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忠 勤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

一、扁鹊之学医经历

“扁鹊”本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的“神医”。我们所说的“神医”扁鹊，乃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之立传的“神医”秦越人。《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1]2785后世只要提及“扁鹊”，指的就是秦越人，而不是黄帝时代的扁鹊。

扁鹊年轻时的学医经历，主要记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1]2785

看这段记载，令人仿佛看神话小说。以我们现在所具有的科学常识来看扁鹊的学医经历，不难判断其荒诞不经。长桑君是不是名医暂且不论，他传授给扁鹊的神奇药物，须用“上池之水”送服，这“上池之水”是什么神水呢？《史记索隐》案：“旧说云‘上池水’，谓水未至地，盖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药，服之三十日，当见鬼物也。”[1]2786“上池之水”，就是露水。露水含有什么特别的成分吗？无非故弄玄虚而已。扁鹊如法服药三十日后，两眼便具有了透视功能，能看清人体内脏的病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扁鹊的“得道”经历系他本人编造出来的，那么扁鹊就是个大骗子。也许，在科学不昌明的时代，只有编造出“神迹”来，才能忽悠住人。

总之，扁鹊神奇的学医经历是荒诞无稽的。即使长桑君是个千年不遇的大神医，不遗余力地向扁鹊传授医术，在三十天内使扁鹊成为神医，也是不可能的。显然，扁鹊的学医经历，只是个神奇的传说，不宜作为历史真实写进史书。

二、扁鹊之诊脉

《史记》在记述扁鹊学医经历时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特以诊脉为名耳。”直译就是：“只不过以把脉诊病作为形式罢了。”而有些学者则解释为“特别以诊脉而闻名”。如聂绍通在《国医论坛》杂志发文称：“山东中医药大学蔡群老师曾在本刊1997年第1期发文对‘《史记·扁鹊传》文中“为名”当为“闻名”’进行了考辨，主张‘特以诊脉为名耳’当译作特别以诊脉而闻名。笔者深以为然，但却未能引起众多同仁的重视。”[2]50蔡群、聂绍通的解释，意在维护扁鹊乃“脉学之祖”的地位，但解释得颇为牵强。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完整地分析“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这句话，解释为“只不过以把脉诊病作为形式罢了”，与前面“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的叙述无任何冲突。前面说扁鹊主要靠自己拥有的透视功能来为人诊病，并未讲其诊脉技术如何，如果突然又来一句“特别以诊脉而闻名罢了”，就与前面的句子失去了逻辑关系，而且语句也感觉别扭。

《史记·扁鹊传》最后，司马迁还特意加了这么一句：“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1]2794点明扁鹊是中医脉学之祖。扁鹊之后，诊脉似乎成了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最重要、也最神秘的诊断方法。棒棒医生在《中医脉诊的深刻内涵究竟是什么》一文中说：“按部位来分，今天的中医，乃至于中国西医，用的都是‘寸口诊脉法’，就是摸手腕桡动脉的一段。之所以摸这一段是因为古人认为这一段桡动脉含有特别的人体生命信息。因为寸口属于手太阴肺经，而‘肺朝百脉’寸口虽‘脉之大会’，手太阴起源于三焦更是胃气的发源地，五脏六腑之气皆来源于脾胃转化的水谷精微，所以，寸口这儿相当于战情中心，是所有信息汇聚之所。然而，对脉搏的本质，现代解剖学早已穷尽全部奥秘，不过是动脉搏动而已。血液由心脏排入动脉系统，心脏一舒一收产生的压力波在动脉血管内就表现为脉搏，全身千万根动脉都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搏动，任何一段动脉的搏动都不可能含有高于流体力学的特殊信息。”[3]68由于动脉在人体中的部位大多比较深，能够在体表摸到的只有颈总动脉、桡动脉等九处，而位于手腕处的桡动脉最方便摸到，于是这里似乎成了人体疾病信息的汇聚点，成为中医诊病的不二法门。

中医视扁鹊为诊脉之祖，但历史上第一部从理论上阐析脉理、脉法的脉学著作，却是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撰写的《脉经》。《脉经》首次系统归纳了二十四种脉象，并一一作出具体描述。即使这区区二十四种脉象，也并不容易分辨清楚，王叔和在《脉经序》里承认：“在心易了，指下难明。”[4]1当代也有学者认为：“中医摸脉，一般只能感觉到浮、沉、迟、数及结、代等几种，至于分二十八脉、三十二脉，实是书本功夫，临床上无法弄清楚。”[5]114

以一篇《废医论》而惊世骇俗的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年轻时曾苦学中医，能处方为人治病，其《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有“内经素问”篇四十八条，即是其学医笔记。如果通过摸脉果真能够诊病，以俞樾大师之聪明颖悟，必有所获，但俞樾却茫然无所得。在《右台仙馆笔记·卷三》中，俞樾评论道：“余谓医所凭者脉也，而脉之失传久矣。《史记·扁鹊传》言扁鹊饮长桑君所与药，‘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又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夫扁鹊特以诊脉为名，则其精于医，非精于脉也。而至今言脉者宗之，则是扁鹊特以为名，而后人乃真以治病，即此知其不足恃矣。”[6]770

俞樾并没有否定扁鹊的医术，认为扁鹊“精于医，非精于脉也”，诊脉只是扁鹊行医的幌子，其实是靠不住的(“不足恃”)。

在《废医论》一文中，俞樾援引《周官》《内经·素问》关于脉象相互矛盾的论述，得出“迄无正解”的结论。俞樾说：“今医家寸关尺三部，所由始也，扁鹊本以此为名，而后人乃奉为定法，不亦傎(同‘颠’，颠倒之意)欤？”俞樾由是得出了“脉虚”的结论。“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6]752-753

诊脉本来是扁鹊行医的幌子，岂料竟成了后世中医们用以诊病的主要手段，诚为可笑之至！难怪俞樾指斥扁鹊“罪在万世矣”[6]753。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详细记录了扁鹊行医的三个典型医案，兹分别分析之。

三、扁鹊诊赵简子

先看扁鹊诊赵简子。晋昭公时(前531年至前526年在位，共6年)，大夫赵简子专权。某日，赵简子忽然病了，乃召扁鹊为之诊病。扁鹊诊断后对赵简子的下属董安于说，当年秦穆公也得了与赵简子同样的病，昏睡了七天才醒来，醒后对大臣公孙支和子舆说，他到上帝那里做客去了，上帝告诉了他一些秦国即将要发生的大事。如今赵简子不出三天就会醒来，醒后他有话要说。

过了两天半，赵简子果然苏醒，对各位大夫说，他其实是到上帝那里做客去了，听歌观舞，非常快乐。有一头熊和一只罴想来攻击他，上帝命他射死了熊和罴，并告诉他，晋国即将衰弱，历七世而灭亡，等等。董安于郑重地记下了赵简子的梦境见闻，并将扁鹊诊断之言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赏赐给扁鹊良田四万亩[1]2785。

这个记载也见于《史记·赵世家》[1]1786-1787，文字基本一致。但赵简子昏迷的时间，并非在晋昭公之时，而是在晋定公十一年(前500)。

故事中，上帝告诉赵简子，晋国将历七世而亡。事实是，晋顷公之后，又经历晋定公、晋出公、晋哀公、晋幽公、晋烈公、晋孝公、晋静公，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赵、魏、韩为诸侯；公元前376年，赵、魏、韩三分晋地，废掉晋静公，晋国遂亡。从晋定公到晋静公，正好七世，应了“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的预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提及晋昭公，意在说明赵简子在晋昭公之时开始专权，并非说明那是扁鹊诊赵简子的时间。扁鹊诊赵简子，应该在《史记·赵世家》记载的“晋定公十一年”，这样，才符合上帝关于晋国七世而亡的预言。

对于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来说，“扁鹊诊赵简子”只不过是个荒诞无稽的传说而已。有学者却认为，“扁鹊诊赵简子”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如赵国华、刘新然《论赵简子之谶》认为：“如果我们分析谶语的内容，会发现这实际上是赵简子为实现赵氏由家入国而制定的战略。”“赵简子为了逐步实现赵氏由家入国的目的，根据自身实力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制定战略。从时间上讲，赵简子制定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消灭范氏、中行氏二卿，这时赵简子欲采取稳妥的方法，逐次消灭二卿，因此在梦中熊与罴是先后被射杀的；第二步是消灭代国和知氏，实际上建立赵氏之国；第三步是在晋国衰败到一定程度时由赵氏取而代之，完成名义上的建国。这样通过层层递进的三个步骤，彻底完成赵氏立国的目的。”[7]22曹东义等在《扁鹊诊赵简子考》一文中也认为：“扁鹊诊赵简子，是附载于《赵史》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真实过程；扁鹊诊赵简子所反映的医学成就，至今仍有值得我们珍视的价值 。”[8]14

有学者则认为，“扁鹊诊赵简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阴谋。扁鹊参与了赵简子装神弄鬼之事，意在说明赵简子出手灭掉范氏和中行氏(射杀熊、罴)是遵照上帝的命令，扁鹊也因功得到了赵简子四万亩良田的重赏。何爱华在《秦越人(扁鹊)事迹考》中认为：“事实上赵简子这个故事本身的主题思想，旨在说明，秦越人所诊断的赵简子因病昏迷五日，而不知人事，但赵简子却与百神同游于上帝之‘钧天’，并博得上帝的喜欢，而告诉赵简子说‘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借以宣扬赵简子之独专国事，夺取晋国政权，统治人民，是受命于天的，合法化的。这不过是一种欺骗人民的造谣鬼话而已。因此，我们应当毫不容惜地把这种荒谬的糟粕，从秦越人的病例中删掉。”[9]35-36

也有学者认为，“扁鹊诊赵简子”并非赵简子与扁鹊等人演的一出政治双簧，而是赵武灵王及其亲信为了证明“胡服骑射”的合法性、必然性而编造出的谎言。如郎需才《扁鹊诊赵简子考——兼论扁鹊活动的时间》一文就认为：“扁鹊诊赵简子这件事决不是史实，完全是赵武灵王及其史官撰造的。”[10]108

赵武灵王(前344年—前295年)于公元前326年即位，距赵简子昏迷的那一年(前500年)相差一百七十多年。赵简子之后，又经历赵襄子、赵桓子、赵献子、赵烈侯、赵敬侯、赵成侯、赵肃侯，才到赵武灵王赵雍。扁鹊诊赵简子之事，怎么会与赵武灵王扯上干系呢？

在《史记·赵世家》中，赵简子说梦最后还多了这么一句：“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史记索隐》解释道：虞舜之后代“孟姚”，叫娃嬴。七世之孙，即“武灵王也”[1]1787-1788。

赵简子说梦并令董安于记录在案之后，继续装神弄鬼。“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这个当道者是什么人呢？赵简子说，他在上帝那里做客时，上帝旁边有个人，叫子晣，莫非这个当道者就是子晣？一问，果然就是。于是赵简子与这个“当道者”有了一番对话。“当道者”说，赵简子在上帝的支持下射杀熊、罴之时，他是亲历者，并解释道：“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赵简子问：“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说：“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赵简子问其姓氏，想给他个官做，此人说：“臣野人，致帝命耳。”于是就不见了。赵简子将他们的对话记录在案，藏之于府[1]1788。

赵简子与“当道者”的对话，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赵简子的后世子孙中，将有一人“革政而胡服”，正好对应赵武灵王改革政事、胡服骑射之事。“并二国于翟”，指武灵王占领中山国之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楼烦、榆中之事。

笔者认为，郎需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即使“扁鹊诊赵简子”中的“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之语以及赵简子遇“当道人”之事是赵武灵王的史官所窜入，赵简子也不可能准确预言晋国七世而亡等他身后一百多年的史事，整个故事其实与赵简子、扁鹊无关，极可能是赵武灵王及其史官编造出来的，意在证明其“胡服骑射”等改革措施乃是历史的必然。

四、扁鹊医虢太子

扁鹊医虢太子之事，《史记》记载颇详，篇幅较长。此外，还见于《韩诗外传·卷十》和《说苑·辨物》。《说苑》记载的不是“虢太子”，而是“赵王子”，但此说历来不被采信。就“虢太子”而言，也早就有人质疑，如《史记正义》云：“古虢，即晋献公灭者。又洛州氾水县古东虢国。而未知扁鹊过何者，盖虢至此并灭也。”[1]2788其实，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中，前后有四个虢国，分别以东西南北相区别。周武王先是封周文王的两个弟弟虢仲、虢叔为东虢(今河南郑州西水镇)、西虢(今陕西宝鸡市东)国君，东虢于公元前767年被郑国所灭；西虢大部人众后来东迁至三门峡一带立国，称南虢，原西虢于公元前687年被秦国所灭；南虢于公元前655年被晋国所灭；东虢后裔虢序被周平王封于夏阳(今山西平陆)，号北虢，于公元前658年被晋国灭掉。也就是说，东西南北四个虢国早在公元前655年就已全部灭亡，如果以扁鹊诊赵简子的时间(前500)来论，距最后一个虢国——南虢灭亡，也相差了155年。《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都引晋人傅玄的话说：“虢是晋献公时，先是百二十年灭矣，是时焉得有虢？”[1]2789但《史记索隐》又认为：“然案虢后改称郭，春秋有郭公，盖郭之太子也。”[1]2789《春秋·庄公二十四年》中提到“郭公”：“赤归于曹郭公。”郭公之后便没了下文。《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解释曰：“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11]52鲁庄公二十四年(前669)，南虢北虢尚在，《史记索隐》认为扁鹊所诊的虢太子系郭公之太子，毫无道理。再说，《史记》在记叙完扁鹊诊赵简子之后，接着写“其后扁鹊过虢”，说明扁鹊医虢太子的时间是在诊赵简子之后，当在公元前500年之后，此时距鲁庄公二十四年晚了170年，距南虢灭亡晚了一百五十多年。也就是说，扁鹊诊赵简子之后，根本就没有虢国存在。

一篇报道，如果时间、地点、人物这三大新闻要素皆不明确，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是一篇假新闻。扁鹊医虢太子，时间不明；地点不明；与扁鹊对话的虢国官员中庶子也只是个官名，并无姓名可考；所谓虢太子也不知为何许人也。因此，其真实性也很可疑。

五、扁鹊见齐桓侯

《史记》记载的扁鹊三大医案中，以“扁鹊见齐桓侯”最为著名。这个医案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韩非子·喻老》[12]340，是一篇曾收入中学课本的名作。不过，《韩非子》中扁鹊见的不是齐桓侯，而是蔡桓公。但战国时期并无蔡桓公这一人物，蔡国也早在公元前447年被楚国所灭。春秋时期倒是有个蔡桓侯，其去世时间为公元前695年，比“扁鹊诊赵简子”早了195年。因此，司马迁作《史记》，将蔡桓公改成了“齐桓侯”，其余文字，与《韩非子》大同小异。之后，刘向的《新序 ·杂事》亦记载此事。《史记》所记“扁鹊见齐桓侯”原文如下：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韩非子》皆作“后十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1]2793

文中的齐桓侯，应指田氏代姜之后齐国的第三位国君齐桓公田午，公元前374年—前357年在位。《史记索隐》案：“傅玄曰：‘是时齐无桓侯。’裴骃云：‘谓是齐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盖与赵简子颇亦相当。”[1]2793齐国是周王朝分封的侯国，因此称齐桓公为齐桓侯，也未尝不可。其实齐桓侯去世之年与赵简子装病之年并不“相当”，前者要晚一百二十多年。

扁鹊每隔五天去见齐桓侯一次，只用了“四诊”中的“望”诊，便诊断出齐桓侯“疾在腠理(皮肉之间)”“疾在血脉”“疾在肠胃间”“今在骨髓”，可谓“神”矣！棒棒医生在《扁鹊是什么鸟》一文中说：“诊法神奇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因为扁鹊喝过神药有‘透视眼’的特异功能，但这个病例提示的病理生理却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什么病是按照腠理、肌肤、肠胃、骨髓顺序传播演变的呢？难道这样的病到今天也失传了？古人也许朴素的以为疾病就是这样从表至里按部就班传播的。其实完全是想当然。像白血病，直接就从骨髓起病，然后血液异常，最后才在皮肤上表现出来，等到皮肤有贫血紫癜等征象时，已经病入膏肓‘司命之所属’了。古代最主要的是传染病，也没有一个是依腠理、肌肤、肠胃、骨髓的顺序发展的……考察今天人类所认识的疾病，找不到扁鹊所说的传变模式。”[3]265

司马迁记录“扁鹊见齐桓侯”，应该抄自《韩非子》。韩非为了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创作了大量寓言故事，“扁鹊见蔡桓公”便是其中一则。为了防止人们当作真实的史事加以考证，韩非特意杜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蔡桓公”，不料司马迁信以为真，并想当然地改成了“齐桓侯”。李耕拓在《扁鹊见蔡桓公——被误作史实的寓言》中说：“历史上的齐桓侯是一位有作为的人，他创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国立高等学院——稷下学宫，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创举。它兴盛百余年，至齐亡才终结。齐桓侯如果真的是因为拒绝扁鹊及时的早期治疗而迅速死亡，那么这一发生在眼前且又是发生在一国之君身上的戏剧性事件，稷下学者对它的议论必定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病重时‘使人索扁鹊’的大规模搜索行动，必造成轩然大波，不但稷下学者，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会街谈巷议，市人皆知，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了。可以肯定，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也必定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口碑相传而不会泯灭无闻。”[13]31-32

可以断定的是，“扁鹊见齐桓侯”一文的价值，在于它说明了一个“讳疾忌医”的道理，但它只是一则寓言故事，并非真实的史事。

六、扁鹊见秦武王、魏文侯

除了《史记》记载的上述三个医案之外，《战国策·秦二》还有一则“医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

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听，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14]147

秦武王(前329年—前307年)，就是那个因为举鼎砸断胫骨而死的嬴荡，公元前310年—前307年在位。以他刚即位那年计算，距“扁鹊诊赵简子”那一年(前500)，相隔190年。如果“扁鹊诊赵简子”为实，那么扁鹊肯定活不到秦武王之时，两事必有一事为虚。所以司马迁记载了“扁鹊诊赵简子”之事，而不录扁鹊见秦武王之事。

《战国策》乃西汉刘向根据前人所留资料编定而成，真伪互见，不能作为信史采用。那么其所记“扁鹊见秦武王”之事，可信度很低。

而《史记》明确记载扁鹊到过秦国，并死在了秦国。“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1]2794秦太医令李醯，也仅仅是因为刺杀扁鹊而在史册上留名，关于此人的其他信息无从稽考。有人认为，李醯是秦武王的太医令，不过是臆测之辞，并无史料为证。

《鹖冠子·世贤第十六》还通过战国时期纵横家庞煖之口讲了魏文侯与扁鹊的一段对话：

(魏文侯)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15]332-333

庞煖的生卒年不详，魏文侯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72年至公元前396年，比秦武王即位之年早了162年。齐桓侯田午于公元前374年即位，比秦武王即位早了64年。

《鹖冠子》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隐士鹖冠子所作，曾长期被视为“伪书”，直到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才证实《鹖冠子》是战国时期的著作。但此书是一部本于黄老而杂以刑名的道家著作，不能以史书视之。

根据《鹖冠子》中扁鹊的说法，他有兄弟三人，都是良医，扁鹊最小，医术最差。这与《史记》中扁鹊医术得自长桑君的记载不合。如果扁鹊的神术是长桑君传授的，那么他两个哥哥的神术又是谁传授的呢？难道是扁鹊又将长桑君的“禁方”和神药传给了他的两个哥哥、他的两个哥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且，扁鹊对其两个哥哥医术的描述也不合理。老大医术最高，能在人的疾病还没有出现征兆之时就能将人治好，这分明是中医所宣扬的“上医治未病”嘛！不过，既然疾病还“未有形”，他又是如何诊断出来并进行医治的呢？老二为人治病还多少靠点谱，有道是“其在毫毛”，意思大概是能在病人的病情刚刚表现出来的时候就能为其治好。没病的人，谁来找他们诊治呢？所以这二位的名气远不如扁鹊大。这个故事，更像一则寓言。

七、扁鹊之换心手术

《列子·汤问》还记载了扁鹊为鲁国的公扈、赵国的齐婴做换心手术的故事[16]156。

鲁公扈、赵齐婴是何许人也？已经无从稽考。扁鹊为这两人治好病后，进一步提出要替两人治疗他们与生俱来的疾病，两人问什么病，扁鹊说：“公扈志向远大但脾气柔弱，足智多谋但不能决断；齐婴志向不大但性格刚强，思虑不周但意气用事。如果将你们两人的心换一下，就会都变得很完美。”于是两人同意扁鹊给他们做换心手术。扁鹊让二人喝下毒酒，二人便昏迷了三天，不省人事。扁鹊将二人的胸腔剖开，挖出心脏互换，然后敷上“神药”，二人醒来后，恢复了健康，各自回家。结果，公扈来到了齐婴家，齐婴来到了公扈家，他们都认识老婆孩子，老婆孩子却不认识他们。两家为此打起了官司，等扁鹊解释了原因后，两家这才作罢。

如果这个故事写到“投以神药，既悟如初”就戛然而止，好古者说不定会由此得出扁鹊乃世界外科手术之鼻祖的结论，而且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成功地完成了换心手术。可惜，《列子》接下来的叙述露出了荒诞不经的底色。中医认为，“心主神明”，“心之官则思”，心脏是主精神、用来思考的器官，《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篇：“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17]65显然，中医将人脑的功能强加给心脏了，所以闹出了公扈、齐婴分别回错了家的笑话。

不必说像换心术这种在当代也堪称顶尖技术的手术，即使普通的外科手术，古人大概也做不了。《列子》作者想到了手术疼痛的问题，于是设计出可以令人失去知觉的麻醉药物——毒酒，这可比传说中华佗的“麻沸散”早了六七百年！就算有了麻醉药物，那么，如何解决手术感染问题？扁鹊有消毒术吗？如何解决手术大出血问题？扁鹊有输血术吗？当然，古人没有病毒、细菌、血型等概念，思不及此，在编写寓言故事时自然不会涉及，这倒也情有可原。

《列子》一书，内容多是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不可将其当作史料来对待。因此，扁鹊做换心手术的故事，只不过是一则神乎其神的寓言故事，恐怕没人当真。

八、扁鹊活动年代及其他

下面将各书所记扁鹊之事的大体时间排列出来，探讨一下扁鹊的活动年代：

扁鹊诊赵简子：公元前500年。

扁鹊见齐桓侯：公元前357年。

扁鹊见魏文侯：约在公元前472年至公元前396年之间。

扁鹊见秦武王：约在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07年之间。

扁鹊医虢太子：时间不详。

扁鹊在秦遇害：时间不详。

扁鹊为公扈、齐婴做换心手术:时间不详。

由此可知，各种文献记载的扁鹊的活动年代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07年之间，前后长达193年。在扁鹊诊治过的人物当中，以赵简子为最早。根据《史记》能够得知扁鹊具体行医年代的只有诊赵简子、见齐桓侯这两个例子，而这两个例子相距143年。如果扁鹊20岁当旅店经理，长桑君出入旅店十几年，即使扁鹊学成神术后立即于公元前500年去诊疗赵简子，他起码已三十多岁。那么，他见魏文侯时当在六十余岁；他见齐桓侯时，已将近一百八十岁；他见秦武王时，已将近二百三十岁。

前文已论，扁鹊诊赵简子，很可能是赵武灵王及其臣子编造的神话，是经不住推敲的。抛开子虚乌有的扁鹊诊赵简子，如果扁鹊三十多岁学成神术后立即去见齐桓侯，以公元前357年为时间节点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尚未出生的一百多年前去见魏文侯，更没有可能在将近三百年前去医虢太子。不过，他倒是有可能去见秦武王，不过时年已经八十岁左右。也就是说，扁鹊见齐桓侯与见秦武王的时间最接近，也至少相距四十七年。

由此亦可见，关于扁鹊行医的种种事迹，在年代上就不合常理，而且，都经不起推敲分析，虚假的成分居多。

综上所述，“神医”扁鹊姓秦名越人，齐国人，大约活动于春秋末、战国初。此人应该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史上实有其人，是一个名声很大的江湖游医。否则，《韩非子》《鹖冠子》等先秦著作不会拿其人说事，司马迁也不会专门在《史记》中为之立传。可惜，《史记》所记扁鹊的学医经历及其三个医案，基本上都是寓言故事，皆经不住考证、推敲。司马迁将关于扁鹊的寓言、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使《扁鹊传》成为《史记》中极不可信、非常失败的一篇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