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一 军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723000)

探讨中国文学创作、接受和研究的中心与边缘问题，无疑会深化人们对中国文学地理版图的认知和理解。然而，中国文学的中心与边缘绝非一个容易把握的问题。因为基于中国文学创作、接受和研究实际，这一问题需要放置在时空、权力、利益、情感、社会文化结构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体系中考察，这自然是相当复杂的。

一

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认为文学是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等四要素组成的一种活动。[1]5-6这可以成为探讨中国文学中心与边缘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和有效视角。文学活动说对于讨论中国文学的中心与边缘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以自身的社会实践性把不同时代的文学嵌入到了各自产生的现实环境或场域之中，赋予每个时代文学以现场的切实感和生动感。

不管什么时代，表现生活并为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必须首先生产出来，这就是说得有生产者，此即通常所说的作者或文学家。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一定时空中的文学活动中心往往表现为文学家的相对集中，也就是说，作为文学活动中心的区域总是集中了比别的区域更多的著名文学家,他们在更集中更频繁的文学活动中创作了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曾大兴的专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和梅新林的专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可谓今人主要依据著名文学家数量标准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活动中心的代表性作品。下面以这两部作品，尤其以是梅著为依据，再结合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来讨论中国古代的文学活动中心。

首先提及的是主要作为“集体性”文学创作的《诗经》。《诗经》凡311篇，大都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间，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主要表现为民谣或由民谣改造的宫廷乐歌。二雅为中原正声，周颂、鲁颂、商颂为宗庙祭祖之歌，分别产生于镐京王畿、鲁国曲阜和商人后裔所居安阳之地。[2]30-33作为《诗经》主体部分的十五国风则“主要处在两大地带上，一条是西起甘肃天水，经渭河、黄河流域东达山东西部平原，止于临淄东部沿海的东西向地带，一条是北起河北邢台、临漳，向南经南阳盆地到达江汉平原，止于长江北岸江陵的南北向地带。两地带的十字交叉中心在洛阳、郑州一带”。[3]从作品数量看，出自今天河南地界的“风”之作品最多，而“雅”“颂”的部分作品亦与河南关系密切。由此可以断定今天的河南是周初至春秋年间中国文学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而统观《诗经》作品的版图，会发现其重心在黄河流域，而辐辏之中心是西周王都镐京和东周都城雒阳。[2]32这是由于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一区域。由此可见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文学活动中心形成的基础作用。正是基于此，梅新林才特别强调了河流与都城在构建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要作用。梅新林认为，流域轴线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中犹如“动脉”的作用，城市轴心则起到“心脏”的作用，不仅是“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所在”。而文人群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中起到灵魂的作用。[2]15-16此说可谓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版图形成和变动的核心要素和重要特点，也为分析中国文学活动的中心与边缘建构了一个有效理论架构。

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在黄河、长江流域形成了诸子与楚辞作家群的南北呼应，标志着文学创作主体已演进至个体性创作阶段。诸子文学家集中于齐鲁、三晋、荆楚三大区域，而以儒墨之乡山东为中心。楚辞创作中心先在郢都，后随楚都迁徙至于陈(今安徽寿春)[2]40-41，并开拓出中国诗歌的另一传统，与黄河流域的《诗经》双峰并峙。

西汉定都长安，文学活动中心又回到长安首都圈。东汉迁都雒阳，河南著名文学家数量跃升至全国第一，陕西退居第二，“但仍与河南以明显优势领先于其他诸省，这是雒阳、长安东西都王畿之地连动的结果”。[2]53三国时期文学版图缩小，文学发展也极不平衡，重心在魏，而魏占绝对优势的文学活动在洛阳首都圈；吴国文学虽有快速发展，却难与魏匹敌，而蜀国文学可论者寥寥。西晋文学活动以洛阳首都圈为中心，“然后通过黄河河道向下游推进，同时带动南北两翼的联动”。[2]61东晋十六国时期，随着东晋迁都建康，“带动了其周边尤其是浙江著名文学家的同步快速增长”，形成由会稽郡、建康和吴郡等组成的建康首都圈的整体优势，而原西晋洛阳首都圈及附近的陈郡、颍川则成为中国文学的“副中心”，文学版图发生重大变化，以黄河流域为主导的格局开始向长江流域下游做重心转移。[2]67-68不过这时候河南著名文学家的总人数仍在浙江、江苏之上，居首位，且较之浙江、江苏占有明显优势，说明东晋时期南北文学重心还未脱离北方。全国文学中心彻底转移到长江下游是在南北朝阶段，此阶段中国文学版图才发生了一次根本变局。

隋唐时期，中国文学中心重又回归长安—洛阳都城圈，黄河流域又一次成为中国文学主导区域。北宋定都开封，便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主导、以开封—洛阳都城圈为中心的文学格局。南宋迁都临安，文学中心变为临安首都圈，长江流域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导。不过两宋时期，北方先后出现少数民族政权——辽和金，虽然它们的著名文学家数量比两宋少得多，但也依各自政权的都城(辽为上京(今内蒙古境内)，金(后期)著名文学家分布的核心地带在南京(今开封)周围地带)，且以北宋的东西都所在开封府和洛阳府为中西两大重心——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活动中心。

元明清时期文学中心稳定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了以前没有的现象：“都城圈与著名文学家地域分布重心长时期的两相分离”。[2]124元代文学中心在原南宋形成的临安首都圈，虽然元代建都大都明显拉升了其本身及附近区域的文学地位，但文学重心并未北徙，不过文学重心有所北移却是事实。明代文学中心在南京陪都圈。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占据了明代著名文学家数量的前三名，珠江流域此时文学地位隆升，出现了“分布于环东南弧形滨海连线上，呈以长江三角洲为重心、沿环东南弧形滨海连线向南延伸之地”的文学活动集中区域。[2]145京师虽贵为首都，位次仅列第六位，文学的功能与地位显然不及居第一位的陪都南京所在南直隶。明代南北文学不平衡加剧。清代文学中心依然在长江三角洲，同为江苏、浙江巡抚驻地的苏州与杭州成为两相对应的文学重心。这一阶段长江三角洲的著名文学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达到高密度超饱和的极化状态，自然成为全国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

至此，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核心区域的“黄金连线”和“黄金水网”完全形成，即“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与京杭大运河相配合，一同构成环东南沿海的弧形‘黄金连线’，此与运河与黄河、长江三河交汇的‘黄金水网’一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家最为密集的分布区。”[2]15-16也就是国家层面的中国古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区域。也意味着除此之外的区域就成为相对边缘的地区。

近代中国，文学重心由苏杭二州对应向上海移动，成三足鼎立，长江三角洲依然保持着中国文学的中心位置。这种趋势在民国时期依然延续，北京由于作为北洋政府的首都和新文化运动中心，麇集了现代中国的众多著名作家，俨然与长江三角洲相抗衡。总的来讲，现代中国的文学活动中心区域依然在梅新林所说的“黄金连线”和“黄金水网”地带。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由于民族危机和政治斗争，地处西北的延安(和南边的香港)一度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活动中心。

当代中国文学活动中心在原有基础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及举措下，首都北京毫无疑问成了著名文学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中心。基于革命传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北、山西、陕西等区域城市在全国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凸显。

可见中国文学活动中心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代的文学活动中心是不一样的。由于中国历史的演进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变更，中国文学活动中心发生了南北地位的大翻转，江浙等早先的边缘地带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地位巩固的中心，“黄金连线”和“黄金水网”的形成也意味着中国文学活动中心在地理版图上完全落在了东部。当然，整体而言，从古到今，中国文学活动中心囊括的区域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以上着重从历史的纵向来把握中国文学活动的中心与边缘。还有一个方面是横向的角度。从古到今，城市轴心总是表现为一个体系，即城市轴心体系。所谓“城市轴心体系既表现为一定的空间分布，又与相应的行政等级次序相对应。其中都城始终处于其中的核心地位。”[2]264于是从都城往下，便形成都城—区域中心城市(省城、府城)—地方一般城市(州城)—县城-镇的层次和格局。历朝历代的文学活动中心，一般也以都城为最重要，从上到下，层次降低，重要性亦衰减。而且，以都城为中心，由近及远，各级城市的密度逐渐减小，文化的重要性也往往下降，直至统治的边界。于是文学活动中心在城市轴心体系中清晰呈现出多层次性与等级性，显示着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文学活动中心的基础性的支配力。从中央到地方、从核心地区到边缘地带，相对于高一级轴心城市的文学中心，次一级轴心城市的文学中心便呈现出一定的边缘性，及至中央政治统治的边缘地带，文学就彻底边缘化了，成了所谓的“边地文学”。

边地文学是和“边地”这一特定概念相联系的。“从春秋战国起，‘边地’就成为汉语的一个常用词，它一般被用在地理或政治上，指称某种边缘之地”“就是远离中国中心(中原)的边疆地域，它与不同民族及不同政权控制的区域接壤、部分重叠。”可见，“‘边地’一词反映了该词使用者立足中国中心、环顾四方的‘中心观念’”，它与中国自古的华夷观念是相符的。[4]结果，与边地相连的边地文学必然成为中原中心主义的产物，无论是古代的边塞诗，还是当代的新边塞诗，都是“中原”视角的产物，不过是在霸权眼光下对“边地”的“误看、误听、误读、误解”，充满了观赏和好奇，在未尊重“被看”对象意见的情况下，以一种“中心”的天然优越感对“被看”对象进行任意裁决。[5]这其实放逐了边地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使边地的本原在中原中心的自我陶醉中消失了，也即中原视角下的边地文学实际造成了“边地”的迷失。真正具有异质性(边地是多民族、多种文化的共存，与中原相对单一的文化形态相对)、丰富性、深刻性的边地文化和基于其自身特点而产生的边地文学实际被附属化、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之外，成为异域文化和文学，不过这两者之间常常是互为因果的，尤其当问题与中国历史上曾经的少数民族政权交错的时候。例如，吐蕃、辽、金等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边地少数民族政权，它们的文学活动是相当繁盛的，吐蕃的拉萨、辽国的上京和中京、金朝上京、中都和汴京都曾是文人荟萃之地，创作上也有不俗业绩，理应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活动中心。即使在边地少数民族归属中原政权的情况下，同样拥有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非常重要的文学创作和传播活动，比如，藏族民间长期流传的伟大史诗《格萨尔》，个人创作像十七世纪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创作的《仓央嘉措诗歌》、十八世纪才仁旺阶创作的《颇罗鼎传》《噶伦传》《勋努达美》等；蒙古民族的《黄金史》《蒙古源流》在十七世纪成书，其民间也流传着伟大史诗《江格尔》等；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十一世纪创作了伟大诗篇《福乐智慧》等。但是这些文学活动长期没有纳入中原中心主义的文学史，如同“外国文学”。即使在现当代被纳入，也被视为边缘的、二流的、点缀性的，不被重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固着的“中原中心论”及其导致的狭隘视野。当然，这种现象是有理由的，因为它是汉族族群从自身出发认识世界的必然逻辑，当它从自身所处的空间位置(中心)出发时，自我以外的尤其遥远的时空自然就被冠以“边”的定义了。显然，“边地”是汉族主体建构出来的一个他者[4]，而且，“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权力，本身具有扩展和霸权的特性。”[5]这样看来，中原中心论就不可避免。然而，今天早已是开放世界和多元文化格局，再不能固守“中原中心论”了。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恢复边地文学应有的优势、严肃性与独立性，彻底摆脱中心主义下的附属地位，真正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多样性的一极。根基在于：中国文学本来不是单一风貌的文学存在，实际是因而必须是多样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不能依附在某个中心上，以一个中心来涵盖所有的中国文学。也可以这么说，在文学版图上，中国文学应该是多中心并存的。”其文学多样性不应该被某种中心主义覆盖，这样才能丰富中国文学的多元含义。[4]而且，“边缘未必真的是边缘，中心也未必是可以涵盖一切的中心。”[5]由于边地自然人文的独特性、丰富性以及在文学书写方面还遗留的巨大空白，有可能使边地文学“反客为主”，成为新的文学中心。事实上，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西部文学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好注脚。于此可见中国文学活动中心在新时代的异动。

总之，历史上的中国文学活动主要是中原中心主义下以著名文学家的数量来观照的结果。这样做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胡阿祥说：“衡量一个地区本土文学的总体水平是发达、一般还是落后，隶属该地区的文学家的数量的多少，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6]6于是，一地文学群体的规模及组合形式就成为衡量文学活动中心的核心标准。所谓“文人群体组合是文学流派赖以产生的基础，文学流派则是文人群体组合的最高形态。”[2]567而文学流派则是文学活动中心的重要表征。所以，我们面对中国文学史上多种多样的文人群体组合类型时，总视其为文学活动中心本身，比如，家族型的三曹(魏晋)，地缘型的唐代“吴中四士”“元曲四大家”、现代“京派”与“海派”，师传型的宋代“苏门四学士”、清代桐城派，文友型的竹林七贤、大历十才子，党社型的明朝复社，宗教型的东晋以惠远为代表的僧人群体、唐代以皎然为代表的佛教诗人群体。[2]567-579然而，以著名文学家人数多寡来衡量和判定一地的文学活动中心与成就虽然有很大合理性，但是终究还是难脱“优生论”的嫌疑，而且对伟大作家之卓越地位、伟大作品之崇高文学价值造成一定的遮蔽。纠偏此问题需要考察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心。

二

文学不只存在与时代合一的活动中心，还有因时间迁延而形成的影响中心，后者是以文学价值为核心的，某种意义上，它形成一个国家文学中心更为本质的东西。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中心，是在多种社会历史条件合力作用下的结果，反映的是文学自身所取得的成就、所拥有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影响力。[7]当代人编写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往往以其影响力为中心内容。就现行中国古代文学史来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8]颇具代表性。本文即据此文学史著述来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中心。

依据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再结合前文对中国文学活动中心的论述，可对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影响中心做一简单列举，例如：先秦时期的《诗经》(以镐京-洛阳地带为中心)，《论语》(今山东曲阜)，《道德经》《庄子》(今河南境内)，屈原(今湖北秭归)的《离骚》《九歌》《九章》等；两汉的司马相如(今四川成都)赋，司马迁(今陕西韩城)的《史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曹氏父子(今安徽亳州)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嵇康、阮籍等竹林(今河南辉县、修武)七贤为代表的正始文学，陶渊明(今江西九江)的田园诗，谢灵运(今河南太康)等代表的山水诗，刘义庆(今江苏镇江)编撰的《世说新语》等；隋唐五代时期王维(今山西运城)等人的山水田园诗，李白(今四川江油)诗歌，杜甫(今河南巩县)诗歌，韩愈(今河北昌黎)诗文，白居易(今河南新郑)诗歌；宋辽金时期欧阳修(今江西吉安)的诗文，苏轼(今四川眉山)诗文，李清照(今山东济南)诗词，陆游(今浙江绍兴)诗词；元朝关汉卿(今山西运城))的杂剧，王实甫(今北京)的《西厢记》；明代罗贯中(今山西太原人，活动地方主要在苏杭一带)的《三国志演义》，施耐庵(今江苏兴化)的《水浒传》，汤显祖(江西临川)的“临川四梦”，吴承恩(江苏淮安)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今江苏常州)的《金瓶梅》，孔尚任(今山东曲阜)的《桃花扇》，蒲松龄(今山东淄博)的《聊斋志异》，吴敬梓(今安徽全椒)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生于南京，约十三岁时迁回北京)的《红楼梦》等；近代石玉昆(今天津人)《三侠五义》等为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梁启超(广东新会)的新体散文和“小说界革命”等。

中国现代时期的文学影响中心则参考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述的影响巨大的教材《现代文学三十年》[9]，首当其冲的是鲁迅(浙江绍兴)、郭沫若(四川乐山)、茅盾(浙江桐乡)、巴金(四川成都)、老舍(北京)、曹禺(天津)、沈从文(湖南凤凰)等人的文学创作。当代文学的影响还需要时间的沉淀与累积，不过根据现有研究状况和流行的众多教科书，可以列举一些影响突出的作家(或流派)的文学创作，比如：柳青(陕西吴堡)、路遥(陕西清涧)、陈忠实(陕西西安)、贾平凹(陕西商洛)等代表的陕西文学创作，王蒙(河北南皮人，生于北京)的文学创作，王安忆(上海)的小说创作，莫言(山东高密)的小说创作，余华(浙江杭州)、苏童(江苏苏州)、格非(江苏丹徒)等人的先锋文学，海子(安徽怀宁)的诗歌，余秋雨(浙江余姚，上海工作)的散文创作等。

上述列举的中国文学影响中心着眼于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及其作品，实际还有众多影响相对较小却依然很重要很著名的文学家及其作品，比如，先秦的《孟子》(山东曲阜)、《荀子》(今山西安泽)、《左传》(今山东)；两汉的扬雄(今四川成都)赋、王符(今甘肃镇原)的《潜夫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沈约(今浙江湖州)等人的“永明体”、庾信(今河南南阳)的诗歌创作；唐五代陈子昂(今四川射洪)的诗歌创作，柳宗元(今山西芮城)诗文，李贺(河南洛阳)诗歌，李商隐(今河南郑州)诗歌，李公佐(今甘肃陇西)等人的唐传奇，温庭筠(今山西祁县)等人的花间词，李煜(江苏徐州、南京)词等；两宋辽金时期的柳永(福建崇安人)词，王安石(今江西抚州)诗文，周邦彦(今浙江杭州)词，辛弃疾(今山东济南)词，朱熹(今福建三明市)经注诗论，元好问(山经西忻州)的诗歌，耶律倍(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等契丹诗人的诗作；元明清时期马致远(今北京)的剧曲，高明(今浙江瑞安)的《琵琶记》，耶律楚材(今北京)的诗歌创作，李梦阳(今甘肃庆阳)等前七子的诗文创作，归有光(今江苏昆山)等代表的唐宋派，徐渭(浙江绍兴)的讽世杂剧，冯梦龙(今江苏苏州人)的戏曲创作和“三言”，李贽(今福建泉州)的文学创作，徐霞客(今江苏江阴)的《徐霞客游记》，袁宏道(今湖北公安)代表的公安派等；(清代)王士禛(今山东新城)的神韵诗，纳兰性德(今北京人)的出塞悼亡词，洪昇(今浙江钱塘)的《长生殿》，姚鼐(今安徽桐城)等代表的桐城派散文；近代龚自珍(浙江杭州)的诗文创作，李伯元(江苏武进人)的《官场现形记》，近代魏源(湖南邵阳)的诗文创作，曾国藩(湖南长沙)为首的“湘乡派”古文，林纾(今福建福州)的外国小说译介；现代时期徐志摩(浙江海宁)的诗歌创作，萧红(黑龙江哈尔滨)的小说创作，张爱玲(上海)的文学创作；当代北岛(北京)的诗歌创作，张贤亮(江苏盱眙县人，长期在宁夏生活和创作)的小说创作，王朔(生于南京)的小说创作等。其实还存在比上述列举的文学家影响小一些但依然重要而且全国知名的文学家。再下一层次当是影响主要在某一较大区域内的著名的文学家，他们成为这一区域的文学影响中心。可见，文学影响中心依然具有多层次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中国文学影响中心的区分是相对的，甚至是十分任意的，比如，对白居易和李商隐诗歌的影响力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况甚至在人们面对《孔子》和《孟子》时都会存在。尽管问题复杂难辨，但是为了分析仍然勉为其难，不过这里依旧遵从了大家约定俗成的看法。问题的核心是明确的，就是真正形成全国乃至世界文学影响的著名文学家的代表作在审美价值上都具有一流甚至卓拔的品格。

这里列举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影响中心时，主要考虑的是作者和他那影响巨大的经典作品本身，而且关键是后者，因为作者的卓越地位实际是由其杰作体现的。但是在观照文学影响中心的时候，作者因素也很重要，他的出生地和活动区域往往成为由他创造的杰作的影响始发地。本文所说的文学影响中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一部杰作的影响力总是从其创始地开始，范围逐渐扩大，从某一区域至于国家范围，甚至形成世界影响。然而，杰作的创始地并非明晰的一个问题，其本身往往是复杂的，因为有人看重作者的籍贯，有人看重作者的出生地，而有人看重作者创作活动的区域，有人看重决定作品核心精神的地域文化，有人则看重作品表达内容的属地性，等等。当著名文学家的籍贯、出生地与创作所表现的文化精神的属地基本统一时，不存在上述问题，比如面对陶渊明、蒲松龄、陈忠实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当著名文学家的籍贯、出生地与创作所表现文化精神的属地错位时，这一问题就复杂化了，比如，王昌龄(今山西太原)、岑参(河南南阳人)等人的边塞诗，因其明确的“塞外”标识，被归入“边塞文学”。曹雪芹生于南京，大约十三岁左右迁回北京，曾大兴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将其列为南京文学家，然而《红楼梦》的精神实质是在作者的南北地域转换和对衬中形成的，因此将曹雪芹视为北方作家亦无不可，而按照“三代之内”以祖籍地视之的原则，曹雪芹本就是北京作家。关汉卿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他虽为山西人，却长期在元大都生活、创作、演出。其创作虽不能说和山西没关系，但似乎更加是大都的结晶，《窦娥冤》等杰作的影响始源地当在大都。从古至今，文学家都存在流动性——当然，现代的流动性更大，这是导致文学影响中心难以确定属地的重要原因，比如，柳永为福建崇安人，长期流寓苏杭，其词似乎更多苏杭面目，苏轼虽为今四川眉山人，然四海为官，文学面貌颇多变异。张贤亮为江苏人，文学创作却应归属宁夏。张承志乃北京人，其文学创作却明显属于最能代表其民族宗教文化的大西北。昌耀是湖南桃源人，作为诗人却是青海的“义子”。生于南京的王朔，作为作家有着明确的北京身份。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文学家的经历和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使这一问题有了多解的可能性，而当人们带着各自情感、利益、立场、取向看待这一问题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对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归属之争隐藏着南北文学争胜的文化和学术背景，李梦阳等西部文人被置于东部地带[10]380，潜隐着东部文学长期对西部文学的轻视；历史上的“秦世不文”除了秦文学本身的原因，还有历史上长期流行的对崛起于西部的“虎狼之国”的损抑。这个时候，文学影响中心就成为一个突出的权力角逐场了，复杂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种族等诸多因素都渗透其中。毋庸置疑，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著作本身的审美价值。当然，文学的审美价值也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相对性，也体现着复杂的话语权力。但是，人们长期的文学实践活动还是让文学的审美价值有了大家一致认同的相对固定的标准。如果从这一方面来看文学影响中心，会发现都存在取消它自身的可能，因为杰作的影响范围取决于读者覆盖面，这个时候像作者是哪儿人、他(她)是在什么环境中创作的、书写的是哪儿的情形这样一些问题就会变得不是多么重要，广大读者最关心的其实是作品如何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命运等一系列较为普适的问题，所以一部享誉世界的中国的伟大文学名著其实是作者和中国读者、乃至世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时候如果要说文学影响中心的话，那就只有一个较为确切的“中国”概念。

从杰作的创始地来看中国的文学影响中心，会发现它们在中国版图内虽然不是平均的，不完全在一个层次上，但基本呈现出遍布态势，这其实显示了中国文学影响中心的“多中心”，而多中心意味着无中心，或者说在“取消中心”。[7]这里面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即中国文学的辉煌成就是东西南北各地人民共同创造的。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文学影响中心与前文所论述的文学活动中心存在某种一致性，这即是说，文学影响中心依然以文学活动中心为重要前提。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基于作品的文学影响中心与基于文学家人数的文学活动中心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有较大出入。这即是说，文学家人数不多的地区可能会有成就卓著的作家，评判的标准不同，结果会大相径庭。比如，元代文学从著名文学家数量看，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中心无疑在江浙，但是从杂剧创作最突出的成就看无疑在大都。

同样和文学活动中心一样，传统认定的中国文学影响中心也存在一个中原中心主义的问题，因而轻视甚至很大程度排除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像藏族的《萨迦格言》《西藏王统记》、贡唐·丹白准美创作的《水树格言》《教诫集》，蒙古族文学代表作品《蒙古秘史》，维吾尔族诗人艾合买提·亚萨维创作的《箴言诗集》、花剌子米创作的《爱情诗简》、尼扎里创作的《爱情长诗集》、柯尔克孜族民间的著名史诗《玛纳斯》等都长期得不到中原汉族学者的重视，更不用说进入他们所编撰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了。然而事实是，它们都属于中国，理应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学影响中心。

所以，考虑到中国文学影响中心的多层次和民族的多元性，会发现文学影响中心是遍布中华大地的。而且，相比文学活动中心，文学影响中心似乎也要更加分散、均匀、多元，因为往往是一人一中心、一书一中心。这是因为相比文学活动中心，文学影响中心更加突出文学本位的价值，这就是说，文学影响中心更加是一个时间概念，因为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必须借助时间才能明晰和断定，这也就意味着从作家作品厘定的文学影响中心本质上是分散的。于此可见文学活动中心和文学影响中心的一个鲜明区别：文学活动中心更加注重社会实践性，与实践活动所在的时空具有某种同步性；而文学影响中心注重的是历史的效果，历史效果突出的便构成影响中心，历史效果一般或者较弱的甚至未能形成实际历史效应的便成为边缘，于是会和作品产生的时间和环境形成巨大倒错，形成古今时空的错位并置。所以，文学影响中心突出了文学中心的核心意义在于，“文学中心”的形成，不是静态的区域文学的体现，而是动态的影响的持久发挥。[11]

三

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文学的活动中心与影响中心，然而这种讨论是不全面的，明显存在“唯创作论”的嫌疑，因为实际的文学活动中心还包括阅读品鉴环节。而且，不管是中国文学活动中心还是影响中心，都有与之相伴随的文学的评论和研究活动，由此构成中国文学的研评中心，它既有活动层面的，又有影响层面的，前者如明朝前后七子的诗文研评活动，后者如刘勰(今江苏镇江)的《文心雕龙》、金圣叹的诗文评点等。大致来讲，文学研评中心与文学创作中心在地理上高度一致，而且由于其更加突出的意识形态特性，比文学创作中心更加依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文学评论中心与中国文学影响中心也是紧密联系的，中国文学影响中心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文学研评活动。鉴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论。下面且对中国文学的活动中心和影响中心的相关问题做一总结。

中国文学活动与影响(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评论)的中心/边缘首先是认识中国文学历史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得不有的观照角度和方式，因为如此才能有效把握中国文学已有的结构，对中国文学的空间呈现一个全面的理解。可见，中国文学活动与影响中的中心/边缘是中国人认识和把握自己文学存在的一种范式，属于认识论范畴。既然如此，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而且又是和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口等复杂因素紧紧结合在一起，因而也使得中国文学活动与影响中的中心/边缘纠缠着复杂的情感、利益与权力关系。因此，把握中国文学活动与影响中的中心/边缘问题得有一个大视野，即在特定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空间区域的非均衡发展形态以及由中心向边缘的扩散效应中来认识。当然，中国文学活动中心与影响中心的影响因素也有侧重：虽然两者都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密切相连，但是后者更加强调历史的选择，更加看重文学价值的核心地位。

其次，中国文学活动与影响的中心/边缘都强调中国文学存在一个汉族文化主导的宏大共有空间，在这一宏大共有空间的不同空间区位中的文学是存在位序关系的，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中心/边缘的结构，而中心与边缘又处在一种不平衡的关系中，中心对边缘形成了统治或霸权。就中国文学活动中心而言，居于历史上正统王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文学构成中心，然后以水圈方式向周围蔓延。就中国文学影响中心而言，中心并不一定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对应，而是像先由核心星球构成的一个个星系，进一步组成璀璨的星空。不管怎样，不同区域文学的主次地位形成了。凡是文学中心具有主导性、支配性的影响力与辐射力；距离中心越远的区域文学作用愈减，直至边地濒临消散。这时往往到达了与汉族文化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异质文化地带，这是中原文化难以共享的社会空间，也就成为“异域”、成为无言的“他者”，要么因为难以纳入中原文化体系而被排斥，要么被视为低等文学，遭遇歧视、贬抑，先进与落后、支配与依赖的民族经济等国家政治关系在这里轻易置换为文学关系。于是，边地文学、边地少数民族文学似乎必须向中原文学学习才有出路和未来。

第三，中国文学活动与影响的中心/边缘的形成还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管是中国文学活动中心还是影响中心，都有一个随时间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内容本身都在日趋丰富。比如，算上有唐一代的中国文学活动与影响中心内容显然比唐以前的要丰富。而对于不同文学活动中心和影响中心在中国文学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也随着历史的拉伸在不断变化，比如，《红楼梦》出现前后的中国活动中心/影响中心的整体面貌是不一样的。显然，需要在动态的结构中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学的活动中心/影响中心。

中国文学活动/影响中心的中心/边缘的另一个动态变化表现在中心与边缘的位置的变换。中心并非一直是中心，边缘也不会绝对永远是边缘，边缘和中心存在相互作用和转换的现象。历史上中原文学通过大规模移民几次作用于长江三角洲地带而后江浙等地文学地位反超北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像西安(长安)、洛阳、成都、南京、广州、拉萨等许许多多地方的文学在历史上都有起落浮沉，这方面的变化可能更多表现在中国文学的活动中心方面。不管怎样，都暗含着一个规律，即“边缘”在不断给文学带来活力，由此成为“文学史的活力所在”，至于原因本身，黄万华这样论述：

“边缘”相对于“中心”而言，“往往意味着挑战、革新、整合”；“边缘”可以采取“反中心”姿态、“反权力”姿态和创造姿态，因为“文学本质上是‘边缘’的，是就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生存形态而言，就作家始终固守心灵，甘于寂寞乃至放逐而言。但就文学本身而言，它不应将自身分裂成‘中心’和‘边缘’，作家可以处于地域上的‘边缘’，可以出于政治、经济地带的‘边陲’，可以在言辞群文化上处于人们习常理解的‘弱势’，但他仍会写出本民族‘正宗的、主流的’文学”。[12]13

黄万华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透析汉族文化结构中文学中心与边缘变动的原因，而且强调了边地少数民族文学可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巨大影响。对于后者重要性的理解还不应局限于文学，而应该从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形成的角度来看待，这就是王明珂指出的“边缘”对华夏文化的重要性，王明珂说：“‘中国人’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来凝聚，凝聚他们的最主要力量来自于华夏边缘的维持”[13]205。

第四，中心/边缘是一种批判性视角，中国文学的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应该是最近二三十年才着意探讨的问题。原因恐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二是西部大开发等促动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它们给中国文学评论和研究界带来了对以前历史叙述的反思；尤为重要的是：那些长期生活、工作在所谓“文学”边缘地带的人们更加敏感积极地思忖起来，他们在压抑中想得到文学历史的真相，找到现存问题的症结，进而发现自身文学和文化自信的根源，唤寻自己生存发展、安身立命的依据。套用张康之、张桐的话，某种意义上，中心—边缘的概念代表了一种边缘话语，是对传统文学中心所垄断话语的一种挑战。[14]而挑战的结果是要找寻新的出路——多元共生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想要实现这样的愿望，首先要打破固守的老旧的所谓中国文学“中心/边缘”的观念。应当明白：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文学的边缘和中心都不过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彼此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总表现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情态。“没有边缘无所谓中心，中心也可走向边缘。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心。边缘亦可通过对话的方式成为新的中心。”[15]于是，对待中国文学中心和边缘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奉行共存互补的灵活变动的思维、态度和策略，坚持一种对话协商的批评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去中心化。这也就意味着，谈论中国文学中心与边缘问题的人们，实际往往包含着解构所谓稳固中心的“边缘”诉求。从根本上讲，这契合了中国文学活动中心和影响中心的历史的变动和存在过程，因为它们从时间的此岸把握的话都存在自我解构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