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坤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英国情人》最初以名“K”在台湾面世，故事蓝本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作家凌叔华与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一段“婚外恋”。所谓“K”，即来源于朱利安在与其母瓦奈莎书信交流中对凌叔华的代称。小说初版中诸多张扬外露的性爱描写惹怒了凌叔华的后人，他们一纸诉状将作家告至公堂，由此，虹影和她的《英国情人》被推至公众言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在移民与再移民中，“华人的意义不断在改变，中国以外的边缘地带华人建构了因地理政治环境而相异的各种‘中华文化’，同样的，中国以外的华人……具有边缘思考的华人，也建构了另一类华文文学。这类文学，就如中华文化，它超越语言、族群、宗教，而这种边缘文学就是构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1]103，因此，对于虹影这部备受争议的作品，也必然要将其置于华文文学写作这个独特的背景中，即“把世界华文文学放回它产生的家国的土地、文化属性、政治认同上来分析”[1]104。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重视作品与作家独特人生经历的紧密联系，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虹影的小说，人物大多在磨难之地移动，小说的主人公们都走在人生的边缘，晃晃悠悠地平衡着生与死，就像那个始终不安定的虹影一般。[2]105

本文致力于讨论《英国情人》这部反映作家“边缘”体验的早期重要作品中的身份认同书写。认同理论认为，压制和抵抗、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造成身份认同嬗变的重要原因。因此，笔者将围绕上述关键词，并结合作家经历，尝试着分别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碰撞、性别冲突关系及空间化的社会认同三部分，展现并分析作品女主人公与作家本人的身份认同焦虑。

一、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民族认同焦虑

在本世纪初的“名誉侵权案”风波之后，虹影着手对作品进行修订，而从《K》到《英国情人》的演变，无疑再次证明了作家极高的想象力与创作天赋。在《英国情人》中，女主人公的代号从“K”换为“Q”，对于“K”，它只是象征了风流情郎猎艳史中那独特的“第十一个”，一个裘利安(《K》的男主人公)对林女士(《K》的女主人公)的代称，而“Q”是否另有深意？小说中这样解释到：

“他突然想起，Q，就是‘神州古国’，中国古称Cathay的词源Qitai，不仅是左右他的命运的字母，也是他命中注定无法跨越的一个字母。”[3]172

在作品的删改中，虹影要表达一个关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主题的思想也愈加明确起来。她曾说：“我的出发点在于：当时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是怎么样的关系？中西爱情观怎样不同？”[4]65如果说《K》还只是作家从其擅长的情爱题材入手来切分中西爱情观的璞玉，那么《英国情人》则是作家有意识地要凸显在情爱背后、更深广的有关东西文化关系的雕镂品。

对小说中关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主题的评价，学界分为两派，一派因小说表达出的“性别征服”背后的文化寓言，热切赞扬其为“东方阴柔的唯美主义对西方雄奇的唯理主义的征服”[3]183；而另一派则不满其中“东方主义的性别书写模式”[5]22，认为“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实在不过是床上的冲突而已……看不出有何深刻的意义和价值”[6]75，并对小说对中国传统典籍与文化的断章取义颇有微词。虽然虹影本人也宣称《英国情人》是“连结中西文化必读的一本书”，但从小说对朱利安本人形象的再创造，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再诠释上可以看出，作家最实在的目的，并非旨在展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真实、多元的历史情态，而是要通过架设两种不同的民族视野，探讨生存于文化夹缝中“边缘人”的心理状态。

现实中朱利安的朋友埃迪在读完朱利安寄给他的信后回复：“从你的描述来看，苏(即凌叔华)和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一点都不像；我们认为中国人宁静，极富有经验而且可靠；但是苏，即便把她放在剑桥的爱情生活中也似乎毫不脱节——她身上完全不见数千年宁静文明的影子。”[7]104尽管如劳伦斯所说，这段话“带着英国人对中国的许多成见”，我们仍可看出，其中不乏对中国人的些许正面评价。而小说中写到，裘利安来中国之前，对中国、中国人多持负面成见，其根据是来源于那些“仔细描写过中国的贫穷和苦难”的英国记者报道和“从中国回来的人写的书，”这些文字强调，在中国，“故事永远是悲惨的，让那些神经脆弱的太太们读不下去”。[3]50另外，从裘利安对初见面的仆人的态度上看，他对中国平民刻板而糟糕的印象是早已有之的。

如若像虹影所说，为写好该作品，她采访了很多研究当时中英关系以及对两位历史人物有研究的英国学者，并搜集了诸多资料[4]67，那么小说中，裘利安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与现实中同时代好友对中国正面评价的冲突从何而来？细细想来，或是因作者疏漏——毕竟还原“二战”以前的中国情貌才是小说的主体？或是作者有意为之——为使裘利安之前“居高临下观察的优势心理”[3]12与后来在中国“真实的”所见所闻形成更鲜明的对比？但无论二者为何，皆放大了小说中西方对中国“东方主义”式的贬抑情绪。

与此同时，作者还极力塑造出非常具有东方特色的人物、城市、生活及思维方式，处处渲染了浓厚的东方情调。无论是女主人公，还是叙述者，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思想倾向。

巧的是，闵女士(《英国情人》的女主人公)正是中国“新月派”的重要人物，而大诗人泰戈尔不仅是该派的集体崇拜对象，更是郑闵夫妇二人的媒人。虽如小说提及“东方人还是喜欢东方人”[3]22，但想必以闵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这“喜欢”的背后，更多的还有一种对东方价值观的认同和骄傲。

泰戈尔可谓是“泛亚洲主义”思想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士”，但该主张最初正来源于欧美。[8]105与冈仓天心(泰戈尔深受其影响)强调应以东方精神观念深入西方，应以亚洲价值观对世界进步做出贡献的主张一致，泰戈尔无疑也是东方知识分子中进行“自我东方化”的典型代表。阿里夫·德里克指出：“亚洲知识分子的‘自我东方化’并非无能为力的表现，而是一种新近获得的权力形式。”[8]96小说中的闵女士不仅利用东方性学，更以其独具东方味道的古典诗统俘获了风流倜傥的西方诗人，而现实中的作家也正是抓住了这种新的“赋权”方式，将其作为保守民族情感和文化血缘的一剂强心针。

流泻于“流散”作家笔端的文字和情感，是永远无法脱离“流散”经验的。“边缘化”，更准确地说，“被边缘化”是流散人群最重要的特征，而知识分子群体又是其中对这种体验最敏感的人。正如虹影所说：“我觉得到了伦敦以后，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置身于异国他乡，周围全部都是陌生的面孔，当你到家以后，你打开电脑，看见每一个中文字都非常亲切，好像在和你招手……这种国家感特别强烈，在国内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一点的。”[4]67国内读者可能会对小说中过分“东方化”的叙述模式与内容产生抵触，甚至对其中某些昭彰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严厉批驳，但只有回归作家真实的生存与生活环境，方能对其中有关“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评价有更为妥帖的认识。

作为游走在文化边缘的流散作家，虹影如闵一样，“在这个文化中，上下为难，陷入无人理解的困境”[3]162，似乎只有通过写作来创设一种可供进行身份定位的情境，借助这种切实的努力，才能摆脱与东与西皆不能契合的窘境。作家试图通过裘利安在性上的被东方文化征服，与在思想上对“顺其自然”之道教思想的被迫接纳，做一种突破东西僵境的试验，但可想而知，结局必定不如想象的那般简单，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小说结尾，那个“善良，单纯，富有同情心爱心”[3]118的裘利安，却以一个“摆脱不了种族主义”、“灵魂深处藏着对中国人的轻视”、“绝情”而“傲慢”[3]172的形象退出闵的视野，像错摆进士大夫厅堂的希腊裸体雕像，质地冷酷，地位尴尬。

作家耗费了大篇笔墨，希望使以男女主人公为代表的西东文化找到一丝和解的可能性，但却在这段“婚外情”已然无路可走的时刻，以裘利安对自己“的确是个十足的英国人，中国——中国女人，中国的一切，对他来说，永远难以理解”[3]170的开脱，以及闵在情断后的自杀而亡，寥寥将故事作结。可以说，作家内心其实是无奈甚至绝望的。在笔者看来，如若从作家的叙述逻辑中析出一种通过文化交流而找寻身份认同的可能，那恐怕只有这种相异文化切磋间所体现的“不和谐”性了。联系作家当下的生存状态，似乎正是在不同文化的缝隙中，以“同中显异”的姿态才证明了其独特价值。

二、女性主义话语中的性别认同焦虑

如果说与朱利安题材的相遇与虹影自1991年后旅居英国的经历密切相关，那么从史料到故事，从纪实到虚构之间，虹影是否在小说中融入更多的个体经验、认知和情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相比在驾驭东西方文化碰撞主题时稍显的捉襟见肘，作品中涉及男女情爱的部分，虽然无法脱离迎合读者的消费化倾向，但从专业化小说的评价标准来看，无论是想象还是叙述，皆非常出色，确如评论家所言：“把勾引的艺术、艺术性的勾引写到家了。”[3]183

“关于朱利安与凌叔华的这段情事，无论是书信或是传记的史料建立，都是基于朱利安的‘一面之词’，凌叔华却未有一字留下”，而“虹影的小说偏以《K》为题，言下之意大有为K反拨之企图”[9]19。虹影是中国文坛少有的不排斥“女性主义作家”头衔的人，也并不吝在公开场合承认与女权主义的谋合。《英国情人》毫无疑问地描叙了一个“东方魔女”征服金发碧眼的西方登徒子的故事，尤其突出了裘利安对闵强烈的性欲望与神秘的性思想的无法招架，凸显了男主人公内心对潜在的性威胁所感到的失落与不安，以致于发出“中国女人真危险！”[3]170的感叹。小说也因其中绘声绘色的性场景描写招致了不少骂声。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对《英国情人》的阅读阐释过分集中在跨文化的性爱母题阐释，反而遮蔽住女性身体经验背后的历史叙述视角和性别焦虑母题。”[5]23作者以闵的自杀结局，不仅道出了特殊时代下，新女性在面对爱情与伦理发生龃龉时“出路在何”的迷思，更触及了在一个被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浸淫了千年的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的产物”，如何才能走出迷障与深潭，探知大墙之外自由的老问题。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虹影对女性性别身份认同的关注是用心的，也如她所言，更为隐蔽。[3]191小说表面上演绎了闵对裘利安的性启蒙过程，实质上更关注闵自身曲折的性别身份认同之路，并悄然于其中化入独特的个人经验。

闵承受了太多中国女性不得不承受的深重。在裘利安的梦中，闵从一个云发高髻、缀满珠玉的古代美女，一件件脱去外衣，变成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女人，在成为所谓“纯粹的女性”之前，女知识分子仍是她被赋予的最后一层头衔——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庄子试妻”——这出为闵的殒命埋下伏笔的京戏，它背后关于礼教对“贞妇”的道德要求，固然应为女性之死受到诘责，但成为现代女性的闵，却也并未在争取情爱自由的路上走得更远。无论是裘利安的傲慢与绝情，还是离婚后必然遭遇的在名誉、工作上的困境，或是保留婚姻后郑的极度冷漠，都没有给闵更多选择的机会。因此，作家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历史环境对作为他者的女性的自我性别身份认同焦虑存在深刻影响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女性必须通过精神上的成长才能最终走向自由的问题。

现实中的凌叔华曾深情告白朱利安，在遇到他之前自己从未爱过。陈小滢回忆，凌叔华一生都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包裹得十分严实，去世之前还毁掉了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书面资料。虹影在小说中锐化了冲突，制造出考验女性性别极限的极端环境，通过书写闵对现实世界规则的拒认，塑造了一个以对自我进行绑架和挟持来完成自恋结构的本体化、以死亡来确证自我完整性的女性。从这一点上讲，闵和凌叔华都没有完成成长，是成长夭折的个体。正如闵是以对死亡的认同来证明自我的不死，证明其所坚持的一切不可毁灭，据记载，凌叔华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不会死的。”[10]268

另外，除妻子所要承担的诸多伦理禁忌外，母亲与配偶不同的身份地位、家庭分工及其与子女的关系，是促使女性产生性别焦虑的另一关键因素。小说中，闵在情死之前，就曾几度因母亲去世而备受自杀欲念的折磨。而在与裘利安这种富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典型恋爱过程中，闵在精神上、生活中，又处处承担了母亲角色，在性上还被裘利安镀上其母范奈沙(小说中的译法)的性幻想。

围绕裘利安“大男孩”的身份，闵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她十分清楚在这段与范奈沙展开的“三角”博弈中，自己的尴尬位置；另一方面，作为“替代母亲”的体验又适当弥补了她与母亲间的情感缺失。在情爱冲动的连结下，她甚至想将自己投射在情人身上，发出卑微的恳求：“我真希望，我也能爱上你母亲，分享你们的亲密。”[3]93

作为较少非表现虹影个人生活题材的虚构作品，《英国情人》并未脱离作家一如既往对母亲形象关注的习惯，前人研究多就小说与史实间，或是小说与虹影个人在性爱母题的阐释方面展开，却鲜在该方面有所开拓。

闵曾说，如若与裘利安有后代则必然是女孩，她引《诗经毛氏注》中“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3]118一句给孩子取名为“虹”，以此作家悄然把自己写进了故事。与几乎同时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寻父”和“母亲认同焦虑”两大主题相对应，虹影在《英国情人》中为“自己”想象了双亲：如情人般的父亲裘利安，以及温柔体贴的母亲闵。不比虹影诸多自传作品对与母亲紧张关系的叙述，在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与其母关系融洽，母亲不仅教授闵以“房中术”，更深刻影响了闵的人生态度。“在男孩看来母亲是客体，在女孩看来母亲是自我”[11]64，虹影在看似讨论历史事件的小说中掩藏了其“个人理想”，这部作品在作家整个创作生涯中，无疑是具有回应个人经验之独特价值的重要文本。

欲望是虹影作品惯常讨论的主题之一，作家也申明了写作《英国情人》“其重点仍然是如何从欲望解脱出来的问题”[12]37。小说固然在性别认同焦虑的探索上独具意义，但作家始终还是未能给出人物一种征服欲望的命运设计。无论是《饥饿的女儿》中六六的母亲，《孔雀的叫喊》中柳璀的母亲，还是《英国情人》中的闵，张扬欲望的女性最终都不得不选择压抑、忏悔或是死亡，无法超离欲念是制造女性性别认同焦虑的实质性障碍。

或许，只有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到亲为人妻、人母后的虹影，才能对这种焦虑思考得更为深刻。作家曾在世纪初的采访中有言：“我也决定打消代小女子怨妇们发言的打算……让自己在忧郁中慢慢体验忧郁。也就都平淡如水。”[3]193相比十年后《好儿女花》中的虹影，也许当时的她还是多些年少意气。

三、空间视域下主体的社会身份认同焦虑

从《K》到《英国情人》，男女主人公相遇的城市由武汉变作青岛，但唯一未变的却是女主人公对北京城的钟爱：“闵说过她喜欢北京胜于青岛。”[3]74

在闵那里，同样是美景，冬日的景山比温暖的小鱼山更柔美多情；同样是丰馔，一峰香大酒楼的满桌佳肴却无一道更比老北京的烧春菇、烫春芽更令人回味；同样是纵欲，让人欲仙欲死之地只能是北京城古色古香的鸦片馆，而非青岛的帝国红房子。甚至是店铺的俗气装扮、送丧的悲凄哭声、冻死街头的病狗——这些看起来充斥着灰色颓丧气息的景象，都是使北京之所以成为“北京”的必要因素。

当然，北京城更多的还是吸引人的地方——蓝天碧树，褐地青竹，红墙绿瓦的城楼，令人馋涎欲滴的珍馐，而最让人流连忘返的，还要属它富于中国特色的古城文化的味道：

“一到晚上，街上别有一番风味。北京人爱在门口插上幌子、旗帜，写着店名或吉祥福禄的字词。孩子们提着小橘灯，大人提着灯笼，当地居民卷舌的润滑口音，老远能听到，走近了听，却像唱小曲儿。店铺除了书法字画，有挂轴，墙上还有大扇子，不像南方，老有雨水，北京的冬天总是大晴，夜晚天是深蓝的，非常安宁。”[3]72

俗语有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归故乡的闵，在脱去青岛的女知识分子公共服装后，竟也变得活生生的鲜亮起来：

“她穿着非常艳丽的服装，绛紫色旗袍，银闪闪碎花，领口、长袖口与下摆都镶有枣红的毛边，蓝绫细缎长裙，浓密的一头长发，像古时女子那样梳成大髻，前额上留着一排黑又亮的刘海。”[3]54

除了在性上面极度燃烧之外，她的打扮天天变化，使裘利安眼花缭乱；她与裘利安爬冬日的景山，充满活力、轻巧爽快；她花大手笔给裘利安母亲购寄丝绸，姿态优雅而安详高贵。一如裘利安所说，她充满智慧、幽默而勇敢，在取悦他人的同时也让自己快乐，多么像舞台上的女主角！这样利落又浓烈、机灵又美丽的形象，与那个戴着眼镜、性格斯文、举止娴雅的系主任夫人闵相比，几乎像两个陌生人。

无疑，造成主人公外在差异乃至性情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空间位移。于闵而言，北京与青岛，意味着不同社会身份与角色的获得：在前者，她是官宦人家、书香门第中富贵多才的大小姐；在后者，她是大学教授的夫人、有职业的进步女性。闵的一生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两面转换，但作为女性的命运却并未在进化论式的身份革新中获得更充沛的意义：现代教育与知识分子的职业无法动摇她对旧式生活习惯与成长环境的喜爱与依赖，新式婚姻也依旧未给她带去更多新鲜自由的可能性与幸福感。对比下来，回归北京城的闵反倒在精神上更加充实自然，在经济上也因依靠原生家庭的力量而更显宽裕。

我们往往认为，自由问题只是更多地获得现代历史进程中曾获得的自由，可是自由不仅是量的问题，还是质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在保存并扩大传统自由的同时，还要争取那让我们认识到个人属于自我、并对这个自我及生活充满信心的新自由。[13]74-75所以，获得一种不恰适个人身份的新自由，可能面临的结果是：人被剥夺了曾经享有的安全与归属感，与世界松散的关系再也无法满足个人经济和精神上的安全需要。[13]70

小说中的闵就是这样的典型。作为近代中国的早期新式女子，闵僭越了传统，打破了旧时代女性固守深闺、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生经验，享受到婚姻、职业自由。而与此同时，离开故土又成为释放新自由的前提，毕竟古老的北京城并不是能容下这些选择的地方。在青岛，闵是诗人，是《青岛文学》杂志的编辑，但也是脱离乡土社会、寄居在沿海发达都市的“制度性传播媒介”[14]134(精英报刊)之中、无根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占据如此身份，闵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我们从她穿梭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游移性与暧昧性上也可看出。而当这一点反映在现实中，空间则首先成为一种明显的标志，见证着主体在社会身份转换间的撕裂与紧张。

“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的……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15]37为此，小说铺设了大量文笔在空间描写上，并试图以主人公对不同城市的认知反馈来表现个体内心情感的变化。闵留恋北京，不仅因为北京盛住了她与裘利安放肆的情爱，更因为她在此地可以脱卸下重重面具，贪婪汲取故土养分，回归最本真、最熟悉的自我。而她又必须回归青岛，是因为那里是她作为现代人立身的依托，婚姻也好，工作也罢，后者都是她生活中另一重要的社会认同来源。

“将城市文本化，既创造出自己的现实，也成为看待城市的一种方式。”[16]383各色各异的城市想象背后，实际上隐喻着空间区隔所造成的不同的成员身份认同。正如布尔迪厄所言：“行为者对这个世界有积极的见解，他们的确建构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但是，这种建构是在结构性限制下进行的。”[17]301这种结构性限制对裘利安，必然是身为西方人对“东方国度”的想象；对闵，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女性对游子生涯与婚姻困境的情感补偿。小说选择北京为演绎结构性限制的中心空间，这对作为西方人的裘利安与生长于此的闵固具有特殊意义，可即便对虹影来说，也再没有比还是“北平”的京城更合适讨论主体社会认同的地方了。一来，女主人公的经历至少在“寻根”主题上回应了作为流散知识人的作家对远去家国的怀旧式追思；二来，有鉴于她的华人身份与面向世界多语言写作的市场需求，北京这一地标也有绝对的识别性。

20世纪30年代中国较为发达的大城市中，“出租车多，人力车多，各类轿车多”[3]60，但在北京，“西方人明显比青岛和上海少”[3]60。尤其是历史时期的上海，作为被现代技术和制度充斥的“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本营”，已然由西方现代性语境下产生的半殖民性取消了它作为地域的属性，变成了一个隐喻式的幻象。[18]319众所周知，现实中的虹影向来视“魔都”上海为她的“第二故乡”，在小说中，青岛与上海是具有相似气质的城市，但吊诡的是，作家却自然而然地借以上帝视角流露出对北京——这座传统文化气息深厚的城市的喜爱。

其实，当我们仔细端详时会发现，小说中如古画中走来的北京女子闵，相比历史上的凌叔华本人，更有虹影的韵味。出生、成长于山城重庆的虹影，却总是着旗袍或中式盘扣服装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留着齐黑的刘海，脑后编发盘起，娉婷信步。这不仅是女性作家，更是女性主义作家中少有的装扮方式。对传统菜肴、服饰以及文化的热爱，不仅构成作为流散作家的虹影写作的独特性，更被她内化进骨髓，成为一种坚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小说中，北京之于闵，就像现实中，独特的生存方式之于虹影，都是回归个体原初社会认同的重要凭依。

在以国与国的地域分界为区分族群身份的当下，北京因着它独一无二的政治及文化中心特征，成为华夏族群发源的象征，即使对以漂泊为寻求认同途径的流散知识群体而言，北京也是他们血缘里绕不开的牵连。尤其是30年代的北京，异族面孔稀少，文化流动缓慢，相比时空变化迅速的青岛与上海，它毋庸置疑是一块适合想象的“飞地”，一个与“寻根”主题缠绕不清的“异托邦”。一如脱掉数件“外衣”的闵，在故乡北京寻找原初自我，虹影这钟情的背后，亦影射着人类学层面上对原初生存意义的潜在追寻。在文字构筑的虚拟空间中，在不断回味稳定的文化边界给予知识者的慰藉中，作家尝试着展开与现实相异的另一种可能性。

四、结语

无论何时何地，身份认同都是人类始终关注的命题，在现代人不断追问着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之中产生。而作为一部由“流散”作家创作的、兼讨论了人物“流散”经验的经典文本，虹影的《英国情人》在该研究域无疑具有示范性作用。

德里达曾说，所谓“认同”，就是一个旧身份分裂、新身份形成的去中心过程。[19]401无论是女主人公，还是作家，疏离于主流的漂泊与边缘化经历是她们的共同特征，而利用这一体验为自我赋权，使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女人与故事产生了共鸣效应。通过文本连结，作家意图突破主体在东西方文化与民族、男性与女性，以及不同社会身份间自处的困境，并积极讨论焦虑背后有关个体终极价值的探问。对闵而言，这场执着于自我的试验以失败告终，但对虹影而言，这不啻为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英国情人》向读者说明了真实的体味与真诚的吐露往往才能成全文字。而我认为，这正是虹影驾驭这部非自传性作品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作为商业化消费时代的畅销书，小说的确避不开为搏眼球对“房中术”有些过分的“妖魔化”书写的指摘，但这并不妨碍它仍是一部有勇气有眼光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