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斌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城市现代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城市的现代外观，也包括市民的现代观念，“卫生”观念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的。[1]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社会转型，医疗机构也成为人们需要的现代事物。随着新的知识渠道的开启，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接受一些新的疾病的概念并寻求解决方案。同时在城市形成过程中，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节奏开始加快，时间变得紧促，充满各种竞争，如教育的竞争、职业的竞争、情感的竞争，身体成为参与各类竞争的基础，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随之产生了比传统社会更多的关于身体的“焦虑”。身体不但是个人与自己对话的渠道，而且是个人与社会对话的渠道，这对疾病治疗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身体的健康和美化成为人们的日常需要。与租界开放几乎同时，现代医疗机构进入国门，它就成为了人们盼望的对象。基于大众媒介传播与身体的文化标准的关系，本文以20世纪20——40年代的苏州为例，通过报刊广告等探看早期城市发展与人们远离疾患观念的相互影响，试图勾勒出另一幅早期城市现代性的景观。

一、新病的发现

城市的发展与身体的认识有着紧密关系。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对身体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身体观念的变化是衡量城市发展的标准之一。

传统城市中，人们对影响身体健康的疾病的认识多停留于一些自古就有的伤寒、疫病等，当时苏州时疫较多，人们也的确十分需要诊治这些“旧病”。如1924年苏州霍乱流行，发病人数为500余人，“一人染疫竟连死四人”[2]，人皆畏之，疾病难以根治，所以有人发出“逐疫驱瘟总渺茫”[3]的慨叹，为此吴县医药会还开会应对时疫流行下“死亡人数日渐增多”[4]的情况，诊疗这些疫病的机构遍布街巷，报上常见它们的广告，如侯锡藩、顾福如、王友良这些“名医”都是报纸的“常客”，王逸儒医室搬家到“仓米巷44号”，也要在报端设个广告①《吴县晶报》1932年7月8日第5版。。

随着苏州被辟为通关口岸后，情况出现了改变。现代医疗机构、药房开始在苏州生根发芽。美国教会最早在苏州创办了博习医院，之后又有传教士开设福音、妇孺、更生等教会医院。一些私人医生也独立开设医院、诊所。1936年，苏州已有公、私立医院34所，西医101人，护士221人，病床810张，居全省之冠。[5]1049现代医院、诊所的出现，改变了居于传统城市中的人们对于身体的认识，对身体的新认识也成为进城市民们的文化新标识。这种新认识就外化为通过现代医疗机构的引导重新“发现”了“新”的疾病，如眼病、牙病等。设在景德路160号的同德眼科诊疗所专门治疗眼疾②《吴县晶报》1932年7月8日第3版。；护龙街乔司空巷南首258号的拔牙专科声称“拔牙可保险不痛”，“专镶各种全口磁牙及补牙金牙等，无论各种牙症均可负责”③《吴县晶报》1932年8月25日第3版。。眼睛的治疗是与现代化的医疗仪器有关的，牙齿的治疗则是和身体的新认识有关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牙齿不能随意露出，《女论语》称“语莫掀唇”[6]，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当时的市民不但能露齿，而且还接受了对牙齿的治疗与美化。牙齿不但不再被有意识地隐藏，而且被公开地治疗。当时很多广告中的美女都是开怀大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的，说明牙齿不但是个人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开始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这些都代表着城市现代性的发展在个人身体上留下的印痕，伴随着对“新病”的认识，新的城市与人的关系形成了。

现代医疗机构进入苏州后，还致力于推广一种更为新潮的观念，就是不美丽、不健康也是一种病。对抗疾病不仅要进行发病后的身体恢复，而且要开展预防性的身体保健和美化工作。远离疾病比治疗疾病更重要。这种观念扩展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与对身体健康的定义。当时苏州出现了对这种新观念的宣传，如武田大药厂出品的以“补血强壮”为功效的“保利他民”广告称：“保利他民是以牛乳蛋白质为原料，经过人工消化而成之阿米归缩剂，服后即能鼓舞全身细胞，使体内形成总动员状态，以预防疾病。”④《江苏日报》1941年11月14日第4版。宣传“牛乳蛋白质”能够促进人体健康。上海信谊药厂监制的“力弗肝”就号称“血亏无忧”，妇女“一经服用，自能容光焕发，立致健康”⑤《江苏日报》1941年10月13日第4版。，提出“气血好才是真的健康”的理念。保健药品成为构建和参与现代家庭生活的重要方式，如“亚士北罗药片”声称“家庭圣药，旅行必备”[7]，旅行、休闲、吃保健品，才能成为合格的现代家庭的样板。这些保健品的制作过程复杂，价格比较高，因此它的消费也是一种物质生活实力的象征。“新肝精”广告称：“本品系由北海深处的鳕鱼的肝脏中，提取其精华，更配以牛脑汁，处心炼制而成的——补血健体唯一妙剂。”⑥《江苏日报》1941年11月16日第4版。“维他赐保命”广告称“采用绵阳睾丸十字形内分泌素结晶”⑦《江苏日报》1941年10月12日第5版。作为主要成分，人们在享用这些来之不易的保健品的同时，也向作为非城市的“他者”炫耀了作为城市居住者的光荣身份。

一些具有药品成分的美容品也是一种医疗产品，如护肤、洁面、去斑等产品，它们不仅与个人身体有关联，而且与现代城市景观有关联，塑造出现代社会对人们身体的期待，使用这些产品的摩登女性行走在街头，“香风过处，倩影袅袅，橐橐革履”[8]，展现出令人心动的城市新气象。上海大陆大药房的“雅霜”广告向妇女们暗示“我每天化妆最喜欢用雅霜”①《苏报》1946年9月4日第1版。，双美人香粉广告称“若常用此荷尔蒙配合的双美人香粉，皮肤粗糙的妇女也能光泽、伏贴毫无痕迹，她的香味……有使他人陶醉的魔力”。②《江苏日报》1941年10月16日第4版。这些广告宣扬的妇女形象已不合于中国传统，《礼记•昏义》强调“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9]，其中“妇容”的标准就是重质朴去修饰，不能“冶容”，否则就有“诲淫”之嫌，与这种质朴的“妇容”对应的是内敛羞涩的女性形象。传统社会的“妇容”是为了赢得丈夫的喜欢，转型社会的“妇容”却成为一种在职场、舞场、情场取得竞争优势的策略。通过对“不美丽也是一种新的疾病”的观念的宣传，现代医疗机构赢得了市场的合法性地位，也传达出了现代市民身体的合格标准：不但是短期健康的，而且是持续健康的；不但是强壮的，而且是美丽的。在对身体的新认识的背后，是西方化文本的召唤。市民的身体已不仅仅属于出生与成长的“东方”，开始被赋予跨洋而来的镶嵌现代标识的“西方”的印痕，这正是早期中国城市接受现代化影响的标志。

二、诊疗新体验

伴随着对身体认识的改变，人们开始接纳现代医疗机构，并惊叹于这些机构的现代化与西药的先进性。这些由现代医疗机构带来的全新医疗体验也构成了城市现代性的组成部分。

与传统中医诊所不同，这些现代医疗机构拥有分工细致的科室，如设在北局的同仁医院就有细致的科室：门诊、收号诊、病房、产科、戒烟等，每个科室都有明确的收费标准，病房的收费标准为普通八角、一元优等、一元四角特等，两元膳资，另加四角；戒烟的收费标准为平民部走戒每位十元、住院一律一元四角，例诊部走戒每位及住院一律二元。③《大光明》1931年11月5日第4版。与分工细致的科室相配套的是先进的诊疗仪器，当时各报常登一些市民对医院的致谢，有一则感谢信称：“鄙人于上月偶患肚痛，送医诊治无效乃投博习医院……该院设备完全，手术迅速，毫无危险，再生之德，无以为报。”④《苏州明报》1934年1月28日第5版。可见当时市民对医院先进设备的佩服与赞叹。

现代医疗机构的另一标志就是配备了掌握现代医科知识的医生，如苏州国医医院“设有特约医师16人（专家组），皆为院外著名医师”[10]。博爱医院曾有医师3人、护士5人襄助，床位8张。[11]位于阊门外新马路的苏民医院，“专任圈生部注册医师三人，疗养所有病室20余间，可容病榻50余张”⑤《吴县晶报》1932年9月18日第4版。。这一时期，女子开始进入医疗队伍，位于萧家巷的志华产科的领衔医师就是女医师陈宝鲁，“接产经验丰富”⑥《苏州明报》1934年8月6日第4版。，该医院专设产科学院，招收产科女医。毕业于上海国医学院的王志纯、凌九云女士，经上海卫生局审查合格登记给证，在皮市街开办志云医室，专治“妇幼内科”。⑦《吴县晶报》1932年9月18日第3版。位于阊门外新民桥堍的黄慈医院改组时，丁浩权女士就被选为院长，并创办黄慈助产学校，添设产妇专科，⑧《吴县晶报》1932年9月18日第4版。谢金如女士也“卒业于志华医院，为顾志华院长得意门人。对于产科，极有心得，历服务于各医院……拟……在苏自开医院”[12]。现代社会的发展助推了身体掌控权力的交接，使得这些女子从被医治的对象成为掌管市民身体的人。除了医院，一些药房也延请国外医师坐诊，如位于观前大成坊巷口的同济药房就请来“德国国立梯炳根大学医学博士、皇家小儿科医院医师、莱茵河省立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马诒绶坐诊①《大江南报》1946年5月14日第4版。。有些外国医师直接在苏州开设诊所，如德国医生方嘉谟就在“钮家巷四十三号”开设诊所②《吴语》1926年1月8日第3版。，外国医生亲自坐诊，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医疗体验。

医疗机构外观的现代性与治疗的药品的有效性是紧密相联的。支撑现代医疗机构的要素之一就是西药。与医疗机构相匹配的药房出现在19世纪晚期，最初是外商开设的药房，如屈臣氏、吉时杨行等，后不少华商也开设药房。其中一部分药房是上海的大药房在苏州的分销店，如上海的中英大药房、五洲大药房等。苏州还开设了拜耳大药房、太和大药房等。由于战争、人口迁移等原因，苏州面临较大的疫病流行问题，西药则被认为是帮助市民抵抗疾病的主要力量，如拜耳大药房的“窒扶了”可防免患伤寒之危险③《苏州明报》1936年5月28日第4版。、“霍乱保安使”为免疫灵药④《苏州明报》1936年5月25日第4版。，该药房从1934年起就在《苏州明报》上长期登载药品广告。此外，中英大药房设立广告科，五洲大药房设立广告部，专门负责广告推广业务。1930年代初期，苏州一些大药房纷纷改制升级为药厂。当时苏州规模最大的西药生产厂——福康药厂——是我国最早自制镇痛西药的厂家之一。此外还有生产水剂的凯旋西药厂、厚生西药厂等，这些大型的现代化药房与传统的低矮的中药房不同，高大洋气，如华美大药房就为“三层楼高大洋房”⑤《苏州明报》1930年8月7日第4版。，构成了醒目的城市景观。它们共同塑造出了与早期城市发展如影随形的“西药神话”。

市民对现代医疗机构的认可也是他们接纳西方生活的标志。为了表达对现代医疗机构的认可，他们还坚决反对那些打着医院之名的“江湖游医”。当时有一些诊所打着医院的幌子吸引求医者，遭到了不少市民登报投诉，指责这些医院空有其名，要求这些所谓的“医院”除应保持“好生之仁德心济世”的传统医德外，也要提高设备质量，其中一家“江南医院”被批评为“仅门诊部什么是个小型医院的壳儿，而病房及其他设备，无非是一个下等的旅馆”，里面的医生护士缺乏“服务精神”，反而索取“高价手续费”。[13]还有就是本土郎中“冒用”现代医师，“一般庸医，没有多大本领所谓（白花郎中），他们若以个人名义悬壶行医，恐怕连鬼都不会上门的，于是就利用了医院”，市民对这些冒牌货的批评正是基于对现代医院的设备、人员、管理模式的认同，市民不再满足有地方治病，而开始在医药市场上进行比较和选择，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更为健康、符合现代生活期待的身体，因此，当时有人向“利用医院来掩蔽自己缺点的庸医们”提出呼吁“请在学点新本事上用点功夫吧”。[14]

中国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逐渐由传统转向现代的。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所接触、接受的现代知识是以西方知识为承载体的[15]，市民们享受到了现代医疗机构带来的便利，将医院的设备、医师的“本事”认作让人放心的修复身体的保证，医院成为了一种新的城市符号。市民在亲近医院的同时，也抛弃了落后的乡村世界，亲近了干净、卫生、充满安全感的城市世界。

三、身体的自律

维护现代城市的稳定不仅需要健康与美丽的外形，而且需要强大的身体自律意识。伴随着早期城市的社会、经济转型与西方文化的冲撞，市民身体意识的觉醒也引发了欲望的宣泄和放纵，它既形成了城市构型赖以依托的观念基础，也产生了城市发展难以避免的精神困惑。

好的身体是城市健康运作的基础。这里的“好身体”不仅指没有疾病，而且指对城市的发展无害。市民们被鼓励保持具有“社会有益性”的身体。苏州政府就号召市民尽量保持符合日常生活规范的自律，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比如禁烟政策就旨在让市民摆脱毒品，建立崭新的生活规范与塑造新的国民形象。当时，苏州作为商埠，有大量鸦片和白粉流入，政府开展各种活动倡导戒烟运动，并提供戒烟服务和药品，如1925年“拒毒日”当天，《苏州明报》第四版开辟版块刊登“拒毒公告”，讨论“拒毒方法，严惩贩运，鼓励自戒，肃清毒氛”。①《苏州明报》1925年9月27日第4版。1929年苏州还建立了第一家官方戒烟医院——宋仙洲巷市立第一医院。[5]6在外界巨大压力和自身反省下，不少烟民开始戒烟，各种戒烟药也应运而生，医院、药房开始刊登各种戒烟药广告，如“黑海星”广告称其为“同胞救星”②《苏州明报》1936年5月21日第4版。，广慈医院“负责包戒鸦片”③《苏州明报》1929年10月13日第5版。，维达医院 “戒法王道，毫无苦楚”④《苏州明报》1928年9月9日第4版。。禁烟医院和禁烟治疗的盛行正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通过“身体治疗”实现“发展纠偏”的一种尝试。

在现代药品参与身体救治的过程中，医院也会成为提供疾病治疗的慈善场所，以支撑现代社会良善系统的运行。当时苏州有一批留洋回来的年轻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专门进行医疗慈善活动，一些教会医院、公立医院也发布大量医疗广告，称提供免费送诊、免费送药、预防时疫等医疗服务，如江友惠为夏令送诊启事：“际此炎夏疫病蔓延，每见贫黎既困经济，又苦病魔以致垂危，深悲悯爱，自即日起规定上午八时至十时门诊，送诊暂取号金一角，二月为期，赤贫给药，逾时例照旧。”⑤《苏州明报》1934年7月5日第5版。试图通过对个人身体的照顾来完成对城市健康运作的支持，这种互助、慈善的观念也暗示着一种早期的城市公民意识的萌芽。

早期城市现代性的萌生过程中，有着令人振奋的身体解放与观念自由，也存在身体放纵与观念腐化的隐忧。随着城市生活的兴起，城市出现迅速而畸形的发展，苏醒后的身体不但追求自由的恋爱，而且追求自由的性爱，给社会带来隐忧。苏州受海派之风与大众媒介影响，市民的情爱观念日趋开放，两性关系渐趋自由。当时苏州有著名的大小公园，大公园在皇废基，小公园在北局，被时人称为苏州的“青莲阁”或“四马路”。公园有很多说着洋泾浜外语的娼妓，但也有良家女子出入。一批摩登女郎常在苏州公园里消闲，时人这么描述她们：“头发烫得像卷毛狮子头，眉毛画得长如长坂坡里的赵子龙，眼睛水汪汪地含着红光，嘴唇涂得血红一点，粉掌玉拳，走路时挥得多高，乍乍的腰肢”，这些女孩和男生在公园认识，不久就能如胶似漆，“吃冰淇涟去，上菜馆去，开房间去，拼一个您死我活”。[16]

当时《吴县晶报》的专栏“恋爱中的园林”就登过一封读者来信，声称他的妻子不守妇道：“我自问可算是一个情爱专一的男子，在去年爱上了一个面貌娇好的她，而且又实行订婚了，但我恋爱她的时候，见她幽默静娴，现在才知道她以前会和人恋爱过，而且现在她还身处于市井之间，常有许多浮滑之流和她闹玩。”[17]不少苏州女子对贞操的态度不再如原先那样保守，治疗随之而来的性病成为纠正身体苏醒后的欲望失范的当务之急。普济佛散的广告称“春风一度，暗疾潜藏，片刻欢娱，摧残惟恐终身幸福，君欲解除这条铁链，易如反掌，请服用普济佛散”①《江苏日报》1941年10月17日第4版。。1926年3月19日《苏州明报》的 “六零六灵药”广告图文并茂地讲述一位淋病患者的亲身经历，从恶病缠身到身体健康，占据很大版面。②《苏州明报》1926年3月19日第5版。治疗淋病的西药“山得尔弥地”在《苏州明报》刊载不同版本的系列广告，有一个版本是：“好事将近，奈暗疾何？”一位男士马上要结婚了，但淋浊病还没有治愈，这样会连累妻子；还有一个版本：“淋毒为患，累及子嗣。”父母有淋病，会遗传给孩子，配有妻子抱着孩子哭的图片。③《苏州明报》1936年5月26日第5版。患者可根据广告挑选对应自己症状的药品或者医院，药品标明了价格、功效、药店地址等，如“除根白浊丸”广告称专治新久五淋白浊，有清毒解痛之功效，每料一元八角，半料一元，各大药房有售。医院广告则标明会诊费用、时间、价格和地址，如“士敏诊疗所”广告称专治花柳病，门诊只收号金一角，出诊一元；位于“景德路中八二号”的“介之医院”也是“皮肤花柳科专门”的医院。④《江苏日报》1941年10月10日第5版。

苏州公园还开设了苏州第一家女子性病诊疗所，时人写道：“女子的性部，如果有了什么病，那是更要严守着秘密，忍着隐痛，严密地瞒着人们，致其为害渐大，不可收拾。女子为什么要这样，大概第一为着害羞，第二没有适当的疗养处，现在听说有一位性脑专家，号称性学博士的顾寅先生，设疗养院于公园附近，雅洁的疗养室，碧绿氍毹的柳浪里，啊……那真是唯一疗养性病的场所，也是新女性不幸时的一个福音。”[18]该疗养室专医女子的性病和性心理问题，这既帮助女性建立了正视身体隐疾的健康意识，也体现出新女性身体解放后的隐忧。欲望纵容与身体衰落的关系透显出城市现代性的阴影，它呼唤的也正是一种伴随着城市发展而必须树立起来的身体自律意识。大众媒介通过广告和各种新闻故事试图建构起来的也正是这样一座清醒自律的城市。惟其如此，城市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苏州在身体保健与疗治方面体现出的现代性，既是当时苏州城市卫生文化体系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毗邻上海的苏南城市群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当时中国的卫生防疫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即使武汉、重庆等一些都市也“没有所谓公共卫生”[19]。相比之下，苏州的公共卫生情况则走在了前列，如医院建设较为先进，其中创办于1883年的博习医院被誉为当时最完美的教会医院[20]，创办时间比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早了23年。苏州的医疗教育也比较发达，当时全国医校很少，而苏州西医中等学校先后就有2l所：医科学校4所，齿科1所，护士学校、助产士学校各8所，居江苏各县市前列。其中还有一所全国知名的医校——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后升格为江苏医科大学）⑤参见《江苏教育志：学校设置》：http://www.jssdfz.gov.cn/book/jyz1/D7/D1J.html。，可见苏州卫生文化的发达。

苏州之所以体现出如此的卫生现代性，与毗邻上海的地理位置与得风气之先的信息优势是分不开的。上海发达的卫生文化很容易通过报刊传播到苏州，从而形塑了苏州城市卫生的现代性轮廓。苏州地近上海，很早就成为带有租界性质的通商口岸的一部分，传教士们往往把苏州当成重点宣教区，而他们在西医传入苏州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1877年美籍传教士兰华德就来到苏州行医。后来福音医院、更生医院的创办者也都是传教士，说明苏州医院的兴办、卫生观念的传达和宗教传播是有关系的。苏州的医疗卫生教育也比较先进，1905年清政府就在苏州设江苏游学预备科，选送公费留学生出国攻读，其中有苏州籍医学生多名。受“戊戌变法”影响，苏州自费出国学医的人士亦不少，“苏医”无疑构成了苏州卫生现代性的中坚力量。当时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开启了“行政化转轨”，以西医标准建立西式的卫生行政制度，提出并实施“公医制度”，这些现代化的行政化建设均是以西医为范本与标准的。[21]苏州地方政府因应全国政策，很早就开始推广西医。1911年就设立了不少医院、医学堂及分诊处，促进了西医的发展与普及。“辛亥革命”后至20世纪30年代，苏州相继建立了吴县县立医院、吴县县立第二医院。在政府的推动下，苏州市民开始广泛接触和认可西医。此外，苏州工商业发达，很多私人医院的创办者就是私营企业主，当时主要的私人医院有中西医院、博习医院、福音医院、回春堂、更生医院、持德医院、卓人眼科医院、广济医院、养正医院、畿道医院、维达医院、苏民医院、仁和医院、慎德医院、介之医院、春泉医院、惠民医院、葆安医院、 金门医院、平济医院等，这也是苏州卫生现代性持续凸显的动力。

也正缘于此，研究苏州的卫生现代性具有了突出意义，它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城市走向现代的过程也是个人观念由旧而新的过程。其中对待身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诊疗的态度与观念正是城市现代化的另一种标识。伴随着社会经济机制与媒介机制的促动，健全而美丽的身体成为呈现复杂和生动的城市现代景观的载体。市民与现代医疗机构、西药之间形成的紧密关系，不仅涉及个人身体，而且涉及成型中的现代城市。苏州市民身体的苏醒与诊疗的需求与苏州医疗、保健业的发展的相互关联，透显出的正是这样的另类的城市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