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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詹夔锡论陶诗

2019-02-21霍建波李领弟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年2期
关键词:陶诗陶渊明诗歌

霍建波,李领弟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詹夔锡字允谐,号容庵,明崇祯七年(1634)生,卒年不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自幼崇尚豪侠,爱好诗文,文名远播,著有《白石山房集》。清康熙三十年(1691),他与柴谦、沈鉽、周之麟作湖舫宴集,分韵唱和,刻集行世,《全清词》收录其词四首。詹夔锡酷爱陶诗,曾作《陶诗集注》四卷,其中卷一为四言诗,卷二至卷四为五言诗,还附有《东坡和陶诗》一卷。他在序言中说明了自己集注陶诗的初衷与主张:“冥报谢主人,疑亦逢时之句。源流既失,字句混淆,余不敢妄赘一辞。止就各本中前人所笺注者,集编手录一帙,以藏行箧,越今十载矣!”①詹夔锡:《陶诗集注》,宝墨堂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因此,《陶诗集注》中自注较少,多采取众家之说。詹夔锡对陶诗的论述集中体现在卷首的自序中,《陶诗集注·序》曰:

《诗》三百篇后,惟陶为近古。其言则布帛菽粟也,其味则太羹玄酒也,其风气则循蜚疏仡之上也,其旨趣则晴山秋水之间也。读之者一往而深,自生远悟,不必注亦无可注。②同①。

这里,詹夔锡分别从言、味、风气、旨趣四个方面切入,认为陶诗的艺术特征是:“其言则布帛菽粟也”,意思是陶诗题材平凡,语言平淡;“其味则太羹玄酒也”,意思是陶诗诗味醇正,回味悠长;“其风气则循蜚疏仡之上也”,意思是陶诗风气尚古,质朴温雅;“其旨趣则晴山秋水之间也”,意思是陶诗旨趣自然,浑然天成。细读陶诗,并证之于前辈学者的论著,笔者发现詹夔锡的诗论是允当的。下面试析之。

一、陶诗题材平凡,语言平淡,如“布帛菽粟”

“布帛菽粟”本意是衣服和粮食,这里指生活必需品,即极平常而又不可缺少的东西。詹夔锡认为陶诗的语言平淡而不可或缺,于布帛菽粟之中,自有其咀嚼不尽的味道。陶渊明平淡朴素的语言的形成与他的取材平常是分不开的。陶诗取材平凡,以日常生活入诗,所描写的几乎全都是极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明白如话,简朴而真淳。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其一)[1]73“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1]79在诗人眼里,几间草屋,一声犬吠鸡鸣,一条山涧,一杯酒,都有浓郁的生活情趣。每个场景自然的原生形态,随其所见,脱口而出,不加修饰。正如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评陶诗云:“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语愈俗而意愈雅,恰见去忙就闲,一一欣快,极平常之景,各生趣味。”①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明崇祯刻本。陶渊明将日常生活诗化,表现出田园生活的真趣,无不是用那种平淡的语言写出的。如鸡鸣狗吠、桃李豆苗、桑麻园蔬等意象都平淡无奇,没有浓重的色彩,也没有夺人的力量,但一经陶渊明的笔触,便将平平淡淡的话语组合成诗句,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种布帛菽粟式的“田家语”使其诗歌在自然中蕴含高妙,于平淡处尤显真情。

詹夔锡以平淡论陶诗语言,也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平淡论”早在唐代的皎然和司空图的诗论中就有所体现,宋代的梅尧臣、苏轼等人又在此基础上直接以陶诗为典范,推崇“平淡论”。如梅尧臣于《答中道小疾见寄》中云:“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2]苏轼又云:“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3]詹夔锡虽然仅有“布帛菽粟”四字论陶诗,却精准地把握住了陶诗的题材特点与语言风格,与“外枯中膏”“似淡实美”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诗语言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蕴蓄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淡是因为滤去了杂质,更醇,更美,因而更耐人寻味。”[4]143詹夔锡论陶诗“其言则布帛菽粟”,说明陶诗在艺术上之所以难以企及,首先就在于其语言显示出的自然本色。虽然陶诗语言表述上明白如话,毫无渲染,但因用情至深,寄托深厚,所以陶诗读起来醇厚隽逸,感人至深,成为后世文人所追求的极高的诗歌美学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典诗歌中平淡自然的审美标准,是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评论所建立起来的。

二、陶诗诗味醇正,回味悠长,如“太羹玄酒”

“太羹”指祭祀中不调五味的肉汁,“玄酒”指祭祀用以代酒的清水。所谓“太羹玄酒”即和淡而有遗味也,保持了食材原有的风味和特征,说明其味之正也。詹夔锡认为陶诗冲淡中有隽永之味,符合情性之正。以“味”论诗并不是詹夔锡的首创和专利。以“味”论诗历史悠久,“味”也是我国古典诗论的重要范畴之一。《礼记·乐记》载:“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5]这里的“味”,指的是音乐的艺术美。陆机在《文赋》中借此把“味”引入文学“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泛”[6],以音乐来比喻文学。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又从多个方面论及文学的“味”,钟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滋味说”,认为最好的诗,必然是“滋味”浓厚、深远之作,尤其五言诗更是如此。钟嵘曰:“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7]19这些“诗味论”多从接受角度出发,强调读诗之后的余味和玩味。发展至宋代,杨万里《诚斋诗话》中直接以“味”论陶诗:“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8]这里的味不仅包含了诗歌本身的风格,也兼顾了接受角度的文学审美功用。明代台阁文人也多用“太羹玄酒之味”来形容诗歌,但他们只是强调诗歌的平淡,这种平淡多是淡而无味的,并没有体现出读者读诗的审美感受。如胡俨《友桐轩诗序》曰:“于大雅则黄钟一钧,始终条理,有太羹玄酒之味。”[9]陈敬宗序《唐诗正声》云:“体之高古,有商敦周彝之制,而其淡薄也,则又有太羹玄酒之味焉。”[10]便是如此。

詹夔锡论陶诗若“太羹玄酒”之味,这种味并不是寡淡无味,其妙就在于寄至味于平淡,淡而有味。他不仅强调陶诗本身的雅淡平和、滋味醇正,同时也十分注重读者读诗之审美感受。他于《陶诗集注·序》中分享了自己读陶诗的体验:“读之者一往而深,自生远悟,不必注亦无可注。”①詹夔锡:《陶诗集注》,宝墨堂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所谓“自生远悟”,即感会于心的余味,愈咀嚼愈有滋味,不仅正宗绵甜,而且回味悠长!陶诗注重言外的效果,诗外的韵味,以调动读者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外之味。例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1]220“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1]80“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1]143詹夔锡以“太羹玄酒”论陶诗,的确将陶诗意味隽永、富有言外之意的特点揭示了出来,也是对钟嵘“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7]19的继承。

三、陶诗风气尚古,质朴温雅,直追“循蜚疏仡”时代

“循蜚疏仡”指的是自天地混沌初开人皇以来至春秋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累积二百七十六万年,被分为十纪,分别是九头、玉龙、摄提、合雒、连通、序合、循蜚、因提、禅通、疏讫。所谓循蜚疏仡,即泛指远古时代。詹夔锡认为陶渊明的诗歌不仅保留着上古时期的淳朴之风,还把上古时代的朴素与真淳当作自己的理想追求。

詹夔锡论陶诗的风气尚古,首先就表现在他将陶渊明的四言诗与《诗经》并论。詹夔锡在《陶诗集注·序》中曰:“《诗》三百篇后,惟陶为近古。”②同①。不仅如此,他还在《陶诗集注·总论》中引用真西山和休斋对陶诗与《诗经》的论述,真德秀曰:“渊明之作,宜自为一编,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之根本准则。”③同①。休斋曰:“人之为诗要有野意,《语》曰:‘质胜文则野。’盖诗非文不腴,非质不枯,能始腴而终枯,无中边之殊,意味自长。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渊明而已。”④同①。从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其对《诗经》的喜爱。例如:“少年罕人事, 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1]240“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1]170《诗经》对陶渊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陶诗命题与《诗经》相仿,常取首句二字为题,例如《荣木》《停云》《时运》等,这与《诗经》中《周南·芣苢》《周南·卷耳》等的命题方式一样。二是袭用了《诗经》中的语句,例如《命子》与《卫风·氓》都以“亦已焉哉”为尾句,基本保持了《诗经》的本义。这类例子在陶诗中很多,此不赘述。三是借鉴了《诗经》的艺术特色与写作手法,例如陶诗的四言诗几乎都是以赋体为主,保留着上古时期的淳朴之风,有《诗经》质朴温雅的一面。

其次,陶诗风气尚古表现在其诗蕴含了上古时代“抱朴含真”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陶渊明希望自己可以返朴归真,保持那种未经世俗异化的天性。所以他在诗歌中也表现出了追怀和向往远古的情感倾向。例如“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饮酒》其二十)[1]248“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桃花源诗》)[1]403陶渊明所憧憬和向往的是上古伏羲氏、神农氏、三皇五帝的时代,在他看来,上古时代的人们没有礼教的束缚,没有名利的欲望,是人类自然的本性。因此他构建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社会的缩影—桃花源。只有“桃花源”那样的世界里才保留着与世无争、淳朴自然的生活状态。陶渊明于《劝农》诗中云:“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1]35人们傲然自足,一派天真。袁行霈先生说:“‘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是指上古生民而言,陶渊明认为上古生民保有人类的朴素与真淳,未经世俗的侵染,是最理想的人。”[4]15陶渊明的理想就是保持本真,独立于污浊的乱世,这里显然是借上古生民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

除此之外,詹夔锡还在序中曰:“读(陶诗)久之,见其谱系晦逸,岁月差讹,或有句而亡其义,或借名而异其实。纪支纪号先后不同,义熙元熙意旨迥别。”①詹夔锡:《陶诗集注》,宝墨堂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甘蛰仙在《中国之托尔斯泰》一文中经过分析,认为陶诗“纪支纪号先后不同,义熙元熙意旨迥别”的原因有二:其一,“著作里头标属草或脱稿的年月,用来记自己思想变迁的程序”[11];其二,“‘甲子’是皇帝时代的产物,陶渊明用之,以寄思古之幽情”[11]。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尚古情怀。

四、陶诗旨趣自然,浑然天成,美在“晴山秋水”之间

“晴山”是晴空下的群山,喻指清旷明净的事物;“秋水”本是秋天江湖之水,比喻为清爽明朗的气质。“晴山秋水”即指陶渊明诗歌的自然之美和熔铸其中的清雅气质。詹夔锡论陶诗“旨趣则晴山秋水之间也”,不仅是对陶渊明的赤子之心及其清朗的个性气质的赞赏,也是对陶渊明诗歌所表现出的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的颂赞。

陶渊明的自然旨趣首先就表现在陶诗中田园风光的自然美。无论是山清水秀的山野之中,还是朦胧静谧的村落之内,亦或是清新可爱的农家小院里,都是一幅乡村生态美景图,洋溢着田园生活的情趣。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1]219-220“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饮酒》其七)[1]224“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归园田居》其五)[1]83读之,仿佛置身其中,沉醉于恬静优美的意境中,陶渊明也因此有了“自然诗人之宗”[12]的美誉。

陶渊明的自然旨趣还表现在对老、庄那种无意为文、率然天成的美学思想的继承。陶渊明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雕琢以及刻意虚伪的装饰,下笔随意,自然成文,意味悠远。他的这种自然是“不雕琢,不假借,不着色相,不落言诠也”[13]。黄庭坚说他的诗歌“不烦绳削而自合”②黄庭坚:《题意可诗后》,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袁行霈说:“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一切如实说来,真率而又自然。”[4]61陶渊明并没有刻意追求奇山异水,只是将所见所闻随即赋诗,做了直接的描绘,纯以自然本色取胜,因此陶的诗歌绝非有意为之所能及。

陶诗的自然旨趣来自于他的赤子之心和襟怀坦率的气质。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1]391《归园田居》其一又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1]73他质性天然,不受绳墨束缚,从不造作勉强。他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员,发自内心地赞美田园风光,表现个人性情。因此,在诗歌创作上他也以自然天成之美为创作原则,表现出一种古淡天然、不染尘俗的超然志趣。

詹夔锡在《陶诗集注·序》中曾记叙了自己旅居山东珍珠泉,诵读陶诗时所达到的天人合一的审美体验:

因于群诗中取陶诗一帙,汲泉烹茗,晨夕披吟,几不知诗之似水与水之似诗否耶?亦不知此地之水何以忽悟于昔人之诗,昔人之诗何以忽印于此地之水否耶?更不知临水读诗之人之心果可以相印于作诗流水之心否耶?①詹夔锡:《陶诗集注》,宝墨堂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我国的诗人历来喜欢借助山水的灵气来体悟自然的玄旨,陶渊明的田园诗便是典型的例子。陶渊明从山水田园之间感悟出大自然平淡从容的真谛,将自然之美与内心的美感体验融为一体,在自然中体悟生命,使物我相融,其感情像一股泉水渗透于诗中。詹夔锡见珍珠泉“日涌明珠万斛,水仍沉湛不滓”②同①。,因取陶诗一帙品读,内心思绪如珍珠泉内的万颗明珠不断涌现,身心与水交融,忘却自我,让他获得了愉快的审美体验。这不仅是珍珠泉水在他内心所激起的审美涟漪,更是陶渊明诗中所蕴藏的诗味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启发作用,于是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14]的境界。这种审美意识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情感交流中派生出来的物我统一、天人合一的审美观。

综上可知,尽管詹夔锡从语言平淡、诗味醇正、风气尚古、旨趣自然等几个方面来论陶诗,但其主旨还在于强调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原则,其内涵也并不是单一的:其一,展现田园生活的自然美。陶诗所描写的田园意象朴素真淳,不着意于形貌的刻画而在于神韵的点染,像一幅素雅的白描,因而他也以日常生活口语入诗,表现出“言则布帛菽粟”的平淡风格。这些意象看似平淡无奇,却能传达出醇厚隽永的诗味。陶诗最大的魅力便是寄至味于平淡,这便是詹夔锡所说的“太羹玄酒”之味。其二,“质性自然”的本性真情。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追求,回归自然,纵情田园;其次表现在他“抱朴含真”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他希望像上古人民那样保持那种未经世俗异化的天性,独立于污浊的乱世。其三,反对人为雕琢,提倡自然天成之美,表现出一种“晴山秋水之间”的超然志趣。其四,“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陶诗中表现出大量的“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场景,表现了其独特的审美个性。一个自然便蕴含多种含义,惟其如此,陶渊明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说不尽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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