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锐，马莉莉，陈 璇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演化的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界定为互补匹配过程中各层级人力资本比重逐步动态调整并最终实现向高级化演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结构的互补匹配性和动态演化两大特征。基于此，本文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以表征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程度，通过199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这一外生冲击构建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通过推升技术进步引起产业升级和促进人口集聚形成城市化而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为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各地不应脱离本地经济发展阶段而简单地增加高级人力资本比重，而应在遵循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注重不同技能人力资本的互补匹配性和不同层级人力资本比重的动态调整。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是高质量经济发展要旨所在。在知识经济时代，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内生化的重要因素，有利于实现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也是解决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以劳动者质量的提高来弥补劳动者数量的下降(Fleisher et al.，2010)。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Manuelli and Seshadri，2014)，为实现经济发展需要大力倡导并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然而，部分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甚至是显著负向关系(Pritchett,1996；张欢等，2018)。由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并未有效区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因此从理论上无法直接推导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级人力资本一定优于初级人力资本。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存在一些看似合理的政策举措，例如“人才强夺”战中大城市只注重吸引高等教育人才，在人力资本匮乏的地区通过建立开发区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这些政策是否遵循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是否符合新时代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涵？其有待论证。进一步讨论，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只强调高级人力资本的偏向性人才政策是否合理？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结构的演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些问题对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紧迫性。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考察，发现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部分学者基于人力资本结构存量视角，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忽视了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Fleisher et al.，2010；Manuelli and Seshadri，2014；台航和崔小勇，2017)。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不同，对人力资本结构的需求也存在差异，基于存量视角无法有效地反映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人力资本结构需求的异质性。第二，已有文献只考察了人力资本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却忽略了不同类型人力资本之间的协调和匹配所引致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Teixeira and Queiros，2016)。基于缺陷一，刘智勇等(2018)提出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从整体角度刻画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并实证验证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区域间发展差距。然而，刘智勇等(2018)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概念、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实证检验中的内生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丰富相关概念、机制和实证检验，可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1)基于演化的视角提出人力资本结构演进这一概念，并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作为其表征变量；(2)基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的两大特征，探讨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演化机制，即产业升级和城市化；(3)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这一外生冲击构建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的工具变量；(4)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二、理论分析

(一)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概念界定

自Schultz(1961)提出人力资本以来，大量文献开始考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不同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异质性的。为了更有效地反映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情况，刘智勇等(2018)提出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概念，“通过调整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各类人力资本协调发展，使初级人力资本比重逐步下降，高级人力资本比重逐步上升，以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力资本需求的过程”。此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概念反映出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比重的变化，但是并没有刻画出不同类型人力资本之间的协调、协同和匹配关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人力资本结构演进这一概念：通过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初级人力资本逐步向高级人力资本演化，并保证不同技能类型的人力资本之间能够有效匹配，进而促进各类人力资本协调、协同发展，以满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

(二)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不是指单纯的高级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也不是简单利用第三方力量将初级人力资本直接转变为高级人力资本，而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对人力资本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优化，以实现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适应，不同技能类型的人力资本之间的有机互补和匹配，最终实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最大化。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是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阶段三者相互作用，实现人力资本结构不断演化的过程。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初级人力资本比重较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同时必须注重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培育，以保证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以推动产业升级；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人力资本比重得到显著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但必须注重对初级人力资本的保护，以提供高质量、私人订制式的非生产性服务。如果忽视人力资本结构的演化规律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匹配关系，容易形成只注重高等教育的理念，而忽视其他层次的教育问题，出现教育过度，一方面压低高等教育者的回报率，另一方面出现严重的人才外流。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本不同层次比重的变化，通过产业升级、城市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图1揭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具体从两个方面予以阐述。

1.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具有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实现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首先，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具有促进技术创新、推动技术升级的作用。人力资本体现的是劳动者的质量，具有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教育形成的高级人力资本具有强大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开发、运用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更多依赖于R&D，而R&D则依赖于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高级人力资本。伴随着高级人力资本比重的提高，全社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会得到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也就越高，越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其次，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具有形成适宜技术的作用，而适宜技术能够最大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具有形成适宜技术，以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需要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人力资本。大量的初级人力资本则可以有效地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其要求的技术水平则倾向于初级技术，通过经验积累和干中学就可以有效地实现技术升级。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需要大量的高级人力资本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以提供更加准确的科学并运用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之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再次，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实现迂回分工，促进产业结构多样化。人力资本结构演进过程中，初级人力资本比重逐渐降低，高级人力资本比重逐渐提高。初级人力资本受限于技能水平，无法实现分工的迂回效应，产业结构单一化。高级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创新能力高，可以有效地实现分工的迂回效应，实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图1 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演化机制

2.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城市化。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有利于实现人口集聚，加快城市化进程，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首先，高级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外溢性。虽然网络技术时代实现了信息的网络化传输，可以实现远距离的空间交流。但是信息的网络传输只能解决编码知识的交流，而无法解决默会知识的传输和交流。默会知识的传递需要采用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而面对面的交流往往是新思想产生的源泉(藤田长久和雅克-弗朗斯瓦·蒂斯，2015)。同时，知识溢出效应具有空间局部性，即知识的溢出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扩大而下降。高技能型人力资本虽然具有更高的流动性，但受限于默会知识的面对面交流和知识溢出效应的空间局部性，高技能人力资本必须选择集聚。随着高技能人力资本比重的提高，高技能人力资本的集聚程度越来越高，城市化水平也就越来越高。其次，高技能人力资本与低技能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人力资本结构演进要求高技能人力资本与低技能人力资本之间有效匹配。城市化需要增加高技能人力资本，以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提高城市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化也需要增加低技能人力资本，因为城市的竞争力和活力来源于城市的多样化(Jacobs，1969)，即需要高技能人力资本在城市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也需要低技能人力资本在城市从事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尤其是非生产性服务业。当高技能人力资本和低技能人力资本各自专注于各自最适宜的行业时，分工的专业化水平才会不断地得到演化，实现生产率水平的最大化，促进经济增长。随着高技能人力资本比重的提高，越需要低技能人力资本为其提供高质量的非生产服务。因此，高技能人力资本和低技能人力资本的互补性，必然要求高技能人力资本和低技能人力资本的共同集聚，进而推动城市化。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技术升级推升产业升级和基于人口集聚促进城市化两个方面的机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体现了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比重变化的演化规律。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城市化的影响，体现了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结构的匹配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三个假说①：

假说1：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假说2：人力资本结构演进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实现经济增长。

假说3：人力资本结构演进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实现经济增长。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研究之目的，本文实证研究首先考察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考察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本文的基准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1)

其中，lnPergdpi,t表示人均实际GDP，lnHstruci,t表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Controli,t表示相关控制变量，μi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ξi,t表示随机误差项。

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形成内生性偏误，导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有偏。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表现在：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物质消费会得到极大地改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第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层次会不断地提高，更加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继续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技能水平；第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扩大对教育、培训等方面支出比例、覆盖范围和质量，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演进。为克服内生性偏误，构建外生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估计。具体而言，本文借鉴陈斌开和张川川(2016)的做法，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方程如下：

(2)

公式(2)的被解释变量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nHstruci,t)。核心解释变量为反映1999年高校扩招对各地区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影响程度，Reform1999反映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1999年及以后年份Reform=1，其余年份为0；lnEnrolli,t-4表示各地区滞后4年的高校招生规模。如果该地区高校招生规模越大，意味着该地区高等教育人口规模也就越大，人力资本水平也就越高，高校扩招政策对其影响也就越大，预期ϑ1>0。选择利用高校扩招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工具变量，原因有三：(1)高校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高校招生规模和全社会高等教育人口比重；(2)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更具有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更具有从事非农职业且居住城市的倾向；(3)高校扩招政策不受当时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外生性。

实证检验的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效应。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化两个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利用Hayes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化两个机制，具体设定估计模型如下：

(3)

(4)

(5)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人均实际GDP(lnPergdp)。根据经济增长指数，将名义GDP调整为以1995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利用实际GDP除以总人口，得到人均实际GDP。

2.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nHstruc)作为表征变量。本文参照刘智勇等(2018)的方法，即借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方法进行测算。具体而言，首先，构建人力资本空间向量；其次，选择基准向量；最后确定权重。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按照受教育程度将人力资本分为五个等级，即大学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和未上过小学。以各等级人力资本比重作为空间向量分量，从而构成一组五维人力资本空间向量，即X0=(x01,x02,x03,x04,x05) 。

第二，确定基准向量，以X1=(1,0,0,0,0) 、X2=(0,1,0,0,0) 、X3=(0,0,1,0,0) 、X4=(0,0,0,1,0) 和X5=(0,0,0,0,1) 作为基准向量。然后计算人力资本空间向量与基准向量的夹角：

(6)

第三，计算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7)

其中，Wj为权重。遵照刘智勇等(2018)的设定，大学及以上的人力资本权重设定为1，即W1=1，依次递增，W2=2 、W3=3 、W4=4 和W5=5 。θ值越高，说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程度越高。基于演进的视角测算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不在于反映不同人力资本比重的绝对水平，主要在于不同层次人力资本比重的相对变化情况，体现了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

本文虽然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概念进行了深化，但并未改变其本质含义，也无须改变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的测算方式。原因在于，刘智勇等(2018)所采用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的测算方法内含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动态演进和互补匹配两大特征。从简化后的公式(6)看，不同教育层级人力资本比重相除已经充分考虑了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互补匹配关系。因此，本文是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方法和人力资本结构演化过程，而在刘智勇等提出的概念基础上加入了人力资本结构互补匹配特征。

3.中介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lnIndstruc)。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其测算方法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方法相似，此处不再赘述。城市化率(Urb)，采用非农人口比重，而非城市人口比重。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在于实现劳动力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演化，反映的是劳动力行业间和行内再配置，而非单纯的空间再配置。

4.控制变量。投资率(Kr)，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GDP。财政支出(Gov_rate)，采用财政预算支出除以GDP。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金融发展规模(Fs)，采用存贷款余额除以GDP。

原始数据来源如下：GDP、地区总人口、产业增加值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财政预算支出、进出口总额、人民币汇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地区存贷款余额来源于历年的《中国金融统计年鉴》；非农业人口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比例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高校招生规模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本文使用的受教育程度比例仅限于就业人员，而非《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其原因在于后者在统计上包含了在校生，扣除在校生比重使得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更为准确，降低测量误差；第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并没有报告2003年以前各地区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按各地区高等学校比例将全年招生规模分配到各地区。本文样本期间为1996-2015年，样本个体为31个省(直辖市)。

图2 基本事实分析

(三)基本事实分析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人力资本结构演进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而促进经济增长。图2给出了假说2和假设3的简单证明，即人力资本结构演进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上面两个图给出的是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下面两个图给出的是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表1 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基准检验

注：(1)圆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的P值；(2)***、**、*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3)模型3中的估工具变量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的滞后一阶，模型4和模型5的工具变量为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与各地区滞后4年的高校招生规模之积。下同。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基准检验

本文首先利用公式(1)检验假说1，即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表1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显著为正。考虑到异方差、自相关等和内生性偏误问题，分别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和迭代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模型3中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的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所得到的估计结果与模型1的估计结果并无显著的差异，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人力资本结构演进表现为低教育人口比例逐渐降低，高教育人口比例逐渐提高，最终步入高等教育行列。根据前文的分析，采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并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工具变量，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利用公式(2)和(1)，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模型4和模型5所示。模型4单独考察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可知，DWH值高度显著，说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属于内生变量。一阶段F值远远高于10，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这一外生冲击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来看，在利用工具变量之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更大，即人力资本结构高级指数提高1%，人均实际GDP对数值将提高27.55%，显著高于模型1的固定效应结果。说明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显著地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从而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更大的促进作用。模型5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估计结果进一步提高。

综合表1的模型1-模型5表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显著地促进了人均实际GDP，人力资本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演进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1999年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演进，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更大促进作用。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不断演化，从低技能劳动者到中技能劳动者，再到高技能劳动者，层层递进，实现人力资本结构的演进，进而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证明了假说1。

从表1的相关控制变量来看，投资率、对外开放度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在本文的模型中再次证明了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中的两大特征：投资和开放。政府支出比重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再次证明了政府的过度干预不利于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规模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其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存在金融压抑和所有制歧视导致金融结构扭曲，从而扭曲了金融发展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刘瑞明，2011)；第二，金融发展规模衡量的是金融机构的存款情况，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可知，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匹配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低，金融机构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重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股票等金融市场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重要(Lin et al.，2009)。

表2 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稳健性检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表1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2报告了相关检验结果。模型1将用公式(8)测算得到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替换公式(6)和(7)测算的结果：

(8)

hstruc值越大，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就越大。模型1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与人均实际GDP显著正相关。模型2以就业人员中高等教育学历比重除以非高等教育学历的比重(cstruc)替换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结果依然高度显著为正。模型3和模型4分别考察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需要说明的是，模型3的估计系数小于模型4的估计系数，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反映的是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演变而非绝对值，虽然东部地区高等教育人员比重更大，但是其并没有注重各层次教育人员比例匹配和动态演化过程，只注重高等教育人员的引进而忽视不同层次教育人员匹配和动态演化，而中西部地区虽然高等教育人员比重较小，但是其各层次教育人员比例匹配和动态演化更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模型5考察了2003年以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表2估计结果，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显著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表3 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机制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

注：(1)工具变量1为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与各地区滞后4年的高校招生规模之积，工具变量2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滞后一阶；(2)模型6的一阶段F值中，前一个是工具变量1的统计量，后一个是工具变量2的统计量。

(三)作用机制检验

1.机制检验之一：产业结构高级化。根据公式(3)-(5)，利用Hayes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实证考察,主要采用固定效应(FE)、可以广义最小二乘(FG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估计分析。从表3中模型1-3的估计结果来看，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从模型4-6的估计结果来看，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估计系数均小于表1中相应估计结果的系数，表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一中介效应是存在的，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实现经济增长。综合表3可知，人力资本结构演进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为3.16、0.94和9.22，与之对应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2%、14%和32%。人力资本结构演进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较大，尤其是在采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这一外生工具变量后中介效应更大，进一步说明提高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更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因此表3的估计结果论证了假说2。但是不能因此就推论出，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单纯地进行大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数量，而忽视各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禀赋。

从控制变量看，各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1的结果一致，其中，投资和对外开放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政府过度干预或不正当干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同样地，金融扭曲导致的金额发展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化的结果，而非外在力量的随意干预所致。遵循经济规律，注重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向高级化演进，实现经济内涵式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2.机制检验之二：城市化。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机制为城市化，基于人力资本的互补性和外溢性而形成的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从表4中模型1-3的估计结果来看，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对城市化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能够实现人口的集聚，加快城市化进程。从模型4-5的估计结果来看，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和城市化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估计系数均小于表1中相应估计结果的系数，表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城市化这一中介效应是存在的，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显著地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实现经济增长。模型6的估计结果中，城市化估计系数不显著，Sobel检验结果表明该中介效应通过了检验，说明在使用工具变量之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化机制是存在的。综合表4可知，人力资本结构演进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分别为4.1、1.46，与之对应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30%和21%，说明城市化是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表4 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机制检验：城市化效应

表4 (续)

注：(1)工具变量1为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与各地区滞后4年的高校招生规模之积，工具变量2城市化率的滞后一阶；(2)模型6的一阶段F值中，前一个是工具变量1的统计量，后一个是工具变量2的统计量；(3)模型6的中介效应中的Sobel检验的z值为5.19，P值为2.109e-07。

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刚刚达到60%左右，按照国际经验，此时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然而，从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当下推行的相关政策来看，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城市化进程快于过去一段时间。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阻碍了人口集聚。另一方面，当前各大城市推出的外来人口落户政策，均偏向于高等教育者，而鲜有涉及非高等教育者。这些政策的推行，严重忽视了人力资本结构外溢性和互补性。首先，各地方争相出台吸引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在这种恶性竞争下，必将导致高技能劳动者空间分布的分散化，不利于高技能劳动者集聚而形成外部溢出效应；其次，各地方只出台吸引高技能劳动者的政策，并没有意识到人力资本结构的互补性，即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的互补性，必将限制城市发展规模，进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因此，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结构演进通过促进城市化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必要改变当前人才抢夺的恶性竞争行为，否则必将阻碍城市化进程，削弱城市竞争力，进而抑制经济增长。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演化的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的内涵，即通过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初级人力资本逐步向高级人力资本演化，并保证不同技能类型的人力资本之间能够有效匹配，进而促进各类人力资本协调、协同发展，以满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既包括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比重的动态变化，又包括不同技能人力资本之间的有机协同和匹配。然后基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的两大特征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促进经济增长的演化机制，即基于技术升级推升的产业升级和基于人口集聚促进的城市化。最后，通过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并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这一外生冲击构建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并且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而促进经济增长。

在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在人力资本方面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比重是存在差异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低级人力资本比重较大。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人力资本比重较大。这种差异的变化是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阶段三者内生演化的结果。因此，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和中西地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是存在差异的。最近兴起的人才强夺战，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规律的。第二，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是一个匹配和互补的关系。不同技能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提升一个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过程中，不应一味地追求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比重，而应该在提升高技能人力资本比重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低技能人力资本的保护。同样地，人才强夺战中只关注了高技能人力资本的引入，却忽视了对与之具有互补效应的低技能人力资本的关注。因此，各地区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在遵循本地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有序地推进低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的演化，同时也要注重高技能人力资本与低技能人力资本之间的有机互补和匹配关系。

注释：

① 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催生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会促进城市化。伴随着低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转变，产业结构从低技术产业结构向高技术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进而促进城市化。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和互补性，形成空间集聚，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多样化城市的形成，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如图1中的虚线所示。但是本文并不考虑两个机制的互相影响关系，而是分别考察两个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