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林

嘉应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独特战略资源，并就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关系多次做出深刻阐述，为中国道路的文化解读提供了全新视域和方法论启示。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 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1]因此，必须摒弃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以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为研究背景，以中国现代化为理论视角，对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内在联系进行多维立体式解读，进而从整体上建构与传统分析相异的另一种诠释框架，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缘起、核心要义、思想特征和历史影响，凸显道路自信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重释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资源

研究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关系，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认识和界定社会主义的问题，即社会主义是西欧社会演变的特有产物，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对此，学界有两种看法：一是蒋锐和鲁法芹、高尚和王四达等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外来思想，中国不存在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更不可能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思想①蒋锐和鲁法芹在《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相遇》（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是源于欧美、传入中国的“舶来品”；高尚和王四达在《从“整体史”到“三段论”—— 一个解析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新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演进路径》（《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中，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虽产生西方，又必然走向东方。；二是李学俊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与人类历史发展形影相随，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其历史嬗变、思想自觉和文化实践的必然结果②李学俊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中提出，古老中国是社会主义故乡，近代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有天然联系，表现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最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符合“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传统；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基体论”，并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认为大同式的近代是中国独特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近代；又在《中国的冲击》（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的土壤在中国，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主义具有历史契合性。。习近平说：“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2]这为研究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思维前提。

实际上，社会主义（socialism）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其本质特征体现为反抗剥削和压迫、追求公正和平等。应当说，“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理想社会追求的规范术语，并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但作为一种批判社会现实、追求公正平等的思想学说，却存在于世界各国，且与本民族思想文化耦合相连。在20世纪30年代，王缁尘说：“社会主义之名词，虽产生在近三百年，但社会主义之思想，则自人类成立以来，即已有之。”[3]孙中山说：“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4]345习近平说：“中国社会主义不是教科书里的教条，不是刻板僵化的戒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命体”[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6]。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它们是怎样融合在一起并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体现出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这是必须在理论上搞清楚的基本问题。

长时间以来，学界常以《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论断为根据，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中国没有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看法是以西欧社会发展为分析背景，对社会主义思想之内涵和外延进行模式化界定，并以此作为检视社会主义的唯一法则，因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民族性和历史丰富性。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7]664习近平也说：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2]。因此，为了更好地诠释各民族国家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必须摒弃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外延、话语体系和思维范式进行批判性解读。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实质是反抗压迫、消灭剥削和实现社会平等，这是开展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初始命题。列宁依据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8]。早期基督教中的社会主义，虽没有完整的平等观念，但却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欧洲历史发展表明，在农民反抗统治者的利益诉求中，“平等”之呼声最高。恩格斯曾经说，农民起义首领闵采尔已向世界发出“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9]536，称赞他的社会理想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并认为它必将“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10]。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面对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异军突起，他又说：社会主义者“不仅应当消灭阶级特权，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别本身”[9]777。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欧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9]778。列宁又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11]64；“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11]11。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反映的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夙愿，并非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这就拓展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时空维度，为诠释我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理论前提。

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自原始社会消亡、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由于原始平等被破坏和人们各方面不平等的出现，劳动人民就产生了抗议社会不平等和消灭剥削的美好愿望。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12]377恩格斯在谈到古罗马奴隶追求理想社会时也说：“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7]328宗教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天国是理想社会的象征，在那里人人平等友爱、社会公正无私。《彼得启示录·附录》中说：“大家共有的大地将不再用墙和篱笆隔开，将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也没有暴君，也没有奴隶，也不再有大小尊卑之分。”[13]很显然，这是一个迥异于现实社会、人类追求的理想世界。由此可认为，轴心期文明时代中国人民极力构想和奋力追求的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理论表达。普列汉诺夫说：“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但那时，社会主义仅仅是个别人的信仰，充其量不过建立了几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宗派而已。只是在目前，在生产技术本身要求人们进一步集体化的资本主义典型时期，社会主义才成为群众性的运动。”[14]这一论述为人们认识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启发性思考，可以形成一个全新范式以解读我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过程。

社会主义思想的阶级倾向是什么？过去人们常以马恩经典著作中个别论断为依据，把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思想置于同一参照系中，使这一研究无法展开。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它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就必须先破解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间能否兼容的理论困惑。人们普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互相对立、水火不容的思想体系。为此，笔者借鉴自然科学之模糊论方法，尝试构建新的阐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模糊论思维范式以“隶属度”为分析工具，强调研究对象之类属边界和事物性态的不确定性，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把握“亦此亦彼”的中间环节，并据此对复杂事物进行分析。当年，恩格斯一方面称闵采尔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称他是德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者”[15]。列宁也是一方面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16]，另一方面又称他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时代的民主主义者”[12]245；“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并不排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本质”[17]。这表明社会主义是一个模糊性范畴，它体现了与民主主义之间有两极对立不充分性和自身同一相对性之辩证关系。由此观之，社会主义作为一般性的学术概念，其类属的阶级倾向是不明晰的，不论用什么标准对它进行界定，都会陷入片面性而无法自圆其说。习近平说：“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18]因此，阐释社会主义思想，只能依据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具体国情进行具体分析。

通过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内涵、历史源起和阶级倾向的分析，笔者认为，摒弃传统观点与分析模式，就可以对各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跨时空研究，进而拓展其思想个性和内涵丰富性，实现社会主义思想本土化。同时，也可以据此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历程及其与传统文化的耦合勾连，把握“大同”之道、“小康”之路、“和谐”社会、“民生”建设和“中国梦”之递变关系。

2 大同小康论与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说：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19]。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分析人类文明起源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命题—— “轴心时代”，并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20]。这一时代产生了人类社会至今仍借以进行思维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依赖的历史命题。习近平对此评价道：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21]。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对大同和小康社会的描述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保持了恒久的生命力。其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贱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概而言之，传统大同理想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把《易经》中的“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实现目标的恒久动力；把《左传》中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和“民生厚而德正”转化为民生关怀；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这一理想把终极目标、精神动力、民生关怀与和谐追求融为一体，成为历代中国人民追寻理想社会的思想原点，亦被视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中国梦”。

大同社会是中国人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本身太过完美而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所以人们在仰望星空、保持理想之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奋力求索小康社会。其中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大同是可望不可及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健实而可行的奋斗目标。小康是作为与大同相对而提出的现实追求，被赋予了讲礼仪、重秩序，创法律、促和谐，追求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中国人民仰望理想、胸怀大同，也更注重稳健务实、建设小康。至此，先秦理想社会追求中的大同小康论成为后人回溯历史、判断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思想参照，在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中被一次次重燃火焰，成为中国人民求道大同、建设小康、力促和谐、保障民生和民族复兴的思想源泉，也成为中国道路发展的逻辑起点。大同小康论是在对遥远历史的想象中勾画未来和表达美好追求，它汇集了先秦儒、墨、道各家理想，同时又融入了和谐、民生等历史命题，后经历代志士仁人不断阐发和完善，终于和近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相共鸣，成为当时先进中国人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原点。吴玉章曾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穷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美好远景。”[2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是以传统大同理想为文化心理基础来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李达、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都借传统文化即大同理想来阐发社会主义，后来尽管认识到了大同的空想性和局限性，但也没有否认其在构建新社会和完成思想转变中的价值。

大同小康论是轴心期的中国人民奋力追求之理想，它古老而常新。今天，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但贯穿其中的理想主义追求却与时俱新，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愿景。习近平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19]古语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23]所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全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和理想社会追寻轨迹。

3 西学东渐与中国理想社会追求的现代转化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为力挽狂澜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先进中国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积极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西学东渐”开阔人们的眼界，启迪了人们的思维。然而，梁启超指出：“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但“本末不具，派别不明，唯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24]。严复译介的《天演论》解放人们的思想，为变革求新的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探索未来的思想利器。这一时期，不但西方启蒙思想家及其著作被中国人阅读、理解和接受，而且社会主义思想也对中国学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人们初识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

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中国社会步入历史发展的快速航道和变革求新时期。西方社会展现的并不是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理性王国，而是以悖论的方式呈现出理性启蒙的缺位：一方面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另一方面则是资本独断、两级分化、道德沦丧。对此，康有为说：欧美国家“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有精密”[25]189，但“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25]188。他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必不均而人格必不平”[25]193；另一方面又借进化论历史观反思传统文化，重新阐释传统大同理想，把理想追求从歌颂古代转向追求未来，提出了一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经济富足、民生幸福，社会和谐、文明发达的大同世界。他曾经谈到阅读《礼运》后的感受：“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力，在是矣。是书也，孔子之微言真传，万国无上之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26]236康有为构想的大同世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求索精神，是新时代人类理想之大同梦。

康有为志在大同、事在小康，提出以“富国为先”、“养民为本”建设小康，并使之与发展现代工业、改良政治体制、发展社会民主、兴办新式学校、培育专门人才相联系，赋予了传统小康以现代化追求之内涵。对此，梁启超评价说：乃师之主张为“不可以大同之法为是，小康之法为非也。犹佛言大乘不废小乘也”[27]495；“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27]487。可以看出，近代的大同小康论是理想与现实、结果与过程、目标与途径的辩证统一。在谈及二者是否冲突时，梁启超又说：“此理想与现在之实际，不惜相冲突乎？且将由何道以达之乎？先生（康有为——引者注）以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7]495梁氏的评述揭示了大同理想在与社会主义贯通中所包含的历史命题：理想与现实之间必须保持必要张力并使之实现动态和谐。这可视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理论诠释和精确表达。德国学者鲍吾刚在评论康有为的思想时，说他是“满清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想如聚光镜一般，聚焦人类思想于中国发展，“经过全新科学思想折射后，其思想传播影响至今仍然不减”[28]。

孙中山在认同大同理想和小康选择时，认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经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重心，并对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提出：“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4]356很显然，孙中山把追求人类平等视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原则，又把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相等同，并且说：民生主义是“做全国大生利的事，要中国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29]447。同时，他又认为只要实行民生主义，就可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实现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社会理想。他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主义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边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4]345为此，他提出政府应该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同时帮助民困者，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力以求其实现”[30]。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说：孙中山被后人深切缅怀，“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民族主义之父，而且因为他是中国社会主义之父”[31]。

总之，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尤其是在进化论历史观的影响下，近代中国人民对大同、小康、和谐、民生的追求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也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特色，使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实现了从歌颂过去到展望未来、由破旧立新到返本开新。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小康选择、民生建设与和谐诉求是对轴心时代大同小康论的再阐释，体现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时代特点，也催生了中国人不断寻求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实践道路。面对近代中国的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中国人民在传统文化的历史嬗变中认同了社会主义，同时又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程中赋予了传统文化以全新的生命活力。

4 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之再审视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道路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表现为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寻轨迹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嬗变是由表及里、表里如一，由内显外、内外兼修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说：“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32]这一论断为诠释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野和思维方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更是一个国家的思想谱系。以色列社会学家S N·艾森斯塔特说：国家现代化发展必然受益于传统文化，“现代社会功能的不断履行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力量在现代化中的可利用性，以及被合并到现代背景中去的可能性。”[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文化的转化及其两者契合的程度。因此，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关系，必须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第一，坚持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的辩证统一。历史命题往往因为与现实联系紧密而取得自身价值。中国道路内在包含大同之道、小康追求、和谐思维、民生诉求和民族复兴中国梦，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理想追求及其现代转化本质上是同一历史过程，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二维辩证关系。习近平说：“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32]大同小康论是对社会发展“志在大同”的目标追求和“事在小康”的现实期盼；和谐遵循“和而不同”的思维范式，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境界，强调“事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多元共生精神；民生代表着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批判和超越，体现了以民为本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中国梦代表着一种目标追求和超越的批判精神，体现了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和自强不息的求索精神，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确立一个理想主义维度。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34]传统文化蕴含的历史命题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时代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揭示了人类发展的核心命题，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思想原点，构筑了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传统理想追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可能被曲解或边缘化，但在社会深刻变革中又成为人们不忘初心、继续奋斗的指路明灯，从而一次次重燃历史的火焰，使其保持生命活力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第二，坚持不忘本来与面向未来的辩证统一。不忘本来，才能面向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开拓创新。孙中山说：“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29]215习近平也说：“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35]中国传统社会理想追求中的大同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的终极追求，小康表达了人们对现实的理性选择，民生代表了人们对普遍幸福的诉求，和谐反映了人们对利益的多元包容，它们以大同为中心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历史整体。如果说近代以来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描绘、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说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阐释，主要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悖论性后果而进行的自我发展之设想，那么，社会转型和深刻变革提出的大同之道、全面小康、民生诉求、和谐社会和民族复兴中国梦，则主要基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新问题，并要求在历史与未来、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中破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难题。习近平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32]树立“亦此亦彼”的思维范式，从两级对立的不充分性与自身同一的相对性上去把握传统文化创造转化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近现代中国人对大同、小康、和谐、民生和中国梦的阐释，那么就会明白它们的实质都是为了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相互联系中探寻中国道路的历史源流、引领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

第三，坚持指导思想与内在依据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坚持中国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无论何时何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会失去灵魂、丧失根本。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经过转换性创造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历来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19]。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生存土壤，坚持中国道路，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又依赖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化。传统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思维范式、价值目标、理想追求和精神家园，是社会转型的变革力量，更是中国道路的致思理路和内在依据。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和开放化的世界背景下，只有实现指导思想与内在依据的辩证统一，我国才能走出富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2]中国现代化建设没有先例可循，只有在发展中寻求指导思想和民族特色的内在统一，才能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第四，坚持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辩证统一。道路决定命运，方向决定前途。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习近平说：文化自信是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36]。这一论述说明道路自信是外显的，文化自信是内蕴的，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这为阐释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有益启示。坚持中国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必须重视传统文化资源，并把对它的阐释与现实发展联系起来。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37]。从人类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必须义无反顾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人类思想积淀上看，又必须溯源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因此，寻找二者的结合点，始终保持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世界历史不是单一线性、按图索骥地发展，而是多维展开、精彩纷呈地前进的。德国社会学家维纳尔·桑巴特认为，德意志社会主义是“一个单独并专门适用于德意志国的社会主义，……这社会主义好比是一袭按照德意志国身材裁制的衣服”[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这体现了思想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辩证统一，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如期实现，更为大同世界—— 共产主义的到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路径选择。

5 结 语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中，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但中国的现代化又是在世界走向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人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发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重新激活对理想的探索精神，进而以西方兴起的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将其“本土化”有一个过程。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为人们接受，是因为两者学理上具有内在契合性，同时又是根据中国现代化理性诉求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进行调适，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发挥之历程。可以说，没有西方的现代性冲击和中国的现代化追求，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中国生根；同样，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中对理想社会的追寻和社会变革思想，也不可能开创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道路。因此，习近平说：“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传统社会理想的历史嬗变、超越现代性悖论的中国现代化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潜质，把握其嬗变的理论逻辑，才能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应然选择和实践逻辑，进而为其开拓全新的时空阈限，实现其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