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燕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712082）

1959 年的民主改革推翻了旧西藏黑暗、腐朽的封建农奴制。从此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康庄大道。在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 周年之际，我们通过对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梳理，发现对旧西藏的抨击、封建农奴主恶行的揭露一直是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反映出作家们鲜明的阶级观，也让人们对旧西藏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入的了解，适应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需求，而这些都通过小说作品对人性善恶之争的描述体现出来。

古往今来，有关人性的判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曰善，或曰恶，或曰无所谓善恶。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里最早提出人性是恶劣的。[1](P80）休谟指出人是自私的。[2](P535)霍姆斯提出了坏人法律观。[3](P418)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正如当人完成为人的时候，人才是最好的动物一样，当脱离法律和裁决的时候，人就是最坏的动物。”[4](P100)中国古代先贤们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告子认为“人性无善不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董仲舒提出性亦善亦恶论。肖群忠认为，从学统上，孟子被尊为亚圣，而其人性本善思想则被士大夫文化和民众社会文化全面认同。董仲舒、王弼、郭象、韩愈、李翱、二程、朱熹、王守仁，甚至佛性说，尽管他们在具体阐述或说法上各有差别，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言，都是对人性善理论的认同。[5]方朝晖则认为，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没有使用过“性本善”或“性本恶”这样的表述。[6]严存生认为这些“人性恶”论者虽然谈到并强调人性有“恶”的方面，但并非认为“人性”只是“恶”的，而是认为它还有“道德性”或“善”的方面，而且当谈到与“兽性”或“动物性”相对应的“人性”概念时，他们所指的“人性”却更多地是谈人的道德性。[7]对于恶的表现方法，杨寿堪、路淑英认为应该从人的权欲、物欲、情欲三者中表现出的恶去说明人性的弱点，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8]“在中国小说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善作为代代相传的小说观念，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9]出于时代的需要，西藏作家所创作的当代长篇小说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善恶观，真实再现了西藏封建农奴制下广大农奴的悲惨命运，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西藏广大农奴与农奴主反动势力英勇斗争的过程，反映出农奴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人性善与恶的较量一直是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中心话题。

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10](P11)西藏民主改革之后，国家急需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来取代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西藏旧文化，打破由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控制的现实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新秩序，但旧西藏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认输，而是进行了软硬兼施的殊死抵抗，这场斗争最终以旧的政治势力的失败而结束。毛泽东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1](P865)为了表现旧西藏的腐朽，反映出社会主义新西藏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的结果，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时代需要具有政治批判性的文学作品。顺应时代潮流，20 世纪80年代，军人出身的西藏第一代作家创作出了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表达出旧西藏的农奴希望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不平等、剥削和压迫状况的诉求，证实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此后，人性的善恶之争就成为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创作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一、对旧西藏人性之恶的书写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政府没有立即在西藏实行社会政治制度改革，但1959 年3 月10 日，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悍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1959年3 月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12]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西藏各族人民彻底告别了旧社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作品力图通过对农奴主奢靡生活和对农奴的残酷迫害来表现旧西藏统治阶级的人性之恶，以此来衬托新西藏的美好。

（一）对旧西藏农奴主骄奢淫逸生活的反映

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与庄园经济密切相关，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这三大领主都拥有大量庄园，通过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来攫取财富，生产力非常低下。为了保证骄奢淫逸的生活，限制农奴的人身自由，对其进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就成为非常普遍的手段。“对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之恶的发现往往能够直接引发作家创作的理性自觉意识，就像对爱的发现多能引发人的心灵自觉一样。”[13]基于这样的认识，通过衣食住行的描写来展示西藏农奴主贵族奢侈糜烂的日常生活就成为作家们的共同选择。

在住房方面，西藏不同级别的农奴主的房屋大相径庭，拉萨的大贵族拥有大量的庄园，提供糌粑、酥油和肉食，既可以在拉萨为官，也可以选择当庄园主。益西单增《幸存的人》中的仁青晋美就是这样一种贵族老爷。“在饶登庄园的土地上，最显眼的是土木结构的三层庄园楼，这些房屋的第三层，大多数是用来存放金银珠宝和丝绸皮张之类，但也有几间是夏季卧房和餐厅。第二层是整座大楼最华贵的一层，它有领主住的高级卧房、玩乐房、餐厅、客厅和经堂等等，还有住在两翼房间中为领主服务的专门一班人。最底层也就是楼下有牛圈马厩和一批朗生，还有粮、油、肉、草等大小不同的仓库。高于两翼的主楼第三层驾于北面，墙壁最高部位上，是染成暗红色的叫作边泽的树枝砌起来的，它象征着楼房主人在政教方面的权威，不同于一般楼房。”[14](P94)“卧房的天花布是有圆圈花纹的黄绸缎；墙壁是油亮明快的彩景，有山水花果和猴鸟；地上是淡黄色的地毯，没有一丝灰尘；龙桌旁边是方床，床上是紫红被面的丝棉被；一排向阳的玻璃窗，已经拉上了浅绿色的绸布窗帘；屋里还有高大的油漆立柜，有两对沙发，有椅子，有杯盘，有插着四根蜡烛的高足银灯。”[14](P106)“高足龙桌上排列的四个银座的螺圈形灯碗里，点着从印度买来的蜡烛，笼罩着神秘阴森的气氛。”[14](P256)

即使是《神秘的索南才旦》中远在索南才旦的土司沙拉老爷的庄院大厅堂也充满了“现代”气息，“大厅堂前面的门窗是沙拉用高原异常珍贵的熊胆、麝香、鹿茸、狐皮从印度商人那儿换来的毛玻璃装潢起来的，使室内的光线显得明亮而又柔和。大厅堂的天顶挂着无数盏酥油灯，地板上铺着厚绒绒、软绵绵的拉萨花毯，花毯上摆着八张从国外带回来的双人沙发，沙发前面那些精巧雅致的竹制茶几和沙发后围着的一圈藤椅全是芙蓉城的特产。”[15](P67)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中更达土司“本人的住宅却鹤立鸡群一般从山城之中突起，方形堡垒内部，是宽敞的通天大院，正中有一个三尺见方的上马台。格桑拉姆住在第四层。冲着天井的四壁，全是淡色玻璃门窗，所以室内光线很充足。正中是她的客厅，地板上铺了薄薄的华丽的英国地毯，放了八张单人沙发。靠墙的条桌上，规规正正摆着两套待客的器皿：如果客人喝酥油茶，便用那套刻纹的白银杯盘；如果客人喝清茶，便用那套透亮的江西瓷杯盘。”[16](P39)虽然不同级别的农奴主的房屋在规模、奢侈程度上各不相同，但在功能上却是惊人的相似：它们是农奴主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显示着他们作为一方之主的权威。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具和用品无一不表现出农奴主对奢侈品的渴望，而这些财富都是依靠农奴的艰辛劳作从土地上获得的，反映出旧西藏农奴主对广大农奴的残酷经济剥削。

“人物形象在文学中特别在小说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而对人物形象的研究最初是从分类开始的，我国理论界则引进了英国作家福斯特关于‘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的理论。”[17]为了满足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需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西藏作家们往往带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意识，对这些反动人物进行了标签式的夸张处理，将他们的外表描述的丑陋不堪，使人们对反动人物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厌恶感，成为名副其实的“扁形人物”，这也符合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好人与坏人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类创作潮流。《神秘的索南才旦》中的沙拉土司“是人类中很难找到的从头丑到脚的畸形模特儿，他光头秃顶，脑袋像一个鼓足了气的皮球，看那膨胀的架势，几乎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两只小豆眼紧紧巴巴地贴在鼻梁两边。两撇稀疏的眉毛超出眼角老远；小鼻翼下那张嘴则大得惊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嘴一张便能轻而易举地塞进一个拳头，笑起来时，两个嘴角几乎扯到了耳根上。两腮的肉油光水亮的，鼓胀胀的把小鼻子都快埋起来了。他挺着肥肠大肚，坐着像一团死肉，走起来又像个肉球。”[15](P58)《我们播种爱情》中“女土司格桑拉姆手下的涅巴①俄马登登矮而肥胖，一件咔叽长夹袍，勉强地罩着他那臃肿的身体，然后他的脑袋却小得过分，所以当他沉着头从阳台上走来时，很像一口大钟在移动，他没有脖颈，代替脖颈的是一个鼓鼓的大肉瘤，像是多余长出来的另一个没有五官的脑袋。”[16](P43)作家们对噶厦政府兵的描述也是非常夸张。益希单增《幸存的人》将政府兵描述为“一个是醉眼睛，脸上堆满了黑疙瘩，跑在最前面；第二个是细脖子，灰眼圈，前额上有一个紫黑的刀痕；第三个是塌鼻子，鼻子像被牛蹄子踏烂过一样，看不出骨头在哪里。”[14](P5）这样的描写在丑恶的“扁形人物”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自然而然地激发出人们对旧西藏反动农奴主及其帮凶的愤恨之情，也反映出当时作家们鲜明的阶级立场。

如果说作家们对反动农奴主奢侈生活和丑陋形象的描写还不足以说明旧西藏统治者贪婪本性的话，那么对农奴主残害妇女暴行的描写则能进一步揭露旧西藏统治者的惨无人道。在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中，益西既是邦锦庄园的农奴主，又是邦锦寺的大堪布，“他既残暴、又好色，外号叫作‘野狗’，庄园里谁也不敢惹他。就是他打个喷嚏，整个庄园里的人也要忙上三天三夜。”[18](P1)他看到美丽的娜措姑娘，就起了坏心眼，以让娜措去家里顶替生病的佣人，偿还欠债的借口，威胁仁青老人交出女儿，并趁机奸污了娜措，使其怀孕并生下死胎，悲愤而死。克扬《农奴戟》中达热滩的加桑大千户最为残暴，有特殊的癖好，迷恋用少女小臂制成的人鞭杆，在单身牢房里奸污了女奴隶拉毛才让，一个月后，用拉毛才让的两只小臂做成了两根鞭杆，皮做成了编绳。腿骨卖给寺院做成了乐器，把拉毛才让的头骨镶上银，做成了一盏灯。而这已经是他使用过的第17 根人鞭杆。[19](P46)益西单增笔下，噶厦政府的四品官仁青晋美在一个细眉细眼、会下迷药的老太婆充当帮凶的情况下，每隔三个晚上就奸污一个少女，甚至连到拉萨来朝拜觉仁波大佛的德吉桑姆也不放过。作家通过这些暴行的细致描写，对旧西藏反动农奴主及其帮凶进行了标签化的处理，真实地反映出旧西藏农奴主的凶残面目。

（二）小说作品对等级森严的礼仪和残酷刑罚的反映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等级森严，界限分明，《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法典规定：“人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上等又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三等；中等分为中上、中中和中下三等；下等又分为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上上是至高无上的，命价无法偿还；下下如流浪汉、铁匠、屠夫等，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20](P76)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通过对下等人面见上等人时形态的描写来体现旧西藏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格桑梅朵》中描写道：“老爷是高贵的人，奴隶是下贱的人，不允许奴隶站着和老爷说话，必须弯着腰，低着头，还规定奴隶只能看主人的脚，不允许往膝盖以上看，也不允许往左右看，看了老爷的身上就要挨打，看了脸更不得了。”[18](P410)长期在森严的等级社会中生活的人还习惯性地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解放军战士，“宗政府的秘书巴穷见了支队长郭志诚后，为了表示尊敬，在靠近门口的地铺上坐了下来，只有半个屁股坐在铺上，一半悬空，似坐非坐，似蹲非蹲。”[18](P162)《迷茫的大地》中的“贵妇人是上等人，而强秋坚参是下层七等人，这种场合上等人最喜欢显示自己的威风。”[21](P18)《农奴戟》中“千户大宅大门右首立着一块大木牌，上写着人分九等，何等人进大门应受何等礼遇。里面明文规定，农奴和奴隶如若进千户大门，离大门百步就得哈腰儿，五十步就得吐舌，十步翻眼，五步下跪……礼仪不周，立刻剜眼割鼻。”[19](P293)即使是僧侣之间也是等级分明，主仆有别，农奴的后代加入僧侣队伍后，仍然属于寺院里地位最低的等级，还要服劳役。在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中，大管家讲的正起劲的时候，滚却活佛轻轻地咳了一声，他赶紧站起来，双手合十，躬着身，低着头，吸一口气，倒退了几步。这几个动作很熟练，几乎是同时完成的。[18](P216)这些小说作品通过详细的描写，将旧西藏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对旧西藏的人性之恶有了一种更为直观的理解。

为了维护残暴的统治，旧西藏保留了种类繁多的刑罚，动辄对农奴进行杀戮，绝对不允许农奴反抗。益西单增《幸存的人》中尺牍宗的代理宗本仁青晋美对敢于反对宗政府的德吉村人进行了屠杀，全村只剩下少女次松②抱着侄子桑杰普珠逃跑了。“凡聚众闹事的首犯，制造谣言的首犯，偷盗或逃亡者断其手足，或挖去眼睛。”[14]（P227)在众多的刑法中，最令人发指的当属将农奴放入用湿牛皮缝成的袋子中，放在太阳下暴晒。虽然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大都出现过这种刑罚的名字，但只有蔡英的《日出西藏》中对这种刑法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到拉萨去朝圣的农奴强巴一家四口为了填饱肚子，在路上捡了一个腐烂的牛头，被嘎康庄园的大管家单增污蔑成了盗马贼，当了替罪羊，被单增实施了装入湿牛皮口袋的刑罚：“强巴的全身被裹上牛皮以后，已经在河岸上暴晒两天了，开始他还知道喊叫，知道疼痛，但随着牛皮的干缩收紧，他的身体已经被严丝合缝的包裹住了，流血的伤口溃烂了，脓水流出来，散发出阵阵臭气，招引来成群的苍蝇，原来是牛皮上的蛆虫，现在都爬到强巴身上了。溃烂流脓的伤口，营养丰富的鲜血，潮湿温暖的环境，是蛆虫们理想的生长繁殖的地方，成堆的蛆虫在身体各处啮咬钻爬，强巴觉得是万箭钻心般地难以忍受。露在牛皮外面的脑袋，痛苦得用力摆动。干缩的牛皮越来越紧，箍得骨头像挤压在一块儿。他出不了气，胸口憋闷得要把心挖出来才好受一些。他口渴，嘴唇干裂，血痂变成了黑色。”[22](P18)范稳的《水乳大地》《大地雅歌》中还描述了“穿木靴”这种酷刑，土司家对犯错的人，穿那种专门夹脚趾、脚背的靴子，受刑者穿上去后，家丁把木靴外面的活动扣一个个地钉紧，钉三个扣，脚背脆裂，钉六个扣，五个脚趾全部挤碎，钉九个扣，木靴里面的脚骨头便一根根一块块地被夹断、夹碎。[23](P463)作家们对旧西藏这些残酷刑罚、血腥肮脏的场面的写实性描写充分体现了农奴主贵族及其打手的穷凶极恶和惨无人道，反映出农奴们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使旧西藏成为了恶的代名词，将反动农奴主永久地钉在了恶的耻辱柱上，激发起人们对旧西藏农奴主黑暗残酷统治的愤恨之情，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推翻邪恶势力的统治、解放广大农奴的迫切心情，突显出西藏民主改革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

二、对旧西藏农奴悲惨命运的真实再现

在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的命运非常悲惨，不但没有人身自由，而且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早期的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作家大都参加过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熟悉现实情况，对广大农奴的悲惨命运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们用纪实性的手法完整地展示出了旧西藏农奴所遭受的非人折磨。

（一）饱受乌拉差役之苦的农奴

“西藏的乌拉差役是个包括徭役、赋税、地租等在内的含义十分广泛的差税总称。”[20](P71)农奴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债，只知道几代人还不完。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作家们对农奴支应的各种各样的乌拉差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将其作为展示农奴悲惨命运的重要证据。其中，最为详细的是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大管家洛珠向五村镇十一个更波③宣读了仁青晋美老爷批转的新的差役和税收条款，完整地列出了内容，涵盖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等各个方面。说明农奴主对农奴的经济盘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正是依靠这样的剥削，农奴主才得以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

此外，农奴还要支兵差，生活极为困苦，必须自谋出路，依靠做一些零活养家糊口。克扬《农奴戟》中的土兵索南尖扎之所以当兵，是为了还债，千户的财粮管家翻了一大堆账本给他看，说他祖辈欠了加桑千户的债。由于他多次打仗，抵销了九成，还留一成共八千块银圆的债。后来他在危难时间救了千户后，债务减了五千，还剩下三千元。至于他的祖先什么时候欠的债，欠了多少，他一无所知。[19](P141)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中更达土司的差巴正在农业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从事农业生产时，却被土司派去的“哼查”④一道旨意召集到了林场，做剥树皮的工作，为更达寺制作印经纸，帐篷、洋铁锅和糌粑都要自带。这些小说真实地反映出旧西藏农奴繁重的乌拉差役，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旧西藏的乌拉差役，感受广大农奴所遭受的残酷剥削，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批判旧西藏的恶的现实需要。

（二）农奴的悲惨命运

在旧西藏，农奴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农奴主手里，就连基本的生命权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人身自由。西藏汉语长篇小说中的每一个农奴都有着诉说不完的苦难，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塑造了边巴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青年农奴，他在邦锦庄园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三岁时就被农奴主的打手在额头上烙上了狗字，长大后，在寺院的驱鬼仪式上，他被装扮成“鬼”供人们殴打，最后被扔下山，逃到森林中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克扬《农奴戟》中云才17 岁的大姐被寺院选去，肉身被做成了佛乐和祭品，大哥在部落战斗中战死，二姐拉毛才仁被千户做了人鞭，丈夫瓦洛佳被千户大卸八块，她也被大管家当众割下了一只脚趾。[19](P101)索南尖扎的父母不愿意向千户施奴隶礼，结果父亲被打手剁了，母亲被打手剐了。[19](P170)党益民《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中的农奴“鹰人”失去了老鹰，未能完成送情报的任务，但他仍然想追随主人逃走，却被主人工布头人一枪打死。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农奴的悲惨命运充满了对旧西藏农奴主的控诉，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农奴主强大的统治力量面前，农奴们的反抗只能以失败告终。

三、农奴的人性之善

农奴是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存在的基础，他们通过种的繁衍和无休止的劳作，满足三大领主的吃穿用度，而自己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农奴们的生活如此艰辛，但世代为奴的社会现实已经渗进了他们的骨髓，对三大领主的绝对服从成为农奴们的自觉行为，无论何时，他们都保持着对三大领主的愚忠。克扬《农奴戟》中的索南尖扎坚决反对杀死加桑千户，认为“加桑千户是大头人，没头人成不了部落，怎么能切他的脑袋呢？”在部落战斗中，他几次救了加桑千户的性命，因为他认为：“不救千户，咱们部落这头就旗倒兵败了。”[19](P144)秋培老汉说“娃子是鬼魂投生的，活佛是佛灵转世的”，才仁泽布老汉说，骂佛爷，来世是要变哈拉⑤的。这充分说明了旧西藏森严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农奴们在今世和来世都无法改变。

即使在旧西藏受够了苦难，农奴们仍然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互相帮助，共同渡过难关，表现出了人性的善良。正应了那句古话：“只要你是无辜的，就不会在西藏饿死，只要你是善良的，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家。”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中的边巴死里逃生后，向一个破棚子里的主人家要东西，老阿妈见边巴衣衫褴褛，遍体伤痕，知道是个受苦的人，就把他带进屋，让他坐在灶旁边烤火，又给他倒了一碗热茶，从锅里取出几块獐子肉，放在木盘里让他吃。[18](P36)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中难民和流浪人的火圈随时欢迎人们加入，“并不会因为增多一个人感到高兴，也不会因为减少一个人而扫兴，他们晚上聚集在火圈旁边，索甲从背袋里抓出一点茶叶和盐巴，放进架在火堆上已经在熬煮酽茶的铜锅里，一起喝茶。”[14](P121)傅子奎《神秘的索南才旦》中因为家里一无所有，无法招待解放军，珊丹芝玛把她们拒之门外，请她们第二天再来，然后用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牛奶做成酥油茶，呈给客人喝。[15](P255)《幸存的人》中拉萨八廓街上的老阿妈给德吉桑姆的侄子给蚕豆吃，孤苦伶仃的巴卓老人收留了逃亡途中的德吉桑姆和索甲一家，组成了一个有祖孙三代人的新家庭。《让爱慢慢永恒》中的嘎朵和玉拉从拉萨往波密流浪的路上，在帕多村时借住在旺青大爷家，当二人要告辞时，旺青大爷为了请他们好好吃一顿而上山打猎，结果摔断了腿，他俩就留下来照顾孤单的旺青大爷，嘎朵还替旺青大爷去支驮盐差，并留在了帕多庄园。

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这类小说中受苦受难的农奴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们还保留着对农奴主的幻想，希望老爷们能够大发慈悲，减轻赋税和差役。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农奴主迫害农奴的行为表示愤恨，主动帮助身处绝境的农奴兄弟，体现出人性的真善美。农奴的这种两面性也说明，仅仅依靠农奴自己是无法完成推翻农奴主残酷统治的斗争任务的。

“现代小说的审美嬗变和历史演进中，小说家始终把善作为一种镜像并在其引领下，在善与恶的对峙中，突入人的内心与精神领地，掘出人性善恶辩证法的主要内涵。”[9]虽然作为文学作品，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不可避免有虚构的成分，但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西藏作家的创作水平有限，一直在模仿和追赶内地文学创作的潮流，为了体现西藏小说的特色，他们更多地采用了纪实性手法进行创作，体现出西藏人性中的善恶之争，这种创作手法却正好符合读者的需求。在当时通讯很不发达的条件下，对于绝大多数内地人来说，西藏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些小说作品给世人呈现出了一个真实的西藏，对农奴主和农奴两大对立阶级的依存关系和斗争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让世人明白了旧西藏并不是香格里拉，而是真实存在的人间地狱，揭穿了西方反华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的谎言。这也是像《幸存的人》这样的长篇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的原因。

四、追问人性的意义

在文学领域，文学是人学，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命题。“文化大革命”后，人道主义思想被人们所认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也最终为人道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使人性的呼唤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 年代初小说创作的主要趋势。[24](P1-27）在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最为缺失的就是人道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从进入西藏的那一刻就扮演着解放者的重要角色，将人道主义、平等主义、妇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等现代进步思想观念带入西藏，通过民主改革，推翻了黑暗的旧西藏，维护了广大农奴的基本人权，使其感受到了人的尊严，激发了人们建设家园的热情，推动了西藏的社会进步。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身份的藏族作家和汉族作家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有感而发，很自然地创作出了批判旧西藏的恶，赞扬新西藏的善，以讴歌新的社会制度、表现新的时代风貌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发挥了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积极作用。

（一）宣告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胜利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从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 年民主改革的这段时间里，藏传佛教文化仍然在西藏占据着统治地位，藏族人更多是依赖宗教来完成来世的救赎，而不寄希望于今生的改变，这曾经给进藏部队和工作队开展救助农奴的工作带来很大困扰。由于有内地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1951 年到1980 年这三十年时间里，经过长时间的阶级斗争，终于改变了西藏的社会结构，从形式上推翻了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完成了对残余农奴主的思想改造，彻底解放了农奴们的思想，创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新西藏。反映这一历史过程的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既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也体现出人道主义的色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对于降边嘉措和益西单增这两位在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创作中发挥了拓荒者作用的藏族作家来说，波澜壮阔的时代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让他们抛开了狭隘的民族观念，转而从人类解放者的立场出发，用一种全新的观念看待西藏的社会变迁及其社会制度的变革，这种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促使作家们在长篇小说中真实地呈现旧西藏的社会制度及其代表性人物，使人们对西藏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全新的认识。这种文学创作，对于藏族作家而言，是一种彻底的思想解放，也代表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为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具有思想内涵的巨大贡献。

（二）对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欢呼

在早期的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充满了人性善与恶的斗争，作家们通过对旧西藏上层统治阶级纸醉金迷生活和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的描写，把旧西藏与黑暗、落后、野蛮、愚昧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旧西藏的统治阶级定格为邪恶力量的化身，从根本上颠覆了统治阶级的正统地位和合理性。通过对旧西藏农奴无处容身、四处躲避的困境和无法改变自身悲惨命运的绝望心情的描写，反映出广大农奴希望社会变革的朦胧意识，虽然益西单增在《幸存的人》中并没有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而是营造出共产党人即将来到西藏的氛围，重点以农奴的自发斗争为线索进行描写，但是恰恰是这种欲擒故纵的写作手法却激发起了读者的急切心情，广大农奴意欲反抗旧西藏统治阶级的朦胧意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提供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迷茫的大地》中则直接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影，他们代表着全新的社会进步力量，处处维护广大农奴的利益，打击反动农奴主的嚣张气焰，成为农奴们的代言人，这些人与农奴们广泛接触，培养了一批积极追求进步和解放的农奴，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积蓄了力量。这些小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进入西藏时的斗争情况，并没有直接宣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是恰如其分地将当时西藏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来，动态地展现出从旧西藏到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曲折演化过程，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西藏社会变革的不易和艰辛。

汉族作家的小说作品则在藏族作家的创作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西藏反动势力的殊死斗争，把解放西藏的过程描绘的细致入微，通过揭露旧西藏上层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描写成光明、先进、文明、正义的化身，使其推翻旧政权，建设新西藏的决心和意志得到充分体现，证明了正义和真理都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手里，巧妙地将社会主义新西藏与旧西藏彻底割裂开来，营造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三）追求人身平等、珍惜美好生活的需要

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是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25](P5)旧西藏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生而不平等是旧西藏社会的显著特点。中国共产党人扮演了中国各族人民解放者的角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广大民众摆脱了旧西藏三大领主的反动统治，实现了从农奴到人民的伟大转变，真正感受到了人身平等的重要意义，实现了解放自身的目的。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通过对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历程的回顾、旧西藏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迫害等重大事件的描写，使生活在和平岁月中的西藏民众不忘过去，明白人身平等的可贵，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坚定广大民众跟着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决心。

今天，虽然代表恶的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但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分裂斗争的问题，作为新旧西藏分界线的西藏民主改革已经成为西藏发展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我们期待更多以西藏民主改革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出现，使前辈作家开创的善恶之争的创作传统薪火相传，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善良战胜邪恶的激扬岁月，也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素材，进一步推动西藏文学研究的发展。

[注 释]

①“涅巴”是一种职位，相当于管事人。

②后来在逃跑途中改名为“德吉桑姆”。

③“村长”的意思。

④相当于“管家”。

⑤即“旱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