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灵杰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安庆 246133）

英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是19世纪初英国汉学史上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之一，1814年他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印工身份来华协助传教士马礼逊刊印《华英字典》，创造性地解决了中英文并版排印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而名留史册。汤姆斯的成就并非仅仅体现在他精湛的印刷技艺上，他还将大量中国典籍译介到英语世界，如《三国演义》《今古奇观》《花笺记》等。近年来，梁启昌[1]、王燕[2]等学者开始关注汤姆斯的典籍英译成就，但研究成果大多聚焦汤姆斯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事实上，汤姆斯还是第一位将宋代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以下简称《博古图》）译介到西方的汉学家。然而，对汤姆斯这一具有开拓意义的翻译活动，学界关注不多，译者行为的重要价值未得到充分认识。本文以汤姆斯1851年所译《博古图》英译本为对象，通过分析译者动机、解读翻译策略，解释译者行为的合理性。

一、《博古图》原本及汤姆斯译本简介

北宋徽宗年间（1100-1126），在复兴礼乐之学、重振儒家道统的大背景下，皇室将收藏古器物之风推至极致，徽宗命人描摹图像、图录文献，将民间大量青铜古器收入宣和殿珍藏，敕令宰相王黼对青铜器分类并编纂成书，《博古图》由此应运而生。该书共三十卷，著录宣和殿所藏由商至唐铜器菁华839 件，集宋代所藏青铜器之大成，其中不乏国之重器。《博古图》依器形立二十目，每目有总说。每器均摹绘器形、款识，记录形制、尺寸、容量、重量，间附考证。所定器名，如鼎、尊、爵等大多沿用至今。这部著作“奠定了后代编制古器物图录、进行金石研究的基础，对古代艺术、宗教礼法、社会制度等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3](P21)

1834年、1835年，汤姆斯选择宋代金石学著作《博古图》中的部分内容译为英文，以《中国古青铜器之描述》为题，分四次陆续刊发在《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一卷和第二卷，从此“在英国东方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4](P111)。译文发表后，得到了读者的充分肯定，在此基础上，汤姆斯于1851年出版了单行本译著《论中国商代古青铜器》，由译者经营的印刷所自行出版发行。从英文题目看，后者将译介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历史进一步限定在商代，涵盖的年限从644年缩短为247年，虽然时间大大缩短，但译著包括的内容却比前者更加厚重丰实。《博古图》通行本有二，一是明嘉靖七年（1528）蒋旸翻刻元至大重修本，另一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亦政堂重修宝古堂本。[5](P102)汤姆斯在1851年译本前言中曾经提到他参考的中文原本共十六册，据此可以推测译者所依据的版本为名嘉靖蒋旸本。除了译者序之外，《博古图》英译本正文部分主要介绍了“鼎”“尊”“彝”“卣”四类共计42件商代青铜器皿，提供了器名、尺寸、重量、容积、形状、用途、饰图及铭文拓本等详细信息，卷末附唐代铜镜图片一张。与中文原本相比较不难发现，汤姆斯译本并非是对《博古图》的完整翻译，而是带有译者目的、选择性极强的节译本。

二、《博古图》翻译中的语言性求真

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获得了更多在华自由活动的空间。随着真实落后的中国形象暴露在西方人视野之中，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仰视逐渐转变为对视乃至俯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充满异域情调的温柔理性之乡，多数汉学家将中国社会的一些阴暗面植入翻译作品之中，他们甚至会放大负面信息以达到贬损中国形象的目的。相比之下，汤姆斯的汉学研究立足于中国历史，他试图通过客观地介绍中国古代器物文化，构筑起真实的中国形象。

汤姆斯对历史的关注在他为《博古图》英译本撰写的序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说：“各国的早期历史必定是模糊不清的，中国亦是如此。但在考察中国早期历史的过程中，竟然能够发现如此丰富的历史记录，不禁让人称奇。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也很容易解释。其他国家都曾爆发过举世瞩目的野蛮战争，造成人口减少，几乎毁灭了人类每一次进步，中国则有所不同，早期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并非对外而是对内，它们反对的是当时的体制或是统治者，并非是反对公元前3300年中华民族先皇伏羲立下的规矩。伏羲之前的叙述都被认为是传说而已，而朱子对历史的记录则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6](P7)由此可见，汤姆斯既不同于18世纪耶稣会士一味地展示中国的美好形象，也有别于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刻意否定中华文明，而是采用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选择译介《博古图》这部彰显宋代古器研究水平的著作，客观地介绍承载历史的古青铜器皿，从而为西方读者构筑起一个真实的、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古代中国形象。也正因为如此，汤姆斯对《博古图》的译介被视为海外汉学领域研究中国物质文化之肇端。[7](P302)

为了通过古青铜器皿这一重要的器物文化载体，如实展示中国朝历代的审美品味和风格，汤姆斯受译者语言自律性的制约，尽可能忠实于原文以求取语言意义之真。译者不仅如实摹绘勾勒出原作中的器物图形、铭文拓本，还对铭文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翻译，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围绕原作语言负载的意义做文章。商朝青铜器铭文，亦称“金文”或“钟鼎文”，直接由甲骨文发展而来，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如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所云：“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8](P2)可见，青铜器铭文不仅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具有审美价值，更是研究中国古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同时，铭文铸刻于青铜器皿之上，多是地下发掘的材料，避免了古书在传抄刊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错误，可以用来印证甚至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对文献学、历史学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以殷彝《父乙鼎铭》内容为例：“庚午，王命寝庙，辰易（锡）北田四品，十二月作册，友史锡赖贝用，作父乙尊○册册”。铭文是对商王赐田的记录，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土地所有制形态，虽然简朴无华，但却是展现中国先民社会生活的绝佳资料。为了客观再现殷商历史，汤姆斯一方面如实录入铭文图片，一方面将其译为：“During the 12thmonth of the year Kang-woo,his Majesty,in consequence of meritorious conduct,recorded the Yew-she officer of the fourth rank,(who presided over the Northern Agricultural Department),and gave him this valuable Vase,to be used when worshipping his ancestors.”原文主要信息大都呈现在译文当中，“作父乙尊”虽未译出，但在下文译者对“父乙”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此外，译者还添加了如下文字：“The characters by the side of the ancient inscription,are the modern forms; and,as one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is not understood,a circle is placed in its stead.”详细说明了文字的形态并对铭文中的圆圈做了解释，通过语言性求真行为，达到了译者在译本序言中所说的“追溯中国书面文字的演进过程”[6](P8)的目的。

三、《博古图》翻译中的社会性务实

汤姆斯来华，最初是为协助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印刷《华英字典》。来华后，他从事的主要工作也一直与印刷业务有关，由他负责刊印的书籍除了《华英字典》外，还包括《通用汉言之法》《中文会话及凡例》《中国大观》等共计12种。汤姆斯的印刷工作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华英字典》第一卷封面不仅印有编者马礼逊的名字，还将汤姆斯作为印刷者单独列出。可见，汤姆斯之所以名垂青史最主要的是因为他高超的印刷出版技术，特别是在制作铅合金中文活字、解决中英双语字模并置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然而，在澳门印刷所工作期间，汤姆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逐步从一名专职从事印刷工作的技术人员转变为一位中国文学的忠实爱好者。他利用自身工作条件的便利，积极与中国人接触，刻苦学习中文，了解并掌握了大量的中国语言文化知识。1812年，汤姆斯将拟话本小说集《今古奇观》中的《宋金郎团员破毡笠》译为英文并于1820年出版发行，转译为法文后收入发过汉学家雷慕莎编译的《中国故事》一书。1824年，汤姆斯英译的中国说唱文学作品《花笺记》由澳门印刷所发行，该译本虽然后来对世界文坛巨擘歌德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出版伊始却备受诟病，《评论月刊》、《东方先驱》及《评论季刊》等西方期刊均对其提出严厉批评，指出译本叙事不够生动，缺乏诗歌韵律，附录内容也与原作毫无关系，批评汤姆斯译本用词拙劣、歪曲原作内容、不讲韵律、情节荒诞，对译者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认为译者应该从事铸字、排印之类的机械性劳动，不应投机取巧去从事翻译工作。除了媒体的直接批评之外，英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对汤姆斯译本采取了漠视的态度，汉学家德庇时在1834年出版的中国诗歌专论《汉学诗解》中对汤姆斯的观点及译作只字未提。以上种种表明，彼时西方学界对汤姆斯进入汉学领域持有否定甚至排斥的态度。译作本身质量或许是部分原因，但“汤姆斯的身份与汉学界的偏见在当时或许发挥了更大的作用”[9](P209)。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跻身于汉学研究人员之列，汤姆斯积极寻求身份代码的转变，这一点在汤姆斯《博古图》英译本的副文本中得到了体现。“副文本”是指“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材料”[10](P1)，根据文本空间位置不同，可进一步划分为内外两种类型。内副文本除了涵盖序、跋、注释等元素以外，还包括封面这一要素。研究翻译作品的封面，有助于挖掘译者的翻译动机、分析译者行为。观察汤姆斯《博古图》英译本可以发现，封面页不仅提供了书名、出版社名称及所在地、出版时间等信息，在译者姓名下方还附有一行文字“Author of‘The Affectionate Pair,’‘Chinese Courtship’”，表明译者曾经翻译过《宋金郎团员破毡笠》和《花笺记》两部文学作品。这一细节信息貌似与原文无关，但联系译者卑微的印工出身，结合前期译作出版后遭受的猛烈抨击，不难理解这是汤姆斯的有意之举。作为意志体的译者，其行为不仅受制于语言属性，还受制于社会属性。汤姆斯在自己姓名下方刻意贴上“作者（实际上是译者）”的身份标签，借此宣传汉学成就、转换身份代码，反映出他为确保译作在更大范围内为读者接受所做的努力，本质上是译者在社会性自律作用下的务实行为。

汤姆斯为西方世界汉学知识的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印工，他用专业技术保证了大量中国典籍英译本的刊印出版；作为译者，他不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还积极向西方传播中国古代金石著作。《博古图》的译介是汤姆斯力图在青铜器皿中挖掘中国历史的生动写照，他一方面求真，尽可能忠实反映中国古代文字演化之轨迹，展现中国古代器物文明之精华，另一方面务实，通过译作的副文本宣传自身汉学成就，抵制受众对其身份的成见，扩大译作影响。考察汤姆斯译介《博古图》的个案，有助于增进对19世纪英国汉学家翻译行为多元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