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平，聂馥玲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转基因”这一生物学领域的专业术语，在最近十几年里承受了来自全世界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争议，有关于人类道德伦理的、有关于政策法规制定的、有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和贸易垄断的、有关于生态环境安全的、有关于食品安全的、甚至还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转基因作为技术革命的产物，冲击着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等各个领域原有的认知，所以对其展开科学传播，既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在转基因科学传播的实践过程中，无论是科学家和媒介，还是政府部门都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然而似乎并没有和公众达成认识上的一致性，或是说公众并没有因为转基因传播内容的增加而去理解和支持转基因，尤其是在转基因农作物的使用上，社会争议依然较大。时至今日，转基因技术日新月异，转基因农产品的使用已经涉及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科学传播，还停留在社会的科普层面。这种转基因技术和应用的高速发展与公众对转基因科学知识与文化的认知匮乏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需要解决转基因科学传播中的核心问题。

一、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科学传播

（一）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现状

转基因技术实质上是基因工程技术，又称为DNA 重组技术，通过提取特定生物体基因组中的目的基因，或是人工合成特定序列的DNA 片段，将其导入到特定生物的基因组中，从而使转基因生物具有特定的遗传性状。转基因农作物是为了培育能抵抗特定害虫或是疾病的植物，或是为了使农作物更好适应不良的环境，实现农作物更高的产量[1]。转基因技术在1973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创立。早期的基因工程应用于微生物异源表达药物蛋白，如胰岛素和干扰素。20世纪80年代，基因重组技术开始向改良高等动、植物的遗传特征方向发展，1983年诞生了第一株转基因植物——转基因烟草[2]，1986年转基因植物进入田间试验。转基因食品是近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1994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蔬菜——延迟成熟的转基因番茄在美国出现[3]。自此，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开始大量出现。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以植物性食品为主，如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马铃薯、番茄、甜椒、西葫芦等。据统计，自1996年到2017年的22年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70 万公顷增加到1.898 亿公顷,增加了112 倍；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面积累计达到了23 亿公顷，即59亿英亩；67 个国家/地区应用了转基因农作物，其中24 个国家/地区种植了转基因农作物，另外43 个国家/地区进口转基因农作物用于粮食、饲料和加工[4]。据国际农作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年度报告《转基因作物全球商业化20 周年(1996年——2015年)纪念暨2015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表明，全球转基因农作物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加拿大，印度已经成为转基因棉花的第二大种植国和出口国，当然印度的转基因棉花技术基本来自美国的孟山都公司。美国目前是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14年已批准了155 个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申请，不仅有着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等世界顶级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公司，而且国内一半以上的耕地用来进行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因此美国是转基因农作物最大的消费国和出口国。2017年，美国种植了7500 万公顷转基因作物，包括棉花、大豆、玉米、油菜、甜菜、苜蓿、南瓜、木瓜、苹果、马铃薯等，全球共种植1.898 亿公顷，美国占39.5%。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转基因农作物主要是以进口为主，而且逐年增加。2018年，我国农业部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作物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甜菜等5 种作物，所涉及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公司包括孟山都、杜邦和先锋、先正达、拜耳、陶氏、巴斯夫。90%以上进口的大豆和棉花是转基因产品，进口的玉米现在主要是来自乌克兰的非转基因玉米，约占80%。2016年我国进口了8391万吨大豆，98%以上是转基因大豆，几乎是国内大豆总产的7 倍！ 按中国大豆单产水平，种植这些大豆需要6 亿亩以上的耕地，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耕地种植。世界转基因农作物产业的不断升级，以及我国巨大的农作物产品市场需求和对大量转基因农作物进口的依赖，迫使我们必须在加大转基因农作物科学传播力度的同时，加强社会全体成员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科学理解。

（二）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的科学传播

转基因议题在全球范围内，饱受争议，持续时间久。转基因的科学传播，更多是以“社会热点事件”或是“公开大论战”形式展开，争议内容主要围绕转基因农作物安全问题展开，有生命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甚至还有政府安全问题。国外有英国普斯泰“Pusztai”事件、美国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事件、加拿大“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事件、墨西哥玉米污染事件、巴西坚果事件……，国内2004年《南方周末》披露16 名院士专家向国务院提议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开始引发了舆论对转基因安全问题的关注；2009年11月27日，中国农业部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掀起了一场大范围讨论转基因问题的热潮；2011年5月——2015年10月全国各地组织的超过百场的转基因食品品尝会，有4000 余人参与了这一转基因科学传播活动；2014年3月1日，公众人物崔永元在腾讯微博发布了自己赴美国考察转基因问题的一段纪录片，在这段长达68 分钟的视频里，崔永元称走访了美国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斯普林菲尔德、西雅图、戴维斯6 个地区，进行了将近30 场的访问，展现了美国不同群体对待转基因的多样化态度；2015年3月26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大讲堂”，崔永元发表了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提问环节，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副院长卢大儒就湖南的黄金大米转基因问题爆发了长达17 分钟的争论，在此之前，崔永元与科普作家方舟子就转移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已有多次论战。围绕转基因农作物展开的科学传播事件还有很多，虽然转基因话题争论的本身不一定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或是结果，但作为一次科学传播是成功的，毕竟通过社会公共议题能吸引更多社会群体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应用予以广泛的关注，促使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科学传播活动之中。然而，由于转基因农作物这一议题本身的复杂性，参与科学传播活动中群体的多样性（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媒介、意见领袖、广大公众……），致使科学传播效果有限，距离公众理解科学还有较大的距离。研究资料显示，中国消费者2012年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从2003年的61%下降到24%[5]，2018年传播学者通过1843份网络调查问卷发现: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度较为中立,呈负面倾向[6]。这些研究结果与世界转基因农作物产业不断升级的发展背景不相匹配，同时也说明我们的转基因科学传播活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中国，转基因农作物的科学传播有明显的局限性。无论社会知名人士参与的转基因话题讨论，还是社会团体组织举办的以转基因为主题的活动，普遍存在传播的规模较小，传播的内容单一，传播的时间和强度不够的现象。作为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研究专家则时常处在传播过程的弱势地位，多以社会公关的角色出现，发挥着消除公众对转基因农作物恐慌的作用，而并没有起到对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科学普及的作用，这使社会公众往往被道听途说的转基因农作物的负面新闻所吸引，久而久之，在普通社会公众的大脑里对转基因农作物形成了洪水猛兽般刻板的印象，对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本身，则知之甚少。转基因农作物科学传播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社会公众对转基因农作物技术认识上的不确定性，让社会公众从农业技术发展的角度理解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优越性，而不是将传播的主题聚焦在某些未经证实，故作惊人之言的消闲新闻报道上。任何一项技术的发展，都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技术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不例外。从早期的靠天吃饭，人们通过祈求上天，以求得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后来农耕和灌溉技术革新，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形和土壤环境下种植庄稼；农药和化肥的发明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可能有人表示异议，认为使用农药的农作物产品会有农药残留，长期食用对身体不好；杂交水稻产量是上来了，但是对农药的依赖性似乎越来越高，而且口感可能存在问题。然而这就是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出现可能并不是那么完美，但这并不影响它逐步的完善。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已经从植物生长的本质上解决了农作物健康生长对农药使用的依赖性，同时在农作物的口感和外观形状上也做了很多的改善，或许这些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专业知识正是社会公众所需要科学普及的，显然这在国内是缺失的，或者说是不到位的。

二、转基因农作物科学传播面临的困境

（一）转基因农作物相关议题本身的复杂性

转基因农作物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上，关于安全的认定上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国内普遍引入的是美国的“实质性等同”概念，这种概念普遍认为除非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性，否则就认定其与传统食品在实质上是等同的，不存在风险性。“实质性等同”原则主要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是通过科学实验进行验证，在特定的实验参数条件下，获得相对稳定的实验结果。然而，转基因技术本身属于生物科学或生命科学领域，跟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不仅生物实验环境复杂多变，而且不同的实验周期，其反馈结果甚至截然相反，有些实验结果甚至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就导致生物科学相比自然科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美国，DDT 就曾因杀虫效果好，以“实质性等同”原则使用了将近30年，在1972年因其降解困难导致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才被美国环保局禁止使用。转基因农作物可能带来的人体过敏和基因漂移问题要比DDT 的危害复杂困难很多，毕竟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并没有科学定论。

转基因农作物议题参与群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也增加了这一议题讨论的难度。“挺转派”成员构成群体主要由转基因研究领域的专家、各级农业部的官员以及国内外大型转基因商业公司构成，而“反转派”则是一些官员学者、人文社科类研究专家以及普通社会公众。“挺转派”成员虽然人数较少，却占据议题的主导地位，拥有强势“话语权”，甚至能直接影响转基因农作物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是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还是转基因研究项目的研发，“挺转派” 都是直接或是最大的获益群体，“十二五”期间国家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 亿，是常规育种的 167 倍[7]。而“反转派”在议题中也有自己独特的位置，一方面，从人数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毕竟普通社会公众群体意味着转基因农作物未来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必然要引起“挺转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反转派”对议题的关注点更多放在转基因农作物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影响和对生态环境安全是否造成破坏的问题上，这些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挺转派”和“反转派”的特殊身份和科学传播诉求，决定了转基因农作物议题的争论远远超越了纯粹科学技术的范畴，且变成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伦理问题。

（二）媒介议程设置功能的失调

议程设置理论是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件事情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8]。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围绕转基因农作物开展的议题基本都是借助网络媒体或是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展开的，进而有效地把握舆论热点，细化舆论议程，控制了舆论走向。在转基因农作物的实际科学传播活动中，国内大多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处于失调状态，既没有达到普及转基因相关科学知识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公众对转基因科学技术的理解，更谈不上引导受众形成对转基因技术以及其应用形成态度上的一致性。其显著的特点在于，普通社会公众并没有因为媒体对转基因内容宣传的增加，而消除主观上对这一技术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转基因农作物食品安全上的认知。

国内媒体要想实现议程设置功能，起到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加强自我监督和自我建设，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随着移动互联通信技术和微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碎片化传播特点显著，在传播机构与社会公众任意两点之间就能形成沟通和交流，传播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泛滥的困境，这对当前媒体的信息把关和引导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设置好公众参与讨论的社会公共议题，至关重要。一方面媒体要把受众的关注点集中到转基因农作物科学议题的本身，而且不是为了媒体能获得更多的流量和曝光度，过度解读论战中非科学议题的内容，比如在“崔永元与卢大儒论辩”中关于双方有没有资格对话的报道；另一方面，媒体的正本清源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引导。类似“转基因玉米致癌”、“转基因食品影响生育能力”、“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等多种谣言充斥着网络平台，增加普通社会公众对转基因农作物认知上的恐慌，直接影响受众参与相关科学传播活动的积极性。

（三）科学家与普通社会公众交流的不可通约

不可通约，这一术语最早是在数学理论中涉及两个性质上或数量上没有公约数而被采纳，此后由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引入到哲学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库恩认为不同语言的语词没有共同的意义，意义的不可通约引起了知识的不可通约，不能为彼此相互理解提供基础，那么也不可能对知识做出判断[9]。事实上，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于接受的专业知识训练、建立行业内的学术规范以及形成的学术评价标准等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不同的科学共同体间存在交流上的不可通约，最终只是“各说各话，无法沟通”，更何况转基因农作物科学共同体沟通交流的对象是没有转基因专业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普通社会公众。正如“崔永元与卢大儒论辩”中，作为公众人物和媒体人——崔永元辩论的焦点试图向公众解释“转基因黄金大米的安全性问题”，以致于多次反问卢大儒“黄金大米转入了几个基因”，作为一个媒体人有必要让公众获得知情权的责任；而作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卢大儒，不仅是遗传学的专家，而且从事科学伦理的研究，结合卢大儒自己的学科知识和专业背景，他试图向公众解释：转基因黄金大米的问题是程序问题和伦理问题，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和科普工作者有必要向公众科普这些专业知识。崔永元和卢大儒由于各自不同的学识背景，对于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黄金大米问题的关注点就不同，导致二者争论的焦点很难达成一致，当然这并不影响两位对社会公众认真负责的态度。

由于不同交流群体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增加了科学传播的难度，甚至有学者对科学家形成片面的认识： 科学家的傲慢和对非专业人士的忽视，对争议性的话题往往避而不谈[10]。科学传播中的不可通约现象，并不意味着科学家与普通社会公众不能达成认识上的一致性，或者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随着社会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国家信息透明程度越来越高，以及国民科学素养的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热情是高涨的，参与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

三、基于转基因农作物科学传播的公众理解科学

“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科学传播的概念在国内外已被广泛讨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杜兰特（ John Durant）的缺失模型（ deficit model）：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科学技术是最有效、最可靠的，公众对于科学的不理解是由于自身科学知识水平较低和科学技术能力不足造成的，公众对科学了解越多就越支持科学。然而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以转基因为例，那些获得有关转基因科学信息最多的人恰恰最反对转基因食品[11]。美国公众理解科学学者米勒（ John Miller）认为懂得一些科学知识与理解科学是不一样的，懂得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理解他们的意义，也不意味着理解他们在广泛的科学框架下所处的位置。时至今日，那种强调科学家与社会公众的交流对话，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到具体科学实务中讨论，在科技领域建立民主决策机制的“民主模式”逐步在各国推行，并取得一定的实效。基于“民主模式”的科学传播理念要求人们不再把公众看作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外行，而是看作从日常经验中获得了对科学技术产物有独到理解的特殊群体[12]。

（一）关于日本转基因农作物“共识会议”的分析

在日本，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克隆技术、脏器移植技术等等科学问题，频频遭受公众质疑，并爆发激烈的反对运动。为了维护社会公众对日本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顾虑，日本从1998年开始，召开了多次以转基因为议题的“共识会议”，其中以2000年召开的全国性“有关转基因农作物共识会议”最为典型，不仅有明确的会议议题，而且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普通社会公众就其核心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日本转基因农作物共识会议议题主要是针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可能性做出评价，对转基因农作物对人的健康、环境的影响做出评价，同时回答消费者关心的一系列问题。议题内容直接涉及转基因农作物核心问题，同时在召开正式会议之前进行了两次准备会议，总结整理出了“关键性问题”，第三次会议上专家与公众就“关键性问题”进行讨论，第四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由公众整理出“公众意见提案”[13]。这种会议方式，不仅提高了议题讨论的实效，最重要的是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社会公众参与了整个提案的形成过程，为提案的制定提供了不同于转基因科学专家视角的讨论，使公众真正参与到转基因农作物的科学传播活动中，真正去理解转基因科学。

“共识会议”这种方式源于美国，在日本也只是起步阶段，有限的群体，有限的时间内，达成有限的共识，会议的成果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为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一次科学传播活动显然是成功的，无论是“共识会议”的议题内容，还是这一会议本身作为转基因农作物的社会热点事件，其影响范围辐射全国，激发普通社会公众的议题参与度。

（二）中国转基因大米品尝会的科学传播分析

随着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尤其是移动互联通信技术的发展，个体与信息已经实现点对点的无缝连接，加之各种科普讲座和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宣传，公众并不缺少获取信息的来源，然后能将以上各种要素集合一身，实现网上网下全覆盖的转基因农作物科学传播活动——“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应该是公众参与科学的一次成功实践。

旨在改善普通社会公众对转基因农作物食品普遍的认知现状，加强对转基因专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力度，从2011年5月科普作家方舟子通过微博展示了他试吃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大米的照片为契机，促成网友参加了北京举办的第一次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到2015年2月8日西安、杭州、温州、海口等23 个城市同时举办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在这五年间全国各地区组织转基因大米品尝会超过百场，直接参与此活动人数在4000 人以上，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作为社会热点事件，也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和转基因科研专家的高度重视，以及普通社会公众对转基因农作物食品的广泛讨论。

转基因大米品尝会的组织形式是灵活的，有在酒店举办的，也有户外野餐的，带上大米和电饭锅，举行简单仪式后就能煮饭试吃。会后的讨论方式是多样的，有邀请嘉宾演讲的、有现场专家与公众互动交流的，也有通过网络直播与网民互动的……[14]总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公众参与科学的门槛，尽可能多地吸引普通社会公众参与到这一科学传播活动中，拉近了转基因农作物与社会公众的距离。此外，反对转基因的人士也是这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通过社会伦理和政治风险等多个视角向公众普及了转基因农作物潜在的安全问题，有助于普通社会公众尽可能全面获得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科学认识，帮助公众去理解转基因科学。作为科学转播活动，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可以说是成功的，然而由于此类活动参与群体成员职业、性别、年龄、接受教育程度等背景资料的不确定性，而且对待转基因食品的立场基本都属于支持的一方，所以对于活动旨在消除社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虑，其影响也是有限的。

四、构建以社会公众为中心的科学传播观

社会公众作为转基因农作物的科学传播主要对象和转基因食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在中国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构建以社会公众为中心的科学传播观，只有坚持以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为先导，充分考虑公众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认知和顾虑，搭建公开、透明、平等、互信的交流平台，尽可能多地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到转基因农作物的科学传播活动中，才有可能让公众理解和支持中国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发展，国内转基因农作物的产业化才能成为可能。

科研专家、媒介单位和相关政府部门作为转基因农作物科学传播的主体，必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树立以社会公众为主体的科学传播观。科研专家作为转基因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既要注重转基因专业知识的科普力度，更要注重普通公众的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与公众寻求沟通，避免过多的专业术语形成交流上的不可通约；媒介单位作为信息集散地，在做好信息把关的同时，更要做好社会的舆论引导，发挥其议程设置功能，让社会公众参与到转基因科学内容的讨论中，而不是为了满足受众猎奇心理和增加媒体曝光度，传播过多的消闲娱乐类信息；相关政府部门不仅要发挥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舆论监督功能，而且需要与公众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让更多的普通社会公众参与到在转基因农作物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提升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五、转基因农作物科学传播的发展建议

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印度、巴西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主要农业增产方式，而我们国家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长期存在着转基因农作物知识普及程度较低，政府部门对其舆论引导相对滞后，公众参与热情不够等现象，当前对转基因农作物进行科学传播既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一）加强“转基因农作物”专业知识的科学传播体系建设

邓小平曾说过“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网络大国，网民人数超过7 亿，由此可见转基因农作物知识的科学传播是一项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化工程，我们不仅要重视终端成年人消费群体的深度教育，更需要加强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科学普及力度，促使学生对转基因技术及其农作物的应用方面能形成正确、客观的科学认知。毕竟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会伴随着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质疑，这种质疑绝大部分是由于其自身专业知识的匮乏，而转基因相关科学知识应当作为当代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传播环境复杂多变，受众群体在职业、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信息接收习惯等方面千差万别，那种高度强调一致性和无差别的科学传播方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分层次、多渠道、分类别通过互联网站、QQ、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对其展开科学教育。在注重信息化建设的同时，政府部门可以尝试在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生态园等科教活动场所建立更多“转基因农作物”的主题项目，改善其传播的外部环境，致力于打造全方位、宽领域的转基因科学传播体系。

（二）优化媒体传播策略，做好信息把关

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的一种传播，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整合，形成优势互补，实现传播的强势。我们需要从整合传播的视角来开展转基因农作物相关知识的科学传播，既要发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的强势地位和舆论导向作用，又要通过QQ、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平民视角来了解特定受众群体的需求，对其展开碎片化、差异化的转基因科学教育。在多种媒体整合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把关是决定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把关在于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在设置转基因农作物相关社会议程中，应注重专业知识信息的传播。新媒体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名流、网络大咖、行业专家等“意见领袖”对于信息的把关，“意见领袖”群体通常在社会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较大，其观点能直接影响或是改变普通受众的态度，所以对“意见领袖”展开转基因相关科学知识的教育，意义重大。

（三）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信息反馈机制

信息交流的不对称或传播渠道的不通畅是阻碍公众积极参与转基因科学传播活动的关键因素。首先，有关政府部门需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制度来保护社会普通公众参与转基因农作物相关科学活动的权力，且通过公布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工作程序为公众的参与活动指明方向；其次，建立一种基于现代互联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信息反馈机制，充分整合平板电脑、笔记本、网络电视机顶盒、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的通信优势，促使社会公众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参与到转基因相关社会议题的讨论。结合当前的大数据技术和云服务，有关部门已经可以全面收集来自多个渠道受众的反馈信息，并以此制定出较为精准的科学传播政策。此外，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评价体系是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信息交流通畅的重要保障，政府要增加社会工作管理的透明度，公众需要积极承担其在社会监督中的职责。

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的科学传播作为一项长期、系统的科普建设工程，既要坚持政府在社会舆论中的主导地位，又要结合互网络时代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自身优势，消除公众对转基因农作物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从而改善社会普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使用的负面倾向。我们只有建立以社会公众为中心的科学传播观，才能让公众积极主动参与到转基因科学传播活动中，去理解和支持转基因科学技术，推进中国转基因农作物的产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