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其国

车站“相亲”与被“相亲”

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他的笔名。他祖籍江西，于1895年11月生于福建。沈粹缜生于1901年，苏州人，她是家中长女，10岁那年随大姑母到北京，读完小学后进刺绣学校学习。她20岁时，被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杨卫玉选中，被聘为校美术科主任。此时沈粹缜风华正茂，青春美丽。一时间上沈家为粹缜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对方多为家道殷实的商人。可沈粹缜偏偏看不上商人。直到1925年的一天，校长杨卫玉给她介绍对象。杨校长说，对方“是一个文人”，身上决无铜臭，“和他组织小家庭，可以完全摆脱封建礼节的束缚”。这样的对象应该是沈粹缜愿意接受的。但杨校长告诉她，对方有过短暂婚史，现丧偶。他请沈粹缜郑重考虑后再作决定。

杨校长为沈粹缜介绍的正是韬奋。

不久后的一天，杨校长乘火车去上海公干，沈粹缜同行。车抵上海，出站时，杨校长一边张望，一边对沈粹缜说，韬奋今天要去昆山办事，他现在车站，你们可以先认识一下。话音刚落，沈粹缜就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目光深邃、一脸文气的男子匆匆向他们走来。

事前毫无所知的沈粹缜，对这次“相亲”也没怎么介意，只是觉得“十分可笑”。她揣测杨校长和韬奋一定早有“预谋”。但实事求是地说，她对韬奋最初的印象不错。而韬奋对她是“一见钟情”。沈粹缜后来回忆道，“此后不久，杨卫玉先生陪同韬奋到我工作的苏州女子职业学校和我第一次正式见面”。“这时正是蝶飞莺啭、落英缤纷的江南暮春时节”。

韬奋的感情则更热烈。自这次见面后，他常给粹缜写信，几乎一周两封。沈粹缜说，“他在爱情方面，不仅热情洋溢，而且也能体贴人，还很风趣”。比如韬奋有时会用苏州话给粹缜写信，后者阅读时常常忍不住哑然失笑，平添不少情趣。相信在这样的互动交流中，韬奋也会告诉粹缜他曾经的经历，包括第一次婚姻。

韬奋的父亲和一位姓叶的同事曾同在福建省政界共事，“他们因自己的友谊深厚，便把儿女结成了‘秦晋之好”。但韬奋一不满意叶小姐没进过学校，二不满意包办婚姻，他与叶小姐都没见过面、说过话。

可是韬奋反对没用，双方家长不同意，叶小姐本人也秉持“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非韬奋不嫁。由于彼此坚持，事情一直搁着。直到韬奋离开学校进入职场，对于那位痴情女子于心不忍，终于同意结婚。后来举行婚礼，双方家庭都接受了韬奋的“新派”——不举宴、不收礼、婚礼用茶点。韬奋事后很感念老岳父对他的包容。当然，尤其让韬奋内疚和感动的是，婚后“天性本来非常笃厚”的妻子对他的一腔真爱。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还不到两年，妻子因一场突然袭来的伤寒症，不幸香消玉殒，英年早逝。

妻子病逝后，韬奋才真切地感受到她在他心中的分量。他回忆道：“她死后的那几个月，我简直是发了狂，独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处，在灵前对她哭诉！……这种发疯的情形，实在是被她待我过厚所感动而出于无法自禁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动中，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韬奋这种真诚对待感情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沈粹缜。1925年7月，他俩请了几位双方家人，先到苏州留园照相，然后按当地习俗，交换订婚戒指，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后，韬奋去苏州去得更勤了，每周必去看望粹缜。有时早车来，晚车走。大多是周六晚到苏州，夜借宿旅馆;星期天和粹缜游苏州园林，晚上赶回上海。沈粹缜后来回忆道：“这大约半年左右的恋爱生活，在韬奋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半年后的1926年元旦，他俩假座上海永安公司楼上“大东酒家”，举行了婚礼。

是爱人也是战友

婚后，出于为妻子考虑，韬奋原想在苏州安家，而且已租下了房，甚至都布置好了。但沈粹缜觉得韬奋每周一次奔走在上海与苏州太费时，她知道丈夫惜时如金，所以在她的坚持下，最后退掉租房，到上海安家。为此粹缜還辞去在苏州女子职校每月60元薪水的职务。她说：“命运既然把我和韬奋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和韬奋也就共着同一个命运了。”

婚后不久，韬奋开始接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并任主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其时韬奋堪称“光杆司令”;既是“老板”，又是“伙计”，还兼任其他多种重活，如采写文章、写各种专栏、跑印刷厂、校对……“他对这个刊物真可说像一个母亲对婴儿那样倾注了全部感情、心血和精力”。（沈粹缜语）

韬奋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读书。而且生活有规律，爱整洁，每月薪水全数交给妻子，依赖妻子理家。而在妻子眼里，放下工作，韬奋在家里是一个说话风趣、喜欢逗乐、和蔼可亲的人。尤其是他俩有了孩子后，韬奋每天晚饭后总要和孩子玩一会儿才进工作室。孩子长大一些，一日三餐韬奋便要其自己动手。但在有些方面，如何教育孩子，他与粹缜也有矛盾。如粹缜不让孩子吃零食，不赞成给零花钱。韬奋则认为应该给孩子零花钱，这可以让他们随时买一些学习中需要的东西，可以从小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在教育问题上，韬奋也是责无旁贷，二儿子嘉骝有一次因古文没背出被老师责打哭鼻子时，韬奋认为老师做得不对，他没有责怪孩子，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就去学校向老师提意见。

韬奋在这类事上特较真，而在另外一些事上，则特别“天真”。比如他不会数钱（铜板），乘电车辨不清站点，他要求孩子生活自理，自己却很不会料理……沈粹缜为此也检讨自己“在婚后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间”，“把悉心为他（韬奋）料理一切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就愈发增长了他的依赖程度”。当粹缜一旦意识到“人是需要在实际生活中锻炼的”，她就开始有意识地对韬奋“放手”。果然，这样一来，尤其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占香港，韬奋先于家人被迫流亡到东江纵队后，他不但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帮助粹缜到山溪中为孩子们洗衣服和做其他各种杂事，以至让妻子觉得“他好像突然变得能干多了”。

在妻子的精心打理下，那时出入韬奋家的朋友，都赞誉他们家充满温暖和幸福。沈钧儒曾回忆道，那时沈粹缜“随时随地，协助（韬奋）先生，平时家庭融和快乐，故（韬奋）先生得一心专注于著作”。

沈粹缜也觉得，他们“那时的家庭，对韬奋来说，就好像一个美丽而平静的港湾，他安静地泊在那里，仍然按照他自己的路子，专注地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自己心爱的感兴趣的工作——编辑他的《生活》周刊。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前，该刊每期发行量只有2800份，且多为赠送。后来在韬奋手上发行量猛增至逾15万份！以至它所从属的中华职教社“深知道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允许它独立”，于是《生活》周刊脱离职教社，另组合作社，产生了生活书店。它的业务发展到全国分支店达42所，先后出版书籍1050余种。

这样的业绩，韬奋是如何做到的呢？且听他自述：“我接办（《生活》周刊）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也很注意。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他又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和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头痛击”。

当然，更主要的是，韬奋办刊，把握住了如何契入社会脉搏。如“九一八事变”，国难临头，全国震动;东北义勇军喋血抗战，消息传到上海，生活周刊社代收读者捐助前方款项，数量达12万元，创下抗战中以刊物代收民众捐款先例，这些就是“时代的要求”和对“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的回应。

1943年春开始，前一年韬奋被发现的右耳慢性中耳炎症日益严重，在上海经医生详细诊断，确定为癌症。当年5月进行手术。关于术后情况，医生并不乐观。为避免敌伪加害，韬奋曾换过5家医院，并一度住进朋友家。此时沈粹缜一双善刺绣的手，又学会了为丈夫打针，以随时护理丈夫。这一切都给了韬奋力量，他在病中以顽强的毅力，写作《患难余生记》。谁能说，这其中没有爱情的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