等因素对构式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3 结语

构式化建构了认知语言学历时研究的范式,搭建了基于使用的构式演化模型,突破了传统语言演化研究中词汇和语法离散的状态,把词汇化、语法化和构式化看作一个连续体,实现了语言演化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Traugott,2014),有助于揭示语言演化的规律和共性。构式化作为一种新兴的语言演化的研究方法,其理论解释力需要跨语言研究的反复检验,其研究维度需要在语言的多个层面不断地融合和扩展。构式化的整体论思想和连续体的研究路径开辟了语言演化研究的新范式,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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