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俊生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天津被迫开埠后很快发展成为北方区域最大的港口城市和商贸中心，作为华北最发达的中心城市，关于天津与周边区县关系的研究颇多[1]，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环津圈区县农村家庭养殖业发展衍变的研究尚属薄弱，本文以记载当时社会生产生活资料的报纸、志书以及时人调查为依托，以位于天津城市周边广阔腹地且距离城市最近、占有明显区位优势的近代天津周边区县[2]农村的家庭养殖业为考察范围，试图深入了解城市近代化与其周边区县农村家庭养殖业发展变迁的关系，从而为以后养殖业的调整及其在与城市发展的互动促进等问题上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一、城市的近代化化和港口贸易化给环津圈区县家庭养殖业带来的市场需求

随着城市近代化发展和港口贸易拓展带来的市场需求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作为城市生存基础和发展前提的环城圈区县的各个生产领域都有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与城市近距离接触的周边地区的家庭养殖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市场需求。一方面，通过城市港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将环津圈区县农村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带动了农家养殖业产品中蛋类和蛋类加工品进入世界商品市场；另一方面，天津城市近代化发展以及城市消费市场的扩大，又带动了对营养产品肉类蛋类等需求的增加。

（一）肉类产品的需求市场。天津作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各方杂处、商业荟萃，中外商人云集，因此在肉食方面消耗量巨大，“天津为华北销猪之最大市场，各地产猪，多行销于此，全市业此者，有二百余家。”[3]据统计，1909年前后天津市平均每日消费的“鸡为 1500 只，鸭 140 只、鸡蛋 18000 只、鸭蛋 1500 只、猪 230 头，羊和野羊共 270 只，牛 11头。”[4]到了民国十四年，津市的肉类消费量持续上涨，这一点从该年猪牛羊消费所交税款可以看出，“本年度应缴税款计牛羊项下洋二万七千五百元、猪只项下洋四万五千元，共为七万二千五百元”[5]。到了民国十九年，据市卫生局统计，该年“仅二月份一个月市内六大分厂[6]屠宰猪牛羊数目为二万九千五百五十四只。”[7]到了民国二十二年，“天津全市每日所消耗之牲畜肉类，每日共计需猪五百七十余头，羊四百五十头，牛五十头”[8]，数量明显在上涨，比往年差不多翻了一番。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本市销猪，向以八月至年节为旺月，近年每日最多时可销三千头，最少可销两千头，三月至七月为淡月，近年每日最多时可销千头，最少可销七百头，”[9]随着近代化交通网络的建成，平汉路宝坻段、津浦路北段、北宁路津北段、平津段，各站均有活猪起运来津，产地均为各站附近区县，如北宁路北段武清县为津市供猪大县，而天津、宝坻两县“所产之猪，肉质极佳”[10]，每年大部分运津市销售，可见天津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肉类消费需求量的增加，这为各区县家庭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二）蛋类产品的需求市场。开埠以前，蛋类产品主要是鸡鸭鲜蛋。除自用之外，农民们多将其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出售，用来补贴家用。随着开埠后城市人口的增多和需求量的激增，以往通过沿街叫卖的农民和小贩往城里销售鲜蛋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了。所以鲜蛋“来津的多改由船运，沿海河水系河道，通过天津旧城东北角附近的三岔河口，集聚到运河沿岸的北开一带”，[11]并成立了北开蛋行，进行鲜蛋的批发和零售，占全市鲜蛋经营量的80%。史料记载：在蛋行于周边各县设立行庄收购鲜蛋之前，宝坻等县的鸡蛋大多“由小贩远道运津，手骈足胝，大者舟车，小者肩提，完税纳课，赶行利时，逐营津埠。市此营业者不下数千，而零趸只卖之贩以及食用户属，日集市所者，更无悉数。”[12]随着天津埠际贸易的展开，津市的各家蛋行开始在周边区县普遍设立了行庄定点收购鲜蛋，1904年的天津官册中已经有了鸡蛋和皮蛋定点收集交易的记录，“各处蛋产，均系零星聚集，由蛋商派人收买，然后整批运津。故经营是业者可分为蛋贩、蛋行、蛋庄三种。”[13]1914年，英商和记洋行在天津县北乡的“宜兴埠设蛋品分支庄，垄断淀北24村的鲜蛋收购市场”[14]，也有华商在环津圈各县及天津市附近一带派人到各村庄订购收买鲜蛋，定期运到天津再转售给洋商。不止如此，为了克服禽蛋自身存在易碎、利薄、保鲜困难等不利因素，蛋类的加工行业开始出现，在蛋商的运作之下，鲜蛋和传统风味蛋制品、加工蛋品都加入了出口商品的行列中。

二、环津圈区县家庭养殖业的不均衡发展

在家庭养殖业方面，这一时期农户喂养鸡、鸭、猪等家禽家畜仍是各区县农村传统而普遍的家庭副业，大都是一家一户的散养，目的均是以产蛋卖肉补贴家用。由于市场需求增加带来的发展机遇，环津圈各区县的家庭养殖业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趋势，饲养家禽的品种多样化，蓄养家畜数量不断增长，蛋类肉类收集销售从零散开始走向区域集中。

（一）家禽的养殖。据史料记载，鸡在各个村落到处都被饲养，在农家副业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在静海县，农家副产以猪、鸡、鸭为多，家鸡养殖有“普通种、黑色司巴尼西种、九斤王种和白皮绿毛种，”“普通种产量最多，平均每户三尾，全县每年约产成鸡十四万尾上下……全县每年产（鸡）肉四十二万斤上下，每尾平均产卵一百一十枚，全县共产卵一千三百万枚上下。”[15]在宝坻全县，正常年景养鸡“二十八万五千余只，产卵一千三百万三千余个。”[16]在武清县，“农间所产之鸡为十二万五千只，……产卵约两百五十万个。”[17]天津县“每年产鸡约十余万只，每只价约贰角。”[18]宁河县所产鸡蛋大部分运往津市，每年“装船或车运至天津的鸡蛋有9000000枚，每枚售约六七十分。”[19]为推动当地家鸡养殖业的发展，满足津市对家鸡的肉蛋需求，1924年直隶实验厅责令天津农事试验场“于天津县柳滩村推广种鸡，……五年内每只鸡纳鸡卵十枚，以资繁殖。”[20]这项举措对当地家鸡养殖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进入近代后，即使受市场对鸡肉鸡蛋大量需求的刺激，天津周边区县也没有一家作为专业从事养鸡的养鸡户或养鸡场出现。

与养鸡不同，养鸭则必须依靠运河、溪流、沼泽等特定的场所，天津附近区县的多水域优势为家鸭的养殖提供了优质的条件，主要的养鸭之地多集中在海河沿岸及运河两岸。而“饲养鸭子，与其说是为了产蛋，不如说是为了为肉食，到了九、十月之际，鸭子经常出现于市场之上。普通种的鸭，七、八角一只，大的每只可升到一元五、六角或二元五、六角的高价。”[21]静海县的“西北乡得大清河洼，莲花淀之水利，畜鸭者颇多（仅河、麻两种，河鸭毛羽纯白，质量咸优，麻鸭毛色杂乱，质量次于河鸭），惟因平津之食弭，多取给于此，故价值颇昂”[22]。武清县每年“鸭共产两万九千只，每只平均值约三角，产卵约三十万个……宝坻县养鸭九万四千余只，产卵四十六万个。”[23]从各县收购的鸭蛋主要用来做咸鸭蛋和松花皮蛋以供消费和出口之需。

（二）家畜的饲养。家畜在各区县亦是零散饲养，需求量极大的家猪在家庭养殖业中仅次于家鸡占第二位，其饲养之目的在于求售而获利。史料记载，天津县北乡双街镇的“农民只是在部分河堤、荒地、沟渠、坑塘及收获后的农田地进行放牧”[24]以蓄养家畜，该县“产猪甚多，每年达两万三千余头……羊亦产三万余头，每年约计产牛五百头，马五千匹，大部运往宁河及天津市场售卖，每年获利甚多。”[25]天津县的专业养猪是1884年“张姓在塘沽（荒地）养猪，此地得名为大猪窝”[26]，其所养生猪通过船运到天津销售，这是专业养猪的零星记载。武清县所产的猪，皮细肉美，驾于其它各县之上。“计农间所产之猪，共二十一万只，每只平均约值十一二元，有多量运销于北平、天津两市。”[27]在宁河县，由于饲草资源丰富，家庭养殖业颇具规模。据统计，该县有“荒地草场8.95 万亩，田间隙地17.9 万亩，渠道面积15.3 万亩，林地面积0.47 万亩。每年可总产干草4087 万斤，可供饲养羊11.7 万头或牛3 万头。传统畜牧业，以猪、羊、牛、驴、骡为主，小畜禽以鸡、鸭、鹅、兔为主。民国时期生猪饲养量最高年份为万头左右”[28]，当然这个数字远不及宝坻县，宝坻县的家猪每年“产量则为 60000 头”[29]，居各县之冠。而在“静海农村中，只知以畜猪畜为副产，畜羊者惟城镇中有之，盖羊为害苗之畜，农村中相约禁畜也，”[30]在该县的“沿河一带，以产菜丰富，蓄猪者虽较东西乡为多，亦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31]这凸显了各区县家庭养殖业不均衡发展。

以上各区县家畜产品通过零散或集中收购的方式进行运输销售，产地近者由人力赶运，产地远者或水道船运、或大车装运、或铁路运输，运送到城里，进行宰杀售卖。其中收购点的家畜来源多为附近的集镇或村庄，比如天津县和静海县的生猪来津市的贩运方式之一是“大量的猪是从各村落中聚集而来，其最多是从杨柳青和独流镇方面而来，每日达三百头以上。杨柳青有大猪商二十余户，经雇佣采购人数名，派到各地、个别地购入”[32]。

三、环津圈区县家庭养殖业与环京圈地区家庭养殖业之比较及低度不均衡发展的原因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环津圈区县以饲养猪、鸡、鸭为主的家庭养殖业在市场的召唤下有了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发展，开始由自给状态向商品交换状态转变，但基本上仍属于副业养殖的范围，养殖规模也亟待提高，更缺乏专业养殖范式的出现。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既立足于自然经济，带有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传统商业本质特征，也带有适应天津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增长和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依附、服务于城市经济的新兴产业特点”[33]的家庭养殖业。

若与同时期的环京圈地区家庭养殖业相比，无论是副业养殖还是专业养殖，总体上明显处于劣势。据史料记载，北京市消费的鸡鸭蛋肉品多由周边地区的农家养殖业所提供，“旱路运进者,为京鸡(北平附近所产者)，北口鸡(古北口一带所产者)和西口鸡(怀柔、延庆等地所产者)。”[34]这反映出当地养鸡业的分布情况，而鸡蛋则更多地被出口专卖，如“平北顺义县虽为一有名的产蛋之区,惟该地蛋商至平,须由通县经过,在该县则有英商和记、日商三井等行截买,转运天津出口。”[35]养鸭业的发展以北京西郊区为代表,有专业养鸭和副业养鸭两类农户且呈现出规模化养殖的趋势，其中仅“专业养鸭户就有10 家”[36]，无论是专业养鸭还是副业养鸭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在农户的家庭收入中占较大的比重或成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此外，北京郊区的养鸡养鸭户还联合起来成立了北平市鸡鸭业同业公会等市场组织，这标志着家庭养殖业的产品在与市场顺利接轨方面有了的组织和保证。在家猪供给方面，“本地猪则为北平附近及平北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一带所产的猪”[37]，这折射出周边地区家猪养殖业的分布情况。在这一时期，北平地区出现了成熟的由与猪产品相关的各行各业人员组成的商业组织——猪业食品公会，其性质和作用与鸡鸭业同业公会相似，该组织不仅拓展了商品交易市场，推动了养殖产品与市场的紧密结合，而且对市场交易渠道的通畅起到了一定的疏通和保护作用。

环津圈区县的养殖业之所以出现远逊于环京圈的“不如意”状况，究其根源，则是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家庭养殖业低度不均衡发展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自古以来，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各县农地低洼且多盐碱，适合耕种的沃土较少且水旱灾害频发，“无雨即旱，有雨即潦”，致使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这种相对低下的农业生产条件导致了农村的贫困和养殖基础的薄弱，比如家猪的饲养，在静海县农村，“其宜于饲猪者，已为一般贫民……必以废弃之物与食余饷猪，然物之废弃食余有限，而猪之待饷无穷”[38]。这说明牲畜的饲料需求与人口的粮食需求已形成竞争的局面，在最基本的温饱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农户会因口食之争而舍弃能够带来家庭收入的副业尤其是家庭养殖业。而农户不重视市场带来的机遇以及通过养殖致富的意识薄弱导致了恶劣的农业养殖条件则是其最关键的主观原因，比如村民在饲育家禽家畜时“向不重视”，“村人对于鸡卵之储藏，孵化之方法，饲料之成分，鸡舍之构造，广狭，清洁，鸡群之管理……疾病之预防，治疗，皆不讲求”[39]。如此看来，只有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改变农村的普遍贫困才能给家庭养殖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客观基础；只有培养农户抓住市场提供的致富机遇、重视养殖条件改善的意识才会为家庭养殖业带来无限美好的前景。当然，这种情况的改变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并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惟有如此，农业生产力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家庭养殖业的状况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改善。所以说，各区县的家庭养殖业产品虽然是被动地迎合了大城市近代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且低度不均衡地实现了与市场的接轨，但是以家庭养殖业为代表的农业近代化进程是缓慢和步履维艰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正是以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工业中心和近代都市为依托，近代天津周边区县的家庭养殖业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凸显了天津城市近代化与周边地区之间良好的互动促进关系。开埠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初时期，天津城市和港口贸易的发展为其腹地特别是具有区位优势的环津圈区县的家庭养殖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和带动，家禽的养殖以鸡鸭为主，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以蛋品为主的蛋肉产品，供城市消费或者供国内外市场转运出口；家畜的蓄养以家猪为主，肉食供城市消费，其关联产品如猪肠被制成肠衣、猪鬃被收集整理一起出口到国际市场。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养殖条件的限制和传统养殖习惯的导向，除了天津县外，其它各县的家庭养殖业缺乏牛羊的蓄养，故天津市的牛羊肉供给大多由 “德盛号”、“义成号”、“源顺义号”、“义顺成号”等羊圈商“以丰厚的资金，从内蒙古、张家口、山东等地购买活牛羊，雇佣具有经验的人赶放回津”[40]，后 “存入自己设置的圈内（多在西营门外洼地），屠宰时赶到屠宰场，然后供给各饭馆和羊肉铺。”[41]。至于其它的农业生产大型牲畜如马、骡、驴的饲养则更多受农户的养殖能力和养殖条件限制，即使有蓄养的地区，此类牲畜多被用于役作农活；即使附近的集市上有售，也是与农业生产的忙闲有关，与被宰杀消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