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倩 王 勇 陆 雨

（1.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2.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

1965年，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早春天气”。大量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社会，提出了他们的思考：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写真实；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两类新颖作品：“干预生活”的批判讽刺小说和写爱情复杂性的人性人情小说。这两类小说突破了建国以来文学全面颂歌、公式化、概念化的形式，为中国近代文学注入的新气息。不幸的是，“百花文学”仅存在一年半，便被反“右”斗争中断。尽管如此，“百花文学”仍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1]（P15-17）。《田野落霞》与《西苑草》是“荷花淀派”作家刘绍棠的作品。在当时“百花齐放”的大环境下，刘绍棠也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他的深刻思考。

一、突破只准歌颂的禁区，直面现实矛盾，“干预生活”

刘绍棠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敢于直面现实，反映现实，发现矛盾，大胆干预生活，挖掘生活本质，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了建国以来文学长期的全面歌颂形式，并且在作品中，刘绍棠通过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暴露所存在的问题，寄寓自己的希望，希望引发人们的思考。

《田野落霞》通过塑造一个蜕化变质的党员干部形象，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表明中共应该加强党内建设。例如：“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为革命流过血，拼过脑袋，你不过就是一张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的文凭，我入党的时候，你还在喊蒋大总统万岁！”这是黄金海在水井倒塌伤人后面对刘秋果的责问时说的一段话，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党内一部分老党员仗着自己是老革命就瞧不起新人和知识分子。可见当时对干部的提拔，资历比才能更加重要。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提拔干部如果重才不重资历会伤老干部的心[2]（P10-12）。再如黄金海“在河边用两张一角钱的新票，骗买了一个光屁股小男孩的三只野鸭”这种行为哪里是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行为，反映了部分党员觉悟不高，党性退化，行为与党员身份不符的现实。又如张震武家的保姆仗势欺人，还有张震武坦然接受黄金海的贿赂等，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存在送贿收贿的行为，这些都是以往作品中不曾涉及的。在全面歌颂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只能看见对党员的歌功颂德，对高尚行为的赞颂，对现实暴露出的问题却避而不谈。而刘绍棠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敢于揭露现实的丑恶一面，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

《西苑草》同样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黑暗，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它涉及接触到了优秀集体制度和因材施教的问题。小说中通过主人公蒲塞风拒绝参加集体舞蹈而受到批评的情节，反映了当时大学过分强调集体制度，忽视了学生学习的问题。如文中担任《文学评论》编委、《西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副主编的萧鱼眠教授在帮助蒲塞风改文章时，将当时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作家们知识的贫乏，而不认为是只读一家之书，只写一种体裁造成的。这无疑是当时主观主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扼杀与禁锢，导致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僵化、思想迷茫，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究竟是跟从内心还是跟随潮流。而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在文中也有多处体现，如蒲塞风和爱人伊洛兰约会见面时间有明显的限制。在当时的情况下“跟爱人在一起占去过多的时间，要被批评为脱离群众”，正如主人翁所说的“我们的爱情比目前我们的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爱情还公式化”，这也是间接导致他们感情破裂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批判式教条主义，妄图以舆论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人们生活在小心翼翼之中，进而脱离了原始自由的生活，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交往[3]（P22-24）。

总之，刘绍棠在这两篇小说中大胆直率地揭露当时选拔人才的弊端、一些领导干部风纪败坏、作风低下的错误行为，抗议高等学校过分强调集体生活，不考虑学生的个人情况，反对以批判主义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行为。他敢于针砭时弊，鞭斥官僚恶习，揭露了当时人们思想中的“阴暗面”，这无疑是对建国以来文学全面颂歌形式的重大突破，他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和表现对象，行使了暴露光明之下阴影的职责。

二、突破人性的禁区，直面复杂的人性，克服公式化、概念化

刘绍棠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创作了《田野落霞》和《西苑草》，用于冲破一些极少触碰到的的人情、人性的禁区，他把焦点聚焦到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展示了爱情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批判了教条式爱情、形式主义爱情。客观来讲，表现浓烈人情味的小说，大胆地突破了“十七年”以来片面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传统，克服了生搬硬套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

《田野落霞》中杨桃红这个人物形象的遭遇反映了一些干部以权谋私的作风问题，而她的婚姻更是体现了女性敢于冲破传统婚姻观的禁锢，勇敢地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解放，充满了人情人性美。一个女性勇敢地提出了离婚，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很少见的，两个共产党员的结合应该是模范婚姻，而杨桃红身为党员却和丈夫离婚，明显是冲破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党员的模范化婚姻。而黄金海对杨红桃不能生育孩子，是个“破鞋”的不满，也从侧面体现了社会男权主义的主导性和爱情本身的复杂性。《田野落霞》中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同样充满了丰富的个性，不再是“十七年”时期模式化式典型，一味为政治服务。

这种突破性也在《西苑草》中有着深刻的体现。《西苑草》中赞美了黄家萍对蒲塞风默默无闻的爱恋，这是对美好的人性发现与赞颂。刘绍棠敏锐地想要表达人性的复杂性，现实中的情感不单纯是模式化、概念化的交往，他们往往是各种情感的交织，这其中所包含的原因有高尚，有低下，有自私，有奉献。小说还批判了沈飞黄的嫉妒心理。沈飞黄因嫉妒黄家萍对蒲塞风的付出与感情，通过画漫画登校刊的形式来报复蒲塞风，这也是现实人性的一种反映，因为嫉妒而产生了错误的思想，达到了写真实的效果。而文中关于黄家萍对蒲塞风的倾慕与爱恋，则是将笔触伸向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世界，突破了长期封锁的人情人性禁区。刘绍棠在文章最后通过伊洛兰的话，希望能黄家萍与蒲塞风在一起幸福生活。伊洛兰在最后虽然当选为东山大学团委会副书记，却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和现状，痛恨自己是个僵化了的冰冷的人[4]（P26-29）。全文大胆描写党员充满曲折的恋爱历程，揭露了错误地模式化婚姻，在批判僵化模式的同时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

这两篇文章在刘绍棠笔下，大胆描写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无论是杨红桃还是黄家萍，都反映了在“双百”方针下，百花文学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写作方式，突破人物情感的禁区，开始描写人物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对人性开始进行剖析。文学的关注点从单纯对政治的赞颂转向了对人性的思考，这无疑是对文学的全面政治化、阶级斗争化的突破。

三、突破教条主义，直面现实，主张文学不要一味为政治服务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原则导致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公式化、概念化。以往的歌功颂德，只是流于表面，没有真正深刻地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它只是一味为政治服务，宣传典型，成为人们的思想航标，而不能引发人们深刻的思考，不能正确地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进而不能使社会真正进步。刘绍棠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个弊端，于是他借助“双百”方针这个东风，在《我对当前文艺界问题的一些浅见》中提倡现实主义要有更广阔道路，提倡刻画文学中复杂的人性关系，主张提高文学作品的质量，直面现实，突破僵化的教条主义。他解释道：“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欣赏艺术的机会多起来，欣赏能力也逐渐提高了。于是，只根据政策条文创作的作品，由于缺乏高度的艺术魅力，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在沿用过去的领导方式和理论思想来督促和指导作家的创作，势必只能起到促退而不是促进的作用了。”在这里，他提出我们应该提高作品质量，遵循文学创作的本身规律，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提倡依据人民日益高涨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来进行文艺创作。

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黄金海风纪败坏，刘秋果清正廉明。小说通过两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的对比刻画，反映了人的异化，人因为现实的变化，因为外部因素的诱惑而导致人性扭曲，渐渐改变。黄金海便是一个被权力和官场异化而主体意识丧失的利己主义者，他为一己私利，贪污受贿，小到连小孩都骗。刘秋果是一个坚持原则，为百姓着想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积极为人们着想，经常为老百姓提供帮助。通过对比，深刻地揭露出了人性在权力和利益下的扭曲，在歌颂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同时也批判了党内的不正之风。小说中包含的不仅仅是对政治的赞颂，还有文艺创作之中用艺术化的手法对政治问题的深刻揭露。在这篇小说中，刘绍棠并没有一味地为政治服务，歌功颂德，在他的笔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基层出现的情况，党员在高扬廉洁清正的大旗时，队伍中同样有腐败现象出现，这一突破意在警醒人们正视这种现象的发生。

这种突破性在《西苑草》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蒲塞风和伊洛兰的爱情就是典型的缺乏爱情本身的情感交流，遵循舆论的监督，僵化地交流，僵化地任务式地相处，从而导致了恋爱关系的破裂。在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中，他们这种“一个月写两封信，见一次面，每封信一页信纸，每次见面两个钟头”模式化的恋爱，是属于一种政治性过强的恋爱观，他们忽略了爱情本身是需要通过交流来增加感情的。这种片面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恋爱模式，反映了公式化、概念化带给人们情感的限制。这是教条化的集中体现，人们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思想僵化，容易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放弃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

在这两篇小说中，刘绍棠以“文学写人性”，提高文学质量为写作原则，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敢于突破教条主义和片面追求重大政治主题的写作手法，丰富了写作领域与题材。

“双百”方针是符合文艺发展内在规律的方针，即创作自由。刘绍棠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写的《田野落霞》和《西苑草》对建国以来的文学具有强烈的突破性：不仅突破了建国来文学完全的颂歌形式，即歌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赞美社会主义新生活，大胆地揭示了当时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还突破了长期被封锁的人情人性禁区和片面追求重大政治主题，排斥个人情感空间的局面。通过深入描写复杂的情感世界，打破了爱情题材创作的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另外，它还突破了以阶级论、革命论为核心的人的观念，提倡文学写人性和文艺为人学，恢复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这些突破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表明文学创作现实主义的深化，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