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界域外的黑人女性
2019-02-22李雪梅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9年1期
李雪梅,罗 毅
(四川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达州635000)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身体一直被置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西方古代哲学家们认为身体是阻碍人类精神发展的物质,“身体对于知识、智慧、真理来说都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因素,身体是灵魂通向它们之间的障碍”。[1]2从柏拉图开始,身体就被贬损、被污名为意识的包袱,沦为一种无活力的物质,本身没有意义。笛卡尔认为身体是感性的,精神才是理性的。身体只是一个生殖的机器,欲望和快感作为身体的力和能量,被社会道德观掩藏起来,身体在道德领域沦为罪恶,道德伦理通过控制身体来维持社会的有效生产,由此,身体进入了哲学的黑暗历史。然而,被贬低的身体总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女性被建构为肉体性的存在,“在身心对立的二元逻辑中,与思维相对立的身体,尤其是成年女性的身体作为现实文化的产品,常常是与‘卑污’密切相关的”。[2]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对此早有察觉与批评,其创作的《天堂》、《爱》及《秀拉》淋漓尽致地反映了那些挣扎、游走在“正常”社会规范外围的黑人女性,她们被社会嫌恶、排斥和孤立,像幽灵一样寄居在那些“不宜居住”的界外。莫里森在小说中塑造了几个鲜明的女性形象,把黑人女性的身体作为研究中心,揭示了女性的命运与卑污的身体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朱迪斯·巴特勒也认为,女性主义必须回到身体的中心问题:探询女性的身体在男权社会里的遭遇,审视被排斥、被卑污的身体应对男性霸权的挑战及其策略,最终将客体化的身体还原为主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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