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佳君

一、问题的提出

苏联解体是一个不断被议论的话题，从1922年12月苏联成立到1991年12月苏联宣布解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仅仅存在了69年。如果将其前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计算在内，也就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算起，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的时间也只有74年，纵观整段历史，也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中，最让人费解的就是一个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敢于同美国分庭抗礼的工业化国家；一个在欧战场牵制了纳粹集团，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军事强国；一个首次将人造卫星以及宇航员送入太空，并建造了人类第一个空间站的航天大国，竟然无法满足其国民日常消费品的需求。在许多曾经在苏联生活过的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回忆录以及研究著作中，有关居民贫困、经济失衡、民主恶化等例子不胜枚举。最终，在一系列仓促和跛脚的改革过中，这个国家消失在历史舞台。让人费解的是它的消失方式，在消失前这个国家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革命，外部也没有遭到敌人的侵扰，反倒是更像一场漫不经心的“自杀”。

时至今日，人们依旧热衷于研究苏联解体，从既有的研究数据和资料来看，学界所关注的内容主要是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启发意义，而对于苏联解体的过程即使有涉及也只是凤毛麟角。文章将从苏联建立到其解体这一历史时段着眼，运用柏拉图的国家衰败理论，对苏联解体进行过程分析。着力于探讨哪些因素直接促成了这一结果的出现，这些因素各自所占的比重如何，这些因素之间又有哪些联系？进而为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

二、柏拉图的国家衰败理论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经典著作之一，集中阐述了许多政治哲学的思想和理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希腊城邦有五大国家制度，分别是贵族政体①、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其中贵族政体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政体，而其余四种政体是现实中存在的并呈现为逐渐堕落和衰败的政体。在柏拉图看来，所谓的贵族政体是善的，正义的制度，“它可以有两种名称：王政或贵族政治”②，区别就在于由几个人掌权，一个人掌权便是王政，两个以上的人掌权便是贵族政治。但是无论几个人，掌权的统治者或国王必须是哲学家，只有这样才“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除此之外，“其他的办法是不可能给个人给公众以幸福的”③。但是在现实中，存在着的政治制度（政体）大多都是不能给个人和公众以幸福的，因而柏拉图认为这些政体都是恶的、荒谬的。

首先，荣誉政体又叫做斯巴达—克里特政制，“这种制度里勇敢起主导作用，因而仅有一个特征最为突出，那就是好胜和爱荣誉”④。这种政体是从贵族政体演变而来的，柏拉图认为，它的产生主要是源自于不合格的统治者趋向于私利、贪图财富。然而这些统治者一方面爱钱，另一方面又不被许可公开捞钱。因此，这种政体有别于贵族政体，但是又不同于寡头政体，是一种介于贵族和寡头之间的善恶混杂的政体。其次，寡头政体“是一种根据财产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力在富人手里，不在穷人手里”⑤。这是因为荣誉政体之下的统治者抵挡不住私人财产的诱惑，开始贪婪的追求钱财，并在社会中形成了竞相模仿的风气。再次，民主政体。当举国的人民开始肆无忌惮地敛财，以财富之是非为是非时，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将愈演愈烈。统治者养尊处优，而人民却深陷水火。最后，国内发生内战，寡头被处死或自动退出，民主政体建立。在这种制度之下，“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⑥。最后，僭主政体。柏拉图认为这种政体是从极端自由中产生的，是一种最恶的政治制度。因为在现实中雅典民主制的失利或多或少就是因为“三十僭主”的原因。他们别有用心地利用民主政体中自由、宽容、平等等特点，假言保护平民的利益免遭前寡头政体之下富人的反攻倒算，而实际上成为一种平民的领袖，为了攫取权力他们或通过秘密暗杀的方式或通过借刀杀人的方式清除异己，或诉诸战争转移人民视线。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独裁统治，统治者“无论杀人越货还是亵渎神圣，什么事都敢做”⑦。

其实，柏拉图国家衰败理论的形成同他的现实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柏拉图所处的时代，雅典城邦正好处于政治动荡和衰变的时期，见证了所谓的“三十僭主”推翻民主制度，也见证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取代“三十僭主”的民主制度判处死刑。正是城邦政治的没落使他对城邦政治的认识带上厚重的“衰败”底色，也促使他寻求构建一个完善的城邦用以挽救日渐衰败的城邦。文章基于上述政体衰败的理论框架，撷取其中的致衰因素和致衰力量等内容，分析和研究苏联从成立到解体的政治变化，进而对苏联解体有一个更加深刻和全新的认识。

三、对苏联解体的分析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被消灭之后实现的理想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弊病的集中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扬弃。他们笔下的社会主义⑧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美好和梦幻的图景，在那里“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⑨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贵族政体很相似，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现实中脱胎于这一理想社会的政治实践也同样经历衰败的过程。

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苏联逐渐形成了颇为后人诟病的斯大林模式。然而就其当时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西方的媒体认为“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领导地位时，‘俄国还和沙皇时代一样是一个农业国家。当他在30年后去世的时候，苏联已成为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西方几乎花了20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事情，苏联就做到了’”。“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福利等方面，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⑩。如果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兴的社会主义苏联无疑是一个先进的社会，客观地讲，在建设共产主义过程中，斯大林模式也曾起过积极作用，这表现在：一方面，它极大地发展了苏联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苏联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它展示了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也就是说，脱胎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苏联社会主义，在其现实的实践之初很大程度上是趋向于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无疑也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其它国家竞相模仿的对象，而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就如同红色麦加一样被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向往。我们认为，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而且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的设想之间存在着张力，但是这个社会和政治制度是在力求忠实于经典作家的设想，而不是背道而驰。尽管在实践中有走样和失真的地方，但是它所坚持的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灵魂和理念。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它自身的灵魂里拥有真正的财富而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

1.赫鲁晓夫时代的荣誉政体

然而在极权体制之下，领导人的更迭往往成为国家政策和未来命运变革的不确定因素。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赫鲁晓夫成为权力的继任者。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的共产主义似乎步入到柏拉图所谓的荣誉政体。为了走出斯大林时代政治恐怖和个人崇拜的阴霾，推动苏联走向改革的道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执政期间所犯的错误，甚至将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个性的缺陷和个人人品问题。这个报告可以视作苏联拨乱反正的开端，但是报告所带来的影响超出了报告人的预期。那些过去生活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的拥护者、斯大林主义的信奉者们一直坚持的东西被否定，斯大林化和非斯大林化两种思想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斗争。思想的分裂引发现实中的冲突，顺从者选择沉默，常见的表现就是口是心非和言不由衷，叛逆者选择抗议，如波兰和匈牙利在此之后不久分别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这一报告称作是揭了盖子、捅了篓子，说的就是其所带来的剧烈影响。在国际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也趁机掀起了反共的浪潮。

就像柏拉图所说，荣誉政体的统治者内部分为两种集团，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兼并土地房屋、敛聚金银财宝；而金银集团则由于自身心灵里拥有真正的财富而趋向美德和传统的秩序”，他们之间相互斗争，最后妥协，以一种折中的方式维持着统治。反观苏联同样是如此，一方面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改革势力从“物质利益”着手改革农业，从管理和生产模式上着手改革工业，从集体领导和健全法制等方面着手改革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中，赫鲁晓夫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物质奖惩等措施提高企业生产积极性，刺激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这样，在苏联国内，人们过去羞于言商、耻于言利，此时在改革的情况下，经商获利似乎获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苏联国内推崇斯大林模式的保守势力同样不可小觑。虽然苏联国内改革和经商获利的举措，在赫鲁晓夫的主政下得以推行，并取得了合法性。但是，迫于保守派的压力，改革实效并不能大讲特讲。因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斯大林模式的。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是传统式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中央集权等等。因此，走出斯大林模式阴霾的苏联，又陷入到改革派与保守派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沼，而唯一能在两个派别之间达成共识的的事情就是对外事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受到苏联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只有这样才能换回国内政治和社会的一时安稳。

这样的政体是矛盾的不和谐的，也是不能长久的。在其内部起主导性的力量是“勇敢”，因为它要清除斯大林时代的沉疴积弊，要改革经济，要追求物质财富。因此，“勇敢”所带来的成就就是这种政体赖以维系的动力。然而长时间依赖外部所得争强好胜，久而久之当对外的力量衰退不足以维持傲慢般的荣誉时，等待着这个矛盾政体的便是来自改革派和保守派两个方面共同的冲击。

2.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寡头政体

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时代的政体最终还是被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所取代。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全盘否定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而是以斯大林时代的方式走赫鲁晓夫时代的路。在政治改革方面勃列日涅夫并不感兴趣，赫鲁晓夫时代所做的关于消除个人崇拜、加强法制建设、发展民主等努力，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代都被有意地忽视了，而且在实践中一种僵化和集权的倾向也在发展着。在经济方面，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延续了改革的思路，但是集权化的政治和改革中的经济显得格格不入。历史上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作是苏联最稳妥的改革时期，当然某种意义也意味着停滞和静止。

其实这种最稳妥改革时期的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实现的。因而，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一方面是担心这样的事情重演，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各种非常规的手段维护其统治。所以在赫鲁晓夫时代那种混合争吵的声音消弭了，但是伴随着争吵消弭的还有社会的活力。人们可能不再为社会中的不一致和不和谐而苦恼，但是围绕权力而形成的政治高压，让社会失去了自由的空气和民主的蓝天。权力成为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以党代政、个人极权、个人迷信、干部终身、上级委任等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特点。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场也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上级根据个人喜好决定下级的职务变动，下级通过各种表忠心的方式博得上级的好感，上级甚至默许下级有限度的腐败，并期望以这样的方式换取下级的忠诚，而这一切无疑造就了一个脱离群众和不受监督的特权阶层——权力寡头。这个特权阶层用手中的权力追逐金钱带来的个人利益，导致越来越多的投机分子加入到这一“队伍”当中，所以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造就了特权和寡头的狂欢，一方面苏联新近发现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成为他们的摇钱树，助长了统治集团懒惰和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向上级献礼，圈钱和投机等腐败行径与日俱增。与之相对的是被统治者的惨淡，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同时，社会道德严重堕落，酗酒和离婚两大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异常低下，也因如此，社会主义经济被称作是“短缺经济”，而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要多”⑪。

这种政体就是柏拉图的寡头政体，它脱胎于荣誉政体。这个政体中人民大众与权力寡头之间的敌对状态是这个政体的常态，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寡头和特权阶层的人数比重越来越小，贫穷的人民大众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就像柏拉图所说的：“他们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失去了公民资格，有的二者兼有，他们武装了，像有刺的雄蜂，同吞并了他们产业的以及其他的富而贵者住在一个城里，互相仇恨，互相嫉妒，他们急切地希望革命”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这种寡头政体一直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尽管在勃列日涅夫卸任后，先后历经了两位领导人，然而他们由于年事已高和疾病缠身的原因，分别在执政14个月和13个月后便撒手人寰，所以留给他们大刀破斧地改革，带领苏联走出困境的时间并不多，苏联基本上还是延续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寡头政体。当然社会的矛盾也愈来愈多和尖锐，与之相呼应，社会矛盾也引发了连带的经济危机、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等等。

3.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民主政体

因此，当苏联的政权交接到戈尔巴乔夫的手里时，这位年轻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跃跃欲试。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以往几次改革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打破长期以来苏联社会死气沉沉的局面，动员群众投身改革，必须改变过去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高层领导决策和工作、生活情况对群众保密的状况”⑬，大力增加社会和政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激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推进民主化的进程。想必此时的戈尔巴乔夫也很清楚，与其倦待改革，错过时机招致人民群众的揭竿而起，倒不如积极主动引导群众走向改革，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性。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迎合了寡头政体中人民群众的愿望，他反复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认为“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他觉得只有让人民广泛地参与政治，充分地调动社会舆论，对特权和寡头阶层实行巨大的压力才可以更好地推动改革的前行。于是在实践中，戈尔巴乔夫通过政治多元化、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等方式“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种近似于极端民主的方式，夸大了民主的作用，盲目推崇人民的自发性。

喜闻乐见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确找准了苏联的“症候”，而且其以大手笔见长的改革，也足以证明苏联共产党解决历史沉疴积弊的决心。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总体方案来看：第一，党政分开，发扬民主；第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第三，扩大选举民主，落实任期制；第四，建设法治国家，实行司法改革。⑭这些改革内容吊足了人民的胃口，苏联也似乎看到了新生的希望。这一时段的苏联就像是柏拉图理论中的民主政体，人民在这样的社会和国家中，他们首先是自由的，其次这种制度是宽容的。⑮戈尔巴乔夫扮演的角色无非就是柏拉图所说，在贫民与寡头党争中，贫民盟友的角色。贫民在这场争斗中得到了胜利，贫民的敌人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相比于以往的政体，民主政体之下，“有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这也是“政治制度中最美的一种人物性格，各色各样，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苏联推向民主政体时，这种多彩画面为苏联社会增添了许多亮色，曾经揭露斯大林罪行的书籍、文学作品等在这时得以重见天日，苏联历史中的“空白”也得以填补，并为世人所知晓。但是社会心理和群众情感也由于戈尔巴乔夫急行军式的改革感到些许不适应，甚至变得有些不安。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民主政体之下，苏联共产党主导的改革将自己一步一步地推向了“被告”的席位。戏剧性的是，此时的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这种角色的变化并未及时地加以制止，反倒像是置身事外，这样势必会造社会的混乱，而社会的混乱又会带来党内的混乱，党内的混乱无形中又削弱和腐蚀着党的肌体，昔日的“先锋队”，此时也变得涣散和懈怠。在来自党内和党外两股反动势力的夹击中，苏联共产党不免走向分裂。从社会层面来看，苏联的民主政体中人民群众似乎没有恒久之计，就像柏拉图说的“一天又一天地沉迷于快乐之中”，“第一天是剧烈的体育锻炼，第二天又是游手好闲，懒惰玩忽；然后一段时间里，又研究起哲学……经常心血来潮，想起什么就跳起来干什么说什么”。⑯这样的人和社会当然也不会有一以贯之和执着的追求，他们就像是大海中没有方向的船，东风来了向西，西风来了向东。因而，在某种意义讲，他们的脑袋是空空的，极其容易被俘获，尤其是被“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乘虚而入”。这样的政体或许是好的，它为人们所羡慕和赞美，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它“具有多面性复杂性”。苏联就是在这样的政体下解体了，苏联共产党也是在这样的政体中亡党了。

于是柏拉图说，一个民主的城邦由于渴望自由，有可能让一些坏分子当上了领导人，受到他们的欺骗，喝了太多的醇酒，烂醉如泥。这并不是什么设想，而恰恰就是民主社会的所作所为。渐渐发酵出来的无政府主义，似乎是自由到了极点。社会没有以往的差别和规矩，“狗也完全像谚语所说的‘变得像其女主人一样了’，同样，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一切东西都充满了自由精神。归根结底，民主制下的自由源自于民主力量的绝对强大，以及民主制内部之间主体的平等和势均力敌。但是，民主制在潜移默化中训练了民主的反对力量，也为人们由极端自由走向极端奴役奠定了心理基础。

这样的变化是讽刺性的，民主制之下，人民群众是相互平等的主体，任何人不能损害他人的权利，当然任何人的权利也不能被他人所侵害，人与人之间维持着自由、平等、宽容，也制约着彼此之间欲望的扩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刺猬一样，保持着距离并行不悖。然而，当人们的欲望不断增长到了无法满足的境地，必然会出现僭越的现象，人们之间倾轧、诬告抢夺等过火行为成为常态，这些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民主制下的人们连法律也不放在眼里，这些僭越现象又有何足挂齿？到最后，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位“带头人”，并培植他提高他的威望，柏拉图认为这也便是“僭主政治”产生的根。在理论上，僭主只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保护者、领路人，可是在实践中僭主却成为现实中真正的僭主，他借以人民的支持和民主的手段攫取政治权力，用暗杀和特务的方式消灭反对者，用恐吓和威胁的方式敲打存有疑心的人们，最终可能成为一个独裁者。

4.普京时代的僭主政体

苏联解体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就是在演绎着民主政体和民主政体退化的闹剧。这一段时间里，克里姆林宫上三色旗换下镰刀铁锤，人民群众在平民领袖叶利钦的带领下做了许多过去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但是叶利钦也将苏联社会和人民群众带入到僭主政体，这种政体的特点在其继任者普京那里表现的尤为明显。其实从普京早年的生平经历来看，也很好地诠释了政体由民主转变僭主的主要原因。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历了俄国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的统治，见证了这些政体的参半毁誉。在其从政期间尽管没有靠山和财团的支持，但是他很明确俄罗斯要走向哪里，许多场合中普京都引用俄国历史上彼得大帝的话“我为生在俄罗斯而自豪”，并且坦言“给我20年时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除此以外，就连普京也很清楚地知道，就其当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来说，如何把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民主政体烂摊子中解救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起初，普京的僭主表演还有些蹩脚，但是很快普京就迎来了一个证明自己的绝佳时机。车臣分子在俄罗斯境内宣布独立并成立国家，普京选择的“战略不是攻击，而是最强硬的攻击：对盘踞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力量，军方决定不采取简单的驱逐战术，而是要将他们全部歼灭”⑰，这印证了柏拉图所说的，通过战争，好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普京开始变得主动了，接下来的一系列措施让他在僭主政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围绕着民主政体对寡头政体的天然反感，以及对寡头政体复辟的担心等问题，普京似乎是扮演起民主政体的保护人。首先，整肃寡头。整个民主政体期间，是俄罗斯权力高度分散的时期，一方面新的权力来源如寡头利益集团以及地方的利益集团不断抬头，另一方面传统的权力结构在民主政体下不断分化和重组。⑱面对这些寡头势力，普京豪不手软纷纷对其予以整肃，对于其中的反对势力更是通过逮捕或驱逐等方式加以清除。这或许就是柏拉图说的“美妙的清除”吧。其次，普京开始了“集揽”权力的行径。他着力于建立的“垂直控制”，将政治权力收归中央政府，用以对付权力分散之下的政治腐败、地方权力膨胀、社会治安混乱等问题，实际上是将权力收归到他个人手里。⑲最后，禁锢独立电视和媒体。其中一个著名的事件，即对独立媒体老板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的搜查和逮捕颇有杀鸡儆猴之意。当然这种做法也明显带有政治抱负和恐吓意味。⑳这就不难解释没有任何靠山和财团支持的普京得以当选并且连任的原因。此时，再看普京，他的形象与柏拉图的描述“他打到了许多的反对者，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由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僭主独裁者”㉑相契合。

四、结语

纵观苏联解体的整段历史，整体的变革并非严格意义上沿袭柏拉图的国家衰败理论，且苏联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也带有浓厚的特殊性。当然柏拉图国家衰败理论的创立和形成也带有时代的色彩，其所面对的国家主要是古希腊时期的小城邦。我们在此分析的苏联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国家，也就是说与柏拉图的“国家”相去甚远。我们将柏拉图的理论运用到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主要是抽象和选取其理论的框架和模型，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意欲为苏联解体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图的国家衰败理论与苏联社会变迁乃至解体的历史的确是具有某种契合和相似之处。所以，柏拉图的“国家衰败理论”也不失为一种分析和研究苏联问题的新视角。

在上述分析和研究中，我们也有这样一些收获和认识：第一，从苏联社会的特点看，其历史的发展和变迁脉络中充斥着两种倾向，就是要么消解倦怠，玩弄无关痛痒的把戏，愚弄看似糊涂的群众，维持外强中干的统治。要么釜底抽薪，一竿子见底，进行着不可控风险的政治赌博。第二，柏拉图的国家衰变理论中的政体，似乎都可以在苏联找到对应的证明。经过上述的分析可知，苏联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与政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不同国家而言没有所谓的永恒不变的普世政体，用以维系万年不变的统治。不同国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政体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一点似乎同柏拉图的见解是相左的。第三，苏联的政体之所以能够实现柏拉图式的从荣誉政体到寡头政体的变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之间的某种互动，倘若没有这种互动，其中某一方的力量独大，都不能够引起政体的变动。因此，从启示意义来讲，欲促成国家政体的变革，需要创造这样的互动。

苏联解体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苏联的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的分析和研究也是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推进。在此，将柏拉图的理论与苏联历史的结合是一种理论尝试，以期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注释：

① 政体，翻译原文中为政制。亦有著作将其翻译为政体，在此使用政体以求语言习惯之便。

②③④⑤⑥⑦⑫⑮⑯㉑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8、271、321、324、336、360、332、334—336、341、346页。

⑧ 在此所使用的社会主义概念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51页。

⑩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7页。

⑪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⑬⑭ 陆南泉等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4、732—738页。

⑰⑱李鸿谷：《普京政治——俄罗斯：民主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0、146页。

⑲⑳［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强人治国——普京传》，胡利平、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