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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实锤

2019-02-28卢江良王源源

科学24小时 2019年1期
关键词:良渚古城遗址

卢江良 王源源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已有5000多年的文明。但是,这种说法也受到了疑古思潮的冲击和国外学者的质疑。因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成熟国家是夏朝,由大禹的儿子启所建立。而夏朝大约处于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距今只有4000多年。同时,由于中国的神话传说被认为是神话的历史化,这使得许多学者对夏朝之前的三皇五帝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不过,随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的逐步发掘,这些质疑逐渐消解,“良渚文化遗址”也成为学术界公认的,能够证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

良渚文化遗址惊现人间

良渚,义为水中美丽的小洲,这是一个充满江南水乡地域特色的名字。的确,和其他江南一带常见的小镇一样,它是一个山清水秀、物阜民康的地方。近几十年来,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镇,受到越来越多考古学家的关注,中外史学界、考古学界将其视为古文化圣地,“良渚”也从一个小镇的地名成为文化遗址的名称,乃至史前文化的一个类型。这一切的改变还要从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现说起。

1936年,杭州古荡老和山出土的一些石器,引起了当时一些考古学家的注意。同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进行了试掘。据文献记载,此次试掘开探坑3个,仅获石器6件、陶片3块,另采集石器10余件。但这可以看作是良渚遗址发现的开端。

当时,西湖博物馆馆员施昕更参与了此次试掘,他的家乡就在良渚镇。他发现,出土的石器看上去很熟悉,过去在家乡似乎见到过类似的器件。于是,他便在良渚镇一带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并采集到石铲、陶片以及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

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间,施昕更先后3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良渚镇附近的棋盘坟、横圩里等6处遗址进行试掘,出土了大批黑陶和石器。此后,他根据那次发掘完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的撰写。

后来,由于日寇入侵、连年战乱,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迫中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才开始持续进行,并陆续出土了诸多文物,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195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鼎提出“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这一说法,认为良渚等遗址出土的遗物独具特色。自此,“良渚文化”得以正式命名。

此后,相关考古不断进行。20世纪80年代起,良渚遗址发掘迎来了辉煌期。

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在良渚镇一个叫反山的地方发掘出11座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大墓。那次出土玉琮、玉璧、玉钺等3000多件玉器,是迄今良渚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反山1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通体高8.9厘米、整器重约6.5千克的玉琮,是出土玉琮中最大的一件。玉琮内圆外方,四面各琢刻一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兽面的两侧各自浮雕着鸟纹。这件玉琮形体宽大、纹饰独特,是良渚文化的玉琮之首,被称为“中华玉琮王”(本刊2018年第5期曾有報道)。与“玉琮王”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被称为“钺王”的玉钺。这件玉钺器身呈“风”字形,两侧略向内凹,左右不对称,玉钺一侧有双面对钻的小孔,玉钺的上角刻着一个神人兽面纹,和“玉琮王”的图案如出一辙。在出土的其他玉钺上均未发现有这种神人兽面纹,因此它成为当之无愧的“钺王”。

那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令考古学家们不胜感叹,其中“玉琮王”和“钺王”的出土更是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在良渚文化时期,玉琮和玉钺分别象征着王权和军权,能够用带有神人兽面纹的玉琮和玉钺陪葬的墓主人,在当时肯定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墓主人会是这个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吗?如果是的话,统治者的权力中心又在哪里呢?

良渚古城惊世亮相

反山墓地发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7年,距离反山5千米的瑶山遗址又有惊人发现——12座墓葬共出土玉器700余件。瑶山发掘还发现了一座祭坛。至此,余杭良渚、瓶窑、安溪、长命等4个乡镇30多平方千米范围内共发现40~50处良渚文化遗址。专家们认为,良渚是一个遗址群,也是一个部落聚居区,这意味着良渚文化研究开始由点向面跨越。

良渚古城宏大的营建场景(图片由良渚博物院提供)

同年,为配合104国道余杭段的扩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施工所及的区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在距杭州市西北约25千米的莫角山发现了大片的夯筑基址,同时还发现了3排东西向排列、每排间距1.5米的大型柱洞遗址。根据这些柱洞和夯筑基址,专家们判断这里一定有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很可能是良渚时期的宫殿。这又令专家们提出了新的疑问——如果莫角山遗址真的是一所宫殿遗址的话,这附近应该有一座规模庞大的城,那么,这座城的城墙在哪里呢?

2006年,考古专家在莫角山遗址西约200米处发现了一条史前河道。经过发掘,专家们发现这条史前河道呈南北向,宽40余米,专家们判定这应该就是古城的护城河。随后,考古专家们在河岸上又接连找到了黄土夯筑的城墙,在黄土的下面还铺着一层比较圆滑的石块。专家们推断,这应该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以及外郭。

由于古城的面积实在太大了,城内的主要设施在经历了5000年的沧海桑田之后,早已不再是昔日的模样。自2007年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野外考古。他们在莫角山遗址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其东西南北4个方向都发现了古城墙遗址遗迹,并且每面城墙上各有2个城门遗迹。至此,一个庞大古城的主体结构逐渐清晰起来,这座古城东西宽接近1700米,南北长1900米,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达到800万平方米。

专家推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最中心是30万平方米的宫城,也就是今天的莫角山遗址,是良渚国王和王后的居所。围绕宫城的是300万平方米的皇城,居住着协助国王管理国家的权贵臣属。外围是80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反山墓地遗址就处在这个范围内。经专家考证,这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营建最考究、配置最高级的古城,许多方面已具有初期城市的特征。很快,有考古学家提出,良渚古城的发现意味著当时存在一个“良渚古国”。也就是说,在夏朝之前,中国还有很长一段存在国家文明的历史。

良渚新发现震惊中外

2009年,杭州市余杭区彭公村旁的一个小山包上出土了大量的草裹泥包。草裹泥,就是用蒿草将青泥包裹在里面,与如今的防洪沙袋十分类似,一般用来垒筑堤坝。考古专家对这些草裹泥包中的草进行了“碳-14”测定,结果显示这些草的年代超过了5000年。也就是说,发现草裹泥包的这处小山包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山体,而是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堤坝遗址。这个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多年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水利史的开端源于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的传说,而有实物证据的大型水利工程则是兴建于公元前214年的灵渠、公元前246年的郑国渠以及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可是,这些水利设施都只有2200年左右的历史。

随后,考古专家在这条堤坝遗址的附近又发现了5条古堤坝遗址。这表明,早在5000年前,良渚先民便借助自然山体的起伏,在那里修筑起了厚度接近100米,海拔30米以上,总长度超过500米的大型水利工程。截至2015年,考古专家们在良渚古城周围共发现了11条水坝遗址,其中塘山堤坝上还出土了几座良渚晚期的墓葬,这更加证实了水坝修筑于良渚文化时期。

经过测算,良渚外围的水利系统所涉及的范围超过了100平方千米。专家推断,良渚古城周围的多条水坝在当时首先起到防洪的作用,同时还兼有灌溉农田的功能。因为这些水坝都有形似水渠的构造,应该是当时的农田灌溉系统。

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很多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V字形破土器等。这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2012年,考古专家在莫角山宫殿区东侧的斜坡上,发现了埋藏有1.3万千克碳化稻谷的大型灰坑H11,这在其他遗址中是很罕见的。专家推测,这些碳化稻谷很可能是宫殿粮仓着火后被废弃的堆积物。

数量如此巨大的碳化稻谷遗存,说明当时的良渚古国已经获得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可以说,良渚文化是在稻作农业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文化,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制陶、琢玉、纺织等手工业趋于专业化,其中琢玉业尤为发达。

良渚文化遗址中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从其出土的墓葬和土建工程中可以看出当时已建立的社会等级和分层。因此,国家文物局的专家认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2018年1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玉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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