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霞

1937年初，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接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准备继续其关于中国红色革命的主题采访①。然而，日本于当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争和死亡威胁着中国境内的每一个人，包括在中国境内的史沫特莱。此时，史沫特莱没有离开，而是选择了新的采访主题——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穿行在战区和敌后②，目击和参与了战争的过程。《中国的战歌》 （以下简称《战歌》）就是史沫特莱在中国抗战前线、后方见闻和经历的实录。这样一部即便在今天阅读起来都令人震憾的著作，居然在其首发后42年的时间里，没有一部中文译本。在1986年由江枫翻译、作家出版社出版后的30多年间，这样一部被译者赞誉为“是史，是传，是文学巨著”③的著作，未能引起中国学界的应有的关注，甚至连一篇书评都未曾见到。正是出于这种遗憾，笔者在反复阅读后整理出这篇读书报告，以分享《战歌》的主要内容。

一、实录了日军的暴行和对美国军售日本的忧愁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无数的暴行。但是，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日本对所制造的暴行不承认，不担责。而《战歌》实录了日军轰炸、虐杀、强奸、抢劫、使用化学武器等一系列暴行。

在史沫特莱随军到达洪洞地区时，“敌人以为我们是在县城里，轰炸机炸平了洪洞县城”④。在史沫特莱在长沙时，“在长沙看见一个中国女医师，……她和她那一队医护人员两星期内已经被日本飞机从三座医院里炸了出来，她们的药物和机械也被炸得一干二净”⑤。当史沫特莱到达南昌时，“由于日本特务的触角无所不至，我们到达的时间也就正好赶上毁灭性的狂轰滥炸。我们停留在这里的两天两夜，南昌一直在什么也不放过的炸弹爆炸声中震动”⑥。在皖南游击区时，“我在后方医院里发现一个九岁的男孩，……两个月以前，日本兵袭击了这个男孩的家乡，杀害了他的父亲和哥哥，强奸并杀死了他的母亲。他曾经叫着和他们拼，直到日本兵把他打得失去知觉，他的一只腿已经不得不锯掉”⑦。“我接近位于芜湖以南和南京西南的宣城时，已经六月下旬。宣城已经易手多次，最近一次发生在我们来到之前不久。这一次，日本人洗劫了公仓，把二、三十万担稻米运往芜湖”⑧。“宣城在战前曾有15万人口，已有几万人在空袭中死去，现在留下了不过几百人。……日本人被赶走以后，人们从这条街上的一所房屋里发现了十几个中国妇女赤裸的尸体。这所房屋临街的门框上有一块牌子，写着‘大日本皇军慰安所’。我们来到一条大街，……与教堂隔街的正前方有一口古老的水井，象其他水井一样，也填满了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尸体”⑨。“井背后立着一堵墙，墙上用红漆刷写着一句日本人的口号‘建立东亚新秩序’”⑩。“几天以后，我们穿过大别山区的崇山峻岭来到流波瞳。这是一个有围墙的大镇，……这个镇被轰炸过多次，有不少人已经被炸死”⑪。在商城，“我和我的东道主一道在商城县里走了一遭。这是大别山根据地的一个有战略价值的县城。四周的激战一直不断。日本人在得以攻占这座县城之前，先用飞机几乎把所有的房屋全部夷为平地，到五月里被赶出去时，又打算烧光剩下的一切”⑫。“我于12月末到达第22集团军在湖北的野战司令部，……在接近日军主力据点信阳的桐柏山区，……日本人已经开始在那一防区内使用毒气”⑬。在鄂西北涢水后方，“这里正在举行婚礼……我问那些妇女，日本人三个月以前占据这个山村时干了些什么。她们告诉我，敌人在中国军队的战壕里发现了瓷的茶壶和饭碗，知道农民曾经以饮食供应自己的士兵，便割断了留在村里看守这庄园的两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头的喉管”⑭。

《战歌》不仅真实地向全世界揭露了战时日本的侵华战争暴行，而且有力地鞭挞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否定战争暴行的行径。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遗憾的是，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等一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举措。相反，仍与日本保持着包括军用物资在内的贸易，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军用物资很多来自美国。作为美国记者的史沫特莱，超越了国籍的束缚，在《战歌》里多次表达了美国向日本出售军用物资的忧愁。

在史沫特莱随八路军115师向正太铁路行军时，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用美孚煤油桶提了一桶水跟在一个弯腰扛着机关枪的战士后面”，《战歌》即自讽地写道：“那煤油桶是我在西北见到的我国（即美国）对中国的唯一贡献。但飞在我们上空的飞机是美国造的，投下的炸弹是用美国废铁和化学原料制成的”⑮。1939年12月1日，史沫特莱访问位于鄂西北老河口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时，李宗仁让史沫特莱带给美国人民几句话，《战歌》如实记录下来：“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同情中国的，我相信他们尤其反对日本对于不设防城市不分青红皂白的狂轰滥炸，但是他们的意志不得不服从少数商人的私利，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日本屠夫本来是没有刀的，美国给了他们屠刀。”⑯随后，在史沫特莱受邀给鄂北随州境内厉山前线的部队讲话时，史沫特莱自问：“能对迎着死亡走去的士兵说些什么呢？……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盎司的外国药品用在中国前线，我们全都看到了敌人使用的许多炸弹、卡车和其他军需物资都来自美国。”“而当一名士兵鼓足勇气站了起来，象对长官作报告一样立得笔挺，他说：‘我们想要知道你们的国家为什么要卖武器和弹药给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用来屠杀我们？我们并没有得罪过你们！’又是它，难以摆脱的我国出卖中国利益的阴影……我的回答和以往多次的回答相同——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确有丧失人性的蠢贼，他们用死亡铸造金币。”⑰史沫特莱到达重庆后，日军的重庆大轰炸在继续。《战歌》记载：“1940年6月，日本人的大轰炸仍在努力把重庆化为一片焦土，……那天夜晚，林博士带回一块炸弹弹片，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它，对我说：‘我真想用它造一批特殊的勋章，授给那些出售军用物资给日本的美国厂商。’”⑱

《战歌》上述实录表达了作为一名美国记者在对待本国政府向日本出售军用物资问题上难能可贵的感受，同时也向全世界揭露了战争初期美国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本性。

二、实录了中国军人、民众的贫穷而光荣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人民因国家落后承担着贫穷、痛苦，军队因国家落后承担着凌辱、轻蔑。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唤起了中华民族觉醒，贫穷的中国军队和民众担负起了对日作战的光荣使命。《战歌》即以大量的篇幅实录了中国军人、民众的贫穷而光荣的事实。

《战歌》记录了抗战中国的前线作战和后方建设。史沫特莱于1937年10月中旬到达太原时，正值忻口战役，他得以见证和记录这一战役：“一线光明穿透了华北的黑暗。这就是平型关之战。……八路军的部队急行军两昼夜赶到了这里，……快速突击部队绕到挺进中的敌军背后和两翼……平型关一战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日实行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法”⑲。1939年2月中旬，史沫特莱进入了皖南地区，见证了第五十军与新四军的前线合作。《战歌》记载：“……几次战斗期间，五十军的伤员都要从新四军驻防的山谷通过。新四军的医院曾经收留过他们。这些军人是为自己的国家战斗过的”。“面对敌人的攻势，他们曾和新四军象亲兄弟一样并肩作战。由于他们的血流在一起，他们之间也有了友谊的交流。”⑳当史沫特莱在五台山时，见证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战歌》记载：“我在五台山逗留了一个星期，……我目睹了强大的运动的诞生，正是这种运动后来把五台山开辟成为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并变成了华北和西北四省数千人在其中学习的一个巨大教育、医疗、军事和政治中心”㉑。随后史沫特莱见证了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治理下的敌后游击区后认定：“我们开始看到在这位将军治理下的地区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的迹象”㉒。

《战歌》实录了中国军人包括将领和士兵的抗战情怀和献身精神。1939年9月，史沫特莱到达立煌的安徽学生军军部，采访了马起云中将。《战歌》记载：“马起云中将是美国西点军校1924级的毕业生。毕业后他便回到中国。在广西办了一所军官学校……自从日本人入侵以来，他一直在火线上”㉓。随后，史沫特莱又采访了鄂西北樊城前线的第173师师长钟毅。后在《战歌》里记载：“1939年12月6日夜晚十点，在湖北省中部樊城的一个已经被炸毁的院落，……我第一次会见第11集团军钢铁173师师长钟毅少将。”“他告诉我，他出生于广西省扶南一个拥有土地的书香门第。他进了一所军事学校。1927年国民党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内战爆发后，他拒绝参加而退出了军队，……直到日本侵略开始，他又回到军队任职。从此，他便转战在几条主要战线的战场上。……他的师是全中国最好的部队之一。”㉔史沫特莱到达重庆后，收到一封来自华中前线经过多次辗转投递的信，《战歌》记载：“那是钟毅用英文写的。……他写道：‘你是一位作家。你应该反复告诉贵国同胞，我们将誓死战斗，直到胜利。请不要忘记！’”“后来老方再回来时带来了一位广西军官，我听他们的讲述，……日本军队在飞机、坦克和汽车队的配合下越过了湖北北部麦田，钟毅的师又一次掩护撤退。他们立足唐河岸上背水作战，并且试图对敌人实行反包围。1940年5月9日，在苍苔镇，甚至他的司令部也落入包围圈内。54名男性军人和政治部一批女兵都在激战中被杀，钟毅和两名卫兵已经逃入麦田。但是为了避免被俘，他终于举枪自尽。”㉕也在湖北樊城前线，史沫特莱还采访了先后经历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第131师所剩下的一个团的副团长郭平。当史沫特莱请这位投笔从戎的郭平讲一段他的英雄事迹时，“他起初却说，他连一个也想不起来！踌躇再三之后，他提到几件事情：另一位副团长刘世立，曾经率领他的连去袭击日本人的一支卡车运输队，结果全歼敌人，……刘副团长有一次在敌人迫近时坚守四个有战略价值的村落达一个小时，守军半数阵亡，刘副团长也两次负伤。任务完成后，刘副团长命令那几个还活着的撤退，而他本人和一个负伤的通讯员断后，又打死了七名企图活捉他们的日本兵。”㉖

《战歌》更多的是记载了普通士兵的献身精神。史沫特莱在汉口的一天，亲眼见到了一名士兵的牺牲。《战歌》记载：“今天，我看见一名农民士兵死去。他的死体现了上万人的死——他们为了民族免受奴役而献出了生命。”“他们曾去进攻一处日军阵地。直到战斗结束，开始返回营地，他们才知道自己受了伤。那人默默躺在床上，仅仅说过，他姓吴，……第三天中午，他永远阖上了眼睛。”“中国有上百万人象他一样——在默默无闻中战斗、死去……他死得是多么壮美。中国的普通人民是多么悲惨而又伟大！他们的国家只给了他们忧患饥饿、寒冷和痛苦，他们仍然为这样的国家献出生命。”㉗在老河口，“一名伤员的面孔吸引了我的注意。……‘请告诉我，你是怎么负伤的？’我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问他。他张开口发不出声音。他做了很大的努力，终于极其困难地说了一句话：‘这算得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国家。’……他说着，声音就微弱下去，头也向胸口倒下，……他死了。”㉘在鄂北枣阳，史沫特莱和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相处过不少时间，《战歌》写道：“他的士兵基本上全都是文盲。他们来自四川赤贫的农村，他们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祖祖辈辈忍受封建军阀和地主政客的盘剥和掠夺。但是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深为民族意识所鼓舞，我看见他们战斗的自豪而且勇敢，为一个不曾给过他们任何福利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㉙。

《战歌》实录了中国民众的质朴。1937年10月下旬，史沫特莱从五台山到达正太铁路线时，见证了中国铁路工人的英勇。《战歌》记载：“我们终于到达了铁路线，……通过司机室的窗口，我看见那位中国火车司机凝固、冷峻的面容，他注视着前方路轨，不断发出警告的汽笛声。我想起了所有中国铁路员工的英勇精神，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们一直面对着无可回避的死亡威胁，因为铁路总是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仍然是中国没有被人歌颂的无名英雄。”㉚《战歌》继续写道，到达正太铁路南侧后的“一天清晨，我到司令部去找朱德谈话，只见上百名有武装的百姓包围了司令部，许多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光赤着双脚，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妇女和孩子，有一个甚至带着一位年过六十、满头白发、身体结实的老太太。他们都是矿工和铁路工人，在日本军队迫近时，他们从当地的军火库里拿起武器，扒断铁路，投身战斗。已经有不少人战死。现在，他们是来参加八路军的”㉛。在皖南游击区，《战歌》记载了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蔡大娘：“她是一个寡妇，有四个孩子。她三个儿子中较大的两个在新四军，……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蔡大娘的细高个子，看到她奔走在村间小路上，催促妇女们参加识字班，出席讨论会，去了解战争的形势和妇女们能够做些什么。……每当节日来临，妇女救国会的会员就要到医院里去赠送食品、唱歌和士兵们谈话，‘慰劳伤兵’。在病房里发表演说的总是蔡大娘，她告诉那些伤员，他们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妇救会的孩子。”㉜“3月8日这一天清晨，……她告诉大家一个刚刚得到的消息，她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已经在前线负伤。她说，作为在这样一场战争中负伤的战士的母亲，她感到光荣，而且使她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㉝。

《战歌》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军队的贫穷。1939年2月中旬，史沫特莱见证了第50军的衣着状况后在《战歌》中记载：“我们进入了五十军的防地……许多人衣衫褴褛，赤着双脚，仍然穿着单薄的夏季制服。躺在担架上的，冻得瑟缩发抖，而没有一点遮盖”㉞。“在我们穿过大别山区的崇山峻岭来到流波瞳……我注意到我的游击队警卫员衣衫褴褛的寒酸，他们单薄的夏季制服上有些纽扣已经脱落，不少人患疟疾或是腿上、脚上有溃疡，他们没有领到一文钱”㉟。“在枣阳前线的一天清晨，我看到从战场上运来了夜间的战斗中负伤的人员。……有些伤员平静地躺着，团里卫生兵在战场上给他们服用的吗啡药丸，仍在起作用。象斯巴达勇士一样，他们是躺在盾牌上被抬回来的”㊱。《战歌》继续写道“走在每一支担架前面的牛车或马车，都挤满了面容憔悴、强忍着颠簸的伤员，而跟在担架后面的车里则堆放着途中死去的伤员的尸体。他们脚上的鞋也被脱去，因为活着的急需穿鞋，而死去的已不再需要”㊲。

正是基于对贫穷的中国军人献身精神的认识和感动，《战歌》着意在扉页上写道：“献给中国士兵——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贫穷而光荣的先锋战士”。

三、记录了作者对中国的一往情深

史沫特莱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29年初，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她一到中国，就被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所感动，被中国红色革命所吸引。为此先后于1933、1934年在美国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和《中国红军在前进》等著作。1934年底，史沫特莱第二次来到中国，虽重病初愈，她仍然前往中国西北采访。1937年初，史沫特莱访问延安。抗日战争开始后，史沫特莱不顾个人安危，随军穿行在战区和敌后，一面报道中国的抗战，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直至1940年秋前往香港治病和1941年返回美国。在皖南新四军驻地遭日军狂轰滥炸时，史沫特莱拒绝了叶挺、朱德让她转移到敌后较安全地方的劝告，她说：“为什么和我谈死亡的危险，你们不是也经常面临着死亡吗？让我也跟你们一样生活吧，我不想死，我也尽力做到不死。但是，如果我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㊳可见她对中国的感情之深。而事实上，整部《战歌》都浸润着她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史沫特莱在新四军游击挺进纵队时，纵队指派了一个“小鬼”做史沫特莱的勤务兵。这个勤务兵同史沫特莱一起生活、战斗了半年时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无疑是史沫特莱对整个中国感情的一个缩影，《战歌》是这样记录的：“派给我的小鬼是大多数参加游击队的小鬼中典型的一个，她的名字叫沈国华，他说他十岁或十一岁。”沈国华出身很苦，他还很小的时候，土匪光顾了他在河南的那个贫穷的家，他们一把火烧了他的家，烧死了他的父亲，烧伤了她的母亲，他的两个哥哥为了糊口活命而当兵去了。此后，他成了个乞儿，以要饭来维持他自己和他母亲的生活。”㊴“参加游击队后，军队是国华心目中的一切，军队是他的上帝，他把学到的一切都归功于军队。”“我完成了国华制服的灭虱工作，……我把他拉到身边，用两膝夹住他，给他梳理头发，帮他系上上衣纽扣。这样做使他窘得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他这样做过”。“他把军装穿上后对我说：‘你既是我爸又是我妈。’”㊵作为勤务兵，国华做到了一切：保护安全、护理生活、出生入死掩护穿越日军封锁线等。在史沫特莱最后决定离开挺进队时，“决定认养国华为我的儿子——如果纵队和他本人都愿意”㊶，并打算安排沈国华到西部大后方上学。为此，史沫特莱在《战歌》里以9100字的篇幅记述了她和她的“中国儿子”一起生活、战斗的经历。㊷

史沫特莱在抗战前线和后方采访过许多抗战将士，她在《战歌》里抒发了对这些将士浴血奋战、尤其是牺牲了的将士的深厚感情，其中包括本文中已提到过的第173师师长钟毅。史沫特莱1939年12月6日在樊城前线采访钟毅后，一直惦记着这位将领和他的部队。《战歌》里写道：“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在华中的战场上，我奇怪，为什么听不到钟毅少将那一师的消息。”而当史沫特莱在宜昌得知钟毅将军阵亡的消息后，非常痛苦，《战歌》写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我抗议，我把这种说法叫做又一种谣言。”㊸“举行葬礼的那天夜晚，我望着窗外树木映衬在天幕上的图形。那天夜晚黑暗、阴郁，像我的心情，一次又一次，我从钟毅已经死在其中的战场上活着过来了。”《战歌》继续记载：“那一年秋天，我来到钟毅的故乡广西。见过他的兄弟，谈过了话，我就走出桂林城去，翻山越岭，独自一人站在他的墓前，这墓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幻觉。”㊹而《战歌》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我离开中国的决定，结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我已经凭我相信的一切立誓，永不忘记钟毅的叮嘱：‘请转告贵国同胞……请转告贵国同胞……’”㊺。可见史沫特莱对中国抗战将领的情感之深。同样，这种感情无疑是对整个中国感情的又一个缩影。

注释：

① 在此之前，史沫特莱已于1929年初、1934年底到中国采访，并先后于1933年、1934年在美国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中国红军在前进》等关于中国红色革命的著作。

② 根据《中国的战歌》，我们寻找到了史沫特莱这次采访的足迹：1937年9月中旬，史沫特莱离开延安返回西安。10月中旬，经潼关，渡黄河风凌渡到达太原。1938年1月辗转到达时为中国事实上首都的武汉，武汉失守前夕的10月中旬到达长沙。11月9日进入皖南新四军游击区。1939年2月中旬，访问与皖南新四军驻地相邻的国民党军第50军。6月到达宣城。8月下旬，穿越日军占领区经获港渡过长江到达皖中新四军第4支队活动区，继续报道中国抗战和救护伤员、难民。9月到达战时安徽省省会暨第21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立煌县。随后经豫南的商城、潢川、确山、南阳，于12月1日到达鄂西北的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部。12月中下旬先后到达枣阳，1940年1月到达新四军挺进队活动区大洪山。3月到达到宜昌，6月到达陪都重庆，1940年秋前往香港治病，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前夕返回美国。史沫特莱的这次采访历时4年，穿越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四川、贵州、广西等9个省区的战区和敌后。

③“是史，是传，是文学巨著”，是《中国的战歌》中文译者江枫在“译序”中对该书的评价。见［美］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㊴㊵㊶㊸㊹㊺［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江枫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234、250、261、302、303、304、347、382、434、444、206、407、449—450、513、198—199、295—296、202、304、351、418、431—432、428、212—213、439、435、204、205、281、285、295、348、438、436、471、473、481、431—432、432—433、534 页。

㊳ 转引自《史沫特莱文集》 （一），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㊷ 史沫特莱的“中国儿子”沈国华经过思考后婉拒了史沫特莱的安排，他的解释是：“他是属于新四军的”，“认为所有的战士都应该留在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