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宵，谢鸿昆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战略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达成，我们应乘胜追击，继续努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习近平在报告中还提出“两步走”战略，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两步走”战略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指导方针，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需要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即一般性和特殊性，为明确“两步走”战略的具体化路径和方向提供理论助力。

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代国家建设共有的一般属性，也就具备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2]153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确保合理的现代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实现现代国家民主。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与关键。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结构合理与否、完备与否、进度快慢都将对现代化国家建设产生巨大影响。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维度包括构建横向与纵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结构这两个子维度。

合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结构离不开合理的纵向结构，即合理的治理层级，具体包括中央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3]纵向结构构建更多地体现了制度规范建设和组织规范建设，是横向结构构建的理论逻辑基础。构建合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纵向结构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建设完善的制度体系以规范制约各治理层的权力；其次，明确各层级之间权责并形成动态调整机制，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最后，同步协调各层级治理能力建设。这样中央治理能及时接收关键信息并做出宏观治理决策，地方治理能够正确传达宏观治理决策并合理安排本地区事务与经济发展，基层治理能够实现直接民主的群众自治；各层级之间有顺畅的信息沟通反馈渠道，行政流程完善，行政成本大幅降低，社会稳定指数增长。此外，各治理层级内部也存在着横向治理结构。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在权责分明的前提下应做到有效合作，从而获得系统优化效应。

横向结构构建主要包括合理的结构支撑点构建与五大领域协调建设，具体是：建设具有良好互动关系的政府、市场及社会关系，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等领域。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系已经难以处理现代社会中涌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现代化的多元互动的治理体系应运而生。现代化治理体系结构有三个支撑点，即政府、市场和社会。合理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结构即在这三个支撑点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以解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组织失灵问题。[4]这三者之间的互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且这三者的力量对比在面对不同问题时有着不同的变化指标。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力量对比应随时根据资源配置需要而变动；面对社会矛盾，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政府的干预之间的力量对比应根据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进行调整；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也应根据社会的发展程度进行相应的调整，适当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与公民自治能力，节约市场资源；社会可以成为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第三方力量，为政府与市场动态互动提供相应的帮助。三个支撑点之间采取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通过谈判达到自动协调的目的。[5]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发展总布局，为构建合理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结构提供了领域布局方面的指导。具体来说，合理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结构涵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以及生态环境领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对治理领域布局不断做出合理调整，从最初的侧重经济、“经济现代化”，到十六大报告中的“三位一体”，到十七大报告中的“四位一体”，再到十八大报告中的“五位一体”，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践中摸索、在实践中进步。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横向结构构建和纵向结构构建并不是两个孤立的、没有交集的维度，在沿着各自的理论、实践逻辑发展的同时，二者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合理的纵向结构构建可以为横向结构的构建提供支持，使横向结构的构建更为顺畅，减少横向结构构建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两个维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时空界限。现实中这两个维度是同步进行、同时展开，有着各自的侧重点；实践中要注意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既要将构建纵向结构置于优先地位，同时又要合理安排横向结构建构的进度与其内部各领域、各支撑点建设的先后顺序与力度。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如果说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回答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规则、领域、着力点等国家治理的“制度规范”与“前提条件”问题，那么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要回答的则是“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使现代化治理的效果最优化问题。与国家能力比起来，国家治理能力主体多元，以最优治理效果为衡量标准，以法治为前提和手段。法治的前提是现代化制度的确立。因此，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维度包括现代化制度形成能力建设、实施与调试能力建设及借鉴与创新能力建设这三个子维度。[6]41

法治是现代化治理的前提与手段。根据魏治勋的理解，决定与影响现代化制度形成能力的因素主要有：背景因素、需求因素、参与者素质因素、自由度因素。[7]背景因素是特定时期的国家发展阶段与国际环境等历史条件及受历史条件影响而形成的国家目标偏好。历史条件给现代化制度形成能力限定了范围，国家目标偏好则为现代化制度形成能力指引了方向。需求因素主要是社会的制度需求程度，与公民素质和民主化程度息息相关。公民素质高低决定了公民的制度需求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公民表达需求时的理性程度，民主化程度决定了公民制度需求是否有高效的正当化渠道。参与者素质因素主要是政府官员对社会需求的反应能力，也反映了国家对社会智慧的提取能力。自由度因素主要是国家在利益集团压力下的自主性程度以及超越利益集团利益压力的程度。现代化制度形成能力建设应在明确当前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的前提下，确定适宜的国家目标偏好；借助培训等方式及时更新公务员知识，采取灵活化的方式培养公务员能力，提高政府对社会的制度需求的敏感度和反应速度；不断提升国民教育水平；不断增强民主化程度，优先建设、完善有关民主制度，确保民主对现代化制度形成能力建设的积极作用可以及时发挥并逐见成效。

现代化制度实施与调试是现代化制度形成的逻辑延续，其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中心环节。在科学完善的科层制和合理的治理结构支持下，现代化制度实施与调试能力还受参与人员素质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此处人员素质指多元治理主体中所有参与治理人员的素质，体现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正是因为民主化程度的大幅提高，参与人员的组成趋向复杂化，人员素质容易参差不齐，易出现不同利益群体素质差异巨大的情况，对现代化制度实施与调试能力提出较高要求。[8]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可预料的事件对现代化制度的挑战。各种具有针对性的突发事件将使现代化制度体系处于不断改善的动态调试状态，相应的现代化制度实施与调试能力也将处于持续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从而满足弹性化治理的需要。现代化制度实施与调试能力的建设可以从提高参与人员的素质和建立动态反应机制入手。具体来说，应提升政府公务员的业务能力；着重提高社会组织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社会组织与社会人员的准入门槛，改善目前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全面提高公民素质，改善当前教育资源不均衡现状。建立针对突发事件的动态反应机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作出反应的同时，及时反馈现行制度存在的不足，反馈结果可以为现代化制度的调试提供第一手资料。

众所周知，借鉴吸收别国发展经验并加以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借鉴他国经验可以减少探索道路中的弯路，在此基础上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则是探索道路“不跑偏”的关键。同理，这一成功经验可以应用于现代化制度建设之中，这便对现代化制度借鉴与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不确定因素也对现代化制度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要求借鉴创新主体具有良好的鉴别能力，对本国制度需求具有清晰理性的认识，并对本国现代化建设方向有着准确的把握等等。现代化制度借鉴与创新能力的建设需要首先提升制度鉴别能力与学习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他国制度，能够鉴别制度的优劣、学习到不同优秀制度的精华。可从建设“学习型国家”、“学习型社会”入手，[6]43自上而下推进全社会的制度学习能力提升。

综上所述，现代化制度实施与调试能力是现代化制度形成能力的逻辑延续，现代化制度借鉴与创新能力是二者的逻辑前提。围绕现代化制度借鉴与创新能力，现代化制度形成能力使现代化制度体系化、动态化，现代化制度实施与调试能力将现代化制度付诸实践并不断改善。现代化制度借鉴与创新能力是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与关键。此外，全方位提升治理主体素质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特殊维度

我国现代国家建设还有着自己特殊的属性，即特殊维度，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以及现阶段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发展目标所决定的。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以及现阶段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发展目标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因此，作为后发国家，其现代国家建设的特殊维度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规定了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性质；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现代国家建设以发展与民主为目标导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维度

历史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更遑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及时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启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开始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维度。这一特殊维度，首先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上。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揭示的“两大规律”为重要依据，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以“两大规律”为重要依据，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有效规避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种种消极影响。[9]5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维度更体现在“中国特色”上。“中国特色”有三个层次：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代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历史形态；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特色”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模式；“中国特色”还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形态相比具有质的区别。[9]6具体说，“中国特色”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采取现代市场经济形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国有经济和国家调控的主导地位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我们应始终坚持反映我国实际的“中国特色”，从而理性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可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性质，另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体现了国家建设的科学性。

(二)发展与民主目标导向维度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从十九大报告和我国当前社会现实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以发展与民主为目标导向，且发展与民主这两个目标导向不可偏废，应统筹兼顾、各有侧重。

一方面，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来看，虽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然而我国的发展依然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且作为后发国家，我国依然承受并将长期承受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压力；[2]156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催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导向，并决定了其长期性与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目标导向将长期以经济发展目标为主，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为我国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增强国家能力是当前发展目标导向的必然要求，它可以有效凝聚国家权威，集中社会资源，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效率；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身兼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应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也方便了国家对经济运行的主动调节，为国家能力的增强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另一方面，在看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的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发展的重大成果带来的积极意义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民众的民主诉求也随之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也需要更广泛深入的人民民主，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体结构完善、国家治理参与者素质提升提供可能性；“李普赛特假设”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的分析表明，民众一旦脱离贫困，其政治诉求就会显著提升，而民主将赋予现代国家治理以形式、程序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在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民主目标导向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必然。法治建设是民主目标导向的必然要求，它可以确保民主的制度化；2018年3月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10]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现已提上日程。

发展目标导向与民主目标导向并不是割裂存在的，发展目标导向必将促成民主目标导向的生成。在现阶段，发展与民主两个目标导向不可偏废，发展过程中不忘民主，民主过程中不懈怠发展，两个目标齐头并进，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尽早实现。

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的统一

如上所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和特殊维度之间存在着差异，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中这双重维度之间难免会互相抵触，发生冲突，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的统一、二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对尽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的统一不但有理论依据，也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因素的影响。

(一)双重维度统一的理论依据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的统一，有赖于在其认识论来源中明确其内在联系的理论依据，也有赖于借助正确的指导理论对这双重维度本身及如何统一这双重维度有正确认识。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实践的客观认识，并反过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调整、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在我国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是对现代国家建设在不同时空所呈现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反映。洛克曾在其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中提出：“我们如果把一种事物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存在的情形，同其在另一种时间和地点时的情形加以比较，则我们便形成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观念。”[11]一方面，现代国家建设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有着不同的实践形式；另一方面，不同的实践形式因具有共同的现代国家建设属性而被统称为现代国家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作为现代国家建设在当代我国的实践形式，便因现代国家建设在不同时空所呈现出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而相对应地具有双重维度。其中，一般维度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同一性相对应，代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现代国家建设的共有属性；特殊维度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差异性相对应，代表着现代国家建设在当代我国所具备的特殊属性。

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一发展着的复杂实践活动，应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统筹兼顾的同时关注其不同发展时期的重点，以此来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是现代国家建设同一性的表现，具有相对稳定性，与他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来说，我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许多经验理论可循。然而作为后发国家，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国家建设中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即社会矛盾多发并发，现代国家建设具有被动性、急迫性，与其他国家国情迥异而难以借鉴其建设经验。同时，部分后发国家生硬借鉴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却频频遭遇危机，这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特殊维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复杂社会实践活动中，其特殊维度是现阶段的重点。但是，一味地重视特殊维度可能会产生教条化的恶果，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失去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属性。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中，也应兼顾一般维度建设。此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动态的社会实践，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双重维度的统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前提下，也应注意用动态的眼光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双重维度的统一。

(二)双重维度统一的关键因素

除了正确的理论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的统一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民主因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因素共同构成了双重维度统一的关键因素。

政党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在实行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我国，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作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2]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双重维度统一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以及组织领导，这种全方位的领导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双重维度统一的必要条件。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民主专政、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正确处理了当时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这两重维度之间的冲突，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步。[13]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中顺利迈进。

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中的重要因素。在以韦伯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现代国家理论中，民主因素长期被忽视，而这种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公民权利空前增长而逐渐消失，民主一度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志性因素。虽然当前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受到民粹主义的冲击，但仍不能否认民主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关键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中民主同样处于关键地位。同时，民主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特殊维度中的重要因素。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组织形式和民主-国家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另两重维度，[14]而在我国现代国家建设中，民族-国家的建构由于多种原因远快于民主-国家建构，这使当前在我国构建起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成为重中之重，亟需注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民主-国家建构。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的，民主需求与发展相伴而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展飞速的同时，民主愈发成为急迫的现实需求。总之，民主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特殊维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和特殊维度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民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统一的核心。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般维度和特殊维度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对一般维度的把握有助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寻找世界范围内现代国家建设的共性，学习、掌握现代国家建设的普遍规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减少建设过程中不必要的弯路，缩短建设进程；对特殊维度的把握则有助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不忘初心，紧密结合我国实际，坚持社会主义，总结出一条具有针对性的后发国家建设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更具世界意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