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国 强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酒作为美味饮品可谓源远流长，至魏晋南北朝饮酒较为明显地表现出雅俗交织的演变轨迹。虽然酒本身并不具有雅俗属性，但人们的饮酒行为赋予了它或雅或俗的文化内涵。酒的雅俗一定程度上就是饮酒行为的雅与俗，而饮酒行为的雅俗则可根据饮酒的目的、方式以及饮酒时的具体场景表现等来判断。以此为据，饮酒之俗主要在于纵欲享乐的低级趣味和使酒颓废的卑劣粗俗，饮酒之雅主要在于诗酒风流和会意洒脱。下面简述之。

一

以酒纵欲享乐者常常与饭食、女色、歌舞 、游戏、戏谑相伴并行，使酒颓废者往往强横落拓。酒就饭食是其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功能，即作为一种美味饮品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下的特点。而超出生存需求，以享受、享乐为目的，以奢华挥霍为荣，公然倡导纵欲为乐，则更加突出了饮酒的低级趣味。事实上，魏晋南北朝酣饮尽欲已成为一种人生观。晋郭璞就曾宣称自己唯恐肆欲不得尽，北齐韩晋明以为“废人饮美酒、封名胜，安能作刀笔吏返披故纸乎？”[1]200宁要美酒不要权贵，把饮酒作为人生中最大的价值。这种饮酒至上的观点得到了赞扬和认同，北魏夏侯道迁“国秩岁入三千余匹，专供酒馔，不营家产”，以“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为人生志向，而“识者多之”。其子夬性好酒，不惜倾家荡产，谷食不足，弟妹饥寒。谓人曰：“人生何常，唯当纵饮耳。”[2]1583突破正常的伦理界限与价值标准，单纯以饮酒为乐，不加节制，失去理性，降低了饮酒的文化内涵。

既然将酒作为了享乐的物品与手段，则在饮酒犹不能尽兴之时，还会与女色、歌舞、游戏、戏谑等相辅并行，以求获得极乐的体验。这种饮酒方式虽然能给饮酒者带来更多更密集的乐趣，却也常常将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表现出来，往往落得个可悲的下场。酒诱淫助性，败坏人伦，曹芳、元叉都因酒乱伦，污秽不堪。司马孚《奏永宁宫》言曹芳设帷帐“见九亲妇女……妇女皆醉，戏侮无别”。北魏元叉“姑姊妇女，朋淫无别”[2]405。而石邃荒酒淫色，“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3]2766。可谓体统全失，昏虐无道。

宴席饮酒往往歌乐舞相伴。《宋书·乐志一》：“前世乐饮，酒酣，必起自舞。……魏、晋已来，尤重以舞相属。……近世以来，此风绝矣。”[4]5524所谓“此风绝矣”，大概是指南朝不再以舞助酒，在北朝仍有此风。北魏肃宗朝灵太后“文武侍坐，酒酣迭舞”[2] 1632。而北周高祖与萧岿宴饮，“及酒酣，……岿乃起，请舞”[5]864。至于以歌乐助酒取乐，则一直未绝，但出现了另类歌乐的情况。如“张驎酒后，挽歌甚凄苦”[6]407；谢几卿与庾仲容“既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7]709；西胡梁国儿“每将妻妾入冢饮宴，酒酣，升灵床而歌”[3]2996。单纯为了取乐，不顾忌物议讥诮，以挽歌、灵床自娱，违背道德伦理，混淆喜丧之别。而东晋司马道子集会，“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3]2184，则表明上层统治者的审美趣味已倾向于底层的鄙俚之乐了。

佐酒尽兴的游戏主要有投壶、博戏、弈棋、樗蒱等。游戏更容易使人上瘾，常常日夜不休。王澄与王机“日夜纵酒，投壶博戏，数十局俱起”[3]1240；刘义真“纵博酣酒，日夜无辍”[4]1636；邓琬“酣歌博弈，日夜不休”[4]2135。范宁曾批评“蒱酒永日”“傲诞成俗”[3]1987，可见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不良风气。汉灵帝曾数“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8]3273，与之饮食以为戏乐。司马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3]1734。萧宝卷“于苑中立市……使宫人屠酤”[9]104，自己则扮成市魁为乐。匈奴刘聪也“立市于后庭，与宫人燕戏，或三日不醒”[3]2671。一般臣民不顾低贱卑微，竟以屠酤谋利。如徐度“嗜酒好博，恒使僮仆屠酤为事”[10]188。而曹景宗嗜酒好乐，“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7]181，以为游戏。

肢体的动作行为犹不足助酒为乐，则继之以言语戏谑。汉代就有以言语戏谑者，东汉马武嗜酒，“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帝故纵之，以为笑乐”[8]785。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言语戏谑的取乐行为多了起来，主要是以言语戏乐、嘲弄，意在捉弄中引起快感，具有恶作剧的性质。若不能应景戏谑，轻则大煞风景，重则引起猜忌。刘宋时刘敬宣、沈怀文每宴集不饮酒，不调戏，引起主事者不悦与猜忌。若戏谑过度也会引起事端，杨戏不服姜维，“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被免为庶人[11]1077。到撝“酒后狎侮同列，言笑过度，为左丞庾杲之所纠，赎论”[9]648。而管辂嗜酒，“饮食言戏，不择非类”[11]811，人们也多不予礼敬。帝王生杀予夺，以酒昏虐，也同样没有好下场。如孙皓“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11]1462；苻生飨群臣“无不引满昏醉，污服失冠，生以为乐”[2]2075。结果丧失政权，一个被俘，一个被杀。

酒之恶俗最甚者是以袒裸为戏，汉广川王刘去曾“数置酒，令倡俳裸戏坐中以为乐”[12]2431。至魏晋，这种恶习多了起来，如“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6]392；王忱“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3]1973，又与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慰问其妇父，真是丑态百出，污秽不堪。而光逸与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散发裸袒，闭室酣饮累日。如此放荡还被誉为“八达”，而且一直影响到南朝士人。《南史·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13]540。室内、室外、野外、独裸、众裸，不顾忌场合观感，肆意而为，于社会风俗造成了恶劣影响。

二

与饮酒之俗主要在于低级趣味不同，饮酒之雅主要在于诗酒风流和会意洒脱。酒与诗文相伴，在西汉就已出现。《西京杂记》卷四载，梁孝王让诸文士作赋，韩安国使邹阳代作，各被罚酒三升。扬雄嗜酒，“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12]3585。酒与文学、学术相结合，已经脱离了物质享受和感官享乐，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魏晋南北朝，以诗文佐酒成为普遍现象，有的是宴饮赋诗，有的是自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有“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之句。吴质《答魏太子笺》也言“置酒乐饮，赋诗称寿”。可见，这类饮酒赋诗主要是为了应酬交际，于士人是呈才效力的表现，于君王则为笼络的手段，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凝聚力、高尚性。如梁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高祖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7]588。明显把诗酒作为了招延后进，奖掖人才的手段。北魏高祖飨侍臣，与彭城王勰、郑懿、邢峦、道昭、宋弁等群歌互答。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2]1240将“迁务虽猥”与“不废咏缀”相对，表明北魏胡人也以诗酒向尚，直言酒席为“文席”，改变了胡人饮酒粗鄙的形象。

名士相聚亦常常诗酒留恋。高门望族谢混“风格高俊，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4]1590。所谓“高俊”即风雅相尚，高自标榜，其标志就是宴饮以“文义赏会”。与之相似的还有萧介，也是“少交游，惟与族兄琛、从兄视素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7]588。北齐李浑宴聚名辈，诗酒欢哗。可见，诗酒相佐已成为南北名士宴饮时的常见情景，尤其是世家大族为保持文化优势，维护高等门第，诗酒赏会成为了重要手段。名士相聚常于良辰美景，即景赋诗也就成了宴饮相聚的赏心乐事，虽然仍有取乐的性质，却无疑提高了饮酒的品位。石崇《金谷诗序》言石崇等人：“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3]1020。慨叹山水永在，而观览者“皆湮灭无闻”。由自然而感喟人生，从现实中超脱出来，景、诗、酒都被赋予了丰厚的哲理内涵。暮春三月，景色宜人，常为士人相聚之时。王羲之《兰亭序》言上巳节诸名士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表达了对宇宙人生的深刻体悟。桓温等人“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6]432。陈鄱阳王“率府僚与伯阳登匡岭，置宴，酒酣，命笔赋剧韵二十，伯阳与祖孙登前成，王赐以奴婢杂物”[10]469。可见，诗酒赏罚为当时惯例。除了呈才斗智的游戏成分，即景饮酒赋诗还是一种情感交流的途径。简文帝《与刘孝仪令悼刘遵》言与刘遵“良辰美景，清风月夜。……酒阑耳热，言志赋诗。……益者三友，此实其人”。美景诗酒作为共同的文人雅好，增进了相互间的情感。阮卓“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10]472。梁佑“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2]1579。以景、友、文、酒写出了恬淡洒脱的情怀。

在宴饮交际中，临酒赋诗，主要是为了以诗才文笔增进友谊，彰显文化修养。独处时，自酌赋诗，则主要是为了以诗酒尽怀抱。北魏卢元明“善自标置，不妄交游，饮酒赋诗，遇兴忘返”[2]1061。高自期许，以诗酒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也有的是在失意不得志的境遇下，酌酒赋诗以自我宽慰。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王微《以书告弟僧谦灵》：“浊酒忘愁，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实赖此耳。”明确提到诗酒是用来疏解忧愁的。周朗《报羊希书》言己解职家居，虽然居处清贫“幸有陈书十箧……颇得宿酒数壶”。亦自觉欢然。诗酒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在苦闷时给予宽慰与支持，在顺遂时给予超然与洒脱。檀超“嗜酒，好言咏，举止和靡”[9]891，自认为淡泊通脱超过了晋代的郗超，可见其自觉的高远追求。而江革“优游闲放，以文酒自娱”[7]526。亦表现出闲适高雅的情怀。

饮酒之雅，除了借助诗文显示性情高洁之外，还常常与山水、琴乐相连，就山水、琴乐来显示脱俗品性。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认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其实，整个魏晋南北朝对于山水自然的喜爱都寄托了高雅的情怀，孙绰《太尉庾亮碑》概括为“玄对山水”，宗炳《画山水序》总结为“山水以形媚道”。山水自然当中蕴含有玄远之道，欣赏山水便能超脱悟道。而酒亦有同样的功能，王蕴云：“酒正使人人自远。”[6]402王荟云：“酒正引人着胜地。”[6]408所谓“自远”“胜地”皆指超越现实，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境界。山水与酒在玄学影响下统一起来，所以喜爱山水者大多也爱饮酒。如孔稚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9]840鄙弃现实社会的俗务，而专注于山水与酒，以自得自乐为人生追求。萧方等“性爱林泉，特好散逸。尝着论曰：‘……一壶之酒，足以养性’”[7]619。主张任其志性，去人间如脱屣。孙玚“每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亦一时之胜赏焉”。以饮酒美景为“胜赏”[10]321，表现出清新脱俗的价值观。

酒与琴乐相连，也被赋予了一定的高雅属性，因为琴被认为是君子的象征。应劭认为：“雅琴者，乐之统也。……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以为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故琴之为言禁也，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14]293琴为君子抒发怀抱的重要方式，所以魏晋南北朝琴与酒也是常常联系起来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甘愿“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表达恬退隐居的愿望。戴逵《酒赞》(并序)言己“临觞抚琴，有味乎二物之间”，体悟到“万异既冥，惟元有怀”的超脱感。北魏阳固《演赜赋》：“朝乐酣于浊酒兮，夕寄忻于素琴。”都是将琴酒作为抒发性灵的象征。尤为奇特的是陶渊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3]2463从无弦琴体会到“琴中趣”，则琴已完全抽象为高雅情怀的象征，故以琴佐酒自有洒脱超然之气。

酒借助诗文、山水、琴乐等显示出高雅属性，也可以直接明心见性，表现出饮者的恬静脱俗的品格。这类饮酒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独酌”和“自得”，二者皆关注于自我，自觉地疏离于社会，鄙弃世俗，远离凡众，只在乎精神上的惬意，以饮酒酣畅显示自己的远韵与不同流俗，企图将生存转化为了心灵性情的直接外化，而不是肉体物质化的生活。如阮修：“绝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常自得于林阜之间。”[3]1366庾敳：“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处众人中，居然独立。”[3]1395袁粲：“闲默寡言，不肯当事……好饮酒，善吟讽，独酌园庭，以此自适。……时杖策独游，素寡往来，门无杂客。”[4]2232不问世事，不见俗人，独游独酌，自适自得，试图过一种纯粹精神上的生活，显见出自己的高洁绝尘。颜延之：“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又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4]1903表现出随意洒脱的情怀。北魏眭夸：“未曾以世务经心。好饮酒，浩然物表。”[2]1929饮酒俨然就是为了摆脱物累。北齐李元忠：“初不以物务干怀，唯以声酒自娱……遇会饮酌，萧然自得。”[1]315酒已成为精神自由，无拘无束的象征。以“独酌”为表象，以“自得”为旨归，以疏离世俗、不屑于琐务为生活原则。简单素朴，恣心肆意，此时的“独酌”就是摆脱物累独立绝缘精神的外化。

三

魏晋南北朝饮酒的雅与俗与玄学的影响关系密切。当以玄学摆脱礼教约束，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时，常常借酒放浪，表现出俗的一面。当追求玄远人格时，则以酒会性，散逸淡泊，表现出高雅的一面。借酒放浪者往往自污自秽，以示对现实的鄙弃与不屑。以酒会性者大率赋诗言咏，纵情山水，着琴致思，独酌自得。

放浪之俗与会性之雅，既矛盾又统一，皆为老庄玄学影响于士人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在阮籍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因其好《庄》《老》，遂有登临山水、嗜酒弹琴、得意忘形之所谓“痴”，又有大醉六十日、“礼岂为我设邪”的放浪不羁。其“痴”是其率真淳至的表现，其醉则有着“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3]1361的忧愤。而其末流，则徒事酒色，沦为“放达”掩盖下的肆情纵欲。如阮咸处世不交人事，却与群猪共饮，表现出单纯的动物欲望。阮孚蓬发饮酒，终日酣纵，以致金貂换酒。毕卓“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竟致夜间盗酒而饮。公然宣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3]1381单纯以饮酒为目的，只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追求感官刺激，摒弃一切社会责任、生活礼仪。以纵欲享乐的放荡行为突破社会规则，哗众取宠，反而被视为放达。则此所谓的达，已经没有了深刻的思想意义，成了没社会内容的动物般的低级欲望的满足。

饮酒会性者在晋代主要有如阮修、庾敳、张翰等人，他们以《老》《庄》遗形去世为旨归，注重于自得自适，不再以长酣高达、肆酒散诞为尽兴，而更关注于自得其乐。至南朝，则饮酒以从容淡泊者多了起来，诸如前文所列“独酌”“自适”之类，皆以《老》《庄》避世隐逸之趣为旨归，表达怡然自乐之情。同样是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饮酒的行为及其意蕴却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处理自我与外界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魏晋名士饮酒不羁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反抗礼教，老庄思想也好、饮酒也好都是用来反抗现实、表达不满的手段，因此很容易引起卫道士的不满。何曾当面批评阮籍纵情背礼、伤风败俗。而阮籍则在《大人先生传》中将礼法之士比喻为虱子，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在这种剧烈的冲突中，魏晋士人的饮酒放荡带有浓厚的愤世色彩，蕴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但是，到了南朝，这种愤世色彩逐渐淡化了，士人的饮酒尽量避免与外界产生冲突，更多的是聚集于内心，从社会向自我收缩。行为上虽然洒脱不拘，却更多的是个人的自得其乐，力避对他人产生刺激，以消除棱角，求得圆融。企图以庄子的“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来摆脱物累，而非借酒浇愁、发泄不满。于是饮酒就成了纯粹的自我体验，也由此促成了饮酒雅俗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