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韦

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位于南京明孝陵神道之首的是石狮，这也是狮子首次居于帝王陵墓石刻首位。狮子曾广泛分布于非洲、欧亚和北美大陆，亚洲狮原产于美索不达米亚，主要生活于西亚和南亚，东亚地区则有虎而无狮。非本土动物的狮子，却极受中国文化的追捧，从帝王到民间、从庙堂到陵墓、从古代到现代，均不乏其姿彩各异的身影。

“狮子”为古代波斯语音译，在中国古文献中常写作“师子”，最早出自《汉书，西域传》，其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这段记载的背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后，西方的物产和文化不断传人中国，狮子也作为贡品来到了中国。

也有观点认为，虽无狮子之名，但中国人知道这种猛兽却很早，先秦文献中即可找出记载，不过那时称作“狻猊”或“狻魔”。如《穆天子传》載：“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子，亦食虎豹”。郭璞还对《尔雅·释兽》“狻魔”条注：“（狻魔）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封牛及师子”。唐代颜师古也说：“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狮子还称“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兢，虎鸣也，一日师子”。

可以明确的是，东汉之后狮子的进口不绝于载。路线基本从伊朗、印度经过阿富汗和中亚，再从新疆进入中原。这种千里迢迢一站站运达的猛兽，数量自然稀少，故常作为贡品豢养在皇家苑囿内。北魏洛阳城中曾设有专门驯养狮子的坊，《洛阳伽蓝记》记载：“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509），乾罗国王所献，背施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528-530）末，丑奴破，始达京师”。

珍稀的贡品身份，决定了一睹狮子真容的人也不会多。于是，艺术创作出的狮子形象与真实的狮子形象大相径庭，比如，它融合了龙、虎、麒麟、饕餮的特征，有着阔及两鬓的方口、大而突出的鼻子，较短的尾巴等。《洛阳伽蓝记》中有篇《宋云行纪》，说宋云在正光元年（520）去乾陀罗国，在一所寺院中看到跋提国王送给乾陀罗国的两头狮，“云等见之，观其意气勇猛，中国所画，莫参其仪”。

“中国化”狮子形象之所以大受欢迎，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宗教等原因。在西亚，狮子形象很早就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考古发现伊拉克地区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遗址中，石狮即很常见，一般位于神庙或者陵墓门口，显然担负着震慑守卫功能。这一习俗继而影响到了伊朗、阿富汗，甚至南亚和中亚地区，直至中国。山东嘉祥东汉武氏家族墓葬石阙前，有一对形态生动的石狮，据石阙铭文记载其建造时间为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可知至迟东汉，中国已有将石狮作为镇墓兽的实例。郦道元《水经注》“汲水”条引《续述征记》说：“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汲水迳其南，汉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狮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熹平为汉灵帝年号，隧即墓道，这里的狮子、天鹿是镇墓兽无疑。也有观点认为，辟邪也是狮子的一种，是受波斯文化影响，带有飞翼的狮子。因篇幅所限，本文不涉及此类衍生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兴盛，狮子形象广泛应用于佛教造像中。狮在佛教中具有神圣性，代表“法力”。雄狮则被认为是佛陀的象征。佛教经论中用狮子比喻佛陀的无畏与伟大，佛陀以无畏音声说法，如同狮子吼叫，故称“狮子吼”。所以，狮子被神格化，以神兽、灵兽、仁兽形象出现在造像中，作为佛的化身被崇拜。与佛教传播相伴随的是其本土化，狮子造型同样被融入了更多的中土观念。北朝石窟造像中，狮子造型时代越早，越接近西域风格，越晚越接近中土文化。就地域而言，西北地区西域风格影响大，中原地区本土化明显，这与佛像造像风格的变迁如出一辙。中国化佛教艺术中的狮子造型基本分为两类，一类雄壮威武，起镇守护卫作用;另一类温良恭谨，似听经护法之貌。风气所及，不仅佛教造像中，建筑门户等处也以狮子雕刻进行装饰。

吊诡的是，经过艺术和观念加工的“中国化”狮子形象越来越受欢迎的同时，真狮子却颇受冷遇而地位尴尬。唐武则天时，大食国献狮子，名臣姚思廉请求却贡，理由是狮子“非肉不食，自碎叶至都，所费广矣。”从花销上反对。明成化十七年（1481），撒马尔罕苏丹进贡两头狮子，陆容上疏曰：“此无用之物，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舆不可以备骖服，不宜受。”从实用主义立场反对。弘治二年（1489），撒马儿罕再贡狮子，大臣倪岳主张却贡的理由更义正词严：“臣观撒马儿罕所进狮子，乃夷狄之野兽，非中国之宜蓄。留之于内，既非殿廷之美观;置之于外，亦非军伍之可用。且不免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不仅综前所述，还站在了“泱泱中国”与“夷狄”的“大义”高度。明孝宗纳其言，李东阳还专门为此作了一首歌颂圣明的《却贡狮诗》。

唐代，狮子形象在各种建筑装饰上应用更为广泛，但墓前置石狮并成为定制则在武则天时，这与她崇信佛教有关。如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墓乾陵，陵园内城的四门外，置有4对8尊石狮，高三米多。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不仅外城四门外也各置石狮一对，神道上还用完整巨石雕成了一对走狮，这对著名走狮被誉为“唐代诸陵石刻之冠”。显然，四门蹲狮的功用是镇兽，这一传统至今犹存。而顺陵的走狮，添置于武则天称帝后，僭越帝陵的尺寸、气吞山河的造型，象征着武则天取代李唐王朝的决心。正因如此，终唐一朝再没出现过这种姿态的石狮。北宋皇陵狮子造型分陵园门狮和内城门狮两类，其中内城门狮仿走狮造型而制，但脖颈上的项圈已将它变成了皇权的仆从，不再是无所畏惧的王者，而此后的帝陵石刻狮子莫不如此，就这点而言，与君权不断强化的历史趋势倒是一致。

朱元璋起自寒微，做事不拘泥于成法，往往别出心裁，这在明孝陵的设计与建造上也体现无疑。他所开创的陵寝制度，承前启后、独创新规，在中国古代帝陵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继而为明十三陵、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所沿袭，规范着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陵建设的总体格局和风貌，其地位崇高，影响极为深远。明孝陵神道之首为蹲狮一对、次之立狮一对，这种创新的布局也为明清皇家陵寝所延续。

之所以如此，有人猜测朱元璋17岁入皇觉寺，在外化缘三年，重回寺庙又呆了四年，对佛教感情颇深，故有此安排。不过，笔者以为，朱元璋那样重帝王之道的人，是不会把感情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从他立国后对佛教的种种限制、整顿而言，自然算不上虔诚的佛教徒。他对功臣杀戮一空的做法，显然也不是重情重义的人。当然，这并不说明孝陵这种安排与佛教无关，而是应当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

长期以来，我们对明朝国号的解释，深受吴晗先生的影响，即“大明”源于唐代传人中土的“明教”。明教，原称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因崇拜光明，故又称明教。中外学者曾视吴晗观点为圭臬，包括金庸也依其说，在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将明教描绘为一支反元势力，工于心计的朱元璋即出身于此，最后窃取了起义成功的果实。但据当代学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元末大起义的策动者宣扬的是白莲教、弥勒教，未曾与明教相结合，国号和明教这种外来宗教并无关系。基于以上认识，学者杨讷认为，“明王出世”口号实出于佛教净土宗教义，“明王”就是阿弥陀佛，是“诸佛光明之王”，这才是“大明”国号的出典。朱元璋在《讨张士诚令》中，还曾说：“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所以，他以“诸佛光明之王”自居，自诩新王朝的建立是“光明世界”的来临，从此天下“大明”。以狮来装点神化自己，或许才是他将具有佛教神圣意义的狮子安排在神道之首的真正用心。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