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军改编研究

2019-02-21裴儒弟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2019年4期
关键词:西藏地方昌都西藏

裴儒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100875)

1793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正式颁布,从而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了正规藏军。藏军成为西藏地方的常备军,是一支特殊的地方军队。关于藏军改编的研究,学界没有专门研究的成果,部分成果涉及藏军的改编①,但对新中国成立后藏军从确定改编协议到退出历史舞台的脉络梳理,还不够清晰。本文拟将对藏军改编协议的形成过程,藏军第九代本的改编经过,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如何破坏藏军改编,藏军被解除武装等作详细探讨,以加深对藏军史的认识。

一、关于藏军改编协议的形成过程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1](P566)。至此,藏军改编以协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那么藏军改编协议是如何形成的?

1949 年9 月30 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章军事制度共有六条。其中第二十条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实行统一的编制”[2];第六章第五十二条含有军事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2]。显然,藏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共同纲领》为新中国成立后藏军如何处置指明了方向,是藏军改编协议的主要依据之一。

1950年1月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接着党中央、西南局和西北局着重研究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条件。2 月西南局成立了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专门从事西藏情况的调研工作。不久,在西北局的指示下,青海省委于5 月1 日提出了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六项条件。其中第三条为:“协助解放军入西藏,西藏武装接受解放军领导,实行共同纲领二十条、三十二条之军事制度。”②青海省委的六项条件中关于西藏武装的表述,是依据《共同纲领》中的军事制度条文,确定了西藏解放后藏军的领导权。然而,对于改编藏军等一时不可能实现的条款,说的过多缺乏转圜余地[3](P20)。因此,中央认为这六条不够策略,没有批准。

5 月11 日西南局向中央提出与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的四项条件,四项条件符合中央精神,但过于宽泛。17 日中央复电西南局,指出:“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4](P77),并望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自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这里面也涉及藏军处置问题,藏军概不变更,且加以保护。这是考虑到,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限度的政治争取[4](P77)。

之后,西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四项条件修改和增补,形成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又叫“十大政策”。《十七条协议》的框架和若干条文就是在“十大政策”的基础上增减修改而成[3](P20)。至此,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具体条款完全确定下来。在这十大政策中,第五条为:“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5](P16-17)这是中央考虑到西藏的主权问题是最主要的,将改革西藏旧制度留待以后解决。

中央人民政府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进行阻挠和拒绝,中央决定以打促和,于1950 年10 月实施昌都战役。昌都战役胜利后,中央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争取工作,最终西藏当局在向英美等国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派出和谈代表分两路赴京。1951 年4 月29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开始,地点位于北京市军管会。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是李维汉,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李维汉建议大家先学习《共同纲领》和十项条件,以便更好地进行谈判[6](P58)。5 月2 日下午,双方举行了第二次谈判,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是讨论的核心内容,其中也涉及藏军改编问题。阿沛·阿旺晋美认为,边境可以由西藏军队守卫,如果边境有事,再请求中央派兵去保护,“还可以把西藏现有的军队扩大,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并对外宣称西藏已经有了解放军。”[7](P156)此时,西藏代表团已经对藏军改编表示同意。

5 月7 日双方进行了第三次谈判,讨论了进军人数、驻地及藏军改编等问题。其中,西藏代表提出藏军要缓慢改编,中央代表明确指出藏军改编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另外,双方还拟定了《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作为协议的附件,即《十七条协议》的附件一,在内部掌握,其内容直到1991年才向社会公开,其中四条内容涉及藏军改编。

最终,双方在经过六轮的正式谈判后,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藏军改编内容列入第八条,即“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8](P127)。可以说,藏军改编协议来源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十大政策”。

二、藏军第九代本率先完成改编

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藏军第九代本③就已经进行改编前的筹备工作。1950 年昌都战役前,西藏地方政府调动大批藏军,在金沙江以西布防。其中,第九代本防守宁静、盐井地区,位于防线最前沿,代本是德格·格桑旺堆。第九代本系骑兵,始建于1921 年,下辖2 个如本、4 个甲本,号称总兵力500人,实际只有350余人[9](P353)[10](P643)。

昌都战役前,解放军前线部队通过书信展开对藏军的争取工作。原德格土司官家夏格刀登、巴塘人平措旺阶、巴塘医生强曲等人,先后写信给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并寄去《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④等,劝其认清形势,及时作出正确选择。这些信件使得第九代本较早地认识了中央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方针政策,为之后第九代本起义和改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10月12日德格·格桑旺堆率领第九代本在宁静起义,解放军接受第九代本343 人[11]。根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第九代本起义后的政治思想教育主要由十八军负责,同日解放军南路部队总指挥苗丕一指派张克宇等人,以党代表的名义,赴藏军第九代本所在地,做好团长德格·格桑旺堆的思想工作,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进行改编前的筹备工作[12](P1473)。

德格·格桑旺堆,是原西康德格土司后裔,在国外留过学,熟练掌握英文,思想开放,认清国际形势,深明大义”[13],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政策教育和改编思想。西藏工委明文对起义后的第九代本有明确规定,“藏军起义部队保持原番号不变,起义投诚官兵的生活待遇一律与解放军相同对待”[9](P259)。因此,第九代本的改编过程较为顺利。

1951 年3 月12 日,五十三师领导和一五七团政委分别到第九代本进行改造、整编的工作总结。4 月第九代本调到昌都俄洛桥驻扎[14],担负警卫和军垦工作。5 月第九代本经过半年多的整顿、训练、改造,除少数士兵逃跑和退役外[15](P80),大部分官兵都留了下来。这样第九代本顺利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警备区第九步兵团⑤,番号准予保留,德格·格桑旺堆不仅担任团长,还兼任昌都警备区副司令。

藏军第九代本在昌都战役中率先起义,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为了树立典型,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藏军第九代本被顺利改编,并给予较好的待遇。另外,昌都警备区还按月给第九代本的家属发放生活补助。第九代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支被改编的藏军队伍,从此获得了新生。之后,第九代本的官兵在参加生产、平定叛乱、对印自卫战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藏军改编受阻

西藏和平解放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十七条协议》,但是西藏地方对执行协议的态度是勉强的。除了一些爱国进步上层人士的拥护外,多数中间人士犹豫、观望,上层中一些顽固分子甚至阳奉阴违,不断制造事端,阻挠协议的贯彻执行。[3](P20)由于西藏分裂势力的百般阻挠和破坏,除第九代本和少数军官改编成功外,其余藏军改编受阻。西藏地方政府对藏军兵力和装备进行了非法扩充,把这一支军队用来作为反对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工具[16]。

(一)非法扩充军队和购买武器装备

1950 年冬,藏军主力已在昌都战役中被歼灭。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藏军实有11个代本,番号是第1、2、4、5、6、11、13、14、15、16、17代本,共计9300人。[17](P129)之后,藏军陆续解散了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对藏军将被逐步改编颇为不安,担心因此就“毫无武力可资凭借了”[18](P321)。据《西藏自治区志·军事志》记述:“1952年6月,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地方政府一次就征集500人,将在昌都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三代本重新恢复”⑥。1952年12月,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共西藏工委给藏军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藏军调动遣散事宜给西藏地方政府的信》中的意见,遣散藏军6000人,仅剩第1、2、3、4、6共5个代本,2572余人,其中军官178人。[17](P129)这里没提到第九代本,此时第九代本已经被改编过了,若将第九代本包含在内,总数不到3000人。也有人说,1952年保留藏军1、2、3、4、5、6、9团共3300余人。[9](P253)

1956 年西康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以后,四川藏族地区叛乱分子窜入昌都藏区,索康等人极力反对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同时西藏地方政府迅速增加兵力,为全面武装叛乱作准备。从1956 年下半年到1958 年三年中,新增藏军总计近2000人[6](P174)。1956 年下半年,一代本增加250 多人,二代本增加250 多人,三代本增加240 人,共计增加740 多人;1957 年,一代本又增加200 人,二代本和三代本各增加300人,四代本增加100人,共计增加900 人;1958 年五代本又增加250 多人[16]。另外,1957年五代本因财政困难,该代本大部分被遣散,定日防地只有代本1人、甲本1人、定本5人和少数士兵共20 余人[19](P366)。除去逃亡的士兵外,直到1959年3月10日,藏军总数超过了4000人。

西藏地方政府还不断从国外运进军火,这些武器主要由英美提供,其中大部分是自动武器和重型武器。1954年始藏军不断增加迫击炮、轻机枪、冲锋枪、山炮、步枪等装备数量,相比较于1954 年,1958年藏军装备共增加一倍多[16]。

(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进行各种阻挠藏军改编的活动

1950 年12 月,在两个代理司伦(即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⑦的唆使下,商人阿乐群则⑧等人成立了反动组织,即“人民会议”。1951 年11 月25 日,阿乐群则等人在德吉林卡开会,煽动一些商人和流氓,呼喊反动口号,阻挠《十七条协议》的执行,要解放军撤出西藏,反对改编藏军。1952年1月13日,司曹鲁康娃召集一些政府官员在原“外交局”二楼秘密开会,确定要进行驱逐解放军的军事准备[20](P697)。会上,鲁康娃等决定将昌都战役后仍保留下来的藏军第一、第二、第六代本集中在拉萨,并做好战斗准备,以接应市内的骚乱。

1952 年2 月11 日,庆祝西藏军区成立大会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各代本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取消“雪山狮子旗”。当时出现的场景是:“有的代本不愿打出来,有的把国旗卷着并举得低,而把藏军的‘雪山狮子’军旗举得很高。”[22]可见藏军改编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2月15日,张国华在西藏军区成立后的首次办公会议上提出:“逐步改编西藏地方部队为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先在藏军中进行《十七条协议》的教育,开始悬挂国旗,学习使用解放军的军事口令,参加‘五一’、‘八一’、‘十一’等国家规定的纪念日的集会;开办藏族军事干部培训班,吸收优秀军官及藏族优秀子弟参加训练;……改编后不愿继续供职和不适宜供职的藏军军官以及参加过昌都战役的军官无现职者,均予以妥善安置。”[7](P210)2月18日在司曹、噶伦联席会议上,两司曹反对在藏军中进行《十七条协议》的教育和悬挂国旗,鲁康娃说西藏有自己的“国旗”(即藏军军旗“雪山狮子旗”),并在“泛亚洲会议”上悬挂过。21日司曹、噶伦联席会议继续召开,张经武指出:“1947 年泛亚洲会议上悬挂的‘雪山狮子旗’,在中国代表提出抗议后,就被迫取下来了。”[7](P210)同时张经武指出:“在军区下设立军分区和逐步改编藏军,都是贯彻执行协议的内容和必要步骤,是在谈判中商定的。”[21]会后,两司曹改变了与中央代表和军区领导当面对撞的做法,转而采取暗中纵容支持“人民会议”活动的伎俩。

3月31日,反动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数百名藏军趁夜暗包围了中央代表驻地和阿沛的住宅,并向阿沛住宅开枪;藏军还占领了市区周围制高点,在药王山修筑工事。两司曹密令驻日喀则的藏军第六团(炮兵)急调拉萨(于4月2日到达)。4月1日晚,“两司曹公开纠集了一千名藏军、喇嘛和暴徒成群结队地来到各个军政机关,高呼‘人民解放军滚出西藏去’、‘西藏的制度不容改变’等口号。”[22](P169-170)在拉萨异常紧张的形势面前,3月31日至4月4日,张经武三次致函十四世达赖,要求取缔伪人民会议[23](P39)。4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电报中指出:“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势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依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24](P63-64)4 月27 日,达赖终于下令撤销两司曹职务,5 月1 日,西藏地方政府下令取缔非法的“人民会议”。但此后“人民会议”组织依然存在,其嚣张气焰开始收敛,从公开转为隐蔽,并得到西藏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非法的“人民会议”骚乱事件得以平定,西藏从而保持了数年的稳定局势。

1952 年10 月8 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指出:“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25](P89)《十七条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除藏军第九代本改编完成,至1955年藏军改编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放了军服,授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1955 年3 月9 日,在达赖、班禅参加的国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会上还批准了藏钞、藏军问题的报告。9月15日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指使伪“人民会议”分子,以“人民代表”的名义,向西藏工委提交“意见书”,公开提出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反对改编藏军等。中共西藏工委对噶厦表明严正态度,11月16日,噶厦当面向阿乐群则等宣布,要他们停止活动。11 月20 日,达赖发出公告,宣布“人民代表”组织为非法,并下令全区解散该组织。[26]

1955 年四川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州率先开始民主改革,康巴藏区发生叛乱,这很快影响到西藏的稳定,西藏上层人士对此顾虑重重。1956年9月1 日,藏军六个代本的如本和甲本,集体对“乃穷神”(护法神)盟誓:“誓死保卫西藏故有的制度,保卫圣神的宗教,反对在西藏进行任何改革。”[23](P67)9月4日中央电告西藏工委,停止进行任何改革的准备工作。1956年底,中央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在六年内,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进行改革,也不改编藏军[27]。1957 年4 月22 日张国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上,再次强调:“中央决定西藏至少在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六年后是否实行改革,将根据当时情况,由西藏民族领袖、代表人物和人民共同协商决定。”[23](P75)

四、藏军被解除武装

1957 年5 月20 日,以恩珠仓·贡布扎西⑩等为首的四川藏族地区叛乱分子,在拉萨成立“四水六岗”反动组织,“四水六岗”泛指甘、青、川、滇等省区藏族聚居的地方,西藏噶厦支持该组织的成立。1958年4月20日,“四水六岗”组织与三大寺、藏军结成同盟,签订“同盟书”[23](P80)。6月,第二代本又从藏军中选派号兵、机枪射手到山南帮助训练叛乱武装。10月24日,藏军各代本的如本、甲本以“放桑”(烧香)为名,在罗布林卡开会,决定允许藏军去参加叛乱武装。此后,第二、四、六代本的官兵就积极串联携枪参加叛乱,二代本先后有两百多人携枪去山南参加叛乱武装,其他各代本也有一二十人和三五十人参加叛乱武装。11月5日,噶厦决定在罗布林卡召开全体官员会议。这次会议名为讨论平叛问题,事实上是一次支持动员叛乱的会议。会后藏军就成批地参加叛乱武装。[23](P83)

1959 年3 月10 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提出了“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28],藏军第一、二、六代本共2000 人集结在拉萨城内,完全进入临战状态。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陆续派人与分裂分子接触,劝告他们遵守《十七条协议》,说服藏军不要叛乱[18](P418)。3 月17 日十四世达赖及随同人员索康、柳霞、夏苏三个噶伦,达赖喇嘛经师、副经师以及家属,一代本彭措扎西、二代本扎西白惹、四代本多卡色等人,以及担任警卫的200 名藏军共约600 余人,逃离拉萨。[23](P93-94)当天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当前,首先准备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实行民主改革。”[18](P432)

3月20日凌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分子全面进攻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当日在拉萨的叛乱武装已集中7000 余人,其中有藏军4 个代本2600余人,康青叛乱武装1500余人,参加叛乱的喇嘛3000余人[29](P430)。10时零5分,解放军开始反击,西藏军区警卫营首先解除了驻拉萨第四代本的武装⑪。同日西藏军区发出布告:对于叛乱分子,本军将本宽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匪来归者,一概既往不咎;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搜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27]。下午解放军攻打罗布林卡的战斗打响,驻守罗布林卡的藏军为第一代本(该代本一部随达赖集团外逃,一部投奔山南的“卫教军”),即达赖警卫团,晚上,经过战场喊话,如本色新·洛桑顿珠下令全营不得抵抗,藏军第一代本四百余人放下了武器,把枪支捆起来交给解放军。同日,位于拉萨北郊留守其营区的藏军第二代本残部(其主力已分别在药王山、牛尾山被歼)企图北逃,被军区士兵拦阻,其代本桑颇·登增顿珠率四百余人投降。[7](P372-373)

3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日喀则部队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日喀则基巧办事处奉命宣布:一是解除西藏地方政府藏军第三、五代本武装,所有官兵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遣散回家。对其中愿意参加工作者,一律欢迎;二是接管西藏地方政府日喀则基宗和宗政府,其印鉴、档案、仓库和一切公共财产,一律封存移交基巧办事处[30]。此时,藏军驻日喀则地区为第三代本、第五代本,约有官兵1000余人[30]。人民解放军驻日喀则部队奉命对第三、第五代本一面采取军事包围,一面由地方党政军领导出面,争取通过谈判促使他们接受和平交械。三代本路马·明久多杰经过谈判,同意交械,拥护平叛,并写信劝(代理)五代本洛桑赤勒交枪,翌日五代本也和平交械。

3 月21 日,军委电告西藏军区,西藏噶厦已在拉萨叛乱,所有藏军均应解除武装,勿使一个漏网[23](P96)。各地驻守部队迅速解除了日喀则、亚东、协噶尔、定日、黑河、噶尔昆沙等地藏军的武装,接管了这些地方的反动政权[31](P55)。3 月22 日,盘踞在布达拉宫的藏军第六代本一部及其叛乱分子,停止抵抗,从窗口打出白旗,反动贵族擦绒和叛乱武装800 余人投降。至此,除外逃士兵,藏军第一、二、三、四、五、六代本被全部解除武装。3 月28 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23](P97)不久,西藏所有重镇完全置于解放军的控制之下。

五、藏军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一)藏军的反动性

清末民初藏军的性质逐渐发生蜕变,藏军充当了西藏亲英分裂势力的工具,从一支保卫西南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军队,演变成一支分裂祖国统一、维护“政教合一”制度的“卫教军”,如参加1912年驱逐中央驻藏官兵事件、三次康藏战争、1949年“驱汉事件”等等。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上层分裂集团利用藏军组织策划各种反动活动,阻挠《十七条协议》的实施,如藏军参加1952年3月伪人民会议策划的拉萨骚乱事件,后期还加入到“四水六岗”组织的各地叛乱活动。藏军甚至和国外反华势力勾结,非法扩充军队和购买武器装备。西藏军队的全副装备是英美及其他国家供给的,统治西藏军队的高级军官,大都是英国和其他反华势力训练出来的,曾任藏军总司令的凯墨·索安旺堆便是由英国一手培养起来的。藏军于1959 年3 月参加全面叛乱,导致最终解除武装。藏军背叛祖国,违背了历史潮流,这注定了藏军会退出历史舞台。

(二)藏军的落后性

尽管藏军从国外购买了一些武器装备,善于骑射,适应高原气候,但是装备陈旧,战术落后,军纪不严等,因此藏军的战斗力水平较低。藏军有简单的指挥机构,但没有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个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如本以上指挥官离火线很远,胜则争先,败则早逃[19](P369)。只要上级攻击命令一下,士兵即蜂拥前进,但遇到战败,则溃不成军[32]。拖家带口是藏军部队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一个习惯,军营里有不少官兵的家属、子女,有的部队会出现父子兵。如第九代本,多数官兵年纪已大,并带有妻儿老小,军事技术又很差,武器装备也只是每人一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式步枪,一个代本几挺机枪。[15](P77)[33]藏军爱酗酒,穿着随便,部队集体行动散漫。正如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对藏军的评价:“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藏军是一支缺乏训练、装备简陋且指挥无方的军队”[34](P719),这样的军队退出历史舞台,也具有必然性。

(三)藏军的压迫性

藏军又是一支腐败透顶,一贯欺压人民的军队,西藏百姓把藏军比作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座大山,无不切齿痛恨。“他们整天酗酒打闹、嫖赌玩乐,一切吃喝用度,完全由驻地人民供应,稍不如意,就打人骂人。”[16]西藏农奴还要负担藏军支派的极其沉重的乌拉差役,足本以下的每人可以支一至三头牛,定本支三匹马、四头牛,如本支八匹马、十二头牛,代本支十二匹马、二十头牛。每一次藏军换防时,后面跟着一支庞大的乌拉队伍。自己带有马匹的藏军虽然实际上并不需要乌拉,但每次都把规定的乌拉数目由农民折成现金偿付。藏军甚至可以随意把马鞭挂在他看中的藏族妇女的家门前,这户人家的家长就得把家里的青年妇女连同马鞭一起,送到藏军的住处,任凭藏军奸污。[16]若家中有人对此稍加反对或不同意,即有被打死的危险,藏民们只好饮泣吞声[35]。可见,藏军对百姓的压迫之深,其解除武装也是顺应民心。

综上,《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了藏军要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然而西藏上层分裂集团阻挠《十七条协议》的实施,反对藏军改编,使得藏军改编进程缓慢。除第九代本及部分藏军官员外,其余藏军均没有被改编成功。1951-1959 年西藏上层分裂集团利用藏军进行各种反动活动,公开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1959 年西藏发生全面叛乱,随后藏军称号彻底被解除。藏军表现出的反动性、落后性、压迫性,违背了历史潮流,不得民心,其退出历史舞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注 释]

①涉及藏军改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廖立的《中国藏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年版),王献军的《藏军史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王可的《和平解放西藏时期涉及军事问题的政治解决——西藏军区成立前后纪事》(《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

②《共同纲领》中的军事制度,是从二十条到二十五条,“三十二条之军事制度”的写法似乎有误,第三十二条为经济政策,第五十二条含有军事制度,因此第五十二条更为合理。见王小彬:《经略西藏 新中国西藏工作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页。

③代本,藏语音译,又称“戴本”、“代奔”、“戴绷”、“戴琫”等,西藏地方政府军职称谓,藏军一级建制,相当于团,它同时又是官名,指团长,管理兵马,防守卡隘,兼管驻防区内行政。因此,第九代本,也有称之为第九代本。

④《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中含有十项条件基本内容。⑤《在藏军九代本担任军代表的日子——访十八军老战士宋继琢》,《西藏日报》2011年5月21日,第4版;也有称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警备区第九代本,见《一支特殊编制的部队》,《杭州日报》1988 年12 月24 日,第4 版;还有称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步兵第九代本,见《“九代本”军官后代:常怀感恩之心》,《西藏日报》2016年5月26日,第1版。

⑥《人民日报》1959年5月22日,第6版;也有说昌都战役后三代本剩余50余人,1957年三代本重建,有军官41人,收罗士兵434人。见廖立:《中国藏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

⑦鲁康娃,全名鲁康娃·泽旺绕登,195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他由孜本升为司曹(代理司伦),后逃亡印度的噶伦堡,成为流亡在噶伦堡的西藏叛国分子的头目;洛桑扎西,全名本珠仓·洛桑扎西,195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他由大堪布升为司曹(代理司伦)。

⑧阿乐群则,四川理塘人,在拉萨经商,热衷于“西藏独立”,1956年被噶厦“监禁”,数月后释放,后逃亡印度。见《伪人民会议始末》,《西藏党史通讯》1989年第2期,第9-13页。

⑨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8-59 页。也有说9 月18 日,见《伪人民会议始末》,《西藏党史通讯》1989年第2期,第13页。

⑩恩珠仓·贡布扎西(1905-1964),藏族,四川理塘县人,1942年到拉萨承袭其家族恩珠仓事业,成为大商人。

⑪陈炳:《叛国必亡》,《西藏革命回忆录》第4 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也有说是3月21日拂晓攻打四代本,四代本的士兵正在睡觉,双方激战一小时后,朱绣山解决了四代本。见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17页。

猜你喜欢

西藏地方昌都西藏
都是西藏的“错”
西藏地方辣椒栽培模式探究
2020年4月昌都市察雅县香堆藏戏田野掠影
论昌都“卓舞”音乐特征
蕃物志
明朝对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册封及其演变
首届热巴展演暨热巴艺术高峰论坛在昌都举行
神奇瑰丽的西藏
一个人的西藏
西藏:存在与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