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可见，对于“全民阅读”的重视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全民阅读”的盛况，分析其“盛况”出现的原因，对我们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台湾作家王鼎均在《文学江湖》中讲到了台湾曾经出现过的“全民阅读”盛况：从1968年9月开始，台湾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小学毕业不经考试就可以直接升入初中;省政府增设一百七十所初中一—共七千六百九十八个班，这样一来，到了1970年，台湾受过小学以上程度教育的人已有一千余万，于是，“全民阅读”的盛况就出现了一—“我们曾经应邀参观成衣加工出口，偌大的厂房里望不尽的缝纫机，缝衣的女工都是小姑娘，有人在缝纫机上摆着一本书，一个纽扣钉好以后，下一个纽扣对准针眼之前，她朝书本上瞄一眼，她看的那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印刷机的推广促进了美洲文化的繁荣，印刷品在广泛传播过程中，在各类人群中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美国人：殖民地历程》一书的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就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一书的作者雅各布，杜谢记述了1772年的阅读盛况：“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在这样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地方，托马斯·潘恩于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识》能在当年3月之内卖掉10万册，也就不足为奇了。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致死》中写道：“农家小孩一手执书一手扶犁，母亲在周日的下午向家人大声朗读，商人宣读剪刀进货的通知一—这些读者和今天的读者完全不同。对于他们，没有多少读闲书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阅读对于他们有一种神圣的因素，即使说不上神圣，至少也是一种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每日一次或每周一次的仪式。我们还应该记住，那时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电，凭借烛光或煤油灯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显然，那时的人们大多只能在拂晓和开始工作前的那段时间进行阅读，所以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保罗，安德森对此解释道：“不管读的是莎士比亚、爱默生或是梭罗，农家孩子一手执书一手扶犁絕不是摆摆样子的。”

相对于台湾和美国曾经出现过的阅读盛况，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分析一下台湾及美国阅读盛况形成的原因：台湾之所以出现全民阅读盛况，是因为政府增加了教育投入，从而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程度;而美国呢？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印刷技术发展的结果，但这是客观原因，还有深层次的主观原因，就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一本书中写道的：“激励美国人的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开拓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美国人才会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从而掀起了全民阅读的盛况。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倡导全民阅读，要增加必要的公益性投入（如图书馆、实体书店等）;还要在国民心目中培养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这样才能铺就走向书香社会的坦途，让阅读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