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雪瑶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语言脑科学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一、引言

量词是用来对人、事物或动作进行计量的数量单位，不仅可计数量、指示类别，也具有一定的情感表征、审美评价等功能[1]。与英语等无独立量词词类的单复数标记型语言相比，汉语作为量词标记型语言，量词系统丰富，用法灵活[2]，因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表量结构。

一些表量结构中存在着量词与名词语义搭配违例的情况，例如：“一朵青春”、“一掬热泪”等，这种搭配上的违例并没有削弱量词对名词的计量功能，反而为实现某种特定语言交际目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因而该现象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对这类异常量名搭配或新奇表量结构的研究多从形式主义、认知主义、修辞学等视角展开，多集中探讨新奇表量结构中的量词分类、隐喻机制运作、汉-英新奇表量结构的对比等。例如，王文斌，毛智慧[3]认为新奇名量结构中的量词均为隐喻性量词，可分为三大类，即量词性量词、名词性量词和动词性量词；在此基础上，毛智慧[4]从概念整合理论出发，剖析了新奇表量结构中的两类搭配异常类型及隐喻构建过程中的两大类意象模式；此外，李勇忠，白黎[5]从认知修辞视角出发，对名量新奇搭配再范畴化动态过程进行了阐述。

但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探讨名词性量词与名词的隐喻性搭配关系，对新奇表量结构中动词性量词的关注较少。此外，尽管一些学者探讨了动词性量词在新奇表量结构隐喻构建中的作用，但少有研究从构式语法的角度直接对“数+动词性量词+名”结构进行细致的描写与构式成因的解释。鉴于此，本研究拟运用认知构式语法的理论，结合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语料，探讨“数+动词性量词+名”这一结构形成的动因和认知机制。

二、“数+动词性量词+名”构件分析

“数+动词性量词+名”这一结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分部为“数词”；第二部分为“动词性量词”，根据王文斌、毛智慧[3]对隐喻性量词的分类，“动词性量词”是由动词临时转换而来的量词，一旦脱离表量结构后，便不再能被当做量词使用，但在该表量结构中，动词不仅具有了量词的计量功能，其动词语义也并未削减殆尽；第三部分为名词，多为具有指称性功能的普通名词

为进一步考察格组成构件的特征，本研究以《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罗列的动词为基础，使用《现代汉语词典（第6 版）》查询动词用法，排除已规约化为动量兼类词的动词，随后借助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CCL 语料库），通过手动筛选，获得“数+动词性量词+名”构式共计242 例。通过对语料分析可知，“数词”多为“一、二”等序数词，“动词性量词”多为动作动词，“名词”多为具体名词。

（一）临时表量结构“数+动词性量词+名”中的“数词”

在“数+动词性量词+名”这一构式中，数词主要包括“一、二（两）、三、四、五、十六、二十”等系数词，但各系数词的使用频率有所不同，其中数词“一”的使用频率最高，共检索到204 例。“二”或“两”的使用频率次之，但远不如“一”的使用频次高，仅16 例。数词“三”或“五”以及“四”在该构式中仅分别出现1 次和3 次，此外，“十六”、“二十”等十以上的序数词也偶有出现。

序数词“一”的使用尤为频繁，可能是因为“一”兼具真值数词和非真值数词的功能。真值数词表示确切的逻辑量，可替换为其他数词形式，经替换后，句子的合法性不受影响，如：

（1）“晚上自己拿了一提啤酒在桥上喝。”

（2）“马周三当下大喜，便吩咐在山寨里备了一口大猪，一牵肥羊。”

（3）“她将一舀水倾在头发上”

上述例子中的“一提”、“一牵”、“一舀”中的“一”均为肯定的数值，并无夸张或泛指的意思，将数字替换为“两”、“三”等序数词也并无不妥，仍旧表示对事物确切的计量。

但更多的情况下，“数+动词性量词+名”中的“一”并未表示其真值义，按照其逻辑义难以完全理解句意。如：

（4）“窗外突然出现一剪清水，水面映着湛蓝的苍空。”

（5）“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以上例子中的“一”并不表示确切的逻辑量，“一剪”表示池水范围细长，“一捻”暗指土量较少，若将其替换为其他数词，则句义难以理解。作为非真值数词的“一”具有表示不定数的主观量特征[6]。在用以表示主观量时，“一”既可表示主观评价数量大（即主观大量），也可表示主观评价的数量小（即主观小量）[7]。以“一”表示主观小量时，“数+动词性量词+名”中的“一”暗含数量少，不值一提的意味。在例（5）中，土的数量本身并非作者想要强调的重点，使用“一捻”是为了和后句的“万两”形成鲜明对比。而在表主观大量时，“一”可表示泛指，含有全量之义，可视为对事物整体性的强调，如“一握乱丝如柳”中的“一”是指头发整体，其实际表示的数量远大于一。与“一”相似，在“数+动词性量词+名”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二”也扮演着两种角色。吕叔湘（1999）在《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中指出“两”可表示不确定的数目，因而“二/两”也可表主观量。

此外，“一”、“二/两”在该构式中的频繁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后续动词性量词的影响。通过对“数+动词性量词+名”的语料分析可发现，临时充当量词的动词大多为动作动词，且以手部动词最为典型。而数词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身体或者身体经验有关。已有研究表明，当以人的身体为源认知域时，身体部位的数量、大小、位置等会被映射到数词的数值、数词进制、数值大小等方面[8]。由于在该构式中，大量手部动词被暂用为量词，手的数量将映射到数量概念域中，体现在数值上。通常，我们在完成动作或接触物体时常常使用一只手或两只手，因此在该构式中，“一”、“二”等数词的频现也可视为数词系统的涉身表现之一。

（二）“数+动词性量词+名”中的“动词性量词”

在“数+动词性量词+名”中，相较于名词，动词性量词的开放程度较低，通过对可填入该结构中的动词进行统计分析，共有43 个动词可临时充作量词使用，其中，约38 个动词性量词原为手动词，即以手为效应器施行的动作。如“一握清风”中的“握”、“一泼黄土”中的“泼”等。相比之下，足动词、未与特定效应器相关的动作动词、心理动词等虽也可填入其中，但仅出现一两例，使用频率远不及手动词。

手部动词性量词的高频使用与手部在认知活动中的重要性有关。手部是人体中最基本，最普遍的部位，可视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原始“工具”之一，在人类认知客观世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手部动词常具有较强的及物性[10]，通常需要有动作对象，即动作的接受者，因此手部动词的语义常要求宾语的出现。毛智慧[4]指出由动词性量词组成异常表量结构可被视为一种被动的意象模式，量词是名词所指事物作为受事者被施予的行为或动作，此时，动词性量词常常由及物动词或者动词的及物义充当。换言之，在“数+动词性量词+名”中，动词性量词虽然有着一定的计量功能，可以对后续的名词进行量化，但由于其动词语义仍然占主导地位，该动词性量词更强调的是与名词的互动关系，突显的是造成名词所指事物被呈现某种特征的行为或动作。如：

（6）“翡仙听说，便将她那一捏柳腰，轻轻一扭。”

其中，“捏”原指用“拇指和别的手指夹”，此处用来修饰修饰“柳腰”，一方面对细腰进行了量化，另一方面，动词和名词的互动，可视为一动宾结构，暗含“两指捏住腰肢”的意味。

（三）“数+动词性量词+名”中的“名词”

在“数+动词性量词+名”构式中，不同名词种类出现的频率有所区别，具体名词在该构式中的可接受程度远高于抽象名词。

两类名词在该构式中的使用差异是两类名词不对称现象的体现之一。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在量词的选择上具有不对称性，具体名词对名量词的组合范围更广，而抽象名词对量词的组合具有选择性[11]。在“数+动词性量词+名”这类表量结构中，具体名词和临时动词性量词的组合的可接受程度更高，而抽象名词只能和某些动词性量词组合，以一种隐喻的方式，使抽象概念得到具体形象的表达和理解。如：

（7）“酒侵花脸娇波慢。一捻闲愁无处遣。”此处“闲愁”指惆怅的情绪，是抽象概念，但始源域“酒”和目标域“愁”之间的映射，让“愁”具有了可衡量的特性，同时作为临时量词的动词在对其计量的同时，又赋予其动态特性，使得抽象的情绪也变得生动、具体[12]。由前文对动词性量词的分析可知，大多数临时量词为动作动词，且手部动词尤甚。动作动词的强及物性也要求对后续名词起到了一定限制，具体名词更易作为动词的接受者出现，因而具体名词在该构式中的使用频率高于抽象名词。

此外，客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会激活潜在的动作信息，客体提供的这种行为可能就被称为可供性（affordance）[13]。在语言理解中，可将词或短语索引（即“映射”）到环境中的客体或知觉符号，并从客体或知觉符号中提取出“可供性”，即与事物相关的可能行为[14]。而具体名词更容易映射到客体上，其可供性能随即得到自动提取，从而激活为实现该行为可能所必要的动作，如此一来，该具体名词和与之相关的动词产生互动，该动词更容易进入“数+动词性量词+名”中量词的位置，以其动词义满足名词所激活的动作潜势义。例如“阑干凭晓，一握乱丝如柳”，发丝在风中飘扬，可以用手握住，因而“握”这一可能行为得到提取，“握”进入该表量结构中量词的位置，在对发丝的数量限定的同时，也体现了该客体对象的动作潜势，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

三、“数+动词性量词+名”的形成动因

当动词出现在量词位置，并与数词连用，对名词进行修饰时，本不符合语法规则，但“数+动词性量词+名”的频繁出现表明，动词临时化用为量词在语义和语法上都有着一定的可接受度，这一结构在语法上获得“合法性”，可能是构式压制和惯性压制的结果。

（一）构式压制下的“数+动词性量词+名”

构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组成的象征集合体，当构成构式的语言单位的语法、语义特征与构式整体特征不兼容时，该语言单位的语法、语义特征就会遵从它所在的构式的整体特征，即形成构式压制。凡是构式与其组构成分之间或构式中不同组构成分之间在句法、语义等特征上存在某种冲突时，构式压制可以有效的解决冲突，实现构式语用和谐[15]。

“数+动词性量词+名”作为表量结构，其原型构式是“数词+量词+名词”，如果动词性词项进入该构式中“量词”的位置，显然不满足该构式所提出的准入条件，此时只能通过调整动词的功能、意义结构，以满足该准入条件。换言之，动词受到“数词+量词+名词”原型构式的压制，被迫改变其语义特征，被压制出表示事物单位的意义，使其跟量词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功能特征得到突显，从而消除构式义和词汇义的冲突。例如“取出一裹荞麦”，其中“裹”本为动词，有“包，缠绕”之意，但该动词进入“数+量词+名”中，填入了量词的位置，受到表量结构的压制，其动词的语义特征受到改变，其动作的结果“包扎成一包的物体”得到突显，并与数词“一”组合，对“荞麦”的数量进行度量，此时，“数+动词”与“"数+量词”的原型相符。

（二）惯性压制下的“数+动词性量词+名”

动词在“数词+量词+名词”结构中的出现，有时候也是惯性压制的结果。惯性压制是指在正常表达后，顺着前面所用词语，以其作为参照点引出其后不很正常的表达，从而形成一种类似扼式搭配的表达式[16]。在句子中，受到正常“数量名”搭配的惯性压制，其后的动词借用型表量结构变得趋向于被接受。例如：

（8）“薛大监差了家人，送了一坛内酒、一牵羊。”

该例中“牵”本是动词，无计量的功能，因而“一牵羊”为非正常的结构，但前文的“一坛酒”为典型的名量搭配，“一牵羊”在其惯性压制下，可理解度和可接受度都得到提高，“牵”因而也暂时性地获得了量词的功能。

四、“数+动词性量词+名”的认知解读

在“数+动词性量词+名”这一结构中，动词性量词本可以用常规量词替代，如上文中的“一牵羊”表述为“一头羊”也未尝不可，但一些作者故意将动词置于量词的位置上，丰富了整个结构的意义。读者在识解这类结构时，就需对动词性量词所强调的意义进行解读，同时需发掘动词临时化用为量词后，为整个结构增添的新内涵，这就涉及到识解中的突显与概念整合。

（一）突显

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不仅包括其概念内容，也包括人们识解这一概念内容的方式。识解是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和描述同一场景的能力，可以从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等五个方面进行描述。

突显原则的认知基础在于人类具有确定注意力方向和焦点的认知能力。运用突显原则，我们在传达具体信息时可以对可供选择的语言结构进行取舍，概念中被关注的焦点即为图形，是被突显的部分，而未被关注的部分为背景，起到充当图形参照点或衬托图形的作用。

在数量名结构中，突显维度主要体现在量词语义对其所计量名词语义的激活上[2]。认知语言学认为，根据概念实体与其他物体的关系，可将概念实体分为关联体和非关联体。顾名思义，关联体预设了另外物体的存在，因此为依存体；与之相反，非关联体可以不依赖与其他物体而独立存在，因而为自主体。当依存体和自主体组合，由于自主体具有多个亚概念实体或特质，通常只有其中的一个或某几个概念实体或特质起直接作用，成为激活局域，这些被自主体中被激活的成分就此得到突显。

数量名结构中，可将量词视为依存体，将名词视为自主体。当量词和名词组合时，名词的某个特质受到激活，这个被激活的局域得到突显成为注意的焦点。如：

（9）“她站起来，一泼黄土从门上落下。”其中，动词性量词“泼”为依存体，原有“猛力倒水使散开，泼洒”之意；名词“黄土”为自主体，拥有多个特质，其中“具有一定流动性”这一特征在和量词结合时得到激活，“黄土像水一样可流动”这一特征得到突显，从而使得“一泼黄土”这一非典型变量结构的可理解度得以提升。与此同时，作为依存体的动词性量词的特质和名词的某个特性相关联，依存体的特性也会依附在自主体中的特质上，使得相关联的双方及这种关系本身都得到彰显。具体而言，“泼”的“泼洒”动作特质与“黄土”的流体特质相关联，并依附其上，使得这种动态关系本身也得到彰显，因而“一泼黄土”读来更加生动形象。

在“数+动词性量词+名”中，名词的来源角色，即名词所指称事物的创造方式或者动作结果最易得到突显[2]。如：

（10）“后帐发出一扛木头枪杆来”。

“一扛木头抢”产生于“把木头枪杆扛起来”，当名量结合时，作为自主体的名词的施事方式得到激活，从而和仍带有动词特性的量词“扛”相关联，同时，“扛”作为量词的计量特征和原本的动词义特征依附与名词上，使得“一扛木头枪杆”不仅具有表量的功能，也突显了作用与对象的动作方式。

（二）概念整合

空间映射理论认为，认知是一个心理空间中的概念与另一个心理空间中的概念相互映射，

形成新的心理空间，从而产生新概念的过程。语言认知也就是通过不同心理空间的整合，形成新的心理空间，并以此为中介反应客观事件与场景。Fauconnier 把意义构建看作是通过激活两个或多个空间并对其进行合成以产生新空间、形成新概念的过程[17]。概念整合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有别与原始输入空间的新空间，即新显结构，在该结构中，原本在各输入空间中的独立信息得以相互联系，因此新显结构是整合后出现的合成心理空间,表征着新的概念[18]。

“数+动词性量词+名”的识解，也是一个空间整合的过程。由于该结构中的量词是动词临时借用而来，动词和名词作为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会产生空间冲突，需要通过空间映射进行整合。在某些情况下，“数+动词性量词+名”结构中的量词可视为名词所指事物的自身行为或动作，即量词与名词形成主动施予的关系，此时，该表量结构可解读为一种主动意象模式[3]。如：

（11）“黑色孵着一流徐缓的小溪。”

在对“一流小溪”进行识解时，充当源域的量词和充当目标与的名词分别作为两个不同的输入空间，需进行跨空间映射，找到两个空间概念的连通特质。由于“流”是“小溪”的一种突显动态表现，因而两个空间中相关的概念信息，如“液体、移动”等进入一个“信息中转站”即类属空间中，随后将类属空间中相关的概念作为统一范畴中的范例组合在一起，如“一条小溪正蜿蜒流淌”，存储在一新的复合空间中，随后通过组合、完善，到达输出空间，形成一新显结构，即动词作临时量词的表量结构，从而完成识解。

在更多的情况下，“数+动词性量词+名”结构中的量词表示的是施予名词所指示对象的动作，即名词对象被动接受该动作，量词和名词形成语义上的被动关系，王文斌，毛智慧[3]将这种结构称为被动意象模式。被动意象模式的识解与主动意象模式相同，也涉及量词空间和名词空间的跨空间映射与整合。例如：

（12）“文仙素性最爱花的，便拣了一个茉莉花球，又拣了几剪珠兰”。

“几剪珠兰”中，量词“剪”和名词“珠兰”分别作为两个输入空间，需从中提取相关的概念，如“截断、枝叶”等，并将之存储在类属空间中，随后这些概念被组合起来存储在复合空间中，如“截断一枝珠兰”，最后输出一新显结构，即具有新奇意义的“几剪珠兰”。

五、结语

在表量结构中，一些动词临时充当量词的角色，不仅具有计量的功能，也保留了一定的动作语义，使得对物体的计量生动具体。在对动词性量词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对“数+动词性量词+名”结构进行了描写，并对构式的成因及认知机制进行了探讨。在该构式中，“数词”多为“一”、“二/两”等序数词，表示逻辑量或主观量；“动词性量词”多为动作动词临时充当，突显动作和客体的互动关系；“名词”多为具体名词，但抽象名词也可以隐喻的方式得到识解。在“数量名”结构的构式压制和惯性压制的作用下，动词性词项得以进入“数+动词性量词+名”构式中，获得临时量词的身份，实现构式语用和谐。在“数+动词性量词+名”中，名词的来源角色，即名词所指称事物的创造方式或者动作结果，事物的功能角色、事物当前进行的活动或其典型行为常得到突显。此外，动词和名词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通过跨空间映射，形成新显结构，从而完成对该构式的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