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彦飞

( 山东大学 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与思政培训中心，山东 济南，250100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特别是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优良传统。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列宁和斯大林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深入追溯其理论发展历程，能够使我们清晰地把握其理论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抓好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论述。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奠基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很重视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在新唯物主义的萌芽性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环境和人的关系，指明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这里的“改变环境”，不仅指改变自然环境，更是指改变社会环境，并通过环境的改变而改造人。由此引申，共产党人要实现改造社会环境的目的，首先必须自身要接受教育。而干部在绝大多数时刻都肩负着发动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角色。教育者本身首先应当是受教育的。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思考，早在创建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其纲领《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要重视对广大无产阶级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特别是要对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共产党宣言》是鼓舞共产党员投入革命运动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鲜活教材。

第一，思想理论教育与阶级斗争和政权紧密相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一理论出发点深深地影响了包括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思想理论教育——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就是思想理论教育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

第二，思想理论教育的目标是要将斗争的理论传达到整个无产阶级。这一判断的基础在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判断和把握。关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马克思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0-411页。对于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9-410页。

第三，思想理论教育突出了无产阶级作为“领导者”的重要作用。这里的领导者更多的是指无产阶级相对于其他阶级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唯有无产阶级才是具有伟大历史前途的阶级。

第四，思想理论教育着重突出了共产党人作为斗争的“骨干”在完成历史使命中的作用。通过将无产阶级与当时存在的其他阶级进行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比与转换的角度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对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并在革命实践中切实加强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虽然没有以“干部”一词命名的相关论述，但这是由于在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初期，革命实践的具体形式还不够丰富，政党内单个的组成人员所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细化。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对共产党人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干部思想理论教育起到了奠基作用。

二、列宁和斯大林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探索

在俄国的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列宁和斯大林继续总结和探索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理论内涵。他们的探索对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列宁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初步探索

列宁认为，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重点是理想信念，即教育广大干部具备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1894年春夏，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旨在批驳自由主义民粹派、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该文指出了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7)《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页。在这里，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干部”一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已经表示了干部的含义，强调先进代表要做的是掌握、领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进而组织和领导工人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列宁在这一时期已经从理论上发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表现在思想上，就是这些先进代表必须掌握并传播革命的思想和理论；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强调先进代表必须身体力行地与普通工人一起战斗，并不脱离工人队伍、领导工人队伍。列宁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发展，他认为干部也和工人一样，不会天然地具备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必须通过教育让他们具备这种思想。

列宁认为，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途径是“灌输”。在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上，列宁的“灌输论”影响巨大，干部思想理论教育作为思想理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灌输论”的适用范围。1900年，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的组织，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工。”(8)《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5、311、312、287页。这一时期，列宁提出了将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但是，由谁灌输、怎么灌输？列宁认为，要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率先掌握了先进的理论、革命的理论，并在共产党内部“进行严密的分工”来进行。可以看出，列宁的“灌输”由两层内容组成：第一个层次是由革命理论的掌握者和研究者也就是革命导师灌输到广大干部中间；第二个层次是由广大干部把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灌输给整个阶级。通过对“灌输”理论的详细描绘，列宁再一次指出了“先进代表”的存在对组织政党和灌输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作用。

列宁的干部思想理论教育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有了明显的发展。其相同之处在于其目标指向性都是指向“斗争”，即通过斗争夺取政权，也保留了不能脱离群众等基本原则。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详细说明教育的具体方法，而列宁不但提出了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具体方法——“灌输”，而且指明了灌输的步骤和目标。列宁的这一发展对于整个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把革命领袖从直接面对广大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的繁重劳动中解脱了出来，领导人不用天天写小册子和论战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干部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整个革命组织不但是联合体，而且是有分工的有机体，这样才能实现有组织、有目标地宣传共产主义信念，继而影响整个革命活动。列宁的这一理论发展，让广大革命领导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革命全局的统筹和指挥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革命组织的战斗力，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二)斯大林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和列宁时期有了很大的区别。列宁时期的干部队伍并不完善，干部队伍与整个工人阶级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而斯大林时期干部队伍已经颇具规模，而且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斯大林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里有一句著名的话——“干部决定一切”，这表明斯大林对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视。

斯大林认为，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要与干部的业务工作相结合。在1923年俄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指出：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只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挑选并配置干部，“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9)《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1页。。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干部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和组织者，如果没有干部队伍，党的政治路线和相关政策就难以实现。1935年5月，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10)《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页。在此次讲话中，斯大林根据苏联当时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现代化建设基本完成、迫切需要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的情况，强调必须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培养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各种技术的干部。斯大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非政治斗争的干部标准，这是由苏联的历史决定的。斯大林时期，苏联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虽然也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但战争是有组织的全民战争，与阶级对抗的革命战争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斯大林对干部的关注角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期，对干部的教育是和革命组织的组建同期进行，采取边教育边斗争边建立组织，而斯大林时期干部队伍是完整的、稳定的，可以通过组织体系保持干部队伍的结构和功能。因此，斯大林的关注点明显超越了单纯革命时期的“斗争”视角。

斯大林认为，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必须与干部的选拔配备相结合。关于挑选干部的标准问题，斯大林在1937年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两点：一是政治标准，政治上要能够可靠；二是业务标准，要适合做某一项工作。这两项标准对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同时提出了要求。在斯大林之前，由于斗争的需要，革命导师们往往强调阶级的统一性和阶级的意志，没有关注到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别。在谈到革命队伍中的精英分子时，更多地使用“承担任务”这样的词汇，意思是每一个阶级成员承担了革命任务都可以完成，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斯大林打破了这一传统，他强调了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异，提出了“培养”和“选拔”的概念，并提出了不同以往的标准。他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都是可靠革命者的传统，提出了“更可靠”的概念，说明了工人阶级队伍和革命干部之间在思想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他用选拔与教育并重的措施强化了共产党干部组织的统一性，构建了干部队伍的金字塔和蓄水池，极大地强化和维护了中央的权威。

斯大林实践并发展了列宁的灌输理论，同时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斯大林的干部理论教育思想从斗争的色彩中走了出来，带有明显的“建设”与“斗争”并重的意味。但斯大林片面强调“干部”的重要作用，又让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偏离了马克思“不能脱离群众”的保障路线，干部队伍逐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独立出来，成为脱离工人阶级的特殊集团，为苏联以后的历史变迁投下了重重的阴影。

三、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生成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传统，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对其作了新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对不同时期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教育作出过贡献，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毛泽东关于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生成。

(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斗争实践相结合，确立中国特色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基本原则

毛泽东是我党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同时也是农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早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给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说：“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毛泽东号召高级干部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高高级干部对理论的正确把握水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忙于事务性工作、忽视理论学习的倾向，中共中央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需要指出的是，在干部思想理论教育中，毛泽东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1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对于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不得要领、频繁犯错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1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

毛泽东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理论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干部实际情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学习？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联系实际学习理论的思想，是对理论的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与党内“左”和右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过程中最终被证明正确的原则，也是党员干部在进行理论学习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原则。

(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产劳动实际相结合，创新了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形式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本人就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一员。除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理论著述，他对干部队伍建设还有一套系统的教育培训方法。毛泽东不仅创办了各种形式的教导队，还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关于干部培养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对于干部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干部应当是这样的人：“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个人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不同历史时期，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培养的内容和重点不同。1929年，党在古田会议上决定成立干部培训班，“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20)《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并规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和业务教育。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是干部教育的重点，“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和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21)《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针对青年干部缺乏经验的特点，毛泽东指出除了加强理论学习，青年干部更“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22)《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9页。。

树立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血肉关系，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干部来源于人民，干部服务于人民。毛泽东从革命战争时期就深刻懂得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938年，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将这一宗旨继续发扬光大，明确党员干部要贯彻群众路线。

干部参加劳动的思想是毛泽东干部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是党内最早认识到干部参加劳动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参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主张干部带头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带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干部参加劳动最初是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参加劳动，可以增加物质财富，改善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可以最快地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提高党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新中国成立后，干部参加劳动成为党内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在总结苏联的发展经验教训时，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参加劳动的，他们的子女也不参加劳动，干部作为一个整体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要避免这种现象重演。

(三)以整风运动为载体，探索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方法

整风是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途径。延安整风运动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针对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彻底纠正王明的路线错误，在总体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达到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整风这一有效的思想理论教育方式。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项基本内容是从思想理论教育入手，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为配合理论学习，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为整风提供了中国化的理论支持。延安整风的另一个贡献是方法上的创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与采取这一方针有很大关系，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使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自己思想认识和世界观问题上的缺点和不足，通过思想上的自省改正行为上的错误，成为正确处理和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四)以健全干部监督机制为抓手，总结干部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路径

没有监督的权力只会产生腐败。干部监督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干部监督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在区党委之下设立监察委员会，1949年11月，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其职权主要是：检查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严格地遵守党纪、执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专门的纪检机构的成立，使干部监督有了组织保障。其次，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监督，把这种监督看成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毛泽东提出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有了保障。第三，欢迎党外人士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认真倾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建议和意见，接受来自党外的监督，这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原则。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保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这一优良传统，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种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问题导向，精准解决“学不深”“悟不透”“难落实”“不扎实”等问题，提出易落实、可操作、实效好的解决措施，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学深、弄懂、悟透、做实党的理论政策方针，真正意义上发挥思想武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